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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 著，李晶，杨怀玉，张丽，叶柏川，王福曾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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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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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45625

版次：1

商品编码：12040983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1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060

套装数量：3

字数：1646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维特伯爵是俄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时期的宫廷重臣，俄罗斯帝国政治家，历任交通大臣、财政大臣、大臣委员会主席和头一任大臣会议主席，是俄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本书中，维特以亲历者身份，生动翔实地再现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李鸿章访俄、日俄战争缘起、朴次茅斯条约的前因后果等。本书不失为维特唱给俄罗斯帝国的挽歌，为其灭亡和1917年巨变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史料。

作者简介

叶柏川，1974年出生，吉林省吉林市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1993-1997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1997-2000年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俄语系，2000-2003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所任教至今。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中俄关系史。

谢尔盖 尤利耶维奇 维特伯爵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时期的宫廷重臣。他在1892-1903年间担任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1905-1906年间任俄国首位大臣会议主席，1915年2月28日在彼得堡去世。不言而喻他是这两个王朝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也是沙皇许多重大决策的亲眼目睹者和一定程度上的参与者，特别是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颁布，俄日战争和1905年朴次茅斯和约的签定，以及为恢复帝俄经济而争取到的巨额国外贷款。

李晶，硕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翻译。

杨怀玉，博士，空军装备研究院翻译队副译审。

张丽，博士，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李玉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目录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及其回忆录／1
维特夫人的序言／1

第一卷（上）
第一章／3
第二章／60
第三章／110
第四章／171
第五章／223
第六章／279
第七章／334
第八章／385
第九章／445
第十章／507
第十一章／569

第一卷（下）
第十二章／627
第十三章／708
第十四章／777
第十五章／850
第十六章／911
第十七章／981
附录一／1087
附录二／1092

第二卷
前　言／1133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07年6月／1135
汉堡　1907年6月／1147
汉堡　1907年6月／1192
凯特勒赫（Catleret，法国）　1907年8月／1245
比亚里茨　1907年8月（俄历）／1285
比亚里茨　1907年9月／1305
彼得堡　1908年1月／1389
维希　1908年8月／1424
维希　1909年7月19日／1433
比亚里茨　1909年8月／1453
比亚里茨　1909年9月／1508
维希　1910年7月11日／1542
萨尔茨施利尔夫（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　1911年6月／1613
比亚里茨　1911年8月／1624
萨尔茨施利尔夫　1912年7月14日／1646
比亚里茨　1912年8月25日／1711

人物简介／1759

前言/序言

译者前言

一
本回忆录作者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谢·尤·维特）伯爵，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时期的宫廷重臣：1892～1903年担任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1905～1906年任俄国首位大臣会议主席。1915年2月28日在圣彼得堡辞世。不言而喻他是这两个王朝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也是沙皇许多重大决策的目睹者和一定程度上的参与者，特别是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起草和十分脆弱的君主立宪的出现，日俄战争和1905年《朴次茅斯和约》的签订，以及战后为恢复帝俄经济而争取到的巨额国外贷款。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的名字为中国读者知晓，多半与他曾经代表俄国政府与李鸿章谈判修建中东铁路一事相联。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大型回忆录，则十分详细而全面地记述了沙皇如何从其所谓“国家安全”考虑修建中东铁路，并从俄罗斯需要不冻港而策谋侵占中国东北，攫取旅顺大连。维特描述的史实，如仅仅利涅维奇一人就在抢劫故宫后从中国运回了十车厢“战利品”，主要是珠宝，这足以说明沙皇的对华政策。维特关于俄罗斯与英国、日本在远东的角逐，以及他前往朴次茅斯与日本代表缔结和约的过程，对于研究后来苏联对远东国家的政策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本回忆录内容之丰富，涉及重大内政外交问题之深度与广度，诸如国内的动荡、流血的星期日、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发表以及日俄战争等，交相辉映，构成罗曼诺夫王朝在风雨飘摇年代里大厦将倾之际俄罗斯帝国的“清明上河图”。
对于俄罗斯的国内政策，如犹太人问题、宗教信仰、言论自由、普选权、教育公平等，本书都有详细介绍。
维特关于20世纪初美国之行的描写，不仅为读者描绘了沿路风光，饶有兴味的是对于了解一个多世纪前美俄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差异，提供了多视角的图景。
维特以俄国社会为大背景展开自己的回忆，从出身家世说到官场沉浮。他把贵族和平民，追求改良乃至革命的人，激烈的或温和的党派，以及他们各自的政治主张与追求，逐一娓娓道来，没有修饰，平实中传达真情，且万花筒般令人目不暇接。冗长的叙述中也有闪光的情节，如李鸿章针对霍登事件大谈他的为官之道。尤其难得的是，维特因其身份而能在不经意间把沙皇本人及其高官显宦的生活状况，他们对社会事态的第一反应，以及他们的日常精神面貌轻松自如地展示给读者：尼古拉二世的懦弱，天罗地网式的新闻检查和文字狱，警察制度的严酷及其对社会生活的粗暴干预，各阶层对争论不休的尼古拉二世改革(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态度等。
就是通过这一切，维特也不经意间绘制了一幅极好的自画像，展现了自己的面貌：一个“真诚拥护”帝制并一向致力于“维持至高无上”的沙皇权柄的保皇派。维特原原本本地记载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高层动态，如俄国人因不堪政治无权、民生凋敝，或结党活动，或斩木揭竿“打土豪分田地”，或轰轰烈烈举行罢工等，在维特指尖汇成的是一股“革命浊流”，参与运动的学生成了“渣滓”，他甚至认为这些革命组织若不割掉“革命的尾巴”就没有前途等，不一而足。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出现似乎一度证实了维特的预测，被维特咒骂的政治势力成了气候，但几十年后苏联的解体又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引入无限的思维空间。
要写自己的政治经历，维特回忆录的画布上当然离不开皇上、宫廷重臣和他们的政治主张：其共同点是维持皇权，改革可以，但要按照10月17日宣言，实行君主立宪制。绝不走马克思主张的暴力革命道路，在保持沙皇统治的前提下逐渐改良俄国社会，这使人想起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维特用很多篇幅再三强调10月17日已经给了公民自由，提出了普选制，开启了宽容的宗教政策等，他苦口婆心地劝告其同僚，哪怕放弃些许利益，退一步海阔天空，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否则社稷不保，“自下而上”的群众革命，特别是土地革命和他污蔑为“渣滓”的工人的革命将把皇室和王朝吞没在“革命的浊流”中。
在这方面，书中关于尼古拉二世把农民和农业问题重重拿起轻轻放下的记述尤其发人深省。作为一国之君，沙皇尼古拉二世鉴于农业的落后状况一直是俄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有意建立一个农民问题的特别委员会，以启动此问题的解决。但是这直接触动了世袭领地拥有者的利益，遭到享有特权的贵族地主集团的反对，他们紧密团结起来，声称俄罗斯的存在就是为了“养活我们”贵族和富人。尼古拉二世选择了向富贵者让步的方针，从而阻断了任何改革的道路，社会动荡，民怨沸腾，结果他不仅于1917年二月革命后丧失皇权，而且1917年11月后不久，维特和权贵们仇视的“革命的浊流”把罗曼诺夫家族冲到了红色革命者刀斧下。整本回忆录像是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唱的挽歌。
从农民问题的角度看，维特回忆录的中文版尤其显得饶有兴味，亚历山大三世的改革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俄国农奴受到的压迫，可是到尼古拉二世继位后的几十年里，这一举措对俄国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毕竟十分有限，农奴作为商品可以转赠、可以买卖的状况是有所改变，但要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使这个“人”有真正的“我”的“感觉”，却是遥远的社会任务。具有浓烈俄国特色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活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围绕着这个问题。第一方面是农民企盼沙皇成为“开明皇帝”，但屡屡失望；第二方面是各色知识分子提出种种激进或缓进道路；第三方面，则有贵族和整个上层的抱残守缺，自然还有沙皇谋求永远执政，甚至想把“革命”一词从“字典里抺掉”；第四方面则是几近失控的日益强烈的工农反抗。维特虽显零散但依然真实的记述，对国内外政界学界多少年争吵不已的革命道路问题，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参考书。
对于中国读者，回忆录尤其具有启迪作用，因为长期以来人们被灌输的是由斯大林主持的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历时8年编写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的观点，是列宁的观点。试以1905年革命为例。列宁认为那是“十月革命的总演习”。维特则把它称为“革命的浊流”并极其激烈反对苏维埃。事实是列宁在1905年就主张由俄国“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领导俄国革命。他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称那是一种“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中腐烂部分的消亡过程缓慢得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他主张用一种“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路”，即推翻沙皇制度，并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列宁一派就这样在政治潮流中亮出了自己激进的旗帜。列宁的亲密战友Л.Д.托洛茨基，就是1905年革命涌现出的精英，在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的位子上与沙皇斗争过。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将托洛茨基有关这场革命的文章集结成册出版了《一九○五》，其基调是热情讴歌激烈的工农运动。它给读者描绘的是与维特完全不同的景象。
1917年(俄历)10月25日俄国发生狂澜，苏维埃政权在革命的第二天颁布了《土地法令》，它表明，宫廷权贵们反对过的东西如苏维埃，成了新政权的基本制度和国策。俄国改良主义道路、尼古拉二世的君主立宪被历史否定了。从十月革命史研究的角度，维特的这本回忆录也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引出新的线索，开阔了新的视野。
二
本回忆录因系维特的亲历，所以真实，因维特的显赫地位，所以重要。但自恃始终忠于皇上的维特，其回忆录的出版却因皇上而经历了坎坷之路。尼古拉二世早就知道维特回忆录的存在，在维特尸骨未寒时，密令查封了维特的私人档案。熟谙沙皇脾性和警察手段的维特对他敬爱的皇上也存有戒心，在手稿处理上棋高一着——把它放到了国外，躲过搜查，保存下来，后人才能看到他的回忆录。关于这段故事，原版前言已有交代。
回忆录的某些章节曾经在俄国面世，那是维特故去5年以后的事。
1976年，我国商务印书馆内部印行的《维特伯爵回忆录》是迄今为止研究者广泛使用的参考资料。这个版本的俄文编选者阿·亚尔莫林斯基显然为了避免原稿的重复而将回忆录的顺序重新排列、压缩，故难以反映这本巨著的全貌。
1981年，新华出版社也出版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一书，取材与商务印书馆版本相同，但篇幅较小。
现在读者看到的回忆录是据2003年圣彼得堡版本译出的，编者是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和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以巴赫梅捷夫命名的俄国和东欧文化历史档案馆，依据的是后者收藏的档案，没有删减，据俄文原文刊印，悉数发表。
新译本的学术价值，除了维特的记述外，还因编者的详尽注释而锦上添花。难能可贵的是，编者使用了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的丰富资料，引用了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把有关重大事件的要素，特别是沙皇的谕旨予以介绍，并把维特记述中的明显谬误处或予以纠正或提供佐证材料，对某些观点之评判，无不鞭辟入里。编者考据之精细，史料之确凿，高达全书篇幅10%的注释量，使回忆录的价值更加明确，甚至可以单独辑录成书。
三
现就中文译本在技术处理上做几点说明。
第一，本回忆录中经维特本人审校的部分，只有第一卷上册的第七章，约占全书的3%，其他绝大部分维持着速记稿的原貌。所以内容经常有重复，语言不简练，叙事不严谨，颠三倒四，甚至出现观点和事实前后矛盾的情况。维特自己说，这是因为口述过程中他大部分时间身处国外，手边没有原始文件可资核对，仅凭记忆，难免有疏漏。本书一律照本翻译，不加任何标注。
第二，原文体例不一，第一卷上下册有章节目次。第二卷则以年代和地点为目录，但编排上有的年代在前，有的地点在前。译者将其体例统一处理。
第三，第二卷十分明显地保存着未经整理的口述语言风格和速记记录特色，上下文多有不连贯之处，再经翻译则直接影响了行文的通畅。书中许多半截句子，不少地方译者系据上下文揣测，甚至不得不修改原书明显的语言错误。为尽可能传达原意，译者请教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前院长李英男教授，到中国来访问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阿·卡尔图诺娃(А.И.Картунова)、伊·索特尼科娃(И.Сотникова)和米·梅利尼科娃(М.Мельникова)等专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俄语部俄罗斯专家伊·雷日科夫(И.Рыжков)先生，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石川桢浩教授。谨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
第四，原书注释体例混乱，脚注、尾注混杂，注释符号和序号不统一，甚至出现只标有注释序号而无注释文字的情况，或序号与注文不符，或注释中再套注释，形成阶梯式注释，最离奇者是注释序号与注文相距达20页之远。译者只好把原文体例稍做改动并将其统一处理，除注有“——译者注”字样外，均为原书注释。
第五，原书附有人名索引，列出了人物的名、父名和姓，以及出现的页码。但所列官衔、姓氏与行文不一致处甚多，涉及长达几十年的俄政府高官，难以一一核对；书中所列人名特别是人物间的关系（如特列波夫家族），经再三梳理也无法捋出头绪，本书只能悉数照译。
原书涉及的各国人物范围广泛，而不同语种的国家姓名的组成、排列顺序都各有不同，还常带有冠词、缀词等，本书也按照原有顺序译出。但令人遗憾的是最终中文译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名索引，因书中人际关系复杂，同一个人的姓名在不同的语境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有时出现的是父名，有时是姓，有时是爱称，有时是全名。读者在上下文中并不难分辨讲话人的身份。但在电脑上搜索，按名、父名和姓把每一个出现的人物检索清楚，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故此，中文译本只好做了“人物简介”，供研究者参考。
第六，本书是两位老人和一个相当年轻的硕士、博士群体合作的成果。恭祝青年伙伴工作顺利，锦上添花。
译者(依书中章节顺序)：
第一卷　李晶晶(硕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翻译)：序言，第1～2章。整理人名索引。
杨怀玉(博士，空军装备研究院翻译队副译审)：第3～7章及第二卷部分注释文字。
张丽(博士，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第8～15章，校对人名索引。
叶柏川(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第16～17章，该卷附录。
第二卷　王福曾。

李玉贞
2015年5月
北京东方太阳城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及其回忆录

谢·尤·维特1892～1903年担任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1905～1906年任俄国首位大臣会议主席，其回忆录早已被学者认为是一份研究俄罗斯后改革时代历史，尤其是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历史的非常珍贵的史料。维特是俄国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一位才智出众、精力旺盛的国务活动家。维特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回忆录作者，他的回忆录不是对一个永远退出政治舞台、旁观世事变迁的人的过去的歌功颂德。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他一直念念不忘政治，始终希望挽回失去的影响力和权力。撰写回忆录的目的也在于此。因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意义非凡的，同时也是极其复杂的文献资料。读者看过回忆录的内容之后，对维特的批评也随之而来。它先是引发了一系列“反回忆录”的出现，维特的同时代人就许多事件向读者介绍自己的真实版本，虽然他们出于不同的考虑，但是他们认为，维特歪曲了这些事件的真相。Б.А.罗曼诺夫是第一个系统批判维特回忆录的历史学家，尤其对他的有关日俄战争起源的说法进行了系统的批判。罗曼诺夫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尼古拉二世执政时期奉行的远东政策的文章，并以此作为对维特回忆录的“证据确凿的注解”。这些文章最终汇编成一部有分量的专著《俄国在满洲（1892～1906）》（列宁格勒，1928年版）。罗曼诺夫批评维特回忆录的著作的同时可以证明，这位学者的工作何等繁重，因为他是在分析一份如此特殊的史料。也许，还需要好几代研究者的努力才能全面理解这部著作。
***
维特1915年2月28日在彼得格勒去世，此时他离职已经八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这一事实似乎并无多大意义，但是它为俄国各派报刊所聚焦。一连好几天首都和外省的报纸都有关于维特的报道。它们一遍又一遍地历数这位失宠的大臣的功绩：货币改革及受到怪罪的垄断，《朴次茅斯和约》的签订及《10月17日宣言》的颁布。一些彼得堡的报纸这几天甚至发表了献给维特的大量没有经过书报检查的文章，而黑帮报纸也很快开始叫嚣，“丑化”他。“少了一个对俄国有害的人”——《俄罗斯旗帜报》对维特的过世做出了这样的表态，这也恰好表达了尼古拉二世本人的心情。
当时报纸上也提及维特留下的回忆录。1915年3月1日《俄罗斯言论报》上刊登了该报驻彼得堡知名(接记者А.В.鲁马诺夫的简讯《维特伯爵回忆录》，于其中指出，维特去世前几年编写了回忆录，他聘请一位女速记员记录了两年，最终完成“两卷十分厚重的回忆录”，原本保存在国外。鲁马诺夫暗示，他了解维特这些手稿的内容，他甚至强调，回忆录中对大量和作者“有过来往”的人给予了评价，有些人受到十分激烈的抨击，因此这些人愿意出重金将涉及自己名声的一切痕迹从回忆录中抹掉。“不过，”鲁马诺夫继续为维特的回忆录做广告，他写道：“一家美国公司向伯爵提议以100万美元购买回忆录的版权。维特伯爵拒绝了。”《历史通报》的编辑Б.Б.格林斯基也证实了这一事实，他在1915年出版的几期《历史通报》上发表了题为《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伯爵（传记材料）》的文章，其中对谢·尤·维特的回忆录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格林斯基毫不掩饰，他在维特晚年参与了这位退休大臣的各种文学活动，他说曾建议维特在《历史通报》上刊登一些回忆录片段，但是后者表示：“对于在贵刊发表回忆录中的一些内容，我的确有兴趣，但这怎么也得再等等，现在我们将继续刊登文献。”
当然，尼古拉二世在这些报纸和杂志消息发布前早已知道回忆录的存在。维特去世之后他的文件马上就被查封了，3月5日侍从将军К.К.马克西莫维奇、Ю.Г.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和一名警察局的代表出现在他位于石岛大街上的住所。维特的档案被仔细查看过，大部分都被拉走了。他们在找回忆录，但是没有找到。他们只发现了口述内容的速记记录，这更加激起了尼古拉二世的好奇心，他通过侍从将军向维特的遗孀表达了想要看回忆录的意愿。然而她回答说，它们不在她那儿。随后俄国驻巴黎使馆的官员趁主人不在之际对维特在比亚里茨的别墅进行了搜查，玛·伊·维特在《回忆录》的序言中描述过这一事件。然而搜查也没有任何结果。维特对俄国警察局和尼古拉二世的手段了如指掌（他自己也使用过类似方法），因此他决定按照惯常的做法将回忆录手稿保存在远离俄国的地方。维特长时间地以他妻子的名义将手稿保存在巴黎一家银行里，去世前不久用另外一个人的名义把它们转移到了巴约讷。
尽管维特去世后不久有关他的回忆录存在的消息已经广为人知，但是又过了五年多，它们才开始出版。1920年末人们才发现，手稿在柏林言论报出版社掌握中。该出版社董事会成员兼侨民报纸《舵》的编辑И.В.格森在准备出版回忆录的同时，已开始在这份报纸上刊登其中的片段，又过了一段时间，1921年时，《回忆录》的第一卷面世了。
后来И.В.格森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讲述了与玛·伊·维特在哥本哈根一家简朴的旅馆里的会面。她和“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的漂亮的养女维拉·纳雷什金娜，以及维拉的一双儿女一起住在这里：外祖父的回忆录献给了她的儿子，她女儿带着女家庭教师和女仆”。格森继续写道：“前宫廷警备长、侍从将军沃伊科夫是常客，他穿着便服看起来像是乔装打扮的陆军司务长，终日无所事事。玛蒂尔达·伊万诺夫娜对于我的到来很是高兴。她刚刚收到马克拉科夫（В.А.马克拉科夫是临时政府驻法国大使）从巴黎寄来的先前保存在那里的一个保险柜里的几十本回忆录笔记，这些是维特在国外逗留的时候抽空记录下来的。”“一边展示这一堆笔记，”格森继续描写道，“伯爵夫人激动地拍手道：‘您知道吗，1905年谢尔盖·尤利耶维奇在美国时，希夫（维特谈到在纽约时前来拜访过他的犹太代表团时提起过这个人）愿意出资100万美元购买回忆录的版权。我现在会提醒希夫这件事。’然而现在，革命肆意揭露官僚主义的一切秘密之后，这样的天价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精明强干的伯爵夫人不同意这一看法，亲自前往美国（记得她说过——乘坐的是美国的军舰），在希夫的协助下低价将版权卖给了一家出版公司。这家公司（之后还有柏林最大的出版社）使用的是我前妻的儿子，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С.И.施泰因-Б.А.,Р.Г.）对原稿细心研究之后准备用于在俄国出版的文稿”。玛·伊·维特对他们使用这一文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但是我“前言中的评论”引起了我们之间的热战。尽管评述开头的论点是，“在我国为数不多的杰出国务活动家中，维特伯爵无可争议地占据着最为显著的位置”，但是我同时指出了他的双重作用，这使伯爵夫人大发雷霆，因此我只好就许多细节做出解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说清他政治生涯的这一根本特点。如今发表的玛·伊·维特与美国出版商的通信使得复原他们之间的谈判过程成为可能。
1921年美国World’s Work开始发表回忆录的一些片段，同年,美国英文版一卷本的维特回忆录面世，这本书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柏林版的第一卷。美国版的扉页上写明，它是根据А.亚尔莫林斯基准备出版的手稿原文进行翻译的，此人曾多年担任纽约公共图书馆斯拉夫分部主任。事实上，和С.И.施泰因受И.В.格森委托完成的文本相比，这个本子要简短得多。接下来的法文和德文版本完全没有独特之处。法文版本是根据英文本翻译的，里面有些删节，有很多错译、印刷错误和不准确之处；而德文版本是柏林俄语版一、二卷的译本，有些删减和顺序的重新排列。（德文版与俄文版的前言大相径庭。）
柏林版的第一卷刊载了维特手稿中《笔记手稿》最后一页的照片复印件，维特于1912年10月记录下的这份笔记可以看作他的文学遗言。写完笔记手稿之后，维特做了两份记录。第一份注明是1912年10月5日，里面指出：“我即将写完自己的笔记，如果继续写，那就是为364页以后（是对该篇的补充）而写的，会涉及口述笔录里无法谈到的一些更近的情况。1912年10月5日，比亚里茨。”似乎是要为自己的回忆录撰写工作做一总结，维特又做了第二份记录：“总之，我留下的有：（1）日俄战争缘起史（我担任财政大臣时的一些同事协助我完成了这部著作），它由两卷本和一卷附录组成——我去世之后可以马上予以发表；（2）口述笔录（我去世之后同样可以发表，但是涉及那些仍然健在者的地方应当予以删除）；最后，还有我的这些笔记手稿，我去世之后也应当尽快将其发表。请严格照此执行。维特伯爵，1912年10月11～24日。”
在《笔记手稿》结束语的字里行间首先透露出来的是，维特没有将自己遗留的手稿看作统一的整体，而是将其划分为三部完全独立的著作，留下遗言要求在其去世之后按照一定顺序将每一部都单独出版。另外，如果从体裁的角度来看，这三部作品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很大。
不过，维特只是有条件地将其离任总理大臣后写的第一部著作归为回忆录。我们可以在《日俄战争缘起史》一书的序言中找到对此的解释。序言中指出，这部手稿“依据谢·尤·维特伯爵个人档案文献，在其亲自指导之下于1906～1907年冬季期间”编写完成，“因此它似乎是伯爵的有关远东事务的个人回忆录。接下来序言中列举了该著作所依据的所有文献种类。共有三类。第一类：“之前在一些特殊的出版物和著作中已经加工过的材料”，即不同时期出版的公务中使用的机关工作述评；第二类：维特个人档案材料，没有收入机关《文件汇编》的“极其机密的文件”和信函；最后，第三类：“谢·尤·维特编写该著作过程中不断补充进来的笔记”。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日俄战争缘起史》不仅仅是在维特指导下依据其个人文献材料编写而成，而且包含了维特的个人笔记和某种程度上的回忆录特点。显然，所有这些使他有理由赋予自己的这部作品“似乎是……有关远东事务的个人回忆录”的意义。1907年春季前这部著作编写完成，这一年夏季维特着手撰写《笔记手稿》，在这部著作的序言中他已经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地将这些《笔记》称为《回忆录》，没有将它们同《日俄战争缘起史》相联系，而是强调它们完全独立的性质。然而这两部作品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因为维特将第一部称为回忆录，尽管是有条件的；还因为在《笔记手稿》中远东这一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尽管是从其他的角度进行的。还要指出的是，《笔记手稿》中对事件的叙述是从1903年开始的，也正是从《日俄战争缘起史》一书叙述完结的时刻开始的。
维特在国外撰写自己的《笔记手稿》，并于1912年10月完成写作。1910～1911年冬季他同时在彼得堡开始口述《速记记录》，其主题同《笔记手稿》紧密相连，并有部分重合。《笔记手稿》和《速记记录》中同时提到的那些事件（这首先是指对维特最为重要的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事件及其原因），《笔记手稿》中通常会以特别刻薄的笔调予以叙述。所以维特将它们称为《政治回忆录》（参见：正文，第5部分，第144页）。《速记记录》始于对童年的回忆，止于1911年。这样就又出现了回忆录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
像上面已经说过的，维特留下遗言，要求在其去世之后，分别出版各部作品。然而他自己首先打破了这一遗言。维特在自己去世前一年用别名发表了《日俄战争缘起史》。他去世之后，出版《笔记手稿》和《速记记录》时遗嘱也没有被执行。面世的文本是由《速记记录》和《笔记手稿》各个部分组成的以备出版的汇编本。
维特的口述速记记录最为系统化（有目录），记述维特一生的那部分回忆录某种程度上构成格森和施泰因设计的三卷本《回忆录》的骨架。
不过，作为一个编辑，施泰因著作的主要特点在于，他一方面对待回忆录文稿十分慎重，对文稿几乎未做校对，然而另一方面，他擅自对文稿进行系统整理，重排顺序，编排卷和章，删掉了某些片段。
文稿中的改动归结为：编辑改正了一些标点符号，给以标题，划分段落，偶尔做些文字修饰，并不改变原意。
从И.В.格森的《序言说明》中可以看出，他意识到，他手里的回忆录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然而他出版的不是历史资料，而是一本关于不久前刚刚结束的“远远没有定论”的革命前夕诸事件的书，这本书“对于回答当代许多令人忧虑和痛苦的问题”而包含“极其丰富的材料”。
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何以将手稿整理为三卷本的《回忆录》。Б.А.罗曼诺夫中肯地评价道，前两卷“是编辑勇敢地将相互平行、性质不同的叙述缝合在一起的结果”。
《回忆录》在柏林出版后不久，国家出版社开始着手出版苏联的版本，М.Н.波克罗夫斯基作序。苏联版本是最接近原稿的柏林版本的文稿翻印，因为国家出版社不可能使用到原稿。1960年，带注释的苏联新版本《回忆录》面世。А.Л.西多罗夫作序，他在序言中将维特回忆录当作史料予以分析。1923年时Б.А.罗曼诺夫就开始关注这本重要文献资料的出版质量，他遗憾地说，维特的遗言“依旧没有执行”，他编写的三份手稿，哪一份都还没有单独出版。他同时指出，“‘整理’维特文学遗产的文字整理工作本身到底有多大规模”现在还不明晰。
只有维特回忆录手稿开放之后，这一问题的答案才有可能得以揭晓。В.С.纳雷什金娜将包括回忆录在内的维特的海外档案转交给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赫梅捷夫俄国和东欧历史文化档案馆。遵照她提出的条件，直到1965年，维特去世之日起50年期满之后，他的文献手稿才能被利用。将格森版的文稿同原稿两相比较，Б.А.罗曼诺夫1923年提出的关于格森“整理”维特回忆录遗产过程中的编辑工作规模的问题就有了答案。格森对文本许多地方重新排序，这不仅改变了原稿的面貌，而且影响了其内容。有些题目（尽管是因为它们被移作了某章的标题）太突出，伤害了其他章节，在评价各种各样事件和人物时转移重心，不仅许多细节，还有很多事件，读者都没有读到。自然，叙述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这一点，Б.А.罗曼诺夫尽管没有看到原稿，却已经感觉到并且向读者指出了。然而没有根据认为格森或施泰因曲解维特作品的某些地方而有什么过错。很难想象在20世纪初能够一字不差地出版维特的所有回忆录遗作。
根据维特对《笔记手稿》第一部分（从财政大臣的职位上退下来到从朴次茅斯回来这段时期）所作的序言判断，维特撰写这部分时，“手头没有文献”。到后来他才经常有机会利用自己在彼得堡和国外（显然，国外的档案在1908～1909年才形成）的档案资料。这两部分档案的资料组成是相同的，有一些除外，许多文献在一个地方保存的是正本，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副本。看来，对维特而言，创建海外档案同将回忆录保存在海外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
现今的彼得堡的维特档案，其主要的资料由以下几部分组成：维特去世之后尼古拉二世下令没收并于1916年转存至皇家图书馆的文稿；大概是1917年维特私邸的主人离开时留下的带有私人性质的文件；还有后来收集的其他人收藏的材料。1925年起维特档案保存在十月革命档案馆特藏部（沙皇制度灭亡部）的X全宗。1929～1941年该全宗保存在中央历史档案馆特藏部。根据莫斯科国家中央历史档案馆新条例规定，1941年该全宗被转移至该档案馆个人卷。1961年该全宗被转交给苏联国家中央历史档案馆（现在的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1951年6月29日В.С.纳雷什金娜-维特向美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提出建议，将维特的海外档案赠送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条件是直到1965年该档案才能开放。1952年4月4日该档案被送交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手稿部，1965年被转移至巴赫梅捷夫档案馆，并由Л.В.马格罗夫斯基在那里对其进行研究。巴赫梅捷夫档案馆就维特档案开始使用的问题还征求了住在巴黎的维特外孙女杜韦尔娜亚女士的意见。
除此之外，维特的个人卷宗中包含他回忆录使用的基本文献，它们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为我们了解维特的写作进程创造了条件。在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的维特全宗中保留着一些写作中的明显的痕迹——上面已经提到过的目录和包含了回忆录涉及的所有时期的年表。很明显地，因打印出来的年表不断被人利用，而出现了整体被勾掉的情况。只有1905年9月15日到1906年4月末的那部分文本没有被划掉，因为众所周知，在速记记录中这段时期被略去了。所以年表可以被认为是维特进行速记记录时的一本参考书。因此，尽管回忆录中只提到了一些文件，几乎没有任何日期，可事实上，维特在写作过程中不仅利用了各方面的大量文件，还仔细核对过大事年表。然而维特搜集档案资料绝不仅仅是为其打算去世后出版的回忆录提供文献素材。1906年他被解职，从繁忙的国务活动中退了出来，他至死都在为权力、为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和为破坏对手的信誉而进行着紧张的斗争。而撰写政论文章在这一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这里指的不仅包括维特署名发表的文章和书籍，或者他公开接受的采访，还包括经他写下的很多著作）。在维特的个人卷宗里同样保留着这类活动的印迹，这一活动和他写作回忆录有直接的联系，而且我们觉得，这一活动重新揭示了回忆录的性质以及其作者写作的目的。由于维特所作的政论性演讲，他的回忆录中的主要话题早在回忆录出版很久以前就已经多多少少地见诸报刊了。
***
回忆录中阐述或涉及的话题范围异常广泛。如上所述，柏林版及其翻印本是研究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国史的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然而研究者工作中用到的这个文本远不能符合学术要求。为了阅读方便，И.В.格森及С.И.施泰因不仅常常调换维特口述笔录中片段的位置，而且尽量不重复，他们从对同一事件的几种叙述中挑选出来他们认为比较好的一种说法。然而从目前这个版本看来，许多同时也很重要的事件在口述笔录和《笔记手稿》中，甚至在每一篇文稿中都不仅有重复，而且描述得也不尽相同。现在研究者可以利用到阐述这些事件的所有版本，其中标明了时间、地点和事件的叙述方式（口述还是书面的），并且可以判断各种说法的上下文。这种完全复制维特文稿的出版方式符合作者的意愿。
前面援引的维特1912年10月11～24日写下的位于《笔记手稿》末尾的记录中，他拟定了其三部分文学遗产在去世之后的发表顺序。因为他自己已经用别名发表了第一部分的俄文和法文版本，现在的出版目的——复现另外两个部分即保存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赫梅捷夫俄罗斯和东欧历史文化档案馆中的《口述笔录》及《笔记手稿》。这两部分中作者都以第一人称叙述，它们的顺序是：先是口述笔录，然后是笔记手稿，出版人之所以这样安排，一方面是因为维特作了明确指示，另一方面是因为维特在口述笔录中从头叙述了自己反思过的一生。
这两部分在我们的版本中完全按照回忆录作者自己定的小标题。
维特的语言和文学笔法十分独特，常常有悖常规。这一点在《笔记手稿》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为在进行速记和判读速记记录的过程中，回忆录作者的一些不合规范的地方可能是被修改掉了。标点符号基本上都是出版者校定的。在格森-施泰因版本中出现过的那些文稿通常都保留着他们做的圈点。
现在这个版本中毫无保留地修改了明显的语法错误、笔误、方言词汇，十分别扭的词语结构以及专有名词表达上的不准确之处。在某些情况下保留了作者原有的表达方式，并指明“原文如此”。缩写全部都展开了，省略的词语在双括号中进行了补充。文稿中着重强调的词语用斜体进行了标注。
星号表示在卷末会有注明页码的注释。出版者所译的一些外语词汇和语句的译文以及一些文本学的注释在页末用字母标示了出来。页末还有一些谢·尤·维特自己做的用数字标出的注释。
在《速记记录》中每一部分之前的内容和无名氏在页边写下的标题及副标题之间有一些异文（参见：如，第11部分）。
《速记记录》构成了第一卷上下两册的内容，《笔记手稿》——第二卷。值谢·尤·维特诞辰150周年之际，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协助之下本书才得以出版。在此一并感谢М.М.卡西亚诺夫、Е.М.普里马科夫、С.В.斯捷帕申、П.П.捷姆尼科夫、Н.К.菲古罗夫斯卡娅、Т.Г.切博塔廖娃、1989年协助复印维特手稿的索罗斯基金会以及И.П.帕尔金娜（她还参与了出版编辑职责之外的工作）。
Б.Б.杜边佐夫和М.Ф.弗洛林斯基欣然同意为现版本写作评论。

Б.В.阿纳尼奇
Р.Ш.加涅林


维特夫人的序言

我毫不犹豫地秉笔为先夫的回忆录聊写数语为序。赋予这部著作公正的意义，我不能像维特伯爵那样公正地评价这部著作，况且作为他的妻子，我有失偏颇的评价也未必能引起读者什么兴趣。
我想向读者解释的是先夫本人赋予这部著作的意义，也想说一下是什么原因促使先夫将自己的思想和回忆录以书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该书在作者及其同时代人有生之年并不准备出版。维特伯爵既不是对帝王阿谀逢迎的廷臣，也不是迎合群众的蛊惑家。他是贵族，但是他并不维护贵族的特权；他将合理安排农民日常生活设定为自己的治国目标，然而他仍然是一名国务活动家，和俄国大部分知识分子迷恋的理论上的民粹运动格格不入。他不是自由主义者，因为自由主义者们急不可待地想在刹那间立刻改造国家的整个体制，对此他并不支持；他也不是保守主义者，因为他鄙视俄国统治阶层的官僚们的拙劣的手段和落后的政治思想。我的丈夫曾不止一次地对自己的亲人讲：“我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保守主义者，我只是一名文化人。我不会仅仅因为某人和我想法不同，就将他流放至西伯利亚，我也不会仅仅因为某人没有和我在同一座教堂里祷告上帝,就剥夺他的公民权利……”
这导致谢·尤·维特在各个阵营里都树敌无数。宫廷中、保守主义者中、自由主义者中、民主派人士中——在所有圈子中维特伯爵都被看作“异己”。他用自己的方式为祖国谋求福利，因此很少有自始至终的同路人。公正使我承认，先夫杰出的治国才能无可置疑，甚至伟大的俄罗斯各界人士都很敬重他。然而由于上述原因，没有一位俄罗斯国务活动家如先夫那样会成为如此形形色色、充满矛盾，同时又持久、激烈的攻击的对象。在宫廷中,他被指责为共和主义者；在激进阵营中，人们认为他是为了君主的利益而妄图削减人民的权利。地主们责备他想让他们破产，以满足农民的利益；而激进派指责他为了地主的利益而试图欺骗农民。这位开创俄国新历史的10月17日宪法的缔造者，成了十分招人的承受阴谋和诽谤的对象；另外，这位大国务活动家复杂多面的个性不受任何简化公式的影响，因此产生了一些误解，这些误解有时甚至是十分认真严谨的。
我丈夫在着手出版回忆录之时，不愿意和对手辩论，不想辟谣，澄清误解。他超越了这些一度引起轰动效应的流言蜚语。除此之外，在旧体制下，书刊检查制度的严格程度对于沙皇前首席大臣来说，远比普通公民更甚。书刊检查制度以及维特伯爵顾惜许多同时代人的感受的强烈愿望，使得他完全不可能全面、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由此他决定委托下一代来评判自己的活动，于是有了如今出版的回忆录。
先夫将回忆录存放在国外。他不能确定，他在彼得格勒石岛大街上的办公室能否避开秘密警察的眼线和掌控（得到足够保护，不被秘密警察发现）。随便什么时候只要一搜查，就会使作者很轻易地失去手稿。他清楚，有太多强势人物对他这本著作感兴趣。原稿一直以我的名义保存在国外的一家银行里。先夫担心，他去世后朝廷和政府想要侵占他的档案，于是他请求我提前保管好回忆录。我照做了，将原稿从巴黎转移到了巴约讷，以别人的名义存放在一家外国银行里。他的警告实际上并不多余。1915年2月，我丈夫刚刚过世，他位于彼得格勒的办公室就被当局查封，见到的所有东西都被拿走审查。过了一段时间侍从将军、大本营司令以陛下的名义来找我，他说，陛下看到先夫回忆录的目录之后，对回忆录很感兴趣，想拿去看看。我回答说，很可惜，我无法将回忆录提供给陛下阅读，因为它们保存在国外。陛下的使者没有坚持，但又过了一段时间，俄国驻巴黎使馆的官员出现在我们比亚里茨的别墅里，在主人不在的情况下，对别墅进行了仔细的搜查。他在找回忆录，但那时，就像我上面说过的，它们已经安然躺在巴约讷银行的保险柜里了。

玛·伊·维特伯爵夫人
（谢·尤·维特：《回忆录》三卷本第一卷，柏林，1921～1922）

智识的迷宫与历史的回响：当代思想史与文献研究的深度探索 导读： 本套精选集旨在带领读者深入当代思想史的复杂脉络，并聚焦于特定历史文献的严谨考据与解读。它并非聚焦于某一位特定人物的传记性档案，而是着眼于宏大叙事下个体思想的建构、知识体系的演变，以及文献作为历史见证物的多重解读可能性。我们探讨的重点在于思想如何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中产生、传播、被接受与被误读，以及如何通过细致的文献工作，还原知识生产的真实场域。 --- 第一卷：现代性语境下的知识权力与批判转向 本卷聚焦于二十世纪以来，知识生产与权力结构之间复杂纠葛的理论建构。它摒弃了对单一“档案”的收集，转而探讨知识权力（Epistemic Power）是如何在学科划分、话语建构乃至日常实践中发挥作用的。 核心议题一：知识的谱系与断裂 我们追溯了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遗产到后结构主义批判浪潮的知识谱系变迁。重点分析了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知识型”（Episteme）和“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的理论对当代人文学科的颠覆性影响。书中详细考察了在现代性宏大叙事逐渐瓦解的过程中，学者们如何重新审视科学、医学、法律等领域中被视为“客观”的知识是如何被构建和维护的。 案例研究：技术官僚体系的隐秘逻辑 本卷深入剖析了二十世纪中叶，国家治理体系中技术官僚知识的兴起。不同于关注具体政策执行的文献，本书侧重于分析技术报告、内部备忘录和专业标准制定的方法论本身。这些文件展示了一种脱离了传统政治辩论的、以“效率”和“科学性”为名义的知识干预。通过对早期管理学文献的细读，我们揭示了技术话语如何悄然重塑社会组织和个体行为模式。 核心议题二：批判理论在后意识形态时代的困境 批判理论的流派众多，本卷尤其关注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在面对大众文化和全球化资本主义时的理论转向。书中并未试图重建某个单一的“真理”或“档案”，而是细致梳理了理论家们面对“文化工业”的强大同化力时，其批判锋芒所经历的自我调适与内在张力。我们探讨了符号消费与主体性危机之间的辩证关系，特别是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 文献分析方法论：超越文本表面的语境重构 本卷倡导一种“深层语境学”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不仅要阅读文本本身，更要重建文本生成时的物质条件、通信网络和意识形态气候。例如，分析一份晦涩的学术通信时，需同时考察其所依托的资助体系、印刷技术限制以及当时政治审查的松紧程度。这是一种对“事实”背后“过程”的还原尝试。 --- 第二卷：历史文献的碎片化解读与叙事重构 本卷将研究的焦点从宏大理论转向具体的历史文本和档案材料。它探讨的不是一个完整的、连续的“档案库”，而是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散落、破碎、甚至被刻意隐藏的文献碎片，以及我们如何通过碎片化信息重建历史叙事的可能性与局限性。 议题一：非主流叙事与“被遗忘者”的言说 本书着力于挖掘那些在主流历史叙事中被边缘化的声音——边缘群体、非精英阶层、以及地方性的民间记录。我们考察了口述史料的采集方法，以及与官方文书相比，它们在可信度、主观性与情感密度上的独特价值。 聚焦：早期工业社会中的个人书信与日记 我们选取了特定时期（如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工人阶级的私人信函和家庭账本进行个案分析。这些资料往往缺乏系统的组织性，充满了语法和拼写错误，但它们提供了比官方统计数据更为鲜活的“体验之真”。研究者必须穿梭于这些日常琐碎的记录中，识别出其中蕴含的经济压力、家庭结构变化以及非正式的互助网络。 议题二：档案的“非意图性”信息挖掘 真正的历史文献往往包含大量“非意图性信息”，即作者或记录者在编写时未曾预料到的、却对后世研究极具价值的内容。例如，一份政府审查报告中的批注、一份财务清单上不寻常的开支项、或是一份会议记录中被划掉的句子。本卷展示了如何通过对这些“空白”、“涂抹”和“冗余信息”的细致考察，反推出当时决策过程中的犹豫、冲突或审查的痕迹。 文献的物质性与文本分析 本卷强调文献的物理属性——纸张的来源、墨水的化学成分、装订方式乃至保存环境——都携带着历史信息。通过结合文献学与材料科学的初步知识，我们可以对文件的权威性和流通路径做出更审慎的判断。例如，分析一份文件的复印件质量和修改痕迹，可以判断其在特定权力结构中的流转层级。 跨文化语境下的文本异化 最后，本卷探讨了当一份文献被翻译或移置到新的文化语境时，其原初意图如何被“异化”。我们考察了殖民地时期记录的翻译策略，以及这些翻译如何服务于殖民宗主国的知识建构需求，而非如实反映被记录者的现实。 --- 第三卷：当代知识生产中的伦理与方法论反思 本卷是对前两卷所探讨的知识权力与文献研究方法的理论性总结与前瞻性反思。它不提供任何“最终答案”或“完整档案”，而是聚焦于如何在一个信息爆炸、真假难辨的时代，保持严肃的学术探究精神。 核心反思一：信息时代的“碎片化真相”与历史责任 在数字时代，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带来了新的挑战：深度阅读的衰退与对“即时性知识”的过度依赖。本卷批判了将大量信息碎片简单堆砌，而缺乏结构性分析的泛知识化倾向。我们探讨了研究者在处理敏感或不完整史料时所应承担的伦理责任，特别是关于“过度解读”和“利用历史来合理化当代立场”的危险。 案例：对数据可视化方法的批判性审视 本卷分析了当代历史研究中流行的数据可视化技术。虽然图表能清晰展示趋势，但作者也警告，任何数据集合的筛选、指标的选取和视觉化的呈现，本身就是一种有倾向性的阐释。我们探讨了如何对“数据档案”进行方法论上的解构，识别其背后的模型假设和潜在的偏见。 核心反思二：知识生产的自我定位与主体间性 最终，本卷回归到知识生产者的自我定位问题。成功的历史与思想研究，并非在于找到一个“确凿的档案本”，而是对研究者自身立场、偏见以及研究方法局限性的持续清醒。书中鼓励跨学科对话，特别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的融合，以期在知识的迷宫中，开辟出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探索路径。 结语：持续的追问 本套书系提供的是一套严谨的、方法论驱动的智识工具箱。它引导读者关注知识的生成机制、文献的物质性，以及批判性阅读的永恒必要性。它教会我们，理解思想与历史，即是在无数个破碎的、充满张力的文本碎片中，进行审慎、负责任的重构，而非奢望找到一个被封存的、无懈可击的“真相档案”。真正的研究，是永无止境的访问与追问过程。

评分☆☆☆☆☆

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更像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考古发掘工作。它不是那种可以轻松消遣的读物，需要读者投入大量的注意力和心智去梳理那些错综复杂的线索和庞杂的人物关系网。初读时，我甚至需要时不时地停下来，在脑子里梳理一下谁是谁，他们的动机又是什么，感觉自己像个侦探在拼凑碎片。但正是这种“费力”，才让最终的理解变得异常珍贵。作者极其擅长营造悬念，他不是用廉价的“反转”来吸引人，而是用一种缓慢的、结构性的张力来牵引着我们向前。每一次关键信息的揭示，都像是找到了地图上一个新的坐标点，让原本混沌的局面逐渐清晰，但新的坐标点往往又会引出更深层次的迷雾。我特别欣赏作者对于“视角”的灵活运用，同一个事件，从不同人物的口中叙述出来，其色彩、重点乃至事实本身都发生了微妙的偏移，这让我深刻体会到，我们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往往是无数主观叙事交织而成的脆弱建构。

评分☆☆☆☆☆

这本书的文字功底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示范，读起来有一种久违的、酣畅淋漓的感觉。我向来对那些堆砌辞藻、故作高深的文字感到不耐烦，但这本书不一样，它的语言是精准的、有力量的，每一个词语都像是经过千锤百炼才最终落定的。我尤其钟情于作者对场景描绘的细腻处理，无论是阴森潮湿的地下室，还是阳光普照下的开阔平原，透过他的笔触，仿佛能真实地闻到空气中的味道，感受到光线的温度。这种沉浸感，让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在阅读，而是真真切切地“在场”。故事的结构设计也十分精巧，它不是线性的时间推进，而是不断地在过去、现在和一种模糊的“未来可能性”之间跳跃，但每一次的跳转都服务于揭示核心谜团，绝无故弄玄虚之嫌。每次以为自己抓住了故事的主线时，作者总能抛出一个新的变量，将所有的推测推翻重来，这种智力上的博弈，极大地满足了我作为一个阅读者的好奇心和挑战欲。读完后我甚至会忍不住回翻前面的章节，去寻找那些早就埋下的伏笔，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

评分☆☆☆☆☆

坦白说，我很少被一本书如此强烈地“教育”和“冲击”。这本书探讨的主题非常宏大且具有时代意义，它似乎触及了我们社会运行机制中一些深层次的、令人不安的角落。作者没有采取那种居高临下的说教姿态，而是选择了一种极其克制、近乎冷峻的记录方式，将冰冷的事件和复杂的人物关系呈现在我们面前，然后把判断的权利完全交给了读者。这种“让事实说话”的处理手法，反而比任何激烈的控诉都更具震撼力。我记得有那么几章，涉及到了某种体制下的权力运作和信息控制，读的时候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仿佛自己也身陷其中，被看不见的高墙所束缚。这本书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让读者在合上书本后，仍然无法轻易抽离出来，它像一个催化剂，激活了我们对周遭环境更深层次的审视和质疑。它不提供简单的答案，但它提供了提出正确问题的框架，这是我认为一本优秀的严肃文学作品能给予读者的最大馈赠。

评分☆☆☆☆☆

最近读到了一本让我印象极其深刻的书，虽然名字我记不太清了，但那种阅读的震撼感和思考的深度至今仍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这本书似乎围绕着某种宏大叙事展开，却又巧妙地将视角聚焦于个体生命的细微之处，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美学。作者的叙事手法极其老练，他似乎总能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节奏感，时而如涓涓细流般娓娓道来，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剖析得入木三分；时而又如同惊涛骇浪般，将读者猛地卷入事件的核心，让人喘不过气来。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人性复杂性的刻画，那些所谓的“好人”并非全然光明磊落，那些“反派”也并非全然面目可憎，每个人都在各自的立场上挣扎、权衡，展现出生命本身的灰色地带。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构建这个庞大世界观的同时，并没有牺牲掉故事的趣味性，那种层层剥开迷雾，不断有新发现的阅读体验，简直让人欲罢不能，恨不得一口气读完，然后迫不及待地去找相关的资料进行印证和延伸思考。这本书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故事，它更像是在邀请读者参与一场深刻的哲学思辨，关于记忆、关于真相、关于存在的意义，都留下了值得反复咀嚼的余味。

评分☆☆☆☆☆

这本书的氛围营造，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登峰造极。它自始至终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压抑的、近乎宿命论的基调。我读到它的时候，正值深秋，窗外天色阴沉，这种外部环境与书中的情绪产生了奇妙的共振，让我更深地沉浸其中。书中人物的命运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操控着，无论他们如何努力挣扎、反抗，最终似乎都逃脱不了一个既定的悲剧结局，或者至少是带着深深遗憾的收场。作者并没有刻意渲染煽情，但那种深沉的无望感却通过细节的堆叠，无声无息地渗透进来，让人读得心里发堵。然而，就是在这种极端的压抑之下，偶尔闪现的、关于人性的微弱光芒——比如一个不经意的善举，一次短暂的理解与连接——反而显得无比珍贵和耀眼，如同黑夜中的星辰。这本书不是为了让人感到愉悦，而是为了让人感到“真实”，那种带着疼痛感的真实，让人在回味时，对生命中每一个微小的温暖都更加珍惜。

评分☆☆☆☆☆

一直想买的好书，放在购物车有一些日子了，趁着有活动，搭配满减券，在能接受的价钱内拿下。包装不错，配送速度挺快的，书挺好，没有弄皱，没有损坏，也没有污渍。书还没有开始读，读后再来追评啦！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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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维特伯爵是俄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时期的宫廷重臣，俄罗斯帝国政治家，历任交通大臣、财政大臣、大臣委员会@和头一任大臣会议@，是俄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本书中，维特以亲历者身份，生动翔实地再现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李鸿章访俄、日俄战争缘起、朴次茅斯条约的前因后果等。本书不失为维特唱给俄罗斯帝国的挽歌，为其灭亡和1917年巨变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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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价值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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