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书房是作家创作的“大本营”,叶永烈从自己的书房“沉思斋”着笔,详细记录了《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红色三部曲”等经典著作的创作历程。思考历史,记录时代,从小书房见大世界。
◎围绕“沉思斋”,围绕写作,叶永烈记录下了有趣的事,有趣的人。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白丁。这些鲜活的趣闻逸事行诸文字,是作者的财富,也是读者的幸事。
◎叶永烈喜好并擅长摄影,书中收录了他在数十年间拍摄的各种照片,有书房里的,有书房外的,有自己的,有别人的。他用定格的影像留住过往的珍贵瞬间,令人怀旧、感慨!
◎叶永烈有着“收藏癖”,从书籍,到书信,从老照片,到录影带,从正版书,到盗版书……他的书房,是家里zui大的房间,也是他私人的储物间、藏品室。书中分享了他的部分收藏品,令人大开眼界。
◎叶永烈一生经历丰富,可称传奇。数十载的创作生涯,叶永烈将其浓缩在一本书中,其中颇多个人感悟,可以为有志于读书、写作的朋友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或独坐书房埋头案首,或走出书房融入人群和社会,叶永烈有对历史的思考,有对当下的观察,有对未来的憧憬。思潮的激荡和社会的变迁,从作者的笔尖流淌而出,润物无声。
◎从琐碎繁杂中见精雕细刻;从个人小事中见时代大势;从平淡无奇中见波澜暗涌;从平凡感悟中见人生智慧。
内容简介
书房是作家进行创作的“大本营”。《历史在这里沉思》探秘作家叶永烈的创作“大本营”。叶永烈的书房规模庞大,作为纪实文学作家,收藏了在采访中得到的大批珍贵档案、大量的名人书信、上千盘已经成为“绝响”的采访录音带,还保存了几十万张他自己拍摄的照片,并收藏了许多历史珍贵照片。正因为这样,他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沉思斋”。
本书以叶永烈书房为中心,展现了作者读书、藏书、著书等的方方面面。既有作家即“坐
家”的慨叹,又有与时俱进、用新“文房四宝”武装书房的现代化实践,更有大量图书背后丰富生动的笔耕故事,与读者和被采访者传奇往来,还有对侵权盗版和冒名伪书的口诛笔伐。
《历史在这里沉思》不仅是作者书房的全方位扫描,也给读者在求知、写作、研究方面以许多有益的启示。
作者简介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岁起发表诗作,19岁写出di yi本书,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主要著作为1 5 0 万字的“ 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诞生的红色历程;200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增订版)以及《陈伯达传》,是中国十年“wen ge”的真实写照。《邓小平改变中国》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景式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是关于美国“9?11”事件这一改变世界历史进程重大事件的采访记录。此外,还有《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出没风波里》《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中共中央一支笔 — 胡乔木》《走近钱学森》等。新著为长篇小说《东方华尔街》和《海峡柔情》。
内页插图
精彩书摘
人在书房
科学家离不开实验室。画家有画室。钢琴家有琴房。作家者,“坐家”也。每位作家在家中都有自己的工作室,那就是书房。
除了外出采访之外,我差不多每天从早到晚有10 个小时是在书房里度过。正因为这样,我在购置新房时,并不注重眼下流行的所谓“大厅小卧”,而是注重“大书房”。在我看来,厅小点、卧室小点,都可以,而书房一定要大。
风铃声声
叮叮叮,叮叮叮,每当轻风徐徐,坐在书房里工作的我,便会听见一阵阵清脆悦耳的风铃声。风铃声仿佛给我带来无比清凉,驱除心头的浮躁,拂去伏案劳作的倦意。
那是有一回走过车马喧喧的闹市,走过鳞次栉比、琳琅满目的小摊,大约是我走过时带起一阵风,身边一个小摊上响起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引起我的注意。我收住脚步,驻足回眸。
原来,那是一个专售风铃的小摊。五颜六色、长长短短的风铃,挂在一根锃亮的不锈钢横杆上。我细细观赏,那一串串风铃都是用小小的玻璃球和长长短短的金属管组成的,用一根根蛛丝般纤细的尼龙线串起来。微风吹来,玻璃球与金属管互相碰撞,发出富有音乐感的声响。
我被风铃那细巧而又轻盈的声音深深吸引。记得来过北京一位朋友家中,她几乎在每一扇门上都挂了风铃。她告诉我,自从女儿去了美国,唯有已经退休的她独守空窠。她买了那么多风铃,为的是她在家中走动的时候,总能听到风铃声声,以驱除空窠的孤寂感。
这一回,我也买风铃。我倒不是为了驱除孤独,而是出于对那动听的风铃声的钟爱。我先是挑了一串淡雅的紫罗兰色的风铃,接着又挑了一串鲜艳的红绿相间的风铃。售货小姐拿出两个方纸盒,小心翼翼地用纤纤细指撮着长长的风铃慢慢放进盒子里。一边一层挨着一层安放,一边整理着那细细的尼龙丝。她告诉我,从纸盒里取出风铃的时候,要拿zui上面的圆环,慢慢地往上拉,这样一层层风铃依次而出,尼龙丝不会缠在一起。
回到家中,也许是太性急的缘故,我一打开纸盒,就把那串紫色的风铃往上拉,结果拿的不是zui上面的圆环,尼龙丝和玻璃球、金属棒缠在一起,真的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
我只好坐下来,静下心,慢慢地、细细地把纠缠的乱丝理直。足足花费10 来分钟,这才终于理顺那一根根尼龙丝,一片片紫色的塑料片、玻璃球。我不把风铃挂在门上,而是来到窗口,把风铃上面那圆环挂在塑钢窗上方的钩子上,挂在清风进进出出的所在。
有了教训,我打开第二个纸盒的时候,就很小心,首先找到小小的圆环,轻轻往上一拎,那风铃就一层层展开来,所有的尼龙丝都垂直着,没有一根乱丝。我把这红绿相间的风铃,挂在另一扇窗口。
从此,每当清风微拂的时候,风铃就发出零零星星、叮叮当当的声响,仿佛空气中飘荡着音符,给寂静的书房带来了盎然生机。
写作之余,我往往踱到阳台,走到窗口,看见风铃在缓缓转动着,玻璃球和金属管在轻轻碰击着。风渐渐加大力度,风铃上下摆动着、左右扭动着,响声的节奏也随之变得急骤,声音变得格外响亮。
时而静,时而动,时而疾,时而缓,风铃随风而变奏。
在无风的日子里,风铃缄默地守候在窗口,一动不动,一声不响。这时候, 我多么希望吹来一阵风,让风铃歌唱,让生活增添欢愉的声响。
在狂风猛雨降临的日子,风铃发出一阵剧烈、急骤的铃声,我不得不关上玻璃窗,于是归于久久的寂静。
在风住雨歇之后,我去打开窗户。刚刚开启一条缝,沉静多时的风铃马上发出激越的铃声,在空气中蹦跳,把美丽的音符像天女散花般撒向每一个角落。
风铃是开在窗口的会唱歌的花。这花,不用浇水,只需要阵阵微风抚拨着琴弦。
风铃是站在窗口的啼啭不已的鸟。这鸟,不用喂食,只需要轻风阵阵抚弄着彩翼。
小小风铃,铃声阵阵,声声剔透,声声晶莹,平和典雅,清淡隽永。白天,风铃的铃声,是风儿随意创作的奏鸣曲;入夜,风铃的铃声,是风儿即兴弹奏的小夜曲。子夜,我在铃声伴奏下渐入梦乡;清晨,我在铃声呼唤中迎来新的一轮旭日。
诗人白居易笔下的“大珠小珠落玉盘”,正是对风铃铃声zui确切的写照。
那阵阵风铃,令我记起在沙漠里度过的日子,清脆的驼铃在广袤无垠的大漠中回荡;那阵阵风铃,令我记起在草原上生活的情景,时疾时缓的铜铃声伴随着马蹄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
自从有了风铃,我zui钟爱的是和风拂面的日子。那舒缓悠悠的风铃声,时而如窃窃私语,时而似山泉淙淙,时而若琵琶声声,时而像钟钹齐鸣。
即便在狂风大作的日子,风铃声声急,却也那样细细碎碎,絮絮叨叨,从不粗犷,从无野气。风铃之声永远是那样纤柔万般,温文尔雅,清澈如山泉,潺潺似小溪。
zui乏味的是无风的日子。无风便无声,运动才有生命。于无声处盼铃响。铃声终于随风而来,飘逸而至。风铃声声,铃声阵阵,仿佛是世界的殷殷脉动声。唐朝韩愈《送孟东野序》云:“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那四个“鸣”,道出了大自然的四季交响乐。然而一年四季,风铃之声常在,永驻于我的书房,仿佛是春姑娘的窸窣脚步声,仿佛是夏日此起彼伏的一片蛙声,也像是晚秋高天传来南迁的萧萧雁声,或者是严冬隐隐作响的阵阵寒蝉鸣泣声。
自从挂上风铃之后,在风铃声声的日子里,我的思绪仿佛格外流畅,嘀嘀嗒嗒的电脑触键声与风铃声交融在一起,构成特殊的书房交响曲。声声风铃,悠悠我心。风铃之声,轻、脆、纯、真。风铃或默或语,亦喜亦忧,我的思绪与之共鸣,我的笔下悲欢离合,遂成华章。也正是在声声风铃之中,我一气呵成了这篇小小的散文《风铃声声》,算是记下风铃在心中荡漾起一圈圈淡淡的涟漪。
书房旅行记
在清脆的阵阵风铃声中,我带你进行一次愉快的旅行。
一说起旅行,你马上会想及,该订什么时候的火车票、长途汽车票、飞机票,甚至还想及到什么国家的驻华使馆去办签证。然而这一回,我带你去旅行, 不用买火车票、长途汽车票、飞机票,更不需要签证。这次旅行是“室内旅行”。
我不由得记起,在上初中的时候,读了一本很有趣的书。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热情的“导游”,带领着我进行了一次奇特的旅行——“室内旅行”。
旅行的第一站是自来水龙头。第二站是炉子。然后依次为餐桌、厨房搁板、碗柜子。终点站为衣橱。
这本书,便是《十万个为什么——室内旅行记》。
这本书的作者,是苏联著名作家伊林。伊林的本名叫伊利亚?雅科甫列维奇?马尔夏克,化学工程师,1896 年生于乌克兰,1953 年逝世。伊林从9 岁开始, 就写了很多有关火星、热带森林、美洲豹和鳄鱼的诗。他在大学时学化学,开始为儿童刊物《新鲁滨孙》写化学方面的科普文章。1927 年,31 岁的他出版了第一本书《不夜天》。此后,创作了《十万个为什么——室内旅行记》《在你周围的事物》《自动工厂》《原子世界旅行记》《人怎样变成巨人》等。
本来,旅行么,总以为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总以为要去没有去过的地方, 这才感到新鲜、有趣。可是,伊林带领读者所进行的室内旅行,全部“旅程”不过几米而已,旅行的地方又是司空见惯的——我们的家中。然而,每到一站, “导游”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使我发生浓厚的兴趣:
“为什么要用水来洗?”
“我们为什么要喝水?”
“有没有不透明的水和透明的铁?”
“火柴为什么会着火?”
“面包里面的小窟窿是哪儿来的?”
“为什么铁会生锈?”
“为什么衣服会使人暖和?”
“穿三件衬衫暖和呢,还是穿一件三层厚的衬衫暖和?”
……
我的这本书,也是一本“室内旅行记”。跟伊林不同的是,我带领着你在我的书房里旅行。
科学家离不开实验室。画家有画室。钢琴家有琴房。作家者,“坐家”也。每位作家在家中都有自己的工作室,那就是书房。
除了外出采访之外,我差不多每天从早到晚有10 个小时是在书房里度过。正因为这样,我在购置新房时,并不注重眼下流行的所谓“大厅小卧”,而是注重“大书房”。在我看来,厅小点、卧室小点,都可以,而书房一定要大。
我的书房有着许许多多“秘密”,也有着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
谁都喜欢听故事。我就一边讲述着故事,一边带领你游览我的书房,揭开一个又一个“秘密”……
我原本没有书房
柔和的淡黄色台灯灯光,一盏一盏又一盏汇成一片灯的海洋。多少个夜晚,我坐在宽大的靠背木椅上,沉浸在这无声无息的灯海之中,如痴如醉地读了一本又一本书,打下我的学业的一块又一块基石。
虽说50 多个春秋飞逝, 我依然怀念着当年在母校北京大学“大图”(对于第一图书馆的惯称)度过的那些苦读的日子。“大图”坐落在未名湖畔,环境幽雅,藏书众多,馆里矗立着莫斯科大学赠送的俄罗斯著名化学家罗蒙诺索夫铜像。罗蒙诺索夫是渔夫之子,后来成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成为莫斯科大学的创办者。
尽管“大图”离宿舍较远,我却zui爱在那里借书、读书。每当那小小的送书的“电梯”里出现我要借的书的时候,心中立即漾起一阵喜悦之情。
在北京大学,我开始“学余创作”。那时候,我并没有书房。我的书房就是图书馆。我在图书馆里看书,也在图书馆写作。
我是一个很“怪”的学生。我念的是化学系本科,六年制,1957 年入学, 1963 年毕业。可是我借的书,除了化学专业书籍外,还有天文、地理、物理、数学、生理、生物方面的书,甚至借了不少文学名著以及社会科学书籍。我阅读兴趣非常广泛。
我常去“第四”(对于第四阅览室的惯称)。那里的书库开架,可以自由自在浏览自然科学图书。看到有兴味的书, 我就借回去细看。记得有一本名叫《复苏》的书,介绍人类对于生命复苏的种种实验,一下子使我迷住了,借回去一口气看到深夜。还有好多本科学家传记,也使我爱不释手。
我每日必去报刊阅览室。褐黄色的木架子上,插着当天送到的全国各省市报纸,我爱翻一翻。zui常看的是《新民晚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羊城晚报》《解放日报》以及张贴在楼上入口处的当天的《北京晚报》。各地的文学杂志, 也是我爱看的,读生活气息浓郁的短篇小说,读文辞优美的散文。王汶石的、赵树理的、胡万春的(想不到后来我跟胡万春成了同事——都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对啦,还有浩然的,署着他们的名字的小说,我总要看的。
我的家,在远离北京的海滨之城温州,那时家境艰难,在前三年的寒暑假我都没有能够回一趟家,而我在北京又举目无亲,所以寒暑假成了我读书的zui好时光,我几乎整天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在书海中遨游。化学系系图书馆当然是我“泡”的地方之一。在文史楼楼上的阅览室,甚至西语系、东语系系图书馆,我也去“泡”。那时被视为非常“神秘”的海外报刊,我在东语系、西语系系图书馆里都读到过。
在整理学生时代的照片时,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的右肩上总挎着那个草绿色的帆布大书包。那时,书包和我,犹如秤砣和秤,总在一起。唯一“分离”的时间,是在早起之后,先把书包放在阅览室里,占一个座位,然后拎着碗袋,到大膳厅喝玉米粥,吃馒头,加一分钱什锦菜。匆匆填饱肚子,赶紧坐进阅览室里预占的座位,开始一天的苦读。
我以第一志愿考入北大化学系,跟试管、坩埚箝、滴定管、极谱仪、光谱仪打交道。我念的是理科,却酷爱文学。
我考入北京大学不久,便在校刊上发表诗作《踏雪飞奔》。在《北大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我的《写在炉旁的几页日记》,此后的几期也发过我的小说、日记。我还在《北京日报》、《前线》杂志、《湖南文学》等发表诗作。
喜欢文学,读着理科,很自然地使我开始用文学笔调去描述自然科学。于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那柔和的淡黄色的台灯灯光下,我铺开方格稿纸。我写出了《十万个为什么》,我写出了《小灵通漫游未来》……
哦,难忘,北京大学“大图”那一片灯海。那灯海长亮,如温煦的阳光,照耀着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
斗室中的书桌
他创作条件很差,一家四口人(大孩12 岁,小孩8 岁)挤在12 平方米的矮平房里,一扇小窗,暗淡无光,竹片编墙,夏热冬凉,门口对着一家茶馆,喧闹嘈杂。每年酷暑季节,他就是在这样的斗室里,不顾蚊虫叮咬,坚持挥汗写作。
这一切难不倒具有坚韧性格的叶永烈。对一个有志的青年来说,生活道路上的艰难曲折只能激发他振奋精神、不懈工作的顽强意志。
这是1979 年2 月15 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的记者谢军所写的报道。《光明日报》还为这篇报道配发了评论《奋发图强搞四化》。
岁月飞逝。当年《光明日报》所称的“有志的青年”,如今已是白发悄然爬上了双鬓。不过,那张泛黄的报纸,却真实记录了我在1979 年之前所住的斗室。那时候我根本谈不上书房,连zui起码的居住条件都谈不上。
1963 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上海一家科学研究所工作。那时候,我住在上海杨浦区控江路上的研究所集体宿舍。我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就“跳槽”了,主动要求调动工作——到电影厂做编导工作。那时候“跳槽”是很难的,我却居然得到上海市电影局的支持而成功地调动工作,从科研单位调到文艺单位。我纵穿上海市区,从东北角的杨树浦迁至西南角的徐家汇。
初来电影厂,我依然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那时候,我在单位里不过是“见习编辑”,分配住房之类沾不上边。
后来,我和妻租了离厂不远的一间阁楼,每月租金10 元人民币,相当于我当时月薪的五分之一。底楼是房东住,泥巴地,又脏又潮。那阁楼又小又矮,要爬摇摇晃晃的竹扶梯上去。
有一次我们在等公共汽车的时候,见到电线杆上有一张租房广告──那时候的上海,不像现在有那么多房屋中介公司。我正在看,一位中年妇女问我:“你们要‘借’房子?”
那中年妇女很和善。
我点了点头。
她就跟我聊了起来。我这才知道她是那里的居委会主任。她说,她那里有个老工人,丈夫去世之后,老工人搬到女儿家去住,自己的房子空着。她热心地带我和妻去看房子,纯粹是为那位老工人牵线搭桥罢了,不收一分钱的“介绍费”。
那是一间私房,房子总共12 平方米,水泥地,四周是竹篱上抹了石灰而已。有一个阁楼,有一道木扶梯可以上去。如果把阁楼算上去,那就有20 多平方米。
据说,这些简陋的平房建于20 世纪50 年代初。那是上海解放之初,填平徐家汇的臭水河──肇嘉浜,河边棚户的居民迁到这里。这里新盖了一批简易平房,原先是说作为“过渡房”,几年后另迁他处新居。可是后来由于经费短缺, 这些“过渡房”竟成了“永久房”了!
屋主说,房子可租可卖。租的话,每月10元人民币;卖的话,530元人民币。
我和妻回去后仔细商量,决定还是买下来比较合算。因为四年多的租金,就相当于买下来的价钱。从长远考虑,还是买下来为好。就这样,我们就买下了那一间房子。
不管怎么样,我们总算有了立足之地——在大上海有了自己的家。在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我和妻雇了两辆三轮车,就把我们的全部家当搬过去了!
我们的家具不过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两个竹书架而已。
就在那间极为简陋的小平房里,我和妻度过了15 个春秋──从24 岁到39 岁,这正是人生zui美好的时光!
虽说由于房子小,只能买窄窄的书桌,但是我终于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在此之前,我只能伏在图书馆的公用阅览桌上写作。
我还拥有两个属于自己的竹书架。此前,我的书只能放在纸箱里,需要用书的时候,必须从纸箱里搬出一本本书,才能找到要用的那本书。如今,把书放在书架上,一目了然,伸手就可以取阅,方便多了。当然,还有一批书依然只能躺在纸箱里,毕竟两个书架放不下我的藏书。
我还没有书房。在住房那么狭小的年代,书房是一种奢望。
带阁楼的小屋,用今日的房地产语言来说,算是“复式房”呢。我和妻住在阁楼上,那里算是“主卧室”。底层,我的书桌和书架跟孩子的床、煤球炉放在一起,也就是把“书房”“次卧”和“厨房”三合一。当然,客人来了,也坐在这里,所以还兼具“客厅”的功能。夜晚,我把放在门口的自行车推进来,则又多了“车库”的功能,成了“五合一”。
小屋朝南。明媚的阳光从窗口斜照在书桌上,给我无限的温馨。我的心中, 荡漾着刘禹锡那“陋室铭”的感觉。
在没有稿费的年月
在“文革”岁月,我不仅只能住斗室,而且出书是没有稿费的——稿费被视为“资产阶级法权”。即便在那样的年月,我仍坚持写作,出版了10 本著作。另外,还有一批著作当时已经交到了出版社,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得以出版。
很多人问我,在没有稿费的年月,你为什么仍然写作?我的回答是:“写作是美丽的。”
限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我只能写些远离“无产阶级政治”的童话和科普书籍。不过,也正因为远离“无产阶级政治”,所以这些作品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不断再版,有的甚至在2007 年还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
在“文革”中,我作为“文艺黑线干将”遭到批判、抄家之后,被“下放” 到杭州湾畔的“上海电影系统五七干校”进行“改造”,种了三年水稻。
由于我原本学化学,所以对于如何配制农药很“内行”,于是我就成了“上海电影系统五七干校”的“植保员”。我一边做着消灭农作物害虫的植保工作, 一边写作《治虫的故事》一书。
1970 年,由于妻子生了第二个孩子,我承蒙“照顾”调回上海,在电影厂里挖防空洞。
一天,工宣队忽然通知我,安徽有人前来“外调”。我穿着高统套鞋,戴着安全帽,跑进工宣队办公室,才知来者是安徽人民出版社编辑石曾勉。我做梦也想不到,他向我约稿!
原来,1965 年,我写了《塑料的世界》和《化学纤维的一家》两书,寄给安徽人民出版社。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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