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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迈斯特在《信仰与传统:迈斯特文集》中着重处理了法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动力问题，法国革命中不断面临的战争因素，以及他所关注的上帝意图如何体现在整个革命中的问题。《论法国》是约瑟夫·德·迈斯特伯爵的代表作，写于督政府时期的1796年，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僧侣和贵族等级受到冲击，迈斯特尔于1792年开始终身流亡国外。

目录

论法国
第一章 论革命
第二章 对法国革命中上帝意图的推测
第三章 人类遭受的残暴祸害
第四章 法兰西共和国能够维持长久吗？
第五章 论法国革命的反宗教性质——兼论基督教
第六章 论神对政体的影响
第七章 法国政府无能的标志
第八章 论昔日法国的宪政
第九章 如果发生反革命，怎样进行为好?
第十章 论反革命的所谓危险

论宪政生成原理
主权之研究
卷一 论主权的起源
卷二 主权的性质

论教皇
卷一 教皇和天主教会的关系
卷二 论教皇和世俗主权的关系
卷三 教皇同文明和人民福祉的关系

圣彼得堡对话录——论神在人间的统治
对话一
对话二
对话三
对话四
对话五
对话六
对话七
对话八
对话九
对话十
对话十一
论牺牲
译名对照表
迈斯特年谱
研究文献一览
迈斯特法文版著作要目
迈斯特著作英译本要目
迈斯特研究文献选录

精彩书摘

　　我不怀疑，很多人要求为他们指出上述美好希望的根据何在。但是，我们能够相信政治世界仅仅是凭借机缘运行，而不是由展现于自然界之中的同一种智慧加以安排、引导和推动的吗？颠覆国家的罪恶之手，必然造成痛苦的伤害，因为不受约束的势力，在破坏造物主的计划时，不可能不在更大的活动范围内引起与它的罪行相当的不幸。这条法则与其说归因于上帝的公正，还不如说归因于他的仁慈。
　　但是，当人们致力于重建秩序时，他就与秩序的缔造者结合在一起了。所以他将得到自然的帮助，也就是说，他将得到次级势力即上帝代理人的倾力协助。他的行动带有了神性，既优雅又高贵，他无须强制，他所向披靡。他部署的计划使事物恢复了健康。他的行动消除了焦虑、痛苦的骚乱，这种纪纲废弛的结果和标记，也终止了。就像外科医生娴熟的双手使疼痛停止，这说明脱臼的关节已经复位。
　　法兰西同胞们，正是在恶魔们的狂歌中，在无神论者亵渎神明的辱骂声中，在被割喉杀害的无辜者的哀号声中，在王座和神坛的瓦砾上燃烧的烈焰中，在最杰出的国王和无数牺牲者的血泊中，在对风俗和既有信仰的蔑视中，在各种无法无天的罪行中，那些蛊惑你们的专制暴君们，建立了他们所谓的“你们的自由”。
　　你们当以至善至大的上帝的名义，在其创造力的影响下，回到你们昔日的政体，国王将给予你们明智期待的唯一东西——君主治下的自由。
　　有一种力量为了向你们警示它的存在，使你们的努力统统归于无效，你们却顽固地同它对抗，这是何其可悲的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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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抗战，中国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还发展壮大，这实在是个奇迹。据史家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08所，教员7560人，职员4290人，学生41992人；1945年，抗战胜利时，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41所，教员11183人，职员7257人，学生83498人[4]。具体到某著名大学，情况尤其明显。比如，浙江大学1936年有教授、副教授70人，在校生512人；到1946年复员返杭时，教授、副教授达到201人，在校生2171人[5]。中央大学1937年度有在校生1072人，教授、副教授133人，全校教师290人；到抗战结束前的1944年度，在校生3837人，全校教师590名，其中教授、副教授290名[6]。唯独声名最为显赫的西南联大，因系三校合一，发展规模受到很大限制。同样以1944年度为例，西南联大各类学生加起来，不过2058名，至于教职员382名，其中教授、副教授179名，数量上远不及中央大学[7]。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西南联大，其办学规模约略等于中央大学的三分之二。考虑到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均为国立大学，其经费来源一样，单看这两组数字，便能明白国民政府的态度[8]。对于大学来说，规模不等于水平，更不等于贡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被战火摧毁，反而越战越强，这点很让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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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川西）区（学生约6500人）：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中央技艺专校、西康技艺专校（以上国立）、金陵大学、金陵女院、朝阳学院、光华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大学（以上私立）；重庆（川东）区（学生约7000人）：中央大学、女子师范学院、药学专校（以上国立）、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以上省立）、复旦大学（筹改国立）、私立中华大学等；昆明（云南）区（学生约4500人）：西南联大、同济大学、云南大学、中正医学院、艺术专校、国术体育专校等（均国立）；贵阳（贵州）区（学生约4000人）：浙江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贵阳医学院（以上国立）、湘雅医学院、大夏大学（以上私立）等；西北区（学生约5000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技艺专校（以上国立）、山西大学（省立）等；两广区（学生约4000人）：中山大学、广西大学（以上国立）、江苏教育学院、广东文理学院（以上省立）、华中大学、国民大学、广州大学、勷勤学院（以上私立）等；湘西区（学生约1100人）：湖南大学、师范学院、商业专校（以上国立）、民国学院（私立）；上海区（学生约7400人，注：伪校不在内）：交通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医学院、上海商学院（以上国立）、沪江大学、光华大学（分校）、震旦大学、东吴大学、大同大学、上海法政、上海美专、南通学院等，以及抗战后新成立之太炎文学院、达仁学院、新中国大学等十余校（均私立）；北平区（学生约2500人，注：伪校不在内）：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协和医学院、铁路专校（以上私立）、中法大学（中法合办）。其他地区（学生约3000人）：如分散在福建之国立厦门大学、私立协和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浙江之国立英士大学、省立医专；江西之国立中正大学、苏皖政治学院；河南之省立河南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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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 五四运动后，顾颉刚等开始以西方现代科学方法来更新自己的治学方法，用“历史演进方法”研究古代历史，使历史上已被遏抑的几次评击伪书的运动复苏起来，掀起一个新的辨伪浪潮。他们发表了不少古史辨伪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由顾颉刚等人汇印成《古史辨》。全书共七册（九本），第一至三册和第五册由顾颉刚编辑，第四、六册由罗根泽编辑，第七册由吕思勉、童书业合编。共收入二、三十年代史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史、考辨古代史料的文章三百五十篇，计三百二十五万字。其内容包括对《周易》、《诗经》等经书的考辨，对儒、墨、道、法诸家的研究，对夏以前有关古史传说、“阴阳五行说”的起源、古代政治及古帝王系统的关系的考辨和研究，等等。《古史辨》第一册由1923年古史讨论及其后辩论古史的文章，胡适、钱玄同、顾颉刚讨论辨伪书的来往信函汇编而成。1926年北平朴社印行出版，其中顾颉刚著《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等文，集中阐述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推翻了由“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等观念构成的旧的古史系统。在社会上和学术界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居七册之首, 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顾颉刚特别具有历史意识，在《古史辨》第一册写了一篇长达六万字的《自序》，强调他倡导、组织古史辨运动的心路历程，于是他等于开创了古史辨派；第三册以後，古史辨演化成古书辨，器局日渐促小而琐碎。後来顾颉刚在编《古史辨》时他也承认“我的野心真太高了”，“我真成了夸大狂了”。鲁迅曾谓“其实，他（指顾颉刚）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 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了全书七册。《古史辨》第一册由1923年古史讨论及其后辩论古史的文章，胡适、钱玄同、顾颉刚讨论辨伪书的来往信函汇编而成。1926年北平朴社印行出版，其中顾颉刚著《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等文，集中阐述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推翻了由“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等观念构成的旧的古史系统。在社会上和学术界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居七册之首, 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顾颉刚特别具有历史意识，在《古史辨》第一册写了一篇长达六万字的《自序》，强调他倡导、组织古史辨运动的心路历程，于是他等于开创了古史辨派；第三册以後，古史辨演化成古书辨，器局日渐促小而琐碎。後来顾颉刚在编《古史辨》时他也承认“我的野心真太高了”，“我真成了夸大狂了”。鲁迅曾谓“其实，他（指顾颉刚）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 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了全书七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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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 五四运动后，顾颉刚等开始以西方现代科学方法来更新自己的治学方法，用“历史演进方法”研究古代历史，使历史上已被遏抑的几次评击伪书的运动复苏起来，掀起一个新的辨伪浪潮。他们发表了不少古史辨伪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由顾颉刚等人汇印成《古史辨》。全书共七册（九本），第一至三册和第五册由顾颉刚编辑，第四、六册由罗根泽编辑，第七册由吕思勉、童书业合编。共收入二、三十年代史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史、考辨古代史料的文章三百五十篇，计三百二十五万字。其内容包括对《周易》、《诗经》等经书的考辨，对儒、墨、道、法诸家的研究，对夏以前有关古史传说、“阴阳五行说”的起源、古代政治及古帝王系统的关系的考辨和研究，等等。《古史辨》第一册由1923年古史讨论及其后辩论古史的文章，胡适、钱玄同、顾颉刚讨论辨伪书的来往信函汇编而成。1926年北平朴社印行出版，其中顾颉刚著《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等文，集中阐述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推翻了由“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等观念构成的旧的古史系统。在社会上和学术界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居七册之首, 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顾颉刚特别具有历史意识，在《古史辨》第一册写了一篇长达六万字的《自序》，强调他倡导、组织古史辨运动的心路历程，于是他等于开创了古史辨派；第三册以後，古史辨演化成古书辨，器局日渐促小而琐碎。後来顾颉刚在编《古史辨》时他也承认“我的野心真太高了”，“我真成了夸大狂了”。鲁迅曾谓“其实，他（指顾颉刚）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 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了全书七册。《古史辨》第一册由1923年古史讨论及其后辩论古史的文章，胡适、钱玄同、顾颉刚讨论辨伪书的来往信函汇编而成。1926年北平朴社印行出版，其中顾颉刚著《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等文，集中阐述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推翻了由“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等观念构成的旧的古史系统。在社会上和学术界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居七册之首, 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顾颉刚特别具有历史意识，在《古史辨》第一册写了一篇长达六万字的《自序》，强调他倡导、组织古史辨运动的心路历程，于是他等于开创了古史辨派；第三册以後，古史辨演化成古书辨，器局日渐促小而琐碎。後来顾颉刚在编《古史辨》时他也承认“我的野心真太高了”，“我真成了夸大狂了”。鲁迅曾谓“其实，他（指顾颉刚）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 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了全书七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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