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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面临毕业、即将奔赴战场的男孩偷盗、撒谎、欺骗,以抵抗充满未知的成年人世界,乍看之下小说的主题是关于战争、死亡、友情、成长;然而,父亲也许缺场,阶级永不缺场,在小说的结尾,马洛伊还是回到他所有小说中重要的母题:阶层差异,即便是战争和死亡也无法填平阶级这道鸿沟。诗意的文字、完美的细节描写,令这部小说就像夜幕降临前的风景画。
内容简介
1918年5月,战争席卷整个欧洲。几近荒芜的城镇上有一群面临毕业、即将奔赴战场的男孩,他们偷盗、撒谎、欺骗,以抵抗充满未知的成年人世界。战争和死亡每天都在上演,背叛与阴谋也在悄然酝酿,暴风雨终将来临,他们所保守的秘密也许从一开始就是围困他们的陷阱。
作者简介
马洛伊.山多尔(1900—1989)
他出生于奥匈帝国的贵族家庭,然而一生困顿颠沛,流亡四十一年,客死异乡。他是二十世纪匈牙利文坛巨匠,一生笔耕不辍,著有五十六部作品,死后被追赠匈牙利“科舒特奖”。他亦是二十世纪历史的记录者、省思者和孤独的斗士。他的一生追求自由、公义,坚持独立、高尚的精神人格。
他质朴的文字蕴藏着千军万马,情感磅礴而表达节制。他写婚姻与家庭的关系,友情与爱情的辩证,阶级和文化的攻守,冷静的叙述下暗流汹涌。德国文学批评界说他与茨威格齐名,另有批评家将他与托马斯?曼、穆齐尔、卡夫卡并列。因为他,二十世纪文坛大师被重新排序。
他是马洛伊?山多尔。
精彩书评
(《反叛者》中)完美、令人难忘的细节描写,就像夜幕降临前最后一刻的风景画。
——《文学评论》
(马洛伊的作品中)讽刺现实主义夹杂着超现实主义的美感。
——土耳其《星期日时代报》
阅读《反叛者》是一段让人醍醐灌顶的经历。
——《爱尔兰时代报》
目录
序
两张红桃
原始森林与温室
青铜蛇
喷香的奥玛德
木版画
存货
序曲
逃亡
秘密
前戏
预演
音乐
猜疑
满大人
当铺
五月节
精彩书摘
两张红桃A
医生的儿子痛苦地蜷紧身子躺在床上,浑身像是被汗水淋洗了一遍。他感觉自己在发烧。他朝窗子望去,透过四方的窗框能看到街景:一棵树,一个房顶和三扇窗户,它们渐渐变得模糊。对面的烟囱里冒出又细又直的烟缕。房间低矮,拱券式的,屋内光线晦暗,跟外面的街道相仿。初夏的闷热从打开的窗户里灌进来,在这潮湿的黄昏,燃气街灯发出绿色的光。春季的夜晚,常会落下这种看不见的薄雾,将街道晕染成绿色。厨房里,女仆哼着歌在熨衣服。熨斗内炭火发出刺啦的声响,声音从敞开的窗户飘进来,好像黑暗中唰地擦燃了一根火柴。他知道,女仆一定是正在轮转那滚烫的熨斗。
医生的儿子蜷缩地躺着,目光直视,阵阵干呕。三点时伙伴们已经离开了。他感觉自己是从噩梦里突然惊醒,然后自我宽慰:没事,只要醒过来,一切都没事了,生活仍会继续,规矩和勤奋将会使你成功。他苦笑了一下,慢慢坐起身,感觉四肢也逐一回到自己身上。他坐在床边,呆呆地环顾周围,然后动作迟缓地下床,腿上好似灌了铅。他走进厕所,在黑暗中摸索到一只水壶,在池子上方低下头,把壶里的温水淋到自己汗湿的头发和前额上。他朝门口走去,头上的水滴滴答答的,他感觉自己像个盲人,好不容易才摸索到灯的开关。他在桌旁坐下,心不在焉地用柔软的毛巾擦起头发。
床头柜上的闹钟嘀嗒嘀嗒地走着。七点钟了,他们一定已经在等他了。男孩已经这样浑身痉挛地在床上躺了四个小时,一动未动。他转了转脑袋,又把手指塞进领子与脖子之间,领口似乎太紧,不太舒服,需要调整一下。他喉咙发干,于是进厕所洗了个手,用漱口水使劲漱了漱口。厨房里的女仆大概是注意到男孩的房间亮了灯,她停止了哼唱。男孩把领子从衬衫上解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八点钟了,可是姨母还没有回来。
旧时衬衫上所系的假领,可拆卸,便于清洗。
很早以前,在他还是孩童时,姨母曾说将把财产都留给他。根据姨母的描述,“财产”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安全到连“证券交易员和典当员”都不可能会发现的地方。姨母痛恨证券所,却从未解释过为何如此地痛恨。于是在一个孩子的想象里,证券所俨然成了一个位于悬崖峭壁上的黑暗山洞,山洞前,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正跟全副武装、誓死保卫财产的勇士们搏斗。他对黑色星期五的印象也是来自姨母的讲述。姨母经常提到那些财产,有时还特别强调她刚刚去那里查看过,一切安好。姨母说,阿贝尔用不着为未来发愁,那些财产全都是他的,他这辈子不会遇到任何麻烦。有一次,阿贝尔偷看了那个藏宝处——姨母洗漱柜抽屉里的一只锡盒,他从里面找到一些陈旧的、已经不再流通的抵押票据和一些并不值钱的算命纸牌。姨母的财产恐怕再也派不上用场了,他暗自思忖。站到镜子前,他直直地注视着自己眉头紧蹙的面孔,随后又坐回到桌子旁。这的确是个问题,他想,钱在这里难道真的有用么?或许能够用钱买到一些东西,比如自由,旅行,遥居异乡,以及健康,但在有些事情上,钱根本就没用。他坐在桌边,拉开抽屉,看到里面有摆放整齐的本子和写满字迹的纸张。他看到一首小诗。他完全忘记了这首诗,于是往前探探身,低声读了一遍。这首诗写的是一条狗趴着晒太阳。这是什么时候写的?他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
女孩从厨房走过来,站在门口,问他是否留在家里吃晚饭。她懒懒地倚在门框上,用手撑着胯,自信地笑着。男孩从头到脚打量她,耸了耸肩。女孩浑身带着厨房的味道,她的裙褶里积满了或酸或碱、十分难闻的厨房味儿,他忍不住捏住了鼻子。男孩问,姨母还没有回来吗?女孩回答要到八点才回来。
近来男孩常这样希望,希望每时每刻都看到自己整个的生命过程。回首张望,看自己身处的这个变局,看自己经历的所有这一切,这一刻,他仿佛看到自己的童年,看到父亲,听到母亲在讲话,姨母正弯下腰哄逗他。他惊醒过来环顾四周,女孩漠然不知地追随着他的视线。
房间里一团糟。伙伴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扔得七零八落。书被撕成两半散在床下,一本《卷烟纸》浸在一摊从翻倒的酒瓶里流出的黏稠、略带甜味的液体里,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
一把椅子的绒坐垫上留着一只带泥巴的脚印。枕头也掉在地上。上午十一点钟,他去参加了中学毕业考试,考完后他在学校的院子里等了一会儿他的三个伙伴。由于考试按照名字的首字母排序,他们要稍晚才能考完。考完试后,他们毫不耽搁、如离弦的箭一样飞奔回家,回到这里。食品店主的儿子贝拉在这里给父亲打电话,报告自己没有考砸,另外,不用等他吃午饭。迪波尔,他没有通知家里他考得很糟,他觉得还是等一等好,等到晚上或者第二天再让重病的母亲知道吧,反正这个消息已经无关紧要,无足轻重,以至于他们根本也不谈论它。六周后,不管他们是否情愿,都要应征入伍,即便算上入伍前的培训,最晚也要在八月底上前线。
男孩坐到床上。他看着女孩,心想,如果我不是这么胆怯,我现在就想把她拽到床上,然后将头枕在她的胸脯上。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可惜她身上有厨房的怪味,这让我实在难以忍受。况且我是个上等人,我祖父曾是个庄园主,我父亲则是位医生。任何事情都有它的道理。也许我这么想是可耻的,但是有时,臭味会压倒理性。她没准也受不了我的气味,就好像中国人觉得白种人很臭,人与人之间难免有这样的隔阂。女孩已在这里做了一年的仆人。有时她丰满到下垂的乳房会侵入男孩的遐想,出现在他的梦境,或在隐秘而频繁的自慰中成为他的幻想对象。她的面孔温和,白皙细嫩,金色的麻花辫快乐地在她的头顶盘成发髻。
女孩开始打扫房间。男孩颇不自然地悄声问她要了一杯奶。似乎因为自己小孩子般的需求,他略感羞怯。男孩小口小口地喝着牛奶,这忠实而润滑的童年饮品。接连几日他们不断地喝酒,葡萄酒和水果白酒——尽管男孩的胃并不需要,也不接受那些又甜又黏的酒浆,但他还是纵情豪饮,醉到失态。牛奶则不同,那是另一个世界,是逝去了的美好。男孩走到衣柜前,系上一条干净的假领,并用刷子刷了刷外套。女孩在清扫屋子,整理床铺。看着女孩用笤帚将丢得满地都是的纸牌扫拢到一处,他突然想到自己身上没钱了。他翻遍所有的口袋,找到三枚硬币。他一下子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早上他出门考试之前,姨母还塞给他一张纸钞。他现在需要想一想,钱是在哪里花掉的?……吃完姨母做的庆祝午餐,男孩们开始玩一种叫“劳姆什利”的纸牌游戏,他几乎输个精光。他隐约记得自己本来并不想玩,但是他的伙伴们,不是迪波尔就是埃尔诺,或是格仑家的兄弟,强迫他玩起了纸牌。他用手捏了捏口袋里剩下的那点钱,告诉女孩不用等他回来吃晚饭了,他可能很晚才会回来。男孩站在门口,看到一张红桃A 躺在门槛上,他漫不经心地捡起这张又油又脏的纸牌—其他牌都散乱地摊在桌子上,女孩刚把它们收拾起来,堆成一堆。他注意到最上面那张也是一张红桃A。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将那张脏兮兮的纸牌轻轻捏起,翻过来覆过去地看了两遍,并跟刚从门槛拾起的那张仔细对比。在匈牙利纸牌里,应该只有一张红桃A,可这里有两张红桃A,而且看上去两张牌都被玩过很久,稍有破损,油腻腻的,色彩含混,这是蓝色牌底、能带给人自信的牌。他在桌旁坐下,将纸牌按四种花色叠成四摞。他又发现两张橡子A,两张绿叶10 和两张葫芦10 。最后四张在“二十一点”游戏中可以坐成庄。他们通常会在玩完“劳姆什利”后接着玩“二十一点”。这些成对的牌看上去和其他纸牌没有任何区别。那个作弊者的手法非常巧妙,这些作假的扑克肯定已被玩了好几个月了,而且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这副牌是他之前从父亲的书桌里摸出来的,是一副已经玩了很多年的匈牙利纸牌。
前言/序言
这部小说是一套长篇小说系列中再经修改、最新再版的一本。这套长篇小说系列曾于1934年至1947年间,由当时的布达佩斯列沃伊(Révai)出版社出版,全套系列中的三部书分别为《反叛者》、《忌妒者》和《愤怒者》,三部书总共分五卷。第六卷,也就是这一系列收尾的一卷,原名为《艺术与爱情》,1948年春已经准备付印,但最终未能与读者见面,因为这一年发生的政治变故迫使我离开了这个国家。现在,这一卷更名为《落伍者》,也为这套长篇小说系列画上了一个句号。
或许,在这套长篇小说系列完整、统一出版之际,也是笔者应该向读者告知自己写作意图的时候了。《反叛者》和《忌妒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年里面世的,那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还在以余震的形式存留在当时人们的意识里。这三卷也发行了法文版、德文版和西班牙文版。但是,在1940年至1943年的这几年中,后续的《愤怒者》,我只是为了抽屉而写作,因为随后发生的政治变故也没能给它与读者见面的机会。现在,借由这新一次的出版机会,1947年第一次面世的这些小说得以再版。在校对样稿的过程中,我对那段时光的记忆又再次复苏,那是一段我在近乎窒息的孤独中拼命想把我所经历的一切都记录下来的回忆。
与这些小说的再次相见是令人感到不安的。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这些书封存在船舱的货箱里,在大陆与大陆之间漂洋过海,这也是迫于迁徙的生活境遇。阅读时,有时会产生那样的感觉,好像很多我所记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的那一段时间的现象,在总体上和局部上都与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相吻合。奥斯卡·王尔德说过,生活模仿艺术。乍一看是那么回事,但是再近一些仔细看却没有了意义。生命是一串行为的过程,独立于精神的影响。笔者从那些已经固化了的、变革的风险中拼凑出一幅图画,之后这幅图令人惊奇地显示出,它好像预见了时代的一些现象。但是,乌托邦总会落在现实的后面。法国有一个说法:越变革越是跟以前一样——这一句其实更准确。制服和徽章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变换不停,但是那一串行为的过程却还是一模一样:专制,扼杀自由的言论和自由的就业,而且还时不时地挑起战争,因为寄希望于能以此摆脱内部和外部的麻烦。制服有时是棕色、黑色或红色,但是,那被套进制服里的人却是一样的,因为他做着一样的事情。徽章有时是这个图案,有时换成了那个,但永远都是命令式的统治。那命令让人们把徽章别到胸前,然后限制人们自由地相处。那位老年的德国作家,在小说的第五卷中,在1939年的囚禁中向一位伪英雄述说他生活在其中的窒息和压抑,四十年后,他仍然在相似的境况里艰难地喘息。在富有节奏、熙攘纷乱的大市场,民众的演说家发表着他的“无阶级社会”信仰的言论,今天他仍然在说谎,因为没有阶级只会剩下人群,而没有社会。
在世纪的大案中,在命令式的统治体制对自由民主的案件中,改变的只有战略。案件中的材料仍旧是那些。
“市民作家”做出了尝试,就是对这一时期做出陈述,那么,读者自然询问:“格仑们的作品”到底是怎么回事?……“市民”在当今的争论中成了怪物,被称为布尔乔亚,成了有着啤酒肚和狰狞面目的剥削者。人们听到过,在封建制度灭亡后市民创造了一种文明。人们也听过,市民发挥了作用:创造。中产阶层——在人群渐密集和技术上以我为主的世界里——继市民之后,已经不再创造,而只是消耗:“消费”,生产出了消费文化。市民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城市,在人群渐密集的世界里,中产阶层将城市连带空间塞进水泥,取名为住宅。“格仑们的作品”到底是什么?……气氛。一种氛围,人的生命在其中,除了存在之外还需要意义和地位。如果格仑中的一两位仍在哪里存活,在耄耋之年他们被迫般感到,地心引力似乎已不能再把他们留在地球了。
如果我们询问一个生物学者:生命是什么?无机物发生转化,变为有机物,门槛在哪里?——他的回答是:“生命是一个化学反应。”在生物学者的专业领域,这的确如此。但生命还是别的什么,还需要气氛。格仑们熟知此道,在他们建设了城市和房屋的同时,还特别为此生产了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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