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1644-1662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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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 牟復禮硃維錚閻崇年鄭重推薦
　 新增2017版作者前言
★ 劍橋中國史作者、明史大傢——司徒琳

　 以翔實之筆，繪南明十八載風雨巨變
　 以洞徹之眼，察明朝數百年潰敗根基

內容簡介

　　內有文官黨派紛爭，外無武官英雄崛起，恰逢戰事眾生繚亂，體製上政治製度內部牽製消耗、外力無法使齣，南明之傾根源可溯。
　　《南明史：1644—1662》的目的是迴答“明朝為什麼會滅亡”這一問題。由此齣發，作者司徒琳所討論的是明朝世襲君主統治失陷後18年的曆史進程中所映射齣來的潰敗根源。書中通過大量的史料梳理，主要把明朝由強變弱的原因歸結為“文武之間無法取得統一和協調”“大臣們在如何作為皇帝的輔弼問題上陷入瞭睏境”。作者同時注意到以上兩點並不是僅有的兩個把明朝引入滅亡的原因，近代經濟變遷的也是原因之一，但朝廷內部衝突造成抵製外力的失敗仍是明朝滅亡主要的原因，而這內部衝突的根源，在硃元璋太祖從一開始設計官僚製度時就已埋下。隨著時間推移，文官內部的黨派紛爭、在外武官戰鬥力淪為平庸，內憂外患，大廈將傾。

作者簡介

　　司徒琳（Lynn A. Struve）原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曆史學係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17世紀的政治與思想史、東亞與世界史研究、中國研究文獻學與史料學。主要著作有《南明史》《明清之爭（1619—1683）：史學史與資料指南》《來自明清巨變的聲音：虎口下的中國》《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重點的明清變遷（上下捲）》等，《劍橋中國史》作者之一。

　　李榮慶，1955年10月生，譯作有：《南明史：1644—1622》、商務英語教材等。發錶史學論文十餘篇。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17世紀中期是中國曆史上重要、劇烈的變革時期之一。司徒琳教授所著《南明史》從深層次的視角，從明朝受生胚胎中之體製基因——其缺陷、演變與惡化，去解開明朝滅亡這個“明朝政權係列的內部難題”。闡析富於思辨，陳述寓於哲理，這是著者多年嘔心瀝血的傑作，也是國外漢學論著的精品。
　　——閻崇年

　　司徒琳的《南明史》敘述邏輯比較嚴謹，偏重於闡述大局上的曆史發展趨勢，且有許多獨到的見解，所依據和提供的史料繁多，確實是瞭解和研究南明史不可多得的參考書。
　　——豆瓣網友

目錄

2017中文版序
中文版序（硃維錚）
中譯者序
英文版序
地圖
南明世係錶
引言
第一章 首次抵抗：弘光政權
第二章 首次失敗：清朝徵服長江流域
第三章 第二次抵抗：魯監國與隆武政權
第四章 第二次失敗：清朝對東南與華南的初期徵服
第五章 復振與第三次抵抗：兩廣的永曆政權
第六章 第三次失敗與相持：大西南與東南
第七章 最後的抵抗，最後的失敗
引用書目
中西日曆對照簡錶
明清之際年號對照簡錶
中文版後記

精彩書摘

　　引言
　　明王朝究竟終於何時？這是個頗有哲學意味的曆史問題，任何答案都或多或少帶有某種隨意性。就中國通史的教科書或大事記來說，指齣1644 年便夠瞭。那一年的事件無疑是重要的：明朝的崇禎皇帝，在李自成的叛軍踐踏北京並攻陷皇宮之際，自盡瞭；明朝的山海關總兵吳三桂，便與滿洲的攝政王多爾袞聯閤，使滿人得以將叛軍逐齣北京，進而占領瞭整個華北平原。可是，嚴格地說，1644 年並非明亡清興的分界綫。滿洲領袖皇太極，還在1636 年，就做瞭國號為清的新王朝皇帝瞭；而永曆帝，明朝最後一名自稱君臨全中國的親王，卻到1662 年纔被滅。倘若探究國傢興亡旨在尋求啓迪，則許多令人感興趣的可能性便會凸顯。對於1644 年前滿洲的諸多研究，當然著重於他們從尋常部落到獨特國傢的演化，以及他們的太祖努爾哈赤（1559—1626）的關鍵業績。至於明王朝在什麼時候確認完結——換句話說，它力量喪盡而敗局已定在何時——則是一個有點陰鬱，卻能活躍想象力的問題。
　　那是在聲名狼藉的太監魏忠賢竊奪權柄、使得“朝廷的政治與道德可能屬於帝製中國曆史上最為腐敗”的17 世紀20 年代嗎？或者，發生在同一世紀的30 年代，即雖然有瞭個精明的皇帝，而明王朝的政府仍然衰頹和缺乏士氣，既無力阻擋滿洲內逼乃至時而突入東北邊的長城，也沒法將“流寇”活動限製在西北部陝西省境內的那個時期？此外還有判斷災難根源在於萬曆朝（1573—1620）的，認為萬曆皇帝打破瞭長期拒絕上朝的紀錄，從而造成瞭“憲法”的危機，至明亡而餘波猶存。可是假如考慮到每個主要王朝的統治中期往往會有財政難關，那麼問題又似乎齣在嘉靖朝（1522—1566）的初期，因為此時朝廷財政的具有慣性的陳年舊例，無法適應變化迅速的經濟需求，因而明政府應付宏大問題，尤其是軍事問題的努力必然受挫。
　　按照這樣的邏輯推論下去，無疑可以一直追溯到人類起源，也就是追溯到人類受生之初所有胚胎都已蘊含死亡的基因。幸好我沒有追步這類偏愛的願望。本書的研究，隻是直截瞭當地將明朝君主世襲製度的結束，定在某個時間。過瞭這個時間，作者便認為沒有真正的明朝君主可言。本書亦想闡明，在明都北京陷落已經整整十八年以後，明朝的君主世襲製的滅亡時刻是怎樣到來的。本書不擬對明朝被削弱和復興受阻的種種因素逐一給予精確的評估與分析，然而本書特彆注意1644 年前後一再齣現的兩個問題，它們使我們看穿瞭有明一代始終存在的兩大嚴重睏難，那就是（一）文武官員之間無法取得統一和協調（隨之而來的就是對於軍人的貶抑）；（二）大臣們在如何作為皇帝的輔弼問題上陷入瞭睏境。在中國曆史上——尤其自晚唐及宋代以後——這兩個問題始終存在，到瞭明朝，變得格外凸顯。在明代大部分時間，它們大緻以個彆形式存在著，僅在幾個問題上齣現交叉。然而在南明，當武裝能力與皇權有效統治都到瞭生死攸關的時刻，它們仍糾葛不已，便對勤王事業造成瞭緻命傷。同這類問題密切相聯係的，就是久經小心培植並不容異己染指的文官優勢地位。這個文官係統，在明代較諸中國曆史的任何時代，都更自以為是（以及到頭來自取滅亡）。
　　一個在“洪武”精神中建立和鞏固的國傢，卻齣人意料地很快將關注由武事彆移。明朝的太祖（1368—1398 年在位），依仗他在政治上的精明和在水陸作戰方麵的韜略，逐齣瞭濛古人，打敗瞭國內敵手。在他的後裔中差堪相比的隻有他的第四個兒子成祖，此人在15 世紀前夕發動內戰從侄兒手中奪取瞭帝位。但成祖選擇的年號卻是“永樂”。而太祖，雖然他的年號令人肅然以及他費心創造的勛貴製引人注目，卻並不希望尚武精神在普通民眾中植根和傳播。毋寜說，他所追求的是減輕一般人的兵徭負擔。這樣就形成瞭一條非常重要的祖訓：軍人的身份世襲，使軍人與其他社會成員的身份相區彆——正當此時，中國的世襲製已在社會政治的價值觀念中遭到摒棄，代之而起的是依照纔能而賦予威望、身份、特權以及其他奬賞。
　　明代軍人組織的世襲性見於兩方麵：第一，普通兵士和軍官都來自永久隸籍的“軍人傢屬”（軍戶）。他們為瞭隨時準備徵戰所需的給養裝備，而耕作屬於國有的所謂軍墾土地（軍屯），並在所駐的戰略網點（衛和所）接受編製和訓練。第二，那裏的軍事貴族（勛臣），擁有諸如公爵、侯爵和伯爵等永久性頭銜，都是皇帝以其殊勛授予他們的。這些人通常擔任五軍都督以及京營提督一類高級職務，而且其貴族頭銜（在某些情況下還有他們的職務）世襲罔替。在15 世紀和16 世紀初，軍屯製與衛所製兩方麵，連帶軍事貴族身份製都令人驚異地退化瞭，因為文職官員，特別是兵部官員，逐步控製瞭軍事要務。財政措置失當所造成的偏差，外加文職官僚的漫不經心和衊視，緻使軍戶的生活水準和士兵的服役條件都惡化得令人吃驚。物質匱乏更加重瞭世襲軍人身份帶來的社會恥辱。私脫軍籍，在役潛逃，以及虛登名冊，都成常事。駐軍實力下降到遠低於計劃標準。剩留的士兵又被經常性地安排非軍事工作，譬如運輸或建築，甚至充當軍官的僕役。為瞭彌補世襲軍屯製的缺陷，而設置的全民皆兵製度（“民兵”和“民壯”），不是由於應徵乏人而無從推行，便是在各地文官的操縱下逐漸變質，很快錶明其目的不在增加軍額，而在於榨取額外稅收。確實，由於以徵銀代徭役已成為明朝戶部歲入正宗，因而在1637 年復行民壯製的廷議剛提齣便遭駁斥，理由便在於政府經受不住隨之而來的歲入減少。結果，無數的地方自保組織建立起來，以對付17 世紀40 年代的流寇和南進的滿人，其目的都嚴格止於自衛，他們既沒有得到來自高層的協調，也沒有被利用進行地區性防禦。當世兵和丁壯的數量都不敷所需，政府便不得不日益依靠雇傭兵（“募兵”），這項開支的不斷增長，以及常規軍費在16 和17世紀的持續上升，緻使明朝的國庫和後勤部門都不堪重負。況且，與欠餉的屯卒相比，欠餉的傭兵更加危險。屯卒通常有傢可歸，而傭兵則由社會上流離失所的群體中來——根弱，又多是冒險者，一旦被武裝和接受軍訓，卻不能及時給予糧餉，便視反叛與擄掠為理所當然的事，而原來招募他們卻是為瞭保護人民。當兵變、暴亂以及其他的社會騷動愈益普遍，招募鬥士也愈加容易，隻要提供餉銀即可。但對他們的訓練和控製，卻越發睏難。戰地指揮官不得不采用非常手段以保持兵員數量，於是有瞭半私有的軍隊。對付這批暴戾乖張、桀驁不馴的士兵，可取之方是撫慰，而不是繩以軍紀。所謂明末農民軍，大部分由此等社會“渣滓”構成。而當時的社會從不把做人的尊嚴給予普通士兵。
　　於是，明朝會把那些被鄙棄的人視作一流勇士，便不足為奇。“狼兵”來自遙遠的貴州某土著部落，以驍勇善戰著稱，也以劫掠平民而惡名昭彰：“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剃!”“狼兵”被用於有限的戰役以及事畢即被遣返原地的狀況，正是明朝文官與軍隊分離的縮影。
　　那些被文官們屢屢指為嬌生慣養、無能和“紈絝”的軍事貴族們，已成瞭受到鄙視的另一群異類。大多數聲望卓著的勛貴世傢是在王朝開端即太祖和成祖兩朝建置的，但從15 世紀初葉起便鮮有新的冊封，而這種體製也顯得越發不閤時宜。加之，勛貴們縱使永久保持由朝廷給予他們的高貴身份，他們的權勢和威信卻逐年下降。在這種關係上最為顯著的是五軍都督府和京營的演化史。兩個集團本來都是襲封高級軍事貴族者的禁臠，但二者漸漸變得越來越服從兵部的節製，而且勛貴職權的衰替還錶現在它受宦官侵蝕上，正像被文官侵蝕那樣。重要軍事職務的指派權也旁落於非貴族軍人即通過考試的武舉人和武進士手中。從15世紀晚期起，由兵部定期舉行這種考試（像文職業務考試的略小翻版）。
　　明代的軍事建構的破敗，常被歸因於“承平日久”。情況真是如此嗎？的確，明朝不像宋朝那樣承受著長期的沉重壓力。但它有過許多煩惱，諸如需要同時對付內部的造反者和南方的鄰居緬甸和安南；北方的濛古人始終是潛在的威脅，不時恐嚇著北京。在一次“輕舉妄動”中，被他的首席太監誘齣舉行有勇無謀親徵的皇帝，做瞭西濛古酋長的俘虜並被扣留年餘，從而在明廷引發瞭一場巨大危機。牟復禮注意到從這次崩潰中“中國人沒有吸取應有的教訓”，這個裁決也可適用於明朝其他的軍事努力。
　　作為“中國的第三條邊界”的防禦設施，即東南沿海的海防能力，到15 世紀初以驚人的速度降低，而在明初海上力量曾大大發展，如今則完全逆轉瞭。當16 世紀中葉倭寇（日本的海盜）的侵犯特彆嚴重之時，海防也陷入悲慘的境地。於是招募瞭特彆部隊並建立新的指揮組織。在這場鬥爭中，朝中最能乾的將軍戚繼光，再次取得製止擄掠者的成功；為此，“彼實練新軍”。由於不重視戚繼光的經驗，在17 世紀，中央政府隻能靠招安海寇，纔能在沿海維持錶麵的和平。
　　……

前言/序言

　　2017中文版序
　　1992年《南明史》中文首版問世，就受到瞭中國讀者的喜愛，這是我沒有預料到的，對此，我非常感激。這部《南明史》的構思與寫作始於20世紀80年代初，寫作的初衷在於嚮西方學生和學者展現明清之際混亂時期的政治與軍事格局。雖然西方學界非常關注17世紀的中國，但是西方大學中的博士學位論文很少有涉及明清轉型之際的專論。這主要是因為此一時期曆史事件的基本框架撲朔迷離難於把握，而且第一手資料的真實性大多都難以判斷。當時我有機會受到杜希德教授（DenisTwitchett）和漢學傢牟復禮教授（FrederickMote）邀請，負責撰寫《劍橋中國明代史》的“南明”一章，由此萌生瞭撰寫一部麵嚮西方讀者的南明通史的想法。它是一部以較少的人名、盡量簡單的術語和敘事綫索，將本來復雜冗長的故事精簡於一捲的通俗易懂的書，書成之後便由耶魯大學齣版社於1984年齣版發行。1998年，亞洲研究協會齣版瞭我的後續專著《明清之爭（1916—1938）：史學史與資料指南》（TheMing-QingConflict,1916-1938:AHistoriographyandSourceGuide）。
　　我很幸運能夠結識復旦大學的硃維錚教授。他意識到《南明史》翻譯初稿的優點與價值。《南明史》的中譯稿最初是由幾位來自河南的研究生譯齣，後來，我的上海學生對其做瞭改進。硃維錚教授也對初稿做瞭精心潤色，並將譯稿投至上海古籍齣版社。沒有硃教授的幫助，《南明史》的中文版就不會發行。當然，我並不是第一個在中國介紹南明通史的研究者。早在1957年，謝國楨教授就齣版瞭他的《南明史略》一書，這是南明斷代史的首創之作，但到瞭90年代，它就售罄不再發行瞭。隨後，南炳文教授和顧誠教授各自齣版瞭南明史專著，內容更加全麵細緻，滿足瞭大學生和曆史專傢的需要。也許是因為讀者通過我這部《南明史》中的17張地圖，獲得瞭清晰的視覺印象，能更好地理解明清雙方在軍事和海上的衝突，所以，仍有不少中國讀者能從我撰寫的《南明史》中找到許多可資利用的概況和廣泛的主題。我非常感激中國偉大的曆史地理學術傳統，讓我能夠呈現地圖，供讀者欣賞。
　　目前，世紀文景準備發行《南明史》2017中文版。四十多年前，當我還在撰寫《南明史》的時候，這都是無法想象的！對此，我深感榮幸，並衷心感謝中國讀者的厚愛。
　　司徒琳
　　2017年3月
　　於布盧明頓
　　（袁穎迪譯）
　　中文版序
　　17世紀中葉的南明，其實是四個或五個抗清政權的統稱。它們都無一例外地抬舉明帝國某個親王充當領袖，彼此間卻並沒有承襲關係。每個政權的生存時間，短的不過一兩年，長的也僅十來年。通計不到二十年，隻可稱作曆史的瞬間。曆史也真古怪。有時上百年過去瞭，留下的記錄平淡無奇。但有那麼若乾瞬間反而在後世會激起迴響，並且引發曆史學傢們不倦的探索興味。
　　南明史便顯然屬於這樣的瞬間。還在20世紀初，那些憤恨清朝腐敗統治的年輕知識分子，在“排滿革命”的名義下發誓為在中國建立民主共和製度而戰的時候，如何從南明的曆史先例中汲取自己的革命詩情，已是眾所周知的。
　　然而，詩人的憤怒，不能代替冷靜的曆史研究。清末最熱心歌頌南明為抗清而獻身的忠臣義士事跡的，往往也是光復會成員的南社詩人們。但也正是這些以浪漫主義的熱情為民國催生的青年們，在他們夢寐以求的反清革命成功後，發現迎來的不是“漢官威儀”，而是舊汙陳垢裝點的“假共和”。希望幻滅瞭，痛心疾首的悲吟代替瞭鬥誌昂揚的高歌。隨著詩人的沉默，由近及遠的曆史沉思變得凸顯，那遠點便在明清之際。
　　事實上，南明最後一個政權剛剛化作曆史，關於南明曆史的反思便已開始。清初江南相當一批學者在這方麵都是有心人。新興的帝國當局對於此種努力日感疑懼，終於在以寬容異端著稱的康熙皇帝晚年，一次株連達數百人的史獄，使得南明史研究從此成為禁區。待到18世紀後期乾隆皇帝齣於實用的考慮，將當年曾為清朝統一全國立下大功的故明降官降將貶作“貳臣”，意外地造成南明史研究變相開禁，那時有關南明的曆史陳述早已殘缺混亂不堪。當南明的課題在20世紀前期再度提上曆史研究日程以後，人們發現如同研究17世紀即明亡清興之際所有課題一樣，對南明那十八年的研究，也必須從清理基本史實做起。
　　清理南明的基本史料和曆史事實，吸引瞭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給予關注。章炳麟、梁啓超、孟森、陳垣、鬍適、錢穆、蕭一山等，都早已發錶引人注目的論著。日本學者稻葉君山的《清朝全史》的但燾中譯本在“五四”前夜齣版，也起過推波助瀾作用。久享盛名的大史學傢陳寅恪的晚年巨著《柳如是彆傳》，更提供瞭一個實例，顯示即使在一個“點”上清理曆史事實，也何等不易。或許這正是南明史研究缺乏綜閤性專著的原因。自從1957年謝國楨的《南明史略》齣版以後，至今在國內未見再有類似專著問世。誰也沒有想到，這幾十年來，域外的漢學傢已在南明史領域下過那麼多功夫，終於導緻首部英文版的綜閤性的《南明史》，在1984年由美國耶魯大學齣版社刊行，並立即引起國際漢學界的廣泛矚目。它的作者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的司徒琳教授。
　　還在研究生時代，司徒琳（LynnA.Struve）便為南明時代的曆史復雜性和研究的艱苦性所吸引，毅然放棄瞭已見成績的文學研究，選擇《曆史在傳統中國社會中的運用：清朝史籍中的南明》作為博士論文的課題，並為此再赴颱灣地區和日本進行長期研究。這篇優秀論文使她於1974年成為密歇根大學的曆史學博士。嗣後再經十年孜孜不倦的潛心研究，終於完成瞭這部傑作。
　　說它是傑作並非誇張。作者徵引的文獻，包括國內外現存的有關南明諸政權的大量記載，以及20世紀中外學者的研究論著，是那樣豐富。況且作者也不以直接引用為滿足，而是對於徵引的古今文獻都細加考證，以確定其可信程度。這使本書的注釋與正文結閤成為相當嚴密的整體，再輔以詳盡的參考文獻目錄，也使本書堪稱讀者瞭解南明信史的佳製。
　　以往我們的南明史論著，包括通史或斷代史著作的有關篇章在內，常給人某種先立論、後舉證的印象。將滿漢間的民族衝突化約為愛國與否的鬥爭，將南明諸政權的建立簡單說成人民群眾支持的結果，而對於那些政權本身的考察反而語焉不詳，便是我們常見的陳述模式。司徒琳顯然不滿意這樣的陳述模式。她的《南明史》將考察重心置於這些政權本身。她認為本書所考察的南明四政權是明朝世襲君主統治在首都失陷後十八年內的繼續，因而也是導緻明朝統治由強變弱的兩大難題造成的內在睏擾的繼續。
　　那兩大難題便是“文武官員之間無法取得統一和協調”，“大臣們在如何作為皇帝的輔弼問題上陷入瞭睏境”。正如本書引言最後所強調的，作者並不認為這是把明朝引嚮滅亡的唯一矛盾，“同等重要的還有前近代經濟變遷的多重因素在起作用”。但作者所以將視野主要放在那兩大難題的糾結不已上，是因為她認定曆史事實已明白昭示，正是由於處在生死關頭之時這種糾結造成的內部衝突反而越發嚴重，招緻瞭抵抗運動節節失敗和各個政權逐一消亡。
　　人們自然可以對這樣的見解提齣異議，但倘若仔細通讀全書，便很難否認那是堅持從曆史本身說明曆史的一個角度。如同許多西方漢學傢一樣，司徒琳研究中國曆史，力求保持客觀的態度，而竭力避免對於個彆人物和事件作齣褒貶式的評價，尤其注意南明那些不同人物麵對傳統難題交替齣現時的角色變換，或者說在實際曆史進程中的心態和行為的變化過程。這使本書關於中文論著中常有定評的那些人物和事件的陳述，經常顯得與眾不同。見解本身可以討論，但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一種嚴謹的治學態度。多年來，我們的曆史研究，過度熱衷於所謂曆史人物的評價，過度注目於某些曆史積案的是非，而對於過程本身卻往往不加細察，這難道不是非曆史主義的態度嗎？
　　司徒琳的《南明史》，原著以敘事細膩、風格簡練、文字優雅著稱。承作者好意，在三年前中譯本初稿剛齣來時，便要我幫助審訂。我是相信嚴復所立譯書需要信、達、雅三準則的，而以為首要的是信，即準確錶達原著的文意。作者的中文造詣本來很高，完全有能力自行校訂，但仍以為中文譯本由中國學者校訂可能更宜於中國讀者。校訂改譯的經過，作者為中文版寫的後記已予說明。這迴我再次應邀訪問印第安納大學，譯稿已全部完成，於是不得不兌現諾言，通讀之餘，對譯文作瞭若乾修改，還是希望既信且達。至於是否給原已改訂得很暢達的譯文，略增雅意，抑或反而佛頭著糞，那就不敢說瞭。
　　但我相信，司徒琳教授這部《南明史》中譯本的齣版，必將受到學術界同行和讀者的歡迎。關心南明史的讀者，有瞭一部深入淺齣的好書可讀；研修明清曆史文化的青年學子，增添瞭一部係統性強而內容豐富的參考書。而研究明清史的學者們，不論對於本書的內容、結構和見解作何估計，想來都願意一讀的。因為本書在美國紐黑文和英國倫敦同時齣版以來雖已有七年，但至今在歐美漢學界仍是關於南明的完整曆史的唯一專著。我們至少可從中窺見海外說英語的同行們在這一點上的研究現狀。
　　硃維錚
　　1990年12月
　　於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高級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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