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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概念史”是一種基於普遍觀念來撰述曆史的方式。從概念史的角度看，概念由詞語錶齣，但比詞語含有更廣泛的意義；一定的社會、政治經驗和意義積澱於特定的詞語並被錶徵齣來後，該詞語便成為概念。概念史關注文本的語言和結構，通過對曆史上主導概念的研究來揭示該時代的特徵。

內容簡介

本書接續前兩輯的意旨，所刊載的論文以概念、文本、製度為切入口，以中國現代知識體係的生成與流變為基礎，在東亞範圍內進行比較研究，並在全球史的視野之下，從中國和東亞的視角與歐美學界進行理論對話。全書共收入論文九篇、書評一篇，分“文本比較”“概念考古”“耶穌會時代”“概念史的譜係”四部分，通過對曆史上主導概念的研究來揭示時代特徵，以推動亞洲概念是研究的新展開。

作者簡介

張鳳陽，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著有《政治哲學關鍵詞》（南京：江蘇人民齣版社，2006年）、《現代性的譜係》（南京：江蘇人民齣版社，2011年）。

孫江，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教授。著有《作為他者的宗教——近代中國的宗教與政治》（颱北：博揚文化，2016年）、《中國の「近代」を問う——歴史?記憶?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東京：汲古書院，2014年）等。

目錄

序：重審中國近代/ 孫江
文本比較
一部缺失“開化”的“開化史”——田口卯吉《支那開化小史》與日本文明史學之睏境 /黃東蘭
西周與嚴復——以學問觀、道德觀為中心 /高柳信夫
嚴復的“格緻”：從培根到斯賓塞——以《天演論》前後為中心 /瀋國威
概念考古
從“啓濛”到“啓濛運動”：近代中國“Enlightenment”的概念史/ 陳建守
民族概念及其對中國近代政治思想的影響/ 王馬剋（Marc Matten）
耶穌會時代
利瑪竇的南昌記憶——硃國楨《湧幢小品?浮提異人》研究/ 宋黎明
《天學傳概》同名異文考論/ 譚樹林
概念史的譜係
概念史：德國的傳統/ 馮凱（Kai Vogelsang）
作為話語事件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 張鳳陽、李智
書評
萊因哈特?科塞雷剋：《概念史》與理解史 / 石坤森（Stefan Christ）

精彩書摘

　　序：重審中國“近代”
　　孫 江
　　希羅多德（Herodotus）在《曆史》一書開篇劈頭寫道：“在這裏發錶齣來的，乃是哈利卡爾那索斯人希羅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這些研究成果發錶齣來，是為瞭保存人類的功業。”如果以今人的眼光看，文中的“曆史”當指“功業”（γενóμενα），而非“研究成果”（ιστορια/ historia），然而結果恰恰相反。循此，我們不難理解亞裏士多德（Aristotle）為什麼會揚文學而抑史學瞭。亞裏士多德在《詩學》中寫道：“曆史傢與詩人的差彆不在於一用散文，一用韻文；希羅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寫為韻文，但仍是一種曆史，有沒有韻律都一樣；兩者的差彆在於一敘述已發生的事，一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因此，寫詩這種活動比曆史更富於哲學意味，更被嚴肅地對待；因為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曆史則敘述個彆的事。”曆史與文學（詩學）的區隔不在於文體，而在於前者解釋已發，後者書寫未發；前者追求特殊性，後者帶有普遍性。其時，相對於詩學，“曆史”一詞尚未普及，希羅多德《曆史》中僅齣現過20次，柏拉圖隻提到4次，亞裏士多德最多，也不過24次。
　　18世紀前，“曆史”作為一種知識體係指嚮過去，恰如漢語裏昨天的昨天是前天一樣，“前”指嚮過去，當下的意義是由過去賦予的，過去（antiquus）是否定現在（modernus）的依據。18世紀後，“曆史”發生瞭根本轉嚮——“進步”成為其孿生兄弟，從此“曆史”不僅涵蓋過去，還朝嚮未來，正如科塞雷剋（Reinhart Koselleck）所言，“曆史”是過去的經驗空間和未來的期待視野相結閤的産物。
　　距此一個世紀後，即19世紀中葉，中國人真正經驗瞭這種“近代曆史”。1870年，齣使歐洲歸來的清朝外交官誌剛，在船駛入近海時，遙望中國大陸，在日記中寫道：“爾謂中國為在中央乎？則大地懸於太空，何處非中？謂在中間乎？則萬國相依，皆有中間。謂在中心乎？則國在地麵。中國者，非形勢居處之謂也。我中國自伏羲畫卦已（以）來，堯舜禹文武周公孔孟所傳，以至於今四韆年，皆中道也。（中略）則所謂中國者，固由曆聖相傳中道之國也。而後凡有國者，不得爭此中矣。”在此，中國不再是“中央之國”，而是伏羲畫卦以來的“中道之國”。空間意義從“中國”脫落，“中國”被轉化為一以貫之的時間概念。然而，這個時間已非過去的經驗所能獨占的。1873年，李鴻章在一則奏章中寫道：“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閤地球東西南朔九萬裏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韆餘年一大變局也。”歐風挾著美雨，如不速之客，不請自來，過去的經驗無法解釋當下，中國處在“三韆餘年一大變局”之中。
　　19世紀是中國曆史上重要的轉型期，它承襲瞭既往的餘韻，開啓瞭其後的型式。迴看歐洲，在群星璀璨的“年鑒學派”那裏，曆史學傢們之所以盤桓於中世紀晚期而耕耘不輟，蓋源於對“近代”的懷疑，何以作為單數的近代得以從中世紀生發，其他可能性因此而隱沒無聞？同樣，中國近代的已然和蓋然也隱藏在19世紀前後的曆史——事件之中，這些值得深描細究。
　　事實與事件大相徑庭，前者是“人類的功業”，如颳風下雨，不針對具體的人，後者有指嚮性。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認為事件不能完全客觀化，因為對於觀察者來說，事件本質上是納入理解者的理解行為之中的，事件是對於某（些）人的事件，其意義伴隨觀察者所在的意義世界而變動。後現代文學批評傢保羅·德曼（Paul de Man）甚至激進地認為:“曆史不是進步或倒退，而是一種事件（event），一種齣現（occurrence），當‘權力’‘鬥爭’等詞突然浮現時，就存在曆史瞭，各種各樣的事情在發生（happen）的瞬間，就存在所謂齣現、所謂事件。因此，曆史不是時間序列的概念，僅僅是從認知語言中突然齣現的‘權力’話語。”
　　談事件，不能不說社會史。社會史如一根橡皮筋，其彈性足以使之涵蓋幾個不同的領域。社會史是從批判19世紀實證主義史學中産生齣來的。實證主義史學執著於官方史料，認為可以用客觀方法即經驗方法直接觀察事實，這迴應瞭正在成長中的近代國傢對曆史的需求。20世紀20年代後，隨著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心理學、地理學、人類學等進入史傢的“調查研究”中，“年鑒學派”與時俱進，從《社會經濟史年鑒》（1929年）到《年鑒——經濟、社會、文明》（1946年），再到《年鑒——曆史、社會科學》（1994年），刊名的變更反映瞭問題意識的變化，“二戰”的悲劇讓人們重新思考何謂近代文明，“語言學的轉嚮”讓曆史成為社會科學的田野。
　　語言不僅是傳達意義的工具，還有作為語言的功能意義，人的思考是由語言所決定的。語言學傢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如是說。就曆史/事件而言，調查研究的成果是錶象行為的産物，是被再構的事實，論者隻能藉此尋找事實。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話語”（discourse）業已被濫用瞭，所謂話語就是藉助語言錶現內涵事件的張力。福柯自稱曆史學傢，卻給作為“功業”的曆史宣判瞭死刑。1989年，夏蒂埃（Roger Chartier）在《作為錶象的世界》長文中，嚴厲地批判瞭過往“年鑒學派”的社會史實踐，提倡打破結構的曆史敘述，“在形成社會的各種結閤和對立關係中，尋找切入口”。與“年鑒學派”主要人物有交集的日本法國史學者二宮宏之則說：“社會史概念是作為反對僵化的武器來使用的，不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是逸齣（はみ齣し）的概念。”社會史本來就具有自我內省的批判精神，對曆史的觀察不僅要擺脫“東方學”（orientalism）的掣肘，還應該從普遍性轉嚮地方性，從抽象的概念世界轉嚮日常生活的世界。
　　曆史認識論的轉嚮對理解中國社會的“近代”轉型至關重要。西美爾（Georg Simmel）有道：“秘密，賦予與公開世界相並列的第二世界（einer zweiten Welt）以可能性，同時公開世界亦受到第二世界所具有的可能性的深深的影響。”粗言之，倘若中國存在兩個“社會”的話，一個社會如宗族、行會及其派生物，是所謂的第一世界；一個社會如江湖、會黨等，乃是第二世界。一百多年來，中國的第二世界被等同於“秘密社會”（secret societies），汙名化的語言錶現——話語不僅反復進行能指的遊戲再生産，還妨礙瞭對第一世界和由媒體、資本形成的新世界的把捉。
　　社會的近代轉型未必觸動人心。在《文明的進程》（1939年）這部拓荒之作中，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強調要理解社會嚮近代的變遷，不變的“心性”是一個切入口。埃利亞斯曾轉述費弗爾（Lucien Febvre）講過的一則故事。話說有一天早晨，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在位時間1515—1547年）從情婦傢中齣來，坐上馬車準備迴宮，途中聽到遠處教堂的鍾聲，內心為之一動，急令馬夫調轉方嚮，驅車前往教堂祈禱。弗朗索瓦一世昨夜的行為和今早的舉止之間的分裂關乎“靈與肉”，如果在傳統史傢那裏，一定會從道德統一性角度解釋稱國王聽到鍾聲而心生悔意。但從心性史角度看，靈與肉是可以分離的，換言之，靈與肉共在，弗朗索瓦一世今晚仍可能還不迴宮。1955年，曆史學傢呂思勉在給華東師範大學畢業生講話時講起一段傢史，他說自己的祖先呂公是明朝的“失節者”，做瞭清朝的“僞官”。現代人呂思勉內心深處端坐著傳統儒者的名節觀，這一不變的心態與其曆史寫作兩不相礙。
　　目下，記憶研究方興未艾。心性史與記憶研究的根本不同在於，心性史研究過去積澱於現在的痕跡，而記憶研究則側重於現代如何想象過去。後者涉及為何要研究曆史，按照尼采的說法，一是好古，一是紀念，而最好的是與“生”——Leben緊密結閤的曆史。但是，如此一來，與紀念的曆史一樣，曆史敘述必然帶有非曆史的當下性。是的，對於文字這種曆史/記憶的媒介，曆來存在截然對立的理解：一種是懷疑的態度，認為文字在人心中播下“遺忘”， “能愈多而德愈薄矣”。另一種認為文字具有魔力，是作為抵抗第二種社會之死——忘卻的武器。從文字發明到印刷術的普及，再到今日電子媒介的無所不在，我們身處“鏈接性轉嚮”（connective turn）時代。曆史成為“潛在性”知識。人們不必在塵土堆中呼吸發黴的空氣，尋尋覓覓，隻需憑藉一定的工具即可乾坤大挪移。“鏈接性轉嚮”讓冷漠的曆史學終於感受到“語言學轉嚮”（linguistic turn）的寒鼕：固有的學科常識正在搖曳。
　　迴思16世紀末以降三百餘年間中國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大緻可以看齣如下知識變動的軌跡：耶穌會士將中國知識傳入歐洲後，影響瞭18世紀啓濛思想傢思考世界的方式及其對中國的認識，此乃“宋學西遷”的結果。19世紀來華西人傳播的西學知識形塑瞭中國人的自我/他者認識，開啓瞭建設現代國傢的曆程，是為“西學東漸”的産物。1895年“甲午戰爭”後，中國知識人大舉東渡，移植日本西學知識（包括傳入日本的來華西人傳播的西學知識），更加速瞭這一進程，這是“東學入中”的知識往返。
　　學者日用而未必盡知。《亞洲概念史研究》係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主辦的學術集刊，本書緻力於從概念史的角度研究近代知識空間的形成，進而探討彆異於歐美的中國乃至東亞的現代性問題。1922年，在西潮滾滾、駸駸乎有席捲全國之勢下，一群學貫中西的知名學者會聚南京大學的前身——國立東南大學，創辦瞭《學衡》雜誌。《學衡》旨趣曰：“誦述中西先哲之精神，以翼學；解析宇宙名著之共性，以郵思；籀繹之作必趨雅音，以崇文；平心而言，不事嫚罵，以培俗。”逝者不可追，猶待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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