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不会萎缩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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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1、《大历史不会萎缩》为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文集。黄仁宇及其提倡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代表作《万历十五年》畅销20余年，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影响及于史学界之外的非专业读者。

　　2、此版根据台湾版本重新修订，在前版的基础上增补了《个人经验与历史》以及有关蒋介石和其他主题的数篇重要文章。

　　3、《大历史不会萎缩》本书中，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通过中外的历史对比，结合自身的经历，重新审视中国现代的历程，对其中的事件、人物进行了重新解释与评价，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视角。

　　4、本书中，黄仁宇以“大历史”的观点，对古代、近代的部分人物、事件，乃至当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一国两制等进行了重新阐释，展现了“大历史”在今时今日的意义。

内容简介

　　《大历史不会萎缩》搜集了黄仁宇生前发表的多篇文章，包括论文、演讲、访谈、时论等形式。是对他所提倡的“大历史观”的进一步阐释与研究上的具体应用。在前版的基础上增补了《个人经验与历史》以及有关蒋介石和其他主题的数篇重要文章。

　　作者从数百年前着眼，通过与英国、荷兰等国家之间的比较，指出中国要从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与其他国家所经过类似之程序大致相同：需要创造高层机构，翻转低层机构，并重新厘定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中国近现代的人物、政党、事件即在中间发挥了相应的作用。

　　作者认为，“中国的长期革命，旨在一百年之内将中国社会向前推进三百年。”这全部经过，由 “公众之志愿”所促成，而非领导人物独断，而且领导人物自己往往做了执行历史发展之工具。因之，我们在看历史时，要注重事实后面的非人身因素，而非止于道德上的评断。

　　除此以外，作者还从“大历史”的角度，对古代、近代的部分人物、事件，乃至当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一国两制等进行了重新阐释，展现了“大历史”在今时今日的意义。

作者简介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下级军官，亲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退伍后赴美就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留美任教，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代表作《万历十五年》，有《黄仁宇全集》15卷出版行世。

精彩书评

　　我觉得近一百年来中国没有历史，写的都是对事情不满意，满纸谩骂，所以我想站在中间。

　　——黄仁宇

　　现在我用这结论作假说，倒看回去，将中国古代史、近代史、西洋史、日本史、个人观感、人物传记整幅重新修订……凡事都在再度审订之列。

　　——黄仁宇

　　中国在20 世纪的长期革命是世界史里前所未有的事迹。以一个中世纪的国家，工业条件未备，去拖垮一个先进国家，已是令人惊讶。而八年抗战之后又接着四年内战，更逼着放弃传统去接受西方标准，至此中国历史才与西洋文化汇合。

　　——黄仁宇

目录

编者说明 林载爵

个人经验与历史：对于建立新史观的初步反省

大历史不会萎缩

大历史带来的小问题

如何修订他的历史观

关于修订近代中国史的刍议

如何确定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拟“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答客问

中国近代史的出路

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

张择端为我书制图：历史小说《汴京残梦》写作纲要

1619 年的辽东战役

从珍珠港事变说起

从拉吉夫·甘地被刺说起

1945 年的上海

风雨飘摇：1946 年初期的东北

如何了解历史人物蒋介石

关于蒋介石日记之二三事

接受历史的仲裁：如何纪念蒋公忌辰

对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几点看法

一国两制在历史上的例证

资本主义与21 世纪

从历史的观点看东南亚金融危机

世纪交替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的经验：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三数事

掌握人类知识之全豹：《新世纪世界历史百科全书》中文版序

关系：从大历史观点看性、金钱、生死关系

道德与技术之间：黄仁宇答客问

摆脱旧传统，寻求新路向：访问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

附录 万历皇帝：长期荒废政事与消极对抗

精彩书摘

　　个人经验与历史

　　对于建立新史观的初步反省

　　1938 年的夏天，当日军进攻武汉的时候，我工作的《抗战日报》因故停刊。我那时有意从军，所从的军乃是国民党办的成都中央军校，校长由蒋介石委员长兼。骤看起来，这很奇怪，因为《抗战日报》的主笔为田汉，在我为田伯伯；和我在同一楼房的编辑室内以笔墨劳动的则为廖沫沙，在我为沫沙兄。虽然我在这时候还没有知道他已多年为共产党员，但是在谈吐中知道他们思想前进，而沫沙兄尤其慷慨激昂。而同我去成都的则又有田伯伯的长子。海男弟当日尚未成年，毕业之后，我们同在驻印军工作，抗战一停止，他就自动入人民解放军。我听说他对人民解放军的装甲兵和炮兵的训练，做有实质上的贡献，又曾在朝鲜战事期间，去过前线，此是后话。

　　且说我们到武汉军校复试时，看到《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希天兄也是我们在长沙见过面的，那时仍是无党无派，和他一同办“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陈侬非则确实为共产党员。我知道他于抗战前的20 世纪30 年代被国民党人员抓住，受过苦刑，当日仍感筋骨隐痛，获得我们的同情。

　　长江一见到我们，就想劝我们放弃从军的念头，要我和他一起办“青记”。自己说还不算，又请其他朋友苦口婆心地央劝。我当日刚满二十岁，擂吹唱着大丈夫投笔从戎的雄心壮志，不为所动。长江就说如果我们一定要从军，也应当到延安进抗大，不应当到成都进军校。我们就说，延安所教的为游击战，我们想学的乃是正规战。我那时确是少年气盛，我认为中国军队在长江防线守不住，乃是将领偷生怕死。假使所有的将士，统统一步不退，“撼山倒海易，撼岳家军难”，何至一退就几百里，一溃就几十个师跑得落花流水？有一个晚上我们又谈到这延安和成都分歧点的问题，在座也有潘梓年先生。旁的朋友都说希天兄对，独有潘先生偏对我们同情。他说我们既有这志向，应当去成都。希天兄乃边笑着说：“你们既有《新华日报》的社论为你们做后盾，那我不能再劝了。”因为在武汉时代，潘先生常为《新华日报》社论的执笔者。这些往事，已快有半个世纪，今日追怀，当然有不胜沧海桑田的感慨。可是这篇文章执笔的动机，又不仅是吊念亡友，而更不是夸说自家有先见，所以今日保持在海外偷安的侥幸，也不是因袭滥调，假惺惺地负荆请罪，做言不由衷的忏悔，乃是叙述在大陆时代的大动乱中，很少人能对前途做彻底的打算，常常是因时就势，也常常是遇与愿违。只有最后局势稳定中，才能将前后的来因去果，看得清楚。因之更叹赏历史的发展，有它的规律。与之相较，个人不仅力量微薄，其所观察，也难能衡量全盘局势。

　　现在先说1938 年，此时还是国共合作的黄金时代，在武汉的各种集会中，通常有两党的人士和其他无党无派的人士抵掌摩肩，我们年轻人，更没有为政治问题留难，只希望抗战胜利，中国不至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而已。因为国民党有“清党”的历史，抗战期间，两党已生嫌隙，内战一开，更是黑白分明。下一代的人，总以为我们这一代对党派问题，早有成见，去此舍彼，也出于早期志向，如田伯伯及海男弟他们一家与周恩来总理有旧，对于传统所谓“世交”。这种情形，不是没有，但不是全般现象。与之相反的则有如沫沙兄熊夫人的父亲，即沫沙的故岳父熊瑾玎先生，为武汉时代《新华日报》的总经理，是早期的共产党员。他的儿子熊笑三则为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在昆仑关击败日军时任团长，抗战结束次年冬即荣任国军的第二百师师长。二百师是当年全国数一数二的“机械化部队”，熊笑三将军为国民党高级干部亲信可知。至于在两党中来往的人物，情形更多。我们军校毕业后，分发到国军十四师当排长。按战斗序列十四师属五十四军，其前军长陈烈，即曾为共产党员。我们的团长梁铁豹，也曾为共产党员。而在驻印军任国民党党代表的盛岳，则不仅曾为共产党员，也是早期留俄学生，因为反对苏联侵华政策，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的苏联专家，以后更出席联合国会议，指摘苏联。用不着说的，由国民党去共产党的情形更多。

　　希天兄范长江因他的政治活动，牵涉过多，为《大公报》所不容，被胡政之开革，以后办《国新社》，入共产党，在苏北解放区工作，人民政府成立前后，曾在新华社《解放日报》《人民日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做过负责人，听说于“文革”期间在河南确山身故。田汉田伯伯寿昌曾写《关汉卿》的剧本，把他满腔热忱及艺术情调熔合一炉，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期。只是好景不长，听说他身故的情形也极凄惨。只有他所作《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今日人民共和国国歌，使我们知道他的人，一闻聂耳的乐曲，如见寿昌其人，可谓精神不死。沫沙兄虎口余生，三年前又为我著书《万历十五年》作题签。我为他欣幸，个人也非常铭感。只有陈侬非兄，则很少为人道及，又始终为“无名英雄”。

　　中国人写历史的传统，以“褒贬”为前提，通常将叙述人物质量，分为至善与极恶。这种历史观，只能表现作者个人在世间的经验（概括来说，以一百年为最高限度），而不能表彰超过生命长度的历史经验；也只能代表农业社会形态简单的经验，而不能表彰工业社会组织关系复杂的经验。这办法正是我们今日应该改革的地方。可是反转来说，长期历史的经验，乃是短时间生活各种事务堆积的成果，否则写来，只能成为抽象的观念，而不足成为历史。如果我这篇文章就此搁笔，也必陷入于“褒贬”的陈套。现在我既已提议，创造新的历史观，没有旁的办法，只好将自己寻觅历史的途径公开。既有些地方，好像自卑，有些地方又矜夸，

　　不得已也，不如此则这篇文章无法写也。

　　读者必须看到，我进军校时，是一个无经验的年轻人。但是从小又读过太史公司马迁的著作，满头满脑的好奇心冲动。即景慕田伯伯和希天兄等，也是读过他们的剧本及报道，内中多“传奇主义”的色彩，所以我个人主义的成分浓厚。国民党的好处，则是他们注重外表形式，纪律在行为上表彰，没有整个思想管制的体系。所谓历史观，也是传统历史，这些方面，给我有自寻门径的机会。而我真正第一次体会中国社会的实貌，为1941 年。军校训练两年后，向驻滇南第十四师报到。时抗战已入后期，由于欧战急转直下，日军占领越南，有威胁昆明模样。十四师原为国军教导第三师，为陈诚将军部下嫡系。由粤北行军经广西全境抵云南马关县，当日亦认为国防前线。我做了好几个月步兵排长之后，才知道军事失败的真原因。十四师编制有万余人，驻滇南时只有四千人，而友军邻师有的只有两千人。因为几百里行军，途中无补给站，无休养所，亦无医院及治病室，全部装备给养大部分靠官兵自己肩扛身携，即征用民间骡马，亦因此地为烟瘴区，整片大山，人口稀少，前后不继。一遇雨季，道涂泥泞，狼狈已极，而淫雨与疟疾相继并至，士兵营养不良，一病倒拖死，有的即逃亡，即补充兵员，情形亦相似。

　　我虽为排长，又似代理连长。因全连官兵只四十人，无连长，亦无其他排长，有特务长一人（掌书算给养），后来也由师部调往他任，所以我们驻屯民房一间内，全由我年少书生做主。这四十名士兵内有三四个上士下士，为抗战前募兵时代的“遗老”。他们体格粗粗可以过得去，也能射击及投手榴弹，看不起我军官学校出身的学生，没有战斗经验。（后来在缅甸前线，我虽为参谋常出入第一线排连，曾负伤，与此有关。）有时早操称病不起床，我不得不用威迫利诱的方式，才能保全我做排长的面子。其他士兵大部分为抗战期间征兵所得。一般为癃痹残疾，不识左右。因为国民政府无实际机构，到达各乡村。征兵全靠上面向下加压力，至此行之已四年多，所征的“壮丁”，如非顶卖作数，存心打算逃亡的投机分子，即是不知申辩、不知抗拒被抓来的白痴。教亦无益，劝亦无益，骂亦无益，打亦无益。射击不中标的，我自己军官学校所学尖兵、斥堠、侧卫、警戒、佯动等全部无法使用，后来我才知道，国军很多部队，不怕打仗，而怕“拖”。十四师至此已拖坏了，以后作战，全靠一连五个十个突击射手做中坚，其他士兵只能滥竽充数，在阵地前表现人多，冲锋时一拥上前，退却时无法掌握，溃败为当然之事。滇南丛山交通困难，即有给养补充也无法输送。我们下级军官和士兵一样，满身蚤虱。而最怕士兵病倒或逃亡。我们驻地附近的土匪，出资购买我们逃兵的枪械，步骑枪每支七千元。我少尉月薪才四十二元，士兵月饷十二元至二十元。因之有些排连长，夜间将枪械锁在木架上以提防士兵携械逃亡。

　　我于1942 年初离开十四师，从此即未再做带兵官，以后在国军又近十年，总是当参谋。有一次和《新华日报》采访主任陆诒相遇，曾以“黄禾”笔名替重庆《新华日报》写过一篇文章，也用本名替重庆《大公报》写过十几次文章，都表明我为国军下级军官的身份。（1950 年我在东京驻日代表团退伍，官仅少校，叙上尉。）

　　内战期间国民党常被攻击是贪污腐化，上级骄奢淫逸，下级与土匪乞丐无异。我们做下级军官的常觉得这种批评不公允。而最不能容忍的则是有些人在抗战期间置身事外，好像国军全部与他们无关，也作同一批评，难道以上这些情况，是我们的志愿和希望？或是只有我们这些自动从军的人单独应有的命运？可是事情如此，又无法分辩。所以今天我们还有在台湾的同学，或者已经退伍，或者已为高级干部，官至上将中将，还是为这些事不平，有做孤臣孽子几十年，一意要洗刷这污名的决心。

　　我于1946 年来美进陆军参谋大学一年。1952 年再度来美后，囊空如洗，在餐馆洗碗碟，做侍者，酒吧间做鸡尾酒，做园丁，在堆栈里当小工，银行里整理档案，建筑公司画蓝图糊口。读书从大学三年级读起，于1964 年得历史博士止，前后凡十二年。虽然涉猎欧美、日本、帝俄、苏联、印度历史，但是大部分精神仍是注重中国的问题。我自己教书之外，也在各处演讲过和参加集体研究工作，和不少欧美的汉学家曾见过面。对傅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极为仰佩。此公父母在中国传教，葬于通州。自己在中国青年会担任干事多年，第一次欧战期间，率领华工赴法，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多年，今年九十岁，最近尚与他夫人打网球。我在他《明代名人传》做过工作。他常常提醒我注意中国历史的伟大，不要因短时间的偃蹇，忽略了几千年的优点。还有对我历史观有极大的影响的则为剑桥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欧美汉学的奇葩。他也主张不作人云亦云，即阴阳五行等一套，不要先认为它做错了。一定要将它查看底细，方能断定是假是真。他现年八十四岁，我也和他联名发表过文章，亲临馨咳，得益至多。

　　我在他们影响之下，再掺和了自己读书旅行的经验，觉得中国传统历史，如不针对20 世纪末期解释，只是故纸陈篇、乱章滥调。反过来说，今日目前的事迹，也需要将它们的历史基点移后几百年，才能解释得清楚。因为中国的革命，是由于旧时代的政治社会制度，闭关自守的国家，在非竞争性的条件下，依靠文化的特点而存在，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一与欧美做实质上的接触，造成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局面。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强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抗战、成立人民共和国到现在的“四个现代化”都是一浪未平，一波又起，这些接二连三的事迹已超过一世纪，其历史基点，也不可能在一时一事站得住脚跟，而需要将全部组织结构，和盘托出，我们才可以窥见它的真相。也不能以一种抽象的名词，含糊囫囵带过，如指旧社会为“封建主义”了事；而需要将这旧社会的特征，尽量缕列。我写的《万历十五年》即从此方针出发。亦即是研究现代史，不妨以四百年前做基点，如果我们能把当日朝廷做事形态、地方政府施政情形，以及法制、军备、税收、思想各种端倪前后印证时，则可视为信史。则虽叙述，可代论文。此书除中英文本外，已有德法文本，日译本亦将于年内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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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编者说明

　　林载爵

　　1985 年，黄仁宇在台北版的《万历十五年》自序中第一次提出“大历史”的观念，他说《万历十五年》虽然只叙述明末一个短时间的事迹，但却属于“大历史”（macro-history）的范畴。“大历史”与“小历史”（micro-history）不同，不斤斤计较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也不是只抓住一言一事，借题发挥，而是要勾画当日社会整体面貌。在提出这个观念的同时，他从1984 年开始撰写《中国大历史》（China： Macro History ），对中国的历史与文明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解释。该书1987 年定稿，1988 年由美国Sharpe 出版公司出版。他亲自改写的中文版则于1993 年由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中国大历史》仍然保持着黄仁宇一贯的“大历史”观点：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这些观点在这本书撰写期间及其后的文章与专著中，他反复申论，读者自然印象深刻，但引起的反对意见也自然产生。

　　针对这些批评，黄仁宇也陆续提出他的回应，这本文集的第一个部分便是这些回应的总集，而以“大历史不会萎缩”作为书名，正是要彰显黄仁宇对“大历史”的信念，不因外界的评论而有丝毫动摇。他要借着他的论证重新修订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个人观感及人物传记，这并不是所谓旧瓶装新酒，而是大规模打开门面，有如自隋唐的体系重新估计魏武，固然以旧迎新，也以新问旧，凡事都在再度审订之列。他明确地说：“迄今我没有失望气馁的理由。”因为：“我们虽不能在一分一秒的时间内目击木叶之成长，在长时间却可以体会它在继续成长，而且无从后退。”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对“大历史”的再度解说。《中国近代史的出路》《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与《关于修订近代中国史的刍议》三个演讲互有关联。读者若想掌握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大要，这三篇文章提供了最精要的说明。《中国近代史的出路》是1992 年11月，黄仁宇在台湾东海大学所做的一系列三个主题的演讲，从传统中国的财政与税收到过渡期间的社会与经济，再到现代的展望，勾勒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他对现场的东海大学师生说：“我们学历史的人不当着重历史应当如何地展开，最好先注重历史何以如是地展开。”

　　《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也是1992 年11 月在台湾中华电视台视听中心的演讲。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法律制度与社会环境不相衔接，或是经济的条件变更，或是对外关系改观，整个国家社会逼着从基层再造，当中必有一番变乱，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也是出于这样的要求。《关于修订近代中国史的刍议》是1991 年11月讲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对于修订近代中国史，他提出了四个原则：

　　一、我们应当继续搜集原始资料。

　　二、在整理各种资料时，不急切地以道德的名义论断。

　　三、以宏观眼光看历史时，注重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factors）所产生的作用。

　　四、大历史的逻辑必与当事人的逻辑不同。

　　他特别强调，写历史与写个人传记不同，个别人物如蒋介石与毛泽东，在人身方面是对敌的，但从历史的长远眼光来看，他们的作为在历史上的意义，必定前后连贯。

　　本书第三部分是时论与短评。黄仁宇对时势的进展保持高度的关切，举凡珍珠港事变、拉吉夫·甘地被刺、东南亚金融危机、一国两制，以及世纪交替的回顾与前瞻，他都能提出本于大历史观点的解释。

　　书中也收录了写于1998 年9 月的《1619 年的辽东战役》一文。公元1618 年至1619 年的辽东战役是明代生死存亡的一战，黄仁宇以第一手史料做分析，将战争过程做了最完整的叙述，并亲自绘图说明，展现了黄仁宇细腻的史学分析能力。

　　《中国的经验：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黄仁宇生前最后一篇文章。他应葡萄牙纪念航海探险功绩委员会之邀，在1999 年10月23 日，于“大西洋国：葡、澳与中欧关系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这篇演讲。他指出中国在经济发展上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不同阶段的历史经验，如何因为不同的历史条件，被延宕或是被超越。他从这个角度综观了中国自1450 年之后的经济发展，并对传统中国的迟滞不进与20 世纪中国的改造，提出了他的大历史解释。

　　本书搜集了黄仁宇生前发表但未刊载于已出版文集的文章，部分内容曾收录在1995 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的出路》一书中。

　　黄仁宇曾说：“我觉得近一百年来中国没有历史，写的都是对事情不满意，满纸谩骂，所以我想站在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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