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羽田 正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專長伊斯蘭史、全球史。二○○五年著作《伊斯蘭世界的創造》（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獲得第十八回「亞洲．太平洋獎特別獎」，以及伊朗政府獎勵伊斯蘭研究的「法拉比國際獎」。著有《勛爵夏丹（Jean Chardin）的生涯──十七世紀的歐洲與伊斯蘭世界》（中央公論，1999）、《探險商人夏丹》（講談社，2010）、《邁向新世界史──為了地球公民的構想》（岩波新書，2011）、《清真寺訴說的伊斯蘭史──建築與政治權力》（筑摩增補版，2016）等。

審訂

陳國棟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美國耶魯大學博士。曾經在英國倫敦大學、劍橋大學與荷蘭萊登大學從事研究與教學，目前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要研究領域為東亞經濟史與海洋史。著有《台灣的山海經驗》、《東亞海域一千年》等。

譯者簡介：

林詠純

九州大學藝術工學府碩士，曾任職於民間研究機構，現為專職日文口筆譯、內容力有限公司特約譯者。譯作橫跨歷史、哲學、設計各領域，包括：《圖說日本史．古代篇》（楓葉社文化）、《日本戰國九大名將的城郭與戰役》（楓樹林）、《閱讀奇幻文學》（心靈工坊）等。

以亞洲海域為舞台而活躍的東印度公司，

創造出17至18世紀世界整體的歷史。

用「海洋跨國貿易」新視角，

在「政治之海」和「經濟之海」的對照中思考近代的形成。

一般歷史書主要講述的是王朝、帝國、文明等的興亡，本書可謂是相當特別的存在，把整個「世界」視為研究主體，企圖透過幾家東印度公司的興亡，描述整體世界在十七、十八世紀之間的變化。

呈現出台灣、新馬、港澳、印度所在的亞洲海域，並不是不是陸地帝國的邊陲，而是十七至十八世紀世界貿易的中心。

書中充滿大量趣味盎然、也引發思考的海洋史視角，讀者隨著荷蘭、英國、法國等多家東印度公司的船隻，從西北歐出發，來到西亞的經濟之海，再繞過麻六甲海峽駛入東亞的政治之海，一路充滿新奇故事，用「海洋亞洲」新視角看到全新的二百年跨歐亞整體史。

■極為大膽的史學嘗試！挑戰構築新的世界史像。

不用王朝、帝國和文明，透過「公司」二百年興亡，再現跨歐亞二百年「整體世界」。

就中文出版品而言，過去的相關研究多以歐洲各國的東印度公司為單位進行，或是考察亞洲各國對於東印度公司的因應之策。而台灣則更多聚焦在荷蘭和福爾摩沙的史料鉤沉和史觀建構。然而本書的特色是把這些研究、史料統合起來，立基於一貫的視角進行考察，從而描繪出這二百年流動的世界歷史。羽田正強調，歷史研究需要以整體性的概念理解現代世界的建構。無論是日文，還是中文，亞洲的出版品中幾乎沒有同類型的書籍，這是本書最獨特的地方。

本書試圖描述十七到十八世紀的世界史，而在其中擔任世界舞台引導者的正是「東印度公司」。這間公司在世界海上交通與商品流通一體化的背景下創立。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於一六○一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則成立於一六○二年。其他包括法國、丹麥、瑞典、奥地利等西北歐各國，也在不久之後成立了相同性質的公司。

這些公司都成立於十七世紀，在世界展開一體化的同時登場，並加速這股潮流，最後隨著在世界一體化的完成（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失去存在的意義，因而消失在世界的舞台上。

■跳出國族，台灣、新馬、港澳、印度——

亞洲海域不是陸地帝國邊陲，而是17至18世紀的世界中心。

「亞洲海域」以地理位置來說，指的是包含印度洋、南中國海、東中國海在內的海域及其沿岸。印度洋以印度次大陸為界，又可以分為西側的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與東側的孟加拉灣。作者認為，亞洲在東印度公司的時代，可以說首度成為一個整體。然而，這僅僅是當時的「歐洲」人與生於後世的我們的看法。對於當時的「亞洲」人而言，並不曾想過大家都是亞洲人，與歐洲人屬於不同的群體。

本書使用「亞洲海域」的地理概念，從而用貿易把西北歐、伊朗、印度、東南亞、中國、台灣、日本這些在空間和時間上大跨距的歷史及不同王權整合在一起。

亞洲海域在本書中所描述的時代，處於世界商品流通的中心地位。亞洲海域就像一座寶山，充滿了香料、綿織品、絹織品、陶磁器等西歐人想要取得的商品。為了取得這些商品，只依靠歐洲生產的商品和貴金屬是不夠的，因此西班牙人運來新大陸的白銀，葡萄牙人則必須調度日本白銀，他們不是來亞洲海域販售歐洲生產的商品，而是被亞洲的商品吸引過來。

正如同現在世界的金融活動以紐約的股匯市為中心一樣，在當時亞洲海域的交易行為，對世界整體的商品流通帶來極大的影響。更極端地說，亞洲海域才是當時世界的中心。

■當跨國股份公司遇到東亞「政治之海」

印度洋海域和東南亞一帶可以說是「經濟之海」。歐洲的東印度公司把勢力拓展到東南亞到西亞、把自己的理論和商業習慣加諸當地時，沒有遭受到過多的抵抗，其貿易事業之所以能夠成功地開展，與此地王權開放而且同意「自由貿易」的態度有極大的關係。

然而，東亞史的脈絡卻理所當然地認為，陸上政權（國家）應該規範、管理海上貿易。無論是明政權、清政權，還是日本德川政權都是如此。這顯示出統治印度洋海域與東亞海域的政權在性格上有著明顯的差異。所以，各國東印度公司從印度洋這片「經濟之海」往東挺進時，則遇到陸上政權企圖管理、支配的「政治之海」。

也就是說，至少直到十八世紀末為止，歐洲東印度公司都不是東亞海域的主導者。中國、日本政權、華商以及船員，才是推動這片海域歷史的主角。

對中國來說，東印度公司是帶來鴉片、挑起戰爭的無良公司；在日本，東印度公司則是以引進歐洲進步文化、順從親切的貿易商人形象，得到正面的評價。但無論差異多麼巨大，東印度公司的本質就是，發行股份、聚集大量資本、由王權乃至政府認可貿易獨佔的商業資本家。

■一次擺脫兩種陳舊史觀（「西歐中心史觀」和「中國中心史觀」）！

用「海洋亞洲」新視角看到全新的自我。

我們要改變一種根深柢固的歷史認知，那就是一開始，歐洲文化並不先進。至少直到十八世紀末為止，世界都沒有任何一個地區的文化，對其他地區的文化佔有壓倒性優勢。十六、十七世紀的西北歐地區也經常對亞洲懷有憧憬，並汲取其文化。

本書反覆強調，被視為進步的「近代歐洲」，絕非地理上的歐洲與其居民獨力創造出來的產物。東印度公司運來的亞洲物產與美洲的白銀，為歐洲帶來富足。歐洲以亞洲出色的產品為目標展開技術革新，從而出現了影響人類進程的工業革命。西北歐的人，從亞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的人類與社會，獲取難以估量的新知，並且活用這些知識，重新檢視自己的政治機構與社會制度，對其展開革新。他們找出了超越基督宗教範疇的全新世界觀與自我認知，為科學技術及學術帶來飛躍性的發展。

由此可知，如果沒有歐洲以外的地區，近代歐洲就絕無可能誕生。近代歐洲是人們在世界一體化的過程中所孕育出來的，是全世界的產物。不用說，東印度公司對於這個近代歐洲的誕生起了極大的作用。

當「東印度公司的時代」邁向終點時，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世界引進了「近代」的概念，並隨著「近代」理論，而展開翻天覆地的變化。

■充滿大量趣味盎然、也引發思考的海洋史逸聞

本書所呈現的海洋貿易世界，與從陸地政權出發而看到的圖像大不相同，充滿了許多戲劇性的小插曲和逸聞。

◎女人去印度會停經嗎？

十七世紀中葉之後的法國知識分子，對於東方的物產、食物、科技等知識幾乎一無所知，以至於問出了「我聽說歐洲女性去到東印度之後，過了一、二年就會停經，這是真的嗎？」或是「我聽說如果把歐洲的狗帶到東印度，過了二、三年就不會吠叫了，這是真的嗎？」之類的問題。

◎歐洲船員不會捕魚

日本商人和船員好奇地發現，歐洲人在長達幾個月的遠航途中，即便遇到缺乏食物，食物腐爛，也不會去海中捕魚，烹飪出新鮮美食。

◎多國籍員工的企業

荷蘭東印度公司不只雇用出身於荷蘭共和國者，外國人的雇用率也非常高。十七世紀中葉左右，約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士兵和百分之三十五的船員是外國人。到了一七七○年，士兵和船員的外國人比例，更是分別高達百分之八十及百分之五十以上。

◎私生子問題

英國東印度公司曾經把一百多萬人從歐洲運往亞洲，把三、四十萬人從亞洲帶到歐洲。而因為自由貿易和人員流動，在亞洲各地商館裡也出現很多異國婚姻及混血兒私生子。德川政府規定，日本女子和滯留在長崎的荷蘭人、華人所生的子女，不可以被帶到國外出航而只能留在日本，即在日本生下的混血兒是日本人。然而這些混血兒的社會地位是不同的。荷蘭人的地位低於華人，所以荷蘭混血小孩容易遭到嚴重歧視。

◎耶魯大學和東印度公司

耶魯大學的前身名為「大學學院」，為了紀念在十八世紀初，捐助大筆金額的伊利胡．耶魯（Elihu Yale）才改名為「耶魯學院」。耶魯究竟是一位什麼樣的人物呢？原來是十七世紀後半，任職於英國東印度公司重要據點馬德拉斯的總督。耶魯在擔任總督之前，就已經與葡萄牙的猶太教徒合作染指鑽石貿易，而這位夥伴死後，其遺孀成為耶魯的情婦，兩人之間甚至產下一子。

◎亞當．斯密對東印度公司的批評

古典派經濟學始祖亞當．斯密在他的知名著作《國富論》中，對東印度公司的被國家認可的壟斷特權，加以批判，主張自由放任主義的市場經濟。這種觀點成為主流。《國富論》出版後不到十年，東印度公司的組織與經營方法就遭到根本性的修改。

＝＝＝＝＝＝＝＝＝＝＝＝＝＝＝＝＝＝＝＝

■ 為台灣量身訂製的海洋視角世界史框架！

台灣，是否要跳出「荷治台灣」的想像，把自身放在更寬廣的世界史參照系？

本書審定者陳國棟（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海洋史研究專家）認為：

台灣很多人都可以把荷蘭東印度公司、熱蘭遮城、淡水紅毛城……等等與東印度公司連結的對象朗朗上口，甚至於對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總部雅加達或者歐洲母公司所在地的阿姆斯特丹也不算陌生，可是對這些公司在亞洲境內其他地方的活動概況、對當地以及整個亞洲或世界的歷史動向產生怎樣的衝擊，或者怎樣的影響，大體上除了少數幾位研究者之外，普遍欠缺瞭解。

也就是說，台灣不能侷限在「荷蘭時代的台灣」，而是「十六世紀的台灣、荷蘭與世界」。台灣的視野可以超越福爾摩沙，思考在更大跨距的亞洲海域歷史流動中的角色。

本書另外一個啟示是：

歷史的主體是誰？歷史的內在動能又在哪裡？從來不應該被既定史觀所綁架。本書把不被視為是歷史主體的東印度公司，當作歷史主體，這既是巨大的史學挑戰，也是重要的共同體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