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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概念史”是一种基于普遍观念来撰述历史的方式。从概念史的角度看，概念由词语表出，但比词语含有更广泛的意义；一定的社会、政治经验和意义积淀于特定的词语并被表征出来后，该词语便成为概念。概念史关注文本的语言和结构，通过对历史上主导概念的研究来揭示该时代的特征。

内容简介

本书接续前两辑的意旨，所刊载的论文以概念、文本、制度为切入口，以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生成与流变为基础，在东亚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并在全球史的视野之下，从中国和东亚的视角与欧美学界进行理论对话。全书共收入论文九篇、书评一篇，分“文本比较”“概念考古”“耶稣会时代”“概念史的谱系”四部分，通过对历史上主导概念的研究来揭示时代特征，以推动亚洲概念是研究的新展开。

作者简介

张凤阳，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著有《政治哲学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现代性的谱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孙江，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教授。著有《作为他者的宗教——近代中国的宗教与政治》（台北：博扬文化，2016年）、《中国の「近代」を問う——歴史?記憶?アイデンティティ》（东京：汲古书院，2014年）等。

目录

序：重审中国近代/ 孙江
文本比较
一部缺失“开化”的“开化史”——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与日本文明史学之困境 /黄东兰
西周与严复——以学问观、道德观为中心 /高柳信夫
严复的“格致”：从培根到斯宾塞——以《天演论》前后为中心 /沈国威
概念考古
从“启蒙”到“启蒙运动”：近代中国“Enlightenment”的概念史/ 陈建守
民族概念及其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影响/ 王马克（Marc Matten）
耶稣会时代
利玛窦的南昌记忆——朱国桢《涌幢小品?浮提异人》研究/ 宋黎明
《天学传概》同名异文考论/ 谭树林
概念史的谱系
概念史：德国的传统/ 冯凯（Kai Vogelsang）
作为话语事件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张凤阳、李智
书评
莱因哈特?科塞雷克：《概念史》与理解史 / 石坤森（Stefan Christ）

精彩书摘

　　序：重审中国“近代”
　　孙 江
　　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历史》一书开篇劈头写道：“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如果以今人的眼光看，文中的“历史”当指“功业”（γενóμενα），而非“研究成果”（ιστορια/ historia），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循此，我们不难理解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为什么会扬文学而抑史学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写道：“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历史与文学（诗学）的区隔不在于文体，而在于前者解释已发，后者书写未发；前者追求特殊性，后者带有普遍性。其时，相对于诗学，“历史”一词尚未普及，希罗多德《历史》中仅出现过20次，柏拉图只提到4次，亚里士多德最多，也不过24次。
　　18世纪前，“历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指向过去，恰如汉语里昨天的昨天是前天一样，“前”指向过去，当下的意义是由过去赋予的，过去（antiquus）是否定现在（modernus）的依据。18世纪后，“历史”发生了根本转向——“进步”成为其孪生兄弟，从此“历史”不仅涵盖过去，还朝向未来，正如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所言，“历史”是过去的经验空间和未来的期待视野相结合的产物。
　　距此一个世纪后，即19世纪中叶，中国人真正经验了这种“近代历史”。1870年，出使欧洲归来的清朝外交官志刚，在船驶入近海时，遥望中国大陆，在日记中写道：“尔谓中国为在中央乎？则大地悬于太空，何处非中？谓在中间乎？则万国相依，皆有中间。谓在中心乎？则国在地面。中国者，非形势居处之谓也。我中国自伏羲画卦已（以）来，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孟所传，以至于今四千年，皆中道也。（中略）则所谓中国者，固由历圣相传中道之国也。而后凡有国者，不得争此中矣。”在此，中国不再是“中央之国”，而是伏羲画卦以来的“中道之国”。空间意义从“中国”脱落，“中国”被转化为一以贯之的时间概念。然而，这个时间已非过去的经验所能独占的。1873年，李鸿章在一则奏章中写道：“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欧风挟着美雨，如不速之客，不请自来，过去的经验无法解释当下，中国处在“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之中。
　　19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期，它承袭了既往的余韵，开启了其后的型式。回看欧洲，在群星璀璨的“年鉴学派”那里，历史学家们之所以盘桓于中世纪晚期而耕耘不辍，盖源于对“近代”的怀疑，何以作为单数的近代得以从中世纪生发，其他可能性因此而隐没无闻？同样，中国近代的已然和盖然也隐藏在19世纪前后的历史——事件之中，这些值得深描细究。
　　事实与事件大相径庭，前者是“人类的功业”，如刮风下雨，不针对具体的人，后者有指向性。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认为事件不能完全客观化，因为对于观察者来说，事件本质上是纳入理解者的理解行为之中的，事件是对于某（些）人的事件，其意义伴随观察者所在的意义世界而变动。后现代文学批评家保罗·德曼（Paul de Man）甚至激进地认为:“历史不是进步或倒退，而是一种事件（event），一种出现（occurrence），当‘权力’‘斗争’等词突然浮现时，就存在历史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发生（happen）的瞬间，就存在所谓出现、所谓事件。因此，历史不是时间序列的概念，仅仅是从认知语言中突然出现的‘权力’话语。”
　　谈事件，不能不说社会史。社会史如一根橡皮筋，其弹性足以使之涵盖几个不同的领域。社会史是从批判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中产生出来的。实证主义史学执着于官方史料，认为可以用客观方法即经验方法直接观察事实，这回应了正在成长中的近代国家对历史的需求。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心理学、地理学、人类学等进入史家的“调查研究”中，“年鉴学派”与时俱进，从《社会经济史年鉴》（1929年）到《年鉴——经济、社会、文明》（1946年），再到《年鉴——历史、社会科学》（1994年），刊名的变更反映了问题意识的变化，“二战”的悲剧让人们重新思考何谓近代文明，“语言学的转向”让历史成为社会科学的田野。
　　语言不仅是传达意义的工具，还有作为语言的功能意义，人的思考是由语言所决定的。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如是说。就历史/事件而言，调查研究的成果是表象行为的产物，是被再构的事实，论者只能借此寻找事实。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discourse）业已被滥用了，所谓话语就是借助语言表现内涵事件的张力。福柯自称历史学家，却给作为“功业”的历史宣判了死刑。1989年，夏蒂埃（Roger Chartier）在《作为表象的世界》长文中，严厉地批判了过往“年鉴学派”的社会史实践，提倡打破结构的历史叙述，“在形成社会的各种结合和对立关系中，寻找切入口”。与“年鉴学派”主要人物有交集的日本法国史学者二宫宏之则说：“社会史概念是作为反对僵化的武器来使用的，不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是逸出（はみ出し）的概念。”社会史本来就具有自我内省的批判精神，对历史的观察不仅要摆脱“东方学”（orientalism）的掣肘，还应该从普遍性转向地方性，从抽象的概念世界转向日常生活的世界。
　　历史认识论的转向对理解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至关重要。西美尔（Georg Simmel）有道：“秘密，赋予与公开世界相并列的第二世界（einer zweiten Welt）以可能性，同时公开世界亦受到第二世界所具有的可能性的深深的影响。”粗言之，倘若中国存在两个“社会”的话，一个社会如宗族、行会及其派生物，是所谓的第一世界；一个社会如江湖、会党等，乃是第二世界。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第二世界被等同于“秘密社会”（secret societies），污名化的语言表现——话语不仅反复进行能指的游戏再生产，还妨碍了对第一世界和由媒体、资本形成的新世界的把捉。
　　社会的近代转型未必触动人心。在《文明的进程》（1939年）这部拓荒之作中，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强调要理解社会向近代的变迁，不变的“心性”是一个切入口。埃利亚斯曾转述费弗尔（Lucien Febvre）讲过的一则故事。话说有一天早晨，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位时间1515—1547年）从情妇家中出来，坐上马车准备回宫，途中听到远处教堂的钟声，内心为之一动，急令马夫调转方向，驱车前往教堂祈祷。弗朗索瓦一世昨夜的行为和今早的举止之间的分裂关乎“灵与肉”，如果在传统史家那里，一定会从道德统一性角度解释称国王听到钟声而心生悔意。但从心性史角度看，灵与肉是可以分离的，换言之，灵与肉共在，弗朗索瓦一世今晚仍可能还不回宫。1955年，历史学家吕思勉在给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生讲话时讲起一段家史，他说自己的祖先吕公是明朝的“失节者”，做了清朝的“伪官”。现代人吕思勉内心深处端坐着传统儒者的名节观，这一不变的心态与其历史写作两不相碍。
　　目下，记忆研究方兴未艾。心性史与记忆研究的根本不同在于，心性史研究过去积淀于现在的痕迹，而记忆研究则侧重于现代如何想象过去。后者涉及为何要研究历史，按照尼采的说法，一是好古，一是纪念，而最好的是与“生”——Leben紧密结合的历史。但是，如此一来，与纪念的历史一样，历史叙述必然带有非历史的当下性。是的，对于文字这种历史/记忆的媒介，历来存在截然对立的理解：一种是怀疑的态度，认为文字在人心中播下“遗忘”， “能愈多而德愈薄矣”。另一种认为文字具有魔力，是作为抵抗第二种社会之死——忘却的武器。从文字发明到印刷术的普及，再到今日电子媒介的无所不在，我们身处“链接性转向”（connective turn）时代。历史成为“潜在性”知识。人们不必在尘土堆中呼吸发霉的空气，寻寻觅觅，只需凭借一定的工具即可乾坤大挪移。“链接性转向”让冷漠的历史学终于感受到“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寒冬：固有的学科常识正在摇曳。
　　回思16世纪末以降三百余年间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致可以看出如下知识变动的轨迹：耶稣会士将中国知识传入欧洲后，影响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思考世界的方式及其对中国的认识，此乃“宋学西迁”的结果。19世纪来华西人传播的西学知识形塑了中国人的自我/他者认识，开启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历程，是为“西学东渐”的产物。1895年“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人大举东渡，移植日本西学知识（包括传入日本的来华西人传播的西学知识），更加速了这一进程，这是“东学入中”的知识往返。
　　学者日用而未必尽知。《亚洲概念史研究》系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主办的学术集刊，本书致力于从概念史的角度研究近代知识空间的形成，进而探讨别异于欧美的中国乃至东亚的现代性问题。1922年，在西潮滚滚、骎骎乎有席卷全国之势下，一群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会聚南京大学的前身——国立东南大学，创办了《学衡》杂志。《学衡》旨趣曰：“诵述中西先哲之精神，以翼学；解析宇宙名著之共性，以邮思；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平心而言，不事嫚骂，以培俗。”逝者不可追，犹待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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