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芬奇童年的記憶（典藏版）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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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是弗洛伊德有關達·芬奇童年記憶的心理史學經典著作，對達·芬奇一些畫作呈現的心理學潛意識狀態進行分析。這是他僅有一次大規模地涉足傳記領域取得的研究成果。他研究的主題從早年開始的列奧納多的感情生活，其藝術和科學衝動之間的衝突，他的性心理曆史軌跡，到同樣重要的次主題：創造性藝術傢的心理本質，某種特殊類型同性戀的起源，對研究精神分析理論的曆史具有特彆重要意義的自戀癥概念。這些都無一例外地完整地呈現在讀者麵前。

作者簡介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奧籍猶太人，生於捷剋，後隨父母遷居至奧地利，於維也納學醫和行醫，其後為逃避納粹的統治而遷居英國。精神分析學派的創始人、現代心理學的奠基者，在人格理論、潛意識、夢的解析、性的本能、生/死本能、人格論、焦慮與自我防衛等方麵，都有重大的貢獻。其觀點對精神病醫學領域影響深遠，而且在社會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政治學、美學以及文學藝術創作等方麵受到廣泛應用，被譽為20世紀西方偉大的思想傢之一。一生著作甚豐，多收錄於德文的《弗洛伊德全集》，之後翻譯為多種語言版本。。李雪濤，男，1965年生於江蘇省徐州市。德國波恩大學文學碩士、哲學博士。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國際漢學》副主編。主要從事德國漢學、德國哲學以及中國佛教史的研究。目前擔任教育部重大哲學社會科學項目“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域外的傳播與影響”的總協調人。2009年獲得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纔”稱號。主要專著、編著、譯著有：《日耳曼學術譜係中的漢學——德國漢學之研究》(專著，2009)、《德國漢學：曆史、發展、人物與視角》(主編之一，2005)、A Multilingu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m(主編之一，1999)、《佛像解說》(翻譯，2003)、雅斯貝爾斯《大哲學傢》(主譯，2004)，並主持翻譯瞭德國漢學傢顧彬(W. Kubin)教授主編的十捲本《中國文學史》。並發錶“論雅斯貝爾斯‘軸心時代’觀念的中國思想來源”等論文80餘篇。
//李雪濤，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全球史研究院院長。1965年生於江蘇徐州。德國波恩大學文學碩士、哲學博士。主要從事德國中國學、德國哲學以及中國佛教史的研究。近期的主要作品有《誤解的對話——德國漢學傢的中國記憶》（專著，2014）、《民國時期的德國漢學：文獻與研究》（編著，2013）、《海德格爾與雅斯貝爾斯往復書簡》（譯著，2012）等，並發錶《論雅斯貝爾斯“軸心時代”觀念的中國思想來源》等論文150餘篇。

目錄

德文版編輯前言／Ⅰ
第一章／1
第二章／24
第三章／37
第四章／55
第五章／69
第六章／83
譯後記／92
人名索引／98

精彩書摘

　　《達·芬奇童年的記憶（典藏版）》：
　　列奧納多成瞭第一位現代的自然探索者，他的勇氣使他積纍瞭豐富的學識和想象，因此成為希臘時代以來第一位隻通過觀察和自己的判斷來探索自然奧秘的人。但是，當他教育人們必須輕視權威、拋棄對古人的模仿，並且一再主張對自然界的研究是所有真理的源泉時，他隻是在重復自己在人類可能達到的理想境界中的堅定態度，而這種態度産生於他的童年時代，那時他還好奇地注視著這個世界。如果我們將科學的抽象概念轉換成個人的具體經驗，那麼古人和權威則僅僅相當於他的父親，而大自然則重新變成瞭曾經養育過他的，溫柔、善良的母親。從古至今，絕大多數的孩子都迫切地需要依附於某個權威，以至於當那個權威受到挑戰時，他們的世界就會倒塌，唯有列奧納多可以不需要這種支持。如果在他生命的初期，他沒有學會放棄他的父親，那麼他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童年的性探索沒有受到父親的壓抑，這是他後來從事冒險、獨立的科學研究的基礎，並將研究延伸到瞭性以外的領域。
　　如果一個人像列奧納多那樣，在他童年的最早期就擺脫瞭來自父親的恐嚇，並在他的研究中掙脫瞭權威的羈絆，但我們又發現，這個人仍然是一名虔誠的教徒，無法擺脫宗教教義的約束，那麼這種情況就和我們所希望的迥然而異瞭。精神分析學說使我們認識到瞭戀父情結和信仰上帝之間的內在聯係，它嚮我們錶明，從心理的角度來說，每個人的上帝無異於一個拔高瞭的父親形象，它使我們每天都認識到：一旦父親的權威在年輕人的心中倒塌，他們便失去瞭宗教信仰。因此在父母情結之中我們認識到瞭人們宗教需要的根源。萬能而又公正的上帝，善良的大自然在我們看來是父母親卓越的升華，更確切地說是對幼兒期有關父母親概念的更新和恢復。按照生物學的觀點，宗教性應當歸根於兒童長期、持久的無助和對幫助的需求。在以後的日子裏，他認識到瞭自己真正的孤獨和在強大生活壓力麵前的弱小，並感到現在的情形和童年時代很類似，於是他就嘗試用喚迴他幼兒時期的保護力量來否定自己的絕望無助。宗教給予它的信徒預防精神病的能力，因為每個人，乃至整個人類的負罪感都來源於戀父母情結，宗教幫助他們去除瞭這個情結，而那些不信教的人則必須獨自來麵對這個問題。
　　……

前言/序言

譯者序

列奧納多·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無疑是文藝復興時期最偉大的曠世天纔之一。他不僅僅是一位創作瞭《濛娜麗莎》和《最後的晚餐》的畫傢，同時也是一位雕塑傢、建築學傢、工程師和發明傢。收藏於巴黎盧浮宮萬國大廳（Salle des Etats）中的這幅木闆油畫《濛娜麗莎》，盡管僅有77厘米×53厘米大小，但畫中人物臉上露齣的讓人著迷又無法接近的淺淺微笑，賦予瞭這幅油畫不朽的名聲。
近五百年來，《濛娜麗莎》——這個編號為779的盧浮宮鎮宮之寶，是人類藝術品中名頭最響亮的傑作，每年吸引瞭約550萬遊客造訪。
任何一個想起列奧納多油畫的人都會想到一個獨特的、令人沉醉而又神秘的微笑，他將這一微笑魔術般地附在瞭他畫中女性形象的嘴唇上。這個微笑停留在瞭那既長又彎的嘴唇上，成瞭作者的藝術特徵，並被特彆命名為“列奧納多式”（leonardesk）的。（見本書第四章，S.56）
它微妙地捉弄著人類的智性，令其成為一個難解的曆史懸謎：肖像中的人物到底是誰？她在嚮誰微笑？為何如此微笑？在她光芒四射的微笑裏，究竟隱含著怎樣的人類學深意？
濛娜麗莎的齣現，引發瞭作為私生子的列奧納多對生母的痛切記憶，他嚮那位生母的化身傾訴瞭自己的孤獨身世。這次傾訴導緻瞭一場長達四年乃至更久的愛慕：畫傢狂熱地迷戀自己的模特兒，並在她的肖像上塗滿瞭隱秘的激情。但隻有奧地利的心理分析學傢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發現瞭列奧納多的秘密，並用“戀母情結”解碼瞭“微笑”的語義。弗洛伊德宣稱，這幅傑作錶露齣畫傢對母愛的渴望。他畢生都在尋找母親的替代品，濛娜麗莎之所以成為偉大女性，是因為她就是人類母親的最高形象。破解列奧納多秘密的這部著作便是呈現在讀者麵前的、弗洛伊德於1910年撰寫的《達·芬奇童年的記憶》（Eine Kindheitserinnerung des Leonardo da Vinci，以下簡稱《童年記憶》）。這是一部將精神分析學理論用於曆史人物研究的先驅之作，它的齣版標誌著心理史學的創立。
一
20世紀初，西方史學理論呈現齣多元化的特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的運用，特彆是追溯他所研究的曆史名人的俄狄浦斯情結（�Zdipuskomplex）——幼兒在3～5歲間以雙親中的異性作為自己性愛的對象，視同性中的一方為情敵的情結——的情況，産生瞭一種對傳記主人公使用精神分析手法的新傳記，弗洛伊德的這部《童年記憶》就是一例。在弗洛伊德看來，性生活方麵的活動，是理解一個曆史人物的關鍵所在。而曆史人物創造性活動的原始動力很可能源自童年早期的性：由於性欲得到升華的緣故，成年時期的創造力取代瞭一部分受壓抑的性生活。藝術傢的創作正是這種性欲的一種宣泄方式，藝術和科學成就是性欲得到升華的兩種方式。
在這部著作齣版之前，精神分析學一直是以問題研究作為其重點的。而在當時圍繞著文藝復興巨匠列奧納多的身世和創作之謎，人們做齣瞭種種推測和解釋。作為文藝復興時期偉大的藝術傢和科學傢，列奧納多雖然以繪畫大師聞名世界，但他並未真正完成過一件作品，並且從未對自己的創作錶示過滿意。他是藝術大師，卻又研究飛鳥，設計齣許多機械裝置。除瞭著有重要的《繪畫論》（Trattato della pittura, 1817）外，他還留下瞭大量的草圖速寫，以及有關自然科學、工程的手稿。在他的畫筆下，齣現瞭無數的美麗女性，但他卻終身獨自一人，甚至沒有誰知道他曾經有過什麼風流韻事。諸如此類的相互矛盾的問題，幾個世紀以來一直睏擾著歐洲學者。弗洛伊德嘗試著以達·芬奇童年時期的性經曆作為齣發點來解釋上述的悖論。
弗洛伊德以列奧納多日記中的一段話——“當我還躺在搖籃裏時，一隻禿鷲嚮我飛來，它用它的尾巴打開瞭我的嘴巴，並多次用它的尾巴撞擊我的嘴唇”（見本書第二章，S.24）為切入點，以童年的記憶是當時的記憶和以後成長經曆中的各種想象的混閤體這一觀點為前提，指齣“禿鷲的尾巴”事實上象徵瞭母親的哺乳與親吻，這些動作由於激起瞭幼兒的口唇快感而具有瞭性的含義，並因此刺激瞭兒子對母親強烈的依戀和性早熟。何以禿鷲象徵著母親呢？因為在西方的神話傳說中，禿鷲隻有雌性，並且由風而受孕，進而生育。由於這樣的一個神話後來被天主教用來解釋聖母受孕，生活在天主教大行其道的意大利，列奧納多對此理應有所瞭解。因此他無意之中把自己比喻成瞭禿鷲之子。因是私生子，小列奧納多在五歲前是有母無父的，母親將全部的愛傾注在他身上的結果是使其性探索的衝動更為強烈。這種衝動在無法釋放而又不願受壓抑的情況下升華為一種普遍的求知欲，並演化為成年列奧納多探索自然奧秘的強烈欲望。在對列奧納多所收的愛徒全是漂亮的男孩子這一事實的解釋上，弗洛伊德認為，在列奧納多對母親的愛受到壓抑之後，他便潛意識地把自己認同於自己的母親，以至於站在母親的立場上來選擇自己愛的對象。
很顯然，弗洛伊德在這裏將列奧納多對藝術的追求與對科學的探索之間的矛盾，追溯到他童年時代的重要經曆，以此分析與探討兒童早期的性欲、同性戀、自戀傾嚮與被壓抑的願望對藝術傢本人的影響，及其在藝術作品中的流露與錶現，並由此進一步解釋其成年後的行為，如作畫風格及何以具有廣泛而濃厚的科學研究興趣，等等。從精神分析的理論建樹上來講，他在此對幼兒心理所進行的更深層次的分析，第一次係統地論證瞭幼兒“自戀期”的心理活動規律。總之，在弗洛伊德看來，隱藏的“戀母情結”是存在於列奧納多身上一切疑問的最終答案。
二
“經曆瞭幾乎四個世紀的時光，濛娜麗莎依然讓那些曾久久凝視過她的人談論著，甚至對她失魂落魄。就讓這成為不解之謎吧。”（見本書第四章，S.56）
弗洛伊德根據自己的推斷，認定濛娜麗莎在列奧納多心裏，是母親的代替物，濛娜麗莎的笑是列奧納多性欲的結晶，她那神秘的微笑引發瞭列奧納多被壓抑的一段記憶，那是對親生母親微笑的記憶。當他還是嬰兒的時候，這種記憶被他遺忘瞭。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畫傢對這個微笑不是一般的迷戀。為此，他試圖在他所有關於女人的作品中再現這一天賜福祐的微笑。這幅作品的獨特之處就在於，通過吉奧孔多（Lisa del Giocondo）這個人物，他和他一直渴望的、永恒的母親重新團聚。畫中的微笑既帶有誘惑性，又帶有幾分自信。
列奧納多很可能是被濛娜麗莎的微笑迷住瞭，因為這個微笑喚醒瞭他心中長久以來沉睡著的東西——很可能是往日的一個記憶。這個記憶一經再現，就不能再被忘卻，因為對他來說實在是太重要瞭。他必須不斷地賦予它新的錶現方式。（見第四章，S.60）
弗洛伊德由此推論道，“由此我們猜測，他的母親有可能擁有這種神秘的微笑，他曾經遺忘瞭這種微笑，當他在這位佛羅倫薩的夫人臉上重新發現它時，他被深深地迷住瞭”。（見第四章，S.61）
列奧納多對自己的作品並不感到滿意，他沒有將它交給訂貨人，揚言它尚未完成，而後便將它隨身帶到瞭法國。在那裏，他的保護人弗朗茨一世（Fran?ois Ier, 1494-1547）從他那裏得到瞭這幅傳世之寶，並將它送入瞭盧浮宮。
三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齣版之後，學術界對列奧納多的研究又有兩項重大的發現：其一是在“德文版編輯前言”中已經指齣過的，列奧納多在原始意大利語的筆記中所記載的鳥並非“禿鷲”而是“鳶”。而弗氏為支持其論斷所引用的證據隻是德語中的禿鷲（Mut）與母親（Mutter）在字形上的近似。這是由於受德譯本誤譯的影響而犯瞭這個錯誤。其二是達?芬奇祖父所記錄的有關小列奧納多齣生、受洗的傢庭日記，從中可以推斷齣，列奧納多齣生在父親傢裏，而並非像以前想象的那樣齣生在母親傢中。因此列奧納多的童年時代很可能是在父親傢度過的。弗氏從這兩個錯誤的基礎齣發所引齣的整個推測及由此引申的結論架構就不可避免地倒塌瞭。
在這部傳記中，弗洛伊德幾乎完全不考慮當時的曆史背景和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隻是片麵地考察瞭人物在性生活方麵的活動和特點，並且將這些活動和特點又追溯到人物的童年經曆。這是“兒童時期的性決定論”的一大體現。
弗洛伊德在這部著作中也已經意識到瞭精神分析方法的局限，他寫道：
不過，即使我們掌握的曆史資料非常豐富，並且對心理機製的運用也最有把握，這在精神分析看來是最重要的兩點，精神分析研究也不能解釋清楚，一個人為什麼必然成為這個樣子，而不是另外的樣子。（見本書第六章，S.89）
因此，弗洛伊德並沒有將心理史學的方法看作是能解釋一切的通用理論。
但正如作者一再錶明的那樣，他隻是想通過新的方法彌補過去人物傳說的不足，“以對心理機製的認識為依據，從個體的反應中去積極研究他的本性，去發現他原始的心理動機以及他後來的轉變和發展”。（見本書第六章，S.88）他引導傳記作傢們不僅僅要在既定的文化、社會和不同的自然條件等客觀因素中探索人物的心理和行為上的影響，更要注意到潛藏在曆史人物錶麵現象背後的無意識領域及其作用。並且，在弗洛伊德看來，以精神分析法詮釋人物是對傳統方法的有機補充而不是替代。
作為心理分析學傢的弗洛伊德不僅注意到一段長期為列奧納多的傳記作傢所忽略的文字，而且從中發掘齣瞭深刻的內涵。心理史學在史料的拓展方麵遠遠超過傳統史學。傳統史學界所認可的官方檔案文件之外的、個人色彩濃厚的日記、書信、便條等由此被引入曆史研究之中，這一做法逐漸為史學界所接受。
精神分析學在理論創建時是以問題研究為其核心的，但在運用時卻是理論直接指導研究。《達·芬奇童年的記憶》可以被視為以理論解決一個問題，更可以被認為用一個問題的解答來證明理論。這又是精神分析心理史學完全不同於以大量史實推論曆史規律或作者觀點的傳統治史方式的一個方麵。
四
弗洛伊德將精神分析理論用於曆史人物研究的嘗試為史學界指明瞭一個新的方嚮，它預示著心理學與曆史學的相互結閤，標誌著一個新的曆史學派的正式形成。弗氏將人物個體的人格的形成，追溯到其童年的經曆之中，這種重視人物的連續性發展的認識方法，是值得傳統曆史學傢進行思考的。此外，弗氏對理性層麵之下的無意識的揭示，為曆史人物的思想研究另闢瞭蹊徑。
弗洛伊德的心理史學最初並未在史學界引起多大反響，他的直接繼承人是由歐洲大陸移居美國的心理學傢埃裏剋·埃裏剋森（Erik Erikson, 1902-1994）。1958年，埃裏剋森齣版瞭《青年路德》（Erik Erikson,Young Ma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 1958）一書，這部著作的特點是，它將路德個人的心路曆程與生活經曆同曆史社會環境結閤起來考察，既摒除瞭隻強調童年性經曆重要性的弗洛伊德的主張，又不僅僅以心理因素來決定青年路德的一切。在路德的傳奇人生中，埃裏剋森發現，他可以很好地運用“身份危機”（identity crisis）的理論模式。正因為如此，《青年路德》得到瞭國際史學界的認可，逐漸成為心理史學派的代錶作。
在這之後，一些年輕史學傢開始接受專業精神分析訓練，由於他們已經具有正規的史學訓練，他們的著作既嚴格地遵循史學規範，又能準確地應用精神分析理論，至此，心理史學逐漸成熟。


德文版編輯前言

各種德文版本：
1910年　萊比锡和維也納：弗蘭茨·多也提剋齣版社（作為“應用心理學叢書”第7種），共71頁［Verlag Franz Deuticke, Leipzig und Wien (als Heft 7 der Schriften zur angewandten Seelenkunde), 71 Seiten］。
1919年　同一傢齣版社第2版，共76頁（包括補充）。
1923年　同一傢齣版社第3版，共78頁（包括補充）。
1925年　《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共12捲，維也納），第9捲，第371～454頁。
1943年　《全集》（Gesammelte Werke，共18捲，倫敦），第8捲，第128～211頁。

弗洛伊德對列奧納多這一人物的興趣由來已久，這從他在1898年10月9日寫給弗利斯（Flei?）的一封信（弗洛伊德，1950a，第98封信）中可略見一斑：
列奧納多，也許是最著名的左撇子瞭，不過沒有誰知道他有什麼風流艷事。
對弗洛伊德來說，這一興趣決非暫時的，因為他在迴答一份有關最喜愛的書的“問捲調查”中（1906f），除瞭其他的書之外，還列舉瞭梅列日科夫斯基（Mereschkowski）有關列奧納多的這本書（1902）。然而真正促成他完成這部著作，顯然是由於1909年鞦天一位患者的原因。正如弗洛伊德在10月17日寫給榮格（Jung）的信中所說的那樣，這位患者似乎具有與列奧納多同樣的性格，但不具備他的天纔。他還補充說，他想要從意大利買一本有關列奧納多青年時代的書。這本書便是斯考剋那米剋立歐（Scognamiglio）的專題研究著作（1900）。在弗洛伊德讀過這一部以及其他有關列奧納多的著作之後，他於1909年12月1日在維也納精神分析協會做瞭有關列奧納多的報告，而這一研究的定稿一直到1910年4月初纔得以完成，5月底齣版。
在以後的版本中，弗洛伊德對這一著作做瞭一係列的修訂，並且增加瞭一些內容。特彆值得一提的還有他關於環割包皮的簡短注釋以及引用萊特勒（Reitler）和費斯特（Pfister）著作中的大段引言。以上內容均為1919年增補的，其他尚有1923年增補的有關倫敦草圖的注釋。
弗洛伊德所寫的關於列奧納多的著作並不是第一部嘗試用臨床精神分析法對曆史人物進行研究的作品。在他之前，塞德格爾（Sadger）就曾齣版過有關邁耶（C. F. Meyer, 1908）、雷瑙（Lenau, 1909）以及剋萊斯特（Kleist, 1910）等曆史人物研究的著作。時至當時，弗洛伊德並沒有進行過詳細的傳記研究，隻不過是以作傢們著作中的片段為基礎，對作傢本人的性格做一些不完整的分析而已。不過在許多年以前，亦即在1898年，他就給弗萊斯寄去過研究邁耶的“女法官”（Richterin）的論文（弗洛伊德，1950a，第91封信），並由此推斷齣瞭作傢早年的生活經曆。不過弗洛伊德有關列奧納多的這篇研究論文，不僅是他在傳記方麵的第一個詳細的研究成果，同時也是他在這方麵的唯一的一部著作。這本書使弗洛伊德遭到瞭至當時為止比其他著作更為嚴厲的指責，以至於弗洛伊德本人在第六章一開頭便為以前的章節進行辯解。後來的事實證明瞭他的這種做法並非沒有道理。時至今日，他的這些見解對那些傳記作傢和批評傢來說依然是有價值的。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似乎還沒有哪位評論傢指齣過這部著作最薄弱的環節。書中著重描寫瞭當列奧納多還是躺在搖籃中的嬰兒時，一隻猛禽訪問過他的記憶，或者可以說是幻想。這種鳥在列奧納多的筆記中被稱作“nibio”（現在則寫作“nibbio”），這是意大利語習慣用來稱謂“鳶”（Milan）的詞。而弗洛伊德在他的研究中卻將“nibio”譯成瞭“禿鷲”（Geier）。
這一錯誤的來源似乎是弗洛伊德所使用的幾部有關列奧納多的德文譯本。赫茨菲爾德（Marie Herzfeld, 1906）在談到弗洛伊德用“禿鷲”來替代“鳶”這一事實時，是持這種觀點的。不過從弗洛伊德在其圖書館中所藏的梅列日科夫斯基關於列奧納多著作的德譯本上所加的眾多眉批來看，對他影響最大的當是梅氏的這一本書。這纔是弗洛伊德著作中有關列奧納多最重要的資料來源。據推測，正是在這一本書中，弗洛伊德第一次讀到瞭猛禽的故事。並且在這裏講到搖籃幻想時，他使用瞭“禿鷲”一詞，盡管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俄文原版中正確使用瞭“korshun”亦即“鳶”一詞。
鑒於這樣的一個錯誤，可能有些讀者會拒絕接受弗洛伊德的整個研究，認為這一切都是毫無價值的。無論如何，人們都不應當帶著某種感情色彩來看待這件事，而應該逐一考察一下弗洛伊德的論點和結論，由一個錯誤而推測整個研究一無是處，這種做法是不可取的。
首先，對列奧納多油畫中的“鳥的字謎畫”（Vexierbild eines Vogels）的看法必須予以摒棄。即便有誰真的想把它看作是一隻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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