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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大家视野，让你眼界大开、信息暴增的文人史话，凝聚着这位阅历丰富的老作家对人生的洞悉和感悟，见解精辟深刻，笔锋犀利传神，风格独特，渊博厚重，光怪陆离的事件，黑色幽默的感触，复杂多变的人性的描写论说四个朝代的百态众生侃侃而谈，与严肃讲史迥然不同

内容简介

　　“李国文说”系列丛书是万卷出版社倾情打造的文化散文合集。深入浅出，刻画古之风骨；嬉笑怒骂，漫谈唐宋明清。严谨的历史叙说佐以。在故事中细品历史，在文化中追问当下，在文学中透视人生。李国文先生以渊博的学识、圆熟的笔触，不在时间的节点上论成败，只在历史的进程中谈得失，全新的视角带你重读不一样的唐宋明清。看古人如何取舍，如何保存或者丢了本真。

作者简介

李国文，小说家，散文随笔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主席团成员，《小说选刊》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作家。近期著作《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和《中国文人的活法》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影响。前书曾获得2003年华语媒体文学大奖。至今，他已写作了五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并被译成英、法、德、朝鲜文在海外出版。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盐城。1947年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习理论，编剧。1957年夏天，因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改选》，由此罹祸22年。直到1979年才重新执笔。1980年春天，重新回到文坛。首篇作品《月食》，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随后，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问世，1982年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1984年，《花园街五号》出版，因几与时代同步，成为当年十大畅销书之一，并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危楼记事》是一部由系列短篇合成的长篇小说，其中，《危楼记事之一》曾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涅槃》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随笔集《大雅村言》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他是当代将学识、性情和见解统一得好的散文家之一，颇有法国作家蒙田之风。”（评论家谢有顺）

内页插图

目录

01明朝的偏执
02明朝的诛九族
03明朝的腰斩
04明朝的权力场
05明朝的万历年间
06明朝的末日那年
07解学士之死
08你疼你的儿子，但你的儿子不一定疼你
09严氏父子
10迥为独出钤山堂
11海瑞骂皇帝
12上善若水
13闲来写就青山卖
14袁中道游高粱桥
15李卓吾之死
16徐文长之死
17屠隆的风流病
18张居正始末
19张居正返乡
20汤显祖与莎士比亚
21文学的粉丝
22王世贞的感觉
23升沉不过一秋风
24山人陈眉公
25两面董其昌
26口味张大复
27三言两拍冯梦龙
28名十张岱
29文人的龃龉
30钱谦益的歧路

精彩书摘

明朝的诛九族在中国，自明初方孝孺被诛十族以后，再也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以死报君了。从此以后的中国人，为主义赴死者，有；为真理牺牲者，有；为情人割腕切脉者，有；甚至，为赌一个什么东道以生命下注者，有；但是，在最高层面的权力斗争中，像方孝孺这样傻不拉几地去为一个背时的皇帝，献出老命者，是不会有的了。不是士不肯为知己者死，从此狡猾，也不是以死来一报知己的价值观，从此绝迹，而是在统治者无休无止的夺权游戏中，为失败者殉葬的愚蠢性，已为智者所不取。皇帝死了还会有皇帝，而脑袋掉了却不会再长出一个来。随后的士大夫，渐渐地聪明起来。陪你玩，可以；陪你死，则决不干了。为争权夺位的统治者火中取栗，犯不着，弄不好会烫伤自家的爪子；而最后坐在龙椅上剥吃糖炒栗子的那位，未必会赐你几粒尝尝。于是，做出慷慨激昂者，有之；喊出誓死捍卫者，有之；而为了效忠，甘心陪葬，找来一根绳子勒死自己，或者喝下一碗鸩汁毒杀自己，如此这般的傻瓜，就不多见了。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号逊志，浙江宁海人。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入南京篡位后，为朱元璋孙朱允炆之师的方孝孺，拒绝合作，敌对到底。因为他是惠帝的老师，朱棣要他为自己登基起草诏书。一是考虑到他国之大儒的尊崇地位，二是考虑到其帝王之师的法理身份。但是，好说歹说，决不从命。被激怒了的朱棣，拍案顿足，威胁他说，难道你就不怕诛灭九族吗？方孝孺说，你就是诛十族，我也不会为你写一个字。朱棣气急败坏，在九族（上数四代、下数四代的直系及旁支同宗同族者）之外又加一族，即他的老师和门生也受牵连，在中国历史上，这是最残忍的一次血腥屠杀。大开杀戒的朱棣，凌迟，杀头，入狱，充军，无所不为，此案遇难者，总数当超过八百人。据鲁迅晚年的《病中杂记》，朱棣在处理惠帝朝黄子澄、刘泰、铁弦等人时，除实施极刑，以泄其愤外，亲笔御批，要将他们的妻女，送进军营，令军士轮奸，生出小龟儿子，可以想见朱氏父子做了皇帝，其实内里，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畜生。至此，中国文人彻底明白一条，死得再多，不耽误人家当皇帝。与其死了白死，不若不死，看谁熬得过谁。于是，豁然贯通，能不朝枪口上碰，就决不主动找死，尤其不能为皇帝殉葬。虽然，由明而清的文字狱迫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凄风苦雨，如肉俎上，不怎么见好，但命运尽管不济，生命力倒是十分顽强。就像东北地区那种叫作“死不了”的植物，看似一段死气沉沉的枯木朽枝，只要稍沾一点水，就会透出一线生机，隔不数日，居然青枝绿叶，甚至还能开出一两朵小小的花来。所以，对“士”而言，即或是苟且地活，也要活下来，决不去壮烈。所以，商末孤竹国的伯夷、叔齐，耻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虽然在正史上，是以肯定的口气来叙述这哥儿俩的原则立场，但这种其实是挺傻帽儿的行为，在后来的知识分子眼里，是不以为然的。只有那些非常一根筋，特别认死理的“士”，才认定天底下都像华山那样，只有一条路好走。方孝孺，恐怕是中国最后一位伯夷、叔齐式的知识分子，他，只有选择死之一途。其实，就在方孝孺的明代，读书人也并不那么傻了。朱由检在煤山（今景山）上吊，陪他死的只是贴身太监，没有一位知识分子为之殉难。清兵逼近南京，那个钱谦益本来想跳水赴死，效忠崇祯的，可是一摸湖水太凉，就不想成仁了。那个龚鼎孳也想以一死回报君王，可是想到漂亮的小老婆马上要被别人搂着，便打消死节的念头。所以，方孝孺在朱棣攻下南京下落不明后，唯求速死，在这两位江左名流眼里，自是不识时宜的方巾迂腐了。因为，他本可以不死，有一个叫道衍的和尚，很为他在朱棣面前说了情。
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明史·方孝孺传》）
这个保方孝孺的姚广孝，可不是凡人。燕王朱棣，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夺他侄子朱允炆的江山，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和尚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他对于朱棣来讲，远不是一个普通的军师或者谋士这样的角色，说他是朱棣这次靖难之役的总智囊、总策划，也不为过分。据明人笔记《革除逸史》载：朱到南京后，“未几，获文学博士方孝孺，上欲用之，示其意，执不从，遂就刑”，看来，朱的确打算放方一马，甚至，还想重用的。所以，很给大儒一点面子，召至帝座跟前，下榻握手，捧茶延坐，商量起草登基诏书事宜。朱棣本有乃父朱元璋的流氓气，但此刻依旧以国师之礼待方，显然，姚广孝的话，是相当起作用的。然而，一切都如和尚所料，方“必不降”，朱也必“杀孝孺”。死难消息一来，他只有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摇头轻叹了事。因为，姚广孝与方孝孺，虽同为知识分子，却分属两类，姚是明白人中极明白的一类，决不做傻事，方则是看似明白，其实并不明白的一类，常常倒做不成什么事。方不可能降朱，朱也不可能宥方，他早就估计到这出性格悲剧。但是，若不为方求情，有点说不过去，情求过了，朱也点头了，他的良心也就得到安宁。虽然他对朱说了“幸勿杀”，并没有说绝对不能杀，再说他有什么资格，对未来的皇帝下命令。因此，方不领情，是方的事，朱要杀方，是朱的事，与本人无关。我做到我能做的，不做我不能做的，这是姚广孝的行事方式。我能做到的偏不做，做不到的偏要做，这是方孝孺相当不明白的地方。最后，朱棣把话对方孝孺说到这种地步：这是我们朱家的事，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方偏要管，一个劲地激朱求死。朱哪里受得了，大开杀戒，方孝孺一案死难者达847人，充军发配者不可胜计。方得到了于事无补的壮烈，气节是有了，可多少人陪着粉身碎骨啊！古人对此也有微言。“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钱士升《皇明表忠记》）中国的所谓“士”，所谓“文人”，所谓“知识分子”，如果一定要分类，不是方孝孺式的，偏执、拘谨、认死理、不知好歹，常常采取霸王硬上弓的方法蛮干；就是姚广孝式的，灵活、圆通、识大局、趋利避害，往往以低姿态矮身段不张扬的手法达到目的。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至多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历史有时爱开开玩笑的，偏偏让这两类价值取向不同的知识分子，奇巧地组合在同一舞台，同一背景下，一个辅永乐，得到大成功，一个佐建文，结局大失败。所有看过这出戏的观众，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于是，从此以后，像姚这类明白人，越来越多，像方这类傻而直、呆而方、迂而正的不明白人，越来越少。这或许就是时代的进步了，要是知识分子总那么傻不拉几，还真是够呛呢！《明史》中描写的姚广孝和方孝孺，一为“目三角，形如病虎”的方外和尚，一为“双眸炯炯”“虽粗蔬粝食，视其色，如饫万钟者”的读书种子。一为“颇毁先儒，识者鄙焉”的左道旁门，一为“顾末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讲学不倦，陈说道德”的一代学宗，两人几乎找不到共同点。虽然姚“少好学，工诗”“宋濂亦推奖之”，按说，方孝孺出宋濂门下，应该与这个看来不三不四的和尚，有些往来才对，然而，史无记载。不过，一个正襟危坐、过于严肃的方正君子，与和尚坐不到一条板凳上，说不定有点鄙视和不屑，也有可能。但是，姚能张嘴向朱棣说情，其识见，其气度，就不是书呆子方孝孺可比的了。方孝孺应该做学问，姚广孝才是玩政治的。从他一生行状看，他是一个不那么安分的和尚，不安于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日子，是一个迫切追求成就感的知识分子。恰巧马皇后逝世，朱元璋把儿子从分封地集中到南京来守孝，据《明史·姚广孝传》，“太祖选高僧侍诸王，为诵经荐福”。于是，姚广孝通过关系，与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挂上了钩。这个和尚私下里对朱棣许诺：“你要用我的话，我会给王爷一顶白帽子戴。”如此露骨的暗示，连黄口小儿都猜得出来，“王”字上面加一“白”字，不就是一个“皇”字吗？朱心领神会，引为知己，遂将这位主录僧带回北平。从此，他便成了燕王的思想库和进行反中央地下活动的总指挥。“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燕邸，故元宫也，深邃。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翎甋瓶缶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明史·姚广孝传》）他那时“住持庆寿寺”，但“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朱棣当然想造他侄子的反，因为，建文帝接受了齐泰、黄子澄，还有方孝孺的削藩建议，正准备收拾他。但是，以一隅反天下，朱棣也不由得心虚。有一天，他作对联，刚吟出上句：“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立刻应口而出：“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做主。”“王”字出头，即为“主”，看似文字游戏的小手段，却起到坚定其信心的作用。所以，没有姚的煽动，朱未必敢举事，没有姚的擘画，朱也未必能成事。起兵以后，靖难军经过两三年与中央军的拉锯战，姚突出奇招，建议轻骑挺进，径取南京，“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这场争斗无妨说是姚广孝与方孝孺的角力，玩政治的行家，终于把只会做学问的书呆子摆平。朱棣很快渡过长江，取得天下，当上了他的永乐皇帝。所以，这位特别倚仗的心腹，出来为方孝孺求情，对于朱棣，那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朱棣起事，檄文天下，以清君侧的名义，矛头指向建文帝倚为股肱的齐泰、黄子澄。其实，方孝孺作为建文帝的老师，在他眼里，也是参与过对他的迫害，属于铲除的奸恶之列，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姚广孝求他“幸勿杀”，居然“颔之”，看来姚广孝面子够大。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围绕在皇帝身边，有头有脸有发言权者，说一不二，使帝王言听计从者，大有人在。但伴君如伴虎，最后能够得到好下场者，就比较罕见了。姚广孝这样一个不官不民、亦官亦民的和尚，作为皇帝的宾客，运筹帷幄，出谋划策，位极人臣，倚重中枢，最后能够善始善终，实在是极为奇特的例子。他披的这件袈裟，固然冲淡了朱棣对他的戒心，更主要的是姚广孝深谙与狼共舞的游戏规则。越得意，越检束，越成功，越退缩，越是登峰造极，也越要急流勇退。可是，能懂得这点道理而做到抽身自退者，实在太少。权力这东西，如海洛因，上瘾以后，是太难戒掉的。唐人胡曾《咏史诗》：“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那个不可一世的李斯，最后的悲剧下场，不就是他“不解”进退之道吗？等到身首异处这一天，老先生想起与儿子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的快乐不再，刀架在脖颈上，哭悔也来不及了。姚广孝按《老子》“功成身退，天之道”“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箴言行事。靖难之役，朱棣率军“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等朱棣得天下后，论功行赏，姚为第一，举朝上下，竭力推崇，甚至到了“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的亲昵程度，他老兄还是坚持在庙里，当他的和尚，做他的佛事。朱棣急了，“命蓄发，不肯，赐第及两宫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明史·姚广孝传》）这样一个能够扭转明室乾坤的和尚，还保持其清醒的分寸感，一生不敢越位。那么，有济世之志、无匡时之才的方孝孺，就缺乏自知之明了。居然在南北激战的烽火硝烟之下，还饶有兴致地引导建文帝进行复古改制的尝试。宫殿名、城门名，悉数回复古称。官制，也按《周官》重订，本是翰林侍讲的他，改成颇有20世纪味道的文学博士。当时的老百姓，肯定分不清他这个博士和茶楼酒肆里的茶博士，有些什么区别。大概，越没有什么真本事的人，越喜欢做表面文章，以表示那一股虚火的革命激情。“文革”期间的红卫兵，也曾经歇斯底里地将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将协和医院改成反帝医院，结果又如何，不过给历史添笑柄而已。最不可思议的滑稽，莫过于这位博士计划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了。在明代历史上，除了方孝孺，还有一个海刚峰，都是背时的保守主义者，都好笑地进行过这种白日见鬼的讨论，可见让一个或数个严重与现实脱节的知识分子，进入权力高层发号施令，是多么致命的决定。建文帝的倒霉，多少也是他咎由自取，谁教他任用非人呢！应该说，好学不倦的朱允炆，与这位帝师切磋学问，是可以的，但是把国家交给这位书呆子，那就是开天大的玩笑了。据明人姜清的《姜氏秘史》：“初，孝孺被召入京，王叔英预以书告之曰：‘天下事有可行于今者，有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可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亦易，而乐其利。难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也难，而受其患。此用世所以贵时措之宜也！’孝孺好古，故叔英及之。”显然，有识之士早看到了他性格中的保守、愚直、迂腐、偏执的一面，作为一个学问家，确是好的榜样。作为一个政治家，就远远不及格了。作为一个军事家，更是糟糕得一塌糊涂。建文帝用人不当，遗患无穷。虽然，他为建文帝殉节，死得那样壮烈，也算对得住年轻皇帝。但若是说方孝孺为朱允炆的催命鬼，也并不冤枉他。坐镇北平的姚广孝，辅佐王子，确保后方；率大军步步进逼京师的朱棣，胜利在望。而齐泰、黄子澄，加上方孝孺，书生意气，清谈误国，欲罢不能，欲战不成，弄得建文帝输不起，赢不了，进退失据，不知所措。同是知识分子，姚广孝有把握全局之力，一盘棋下得无子不活；方孝孺无审时度势之能，每步棋都走成了死着。最可怕的，方孝孺还相信自己特棒，还要瞎指挥。第一手，他搞了一次缓兵计，派人到北平做燕王工作，赦他无罪，要他罢兵，谁知这位信使，到了那里，连大门也不敢出。第二手，他又搞了一次离间计，想挑拨燕王两个儿子内讧。哪知道事与愿违，朱棣的大儿子朱高炽把送信人和信，一块儿交给他的父王，以示清白。这就是方孝孺书读得太多的本本主义了，孙子兵法上有成功的例子，但到你方大军师此刻就不灵了。你不想想，南京已经不站在优势一方，北平干吗要买你的账呢？“燕兵遂渡江，时六月乙卯也。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缓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明史·方孝孺传》）历史上有很多从首都出逃，然后回来复辟的帝王，为什么建文帝就不可以？何况，朱棣虽攻下京师，大半壁江山并不在他的控制之下，转圜的余地还是很大的。然而，他要求朱允炆“死社稷”，这是方孝孺最臭最臭的一招了。尤其令方孝孺恶心的，偏偏打开金川门，不战自降，迎接燕王进京的，是他的好友、朱元璋的女婿李景隆。据《姜氏秘史》：“说者又谓孝孺与景隆父子交谊甚笃，景隆帅师北伐，实由孝孺，既而兵败，渐有异志，人多知之，告于帝，帝雅信孝孺，遂不复疑，卒成开门之变，盖不免于误国云。”方孝孺，这个历史上的唯一，“三代以来所未有也”（姜清语），最终倒在了血泊之中。然而，顶个屁用，连朱棣的毫毛，也未触动一根。如果方孝孺聪明一点，智慧一点，转换一下思路，从长计议，徐图报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未必就能断定未来的局面，不会发生变化。谁笑到最后，恐怕还得两说着呢！所以，以死抗争的古老做法，在今天看来，便是十分的愚不可及了。活着，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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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质量非常不错，内容也很好，不得不说李老师借古讽今能力挺强的，明嘲暗讽，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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