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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与解释”又发新枝,推出新的子系列——“世界史与古典传统”;新枝上的新叶,就是这本《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由“经典与解释”总主编刘小枫教授亲编。
此书一如既往发源于刘小枫教授强烈的问题意识,即对中国问题的迫切关怀:当中国逐渐步入世界历史大舞台的中心之际,该如何从中国文明的立场和角度来理解世界历史?
让编者领你进入他的问题意识,带你认识现代世界形成的历史,以及西方人理解历史的历史,进而转过身来认识我们自身。
内容简介
盛世之下的中国急需知晓世界事务,世界事务的要害不在于繁琐的国际事务,而在于理解世界本身。这不仅包括认识现代世界形成的历史,也包括认识西方理解世界历史的历史。现代世界并非一朝而成,西方对世界历史的理解也经历了较长岁月的演变,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的核心观念是:“普遍历史”“世界史”“历史主义”。这些概念及其之间的关联,远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尽。我们的史学理论界已经翻译积累了一些基本文献和研究文献,但还远远不够。本书针对我国学界认识上的一些薄弱环节,选译一些具有代表性但尚无中译的重要原典作家(博丹、波舒哀、杜尔哥、赫尔德、席勒、兰克),同时注重相关研究文献。这些不同时代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展现出现代世界生成的内在机理,从而将有助于回答我们所面临的如下迫切的理论问题:当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之际,我们应如何从中国文明自身的立场和角度理解世界历史?
目录
编者说明(刘小枫) / 1
原典选译
博 丹 学习历史的次第 / 2
波舒哀 论圣史和俗史 / 17
杜尔哥 普遍历史两论提纲 / 37
杜尔哥 政治地理学 / 99
赫尔德 各民族趣味兴衰的原由 / 119
席 勒 何为普遍历史?为何学习普遍历史? / 158
兰 克 论普遍历史 / 179
研究文献
克瑞格 历史主义:通史的早期史 / 198
雷努姆 波舒哀的《论普遍历史》 / 237
安布勒 施特劳斯讲维科 / 270
柯瑟尔 兰克的普遍历史观念 / 296
莫米利亚诺 重审历史主义 / 317
瑞维斯论 今天的世俗史学者 / 327
科瑟勒克“历史/史学”概念的历史流变 / 335
前言/序言
出版说明
直至鸦片战争前,中国都是GDP世界第一,至1840年代,中国武力遭遇产自欧洲的现代国际体系,从此中国不再是全球经济的老大哥和亚洲人向往的文化中心,而沦为西方列强主宰下的“世界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1949年之后,中国一直处于两极世界秩序的“中间地带”,成为附着于两极斗争的“世界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1980年代以来,中国开创的经济奇迹必然内在地包含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秩序的融入,这意味着中国又转身成为“走向世界”的“世界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
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发展具有决定作用,经济发展的问题解决了,政治和文化问题也会随之得到解决。可是,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政治地位和文明地位果真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而飙升了吗?要知道,日本经济在战后崛起,其世界政治地位却并未随之提升。美国人一面在经济上与中国加大合作,另一方面却在政治上对中国大加挞伐,这些都从某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身位问题。中国有自己的世界秩序设想,“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难道不够高明?但毕竟,如今的世界秩序产自欧洲并由欧美接力领导,经济崛起反倒显得中国的国家肉身(地理—经济)逐渐获得世界性,而中国的民族精神(政治—文化)却试图在区别于西方的“中国特色”中安身。
盛世之下的国朝更应知晓世界事务,世界事务的要害不在于繁琐的国际事务,而在于理解世界本身。世界的生成与展开并非一蹴而就,唯有在世界史和有关世界史的书写中寻觅踪迹;世界史绝非诸种国别史的代数相加,而更多是各国历史的几何交错。晚清以降,华夏大地认知世界的热望高涨,遂有传教士的若干编译着作:米怜编《全地万国纪略》、麦都思编《东西史记和合》、裨治文编《亚美理哥合省志略》、郭实腊编《古今万国纲鉴》,等等;此外还有国人编译的《四洲志》、《海国图志》、《海国四说》和《瀛寰志略》等;梁思成等人翻译的韦尔斯《世界史纲》颇为流行,但旋即遭雷海宗撰文批评其欧洲中心论。随后的历史际遇使汉语学界没能拾级而上,追溯欧洲人在“世界”生成时刻的世界史书写,却转而编撰汉语的世界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周谷城先生的《世界通史》,此书三易寒暑于1949年出版。
国人这部世界通史的结尾是《明夷待访录》的大段直引,岂是偶然?马礼逊辞典将history译作“纲鉴”,亦颇有深意。以是观之,立足华夏大地,译介欧美世界有关世界史的书写与再书写,绝不仅是单纯了解各国风俗,而是了解现代世界的生成机理,更无疑是在华夏文明又起一程的新时代使用密藏那笔墨(miseenabyme)的笔法正视我们自身。保国、保种、保教的历史使命必须也只能在世界叙事中完成。
职是之故,本丛书重点译介两类图书:其一,现代早期以降欧洲本土产生的世界史作品;其二,有关现代早期“世界”及“世界史”生成的研究作品。也可考虑在既有作品之外,编译相关主题的论文,结集成册。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丁组
2017年4月
《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 内容简介 本书追溯了西方历史哲学思想发展的一条重要脉络,从早期旨在寻找普世性原则、揭示人类历史宏大叙事的“普遍历史”观念,到深刻反思历史之多维性、强调历史主体能动性与价值性的“历史主义”思潮,清晰勾勒出西方史学思想从宏大叙事向多元视域的演进历程。全书以一种审慎而富有洞察力的视角,深入剖析了这一转变背后的哲学动因、社会语境以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 第一部分:普遍历史的曙光与辉煌 本书的开篇,将读者带回到西方思想史上“普遍历史”观念初露端倪的时代。这里所探讨的“普遍历史”,并非指地理上的普适性,而是指一种对人类整体命运、历史发展规律的探寻。早期思想家们,如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尽管其史学实践更侧重于对过往事件的记录与叙述,但其作品中已隐约可见一种超越具体城邦的视野,对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与联系有所关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虽然不直接是史学著作,但他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以及对城邦政治演变的普遍性思考,也为后来普遍历史的构建提供了哲学上的某种启示。 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一种更为清晰和系统的普遍历史观逐渐成型。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是其中的代表。他将人类历史置于一个宏大的神学框架之下,将历史视为上帝引导下从创世到末世的线性进程。这种“神圣历史”观,将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都纳入了一个由上帝意志决定的宏伟叙事中。历史不再是零散的事件集合,而是具有内在逻辑与终极目的的有机整体。这种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世纪的思想,塑造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方式。 进入启蒙时代,理性主义思潮带来了新的视角。康德是这一时期普遍历史观念的集大成者。在他看来,尽管个体事件充满了偶然性,但人类历史的整体进程却可能遵循着某种理性规律,导向一个更高的目标——例如,自由的实现与理性社会的建立。康德在《关于普遍历史的理念》中,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揭示历史发展的“目的”,将人类社会的进步视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他提出的“天意”概念,虽然带有某种形而上的色彩,但其核心在于相信历史并非混沌无序,而是存在着某种促进人类道德与理性发展的内在动力。 其他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和杜尔哥,也延续了这种对历史进步的乐观信念。他们倾向于从世俗化的角度解读历史,强调科学、理性与教育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伏尔泰的《风俗论》便是试图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关注全球不同文明的历史发展,尽管其出发点仍带有启蒙的优越感,但其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杜尔哥则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论,认为人类社会将从野蛮走向文明,再走向理性。 这一时期普遍历史观的共同特征在于: 1. 宏大叙事与整体性: 强调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着共同的命运与发展方向。 2. 目的论倾向: 认为历史发展具有内在的目的或趋势,例如自由、进步或理性。 3. 规律性寻求: 试图发现支配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无论是神学上的还是理性上的。 4. 线性发展观: 倾向于将历史视为一个从过去走向未来的、线性的进步过程。 尽管普遍历史观在当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以及社会现实的变化,其局限性也逐渐显现。本书的下一部分将探讨这些局限,以及由此催生的对历史理解的新尝试。 第二部分:历史主义的兴起与辩驳 本书的第二部分,将视角转向19世纪,重点分析“历史主义”思潮的崛起。历史主义并非一个单一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对待历史的根本性态度和方法论的转向。它对普遍历史的宏大叙事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强调历史的独特性、复杂性以及理解历史所需的特殊方法。 历史主义的萌芽,可以追溯到赫尔德。赫尔德对启蒙思想家那种抽离历史语境、以普适性理性衡量一切的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精神(Volksgeist),这种精神决定了其文化、语言、艺术和政治形态。因此,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必须深入其独特的语境,感受其内在的生命力,而非套用外在的理性标准。赫尔德对“有机体”的比喻,强调民族文化如生物般具有生命周期,进一步强化了历史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 黑格尔是历史主义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尽管他仍然保留了普遍历史的某种目的论色彩,但他的辩证法和对“精神”的强调,为历史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黑格尔认为,世界精神(Geist)通过历史的发展来认识自身,历史进程是精神自我展开的过程。他强调“一切现实的都是理性的,一切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试图在历史的变动与发展中寻找一种内在的理性逻辑。他将历史视为自由的实现过程,并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这一重要概念,但这里的“终结”并非停止,而是指一种合乎理性的、自由的实现状态。黑格尔的辩证法,即正-反-合的过程,也为理解历史的矛盾与发展提供了动态模型。 马克思是黑格尔之后对历史发展进行深刻阐释的代表。他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观,但将其“精神”的基础转向了物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将历史的发展视为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形态更迭。他提出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也强调了历史进程的必然性。然而,马克思的理论并非简单的决定论,他同样重视人的实践活动在历史中的作用。他的理论虽然具有宏大的叙事,但其对经济基础和阶级分析的强调,也为理解历史的多元动力提供了新的维度。 更直接指向“历史主义”标签的,是19世纪德国史学界的代表人物,如兰克。兰克被誉为“实证史学之父”,他极力主张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强调“直接地、不带偏见地”描述过去,如同“历史本身应该说出自己的话”。他反对从外部的哲学体系去解释历史,而是主张通过对原始史料的细致考证,去发掘历史的真相。兰克强调历史的“独特性”和“个体性”,认为每一个历史时期、每一个历史人物都具有其不可复制的价值,不应被简单地归入某种普遍的模式。这种对历史“事实”的强调,以及对历史“本来面目”的追求,构成了历史主义方法论的核心。 历史主义的核心特征包括: 1. 强调历史的独特性与个体性: 认为每一个历史事件、文化、民族都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独特的内在逻辑。 2. 反对普遍性与抽象性: 质疑是否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律,反对用抽象的理性原则去衡量和解释历史。 3. 注重历史语境与解释: 强调理解历史必须深入其具体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并采用“理解”(Verstehen)的方法,试图站在历史当事人的立场上去体会其行为动机和意义。 4. 历史资料的中心地位: 强调史料的价值,认为对原始史料的细致考证是认识历史的根本途径。 5. 反目的论倾向: 相对弱化或否定历史发展的终极目的,更关注历史事件本身的发生过程和意义。 然而,历史主义并非没有争议。对兰克实证史学过度客观化的批判,以及对历史主义是否会走向相对主义的担忧,都成为后续思想家探讨的焦点。 第三部分:历史主义的挑战与演进 本书的第三部分,将深入探讨历史主义在20世纪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它如何继续演进和发展。历史主义的某些方面,如其对历史语境的强调,为后来的许多史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但其固有的局限性也引发了新的思考。 20世纪初,哲学家如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进一步发展了历史主义的解释学维度。他区分了自然科学的“解释”(Erklären)和人文学科的“理解”(Verstehen),认为理解历史需要一种“生命体验”式的共情。狄尔泰强调历史的“生命流”(Lebensstrom)概念,认为历史是活生生的、不断流动的,理解历史就是重构这种生命体验。他的“生命直观”(Erlebnis)和“表达”(Ausdruck)理论,为理解历史的主观维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 然而,这种对主观理解的强调,也引来了批判。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虽然带有强调历史对当下意义的积极一面,但也可能滑向某种主观主义的泥潭。他认为,历史的意义和对象,是由当下的需要和兴趣决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历史本身的独立性。 更具挑战性的是,20世纪以来,对“宏大叙事”的普遍性怀疑日益加剧,这与历史主义对个体性和多元性的强调不谋而合,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后现代主义思潮,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批判,对历史的“真理”和“客观性”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福柯通过对知识、权力和话语的分析,揭示了历史叙事中潜藏的权力结构和话语建构,挑战了传统历史学所追求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他认为,历史并非简单的过去事实的呈现,而是权力关系作用下的产物。 这种解构性的批判,使得历史研究不得不面对其自身的建构性。历史学家需要反思其叙事中的视角、立场以及所依赖的话语体系。这意味着,历史研究不仅是“发现”过去,更是“建构”过去。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历史主义的思想遗产依然深刻。它教会我们: 尊重历史的复杂性: 避免简单化和标签化,承认历史事件的多重原因和复杂后果。 警惕普适性理论的傲慢: 认识到不同文化、不同时代有着各自的逻辑和价值,不应强加于人。 重视语境的意义: 理解任何历史现象,都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之下。 反思叙事的建构性: 认识到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是受到我们自身时代、文化和认识框架的影响。 本书的第三部分,旨在梳理这些挑战,并探讨历史主义如何在一个更加多元、更加反思的时代背景下,继续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它不是简单地否定普遍历史,而是呼唤一种更加审慎、更加包容、更加尊重历史本身多样性的理解方式。本书的最终目标,是引导读者认识到,从普遍历史的宏大叙事到历史主义的精细辨析,是西方思想界对人类历史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反思的宝贵历程。这种历程,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过去世界的认识,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如何看待当下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