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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只有共同的历史，才有共同的未来！
　　会讲故事的日本媒体人，带你见证“两个故宫的离合”！
　　“译文纪实”系列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
　　《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书评委员一致推荐！
　　一举同步狂登各大媒体书评专栏！

内容简介

　　英国有伦敦大英博物馆，美国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法国有巴黎卢浮宫，日本有东京国立博物馆，但在这个世界上，却有两个故宫博物院。
　　“两个故宫”是东亚近代史的产物。故宫的魅力根源，来自于数次奇迹似的历史转折。两岸故宫不只是珍奇、瑰丽的宝库，更呈现出政治权力与文化深层结构的样貌。“两个故宫”的存在，串联了什么历史情结？潜藏了多少政治人物的历史思维？
　　《朝日新闻》资深记者、“中华圈的专家”野岛刚，历时五年，奔波全球亲身采访，从政治、外交的独特角度梳理了两个故宫的世纪纠缠：
　　1.理顺中国清末的文物流出经过，揭示中国收藏品热的背景，厘清溥仪、那志良等与文物共命运的人的背后故事。
　　2.挖掘故宫文物两次艰难而辉煌的海外展出经历（19351961）。跟踪文物抗日战争期间的迁徙路线，亲赴山洞、窑洞查看当时的保存环境。
　　3.亲赴现场，倾听当事人说话。采访了4位台北故宫院长、1位北京故宫院长、1位南京博物院院长、1位沈阳故宫研究员，多位赴台老故宫职员和商业界人士。亲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抄写蒋介石日记。
　　4.多次走访拍卖会现场，亲历21世纪以后中国热钱冲击文物收藏界，大量文物回流国内的盛况。
　　5.台北故宫的雏形、建造和建成后的命运大起大落。

作者简介

　　野岛刚，1968年生，上智大学新闻系毕业，曾作为朝日新闻外派记者长期滞留过新加坡、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其后担任东京总社政治部记者，2007年至2010年担任驻台北特派员。采访报导华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议题，目前担任朝日新闻国际编辑部副部长。长年采访和撰写有关中华文化圈的政治、外交、文化方面资讯。出版过《伊拉克战争从军记》（2003），近期作品有《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银轮巨人捷安特》。

目录

序章 什么是故宫？什么是文物？　
二十年前对于台北故宫的不协调印象
蒋介石决定把文物运到台湾　
与中国近代史息息相关的故宫命运
故宫与其他世界性博物馆的不同之处
变革季节的到来
故宫日本展的启动　
故宫大厅被大陆游客淹没

第一章 民进党未完成的美梦——故宫改革
民进希望改变故宫定位
表现改革精神的电影
陈水扁起用的院长
在“华夷思想”影响下的孤岛
被钉在南部的“改革”之钥——“故宫南院”
第三位院长是女性
围绕文化行政的主导权拉开女人的战争
被国民党阻止的行动
陈水扁的密访
“被中华中心主义的铜墙铁壁阻挡”

第二章 文物流失——是丧失？还是获得？
中国朝代的盛衰与文物
文物流失的主角——“末代皇帝”
香港展出的溥仪的首饰　
文物流出将中华文化传播至世界　
在日本关西开花结果的中国艺术沙龙

第三章 漂泊的文物　
九·一八事变改变了文物命运
首次故宫海外展览大获成功　
大陆向西再向西
南京和北京迄今仍“互不相让”

第四章 文物到台湾
遍寻不着蒋介石对故宫的想法
因国共内战急转直下的文物命运
与文物一起渡海的人　
第二批文物也包括世界最大规模的丛书《四库全书》
是“造反者”？还是英雄？

第五章 迈入“两个故宫的时代”　
台北故宫为何称为“中山博物院”？　
台北故宫建筑与当时的国际情势
现在已经荒废的北沟仓库遗址
探究设计者的心路历程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浪潮
日本人寄赠的文物　
北京故宫的进展

第六章 中华复兴的浪潮——国宝回流
香港出现圆明园的掠夺品
参与回流的特殊人士　
一扫圆明园遗恨的人
受到全世界瞩目的巴黎鼠像拍卖会
要求返还文物的中国国内动向
归还运动的结果

第七章 故宫会达成统一吗？　
记者会上两位故宫院长的反应　
两岸关系改善后台北故宫的“反向操作”　
“南院”的命运如风中之烛　
另怀心思地展开交流
下一个目标——“日本展”
唤动李登辉的司马辽太郎　
平山郁夫有志未竟成　
民主党政权的混乱引发再度触礁
秘藏在文物里的价值观

后记
附录1 本书主要人物
附录2 故宫以及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之主要大事

附录3 参考图书、新闻报导一览表

精彩书摘

　　两个故宫交流的频繁促进了《富春山居图》的台湾合展
　　元朝有位书法家黄公望（1269—1354），他是江南地方的汉人，行政能力很强，在地方政府当官，但是当时是蒙古人统治天下，汉人不免怀才不遇。于是他四十岁就辞官，专心书画。在七十九岁时花了三年的时间画出，《富春山居图》，后来成为元代的代表性名画。到了明朝末年，《富春山居图》流落到吴姓员外的手中，他交代家人自己死后要像皇帝一样“把画一起烧了”，家人遵照他的遗嘱要烧画时，其中一个家人无来由的觉得“烧了很可惜”，因此在烧了一部分之后，又抢救了一部分回来。
　　《富春山居图》画卷全长七米，烧了部分后分成两半，分别流传于世，一半在台北故宫，一半在中国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着。
　　2010年3月中旬，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人民代表大会的记者会上，特别提到了这张画：“我希望两幅画能合成一幅画。”大陆丢出了球，台湾方面则回应：“正在规划黄公望的特别画展，希望向大陆借出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的另一半画作。”双方你来我往的对话，像是套好招的表演，着实感受到文化在政治上的“效用”。温家宝的发言产生了效果，
　　2011年6月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富春山居图》终于运抵台湾，成功在台北故宫举办了特展。
　　“单一文明”的收藏理念让故宫与世界其他博物馆大不同
　　故宫是个不可思议的博物馆，从展示品的角度也可以看出这点。
　　台北故宫自称是“世界四大博物（美术）馆之一”。世界四大博物馆除了台北故宫以外，还有法国的卢浮宫、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和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若再加上俄罗斯的艾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馆，也有“五大博物馆”的说法。无论怎么说，台北故宫具有亚洲第一博物馆的地位，这评价在世界上是屹立不摇的。但是如果检视收藏品的内容，我们必须指出，台北故宫与世界其他博物馆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卢浮宫、大英、大都会等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不仅是西洋的东西，还含括中东、亚洲、非洲等地的文物，绝非浪得“博物”之名，他们多元的收藏值得夸耀。虽说收藏品亦背负了殖民地经营及侵略的负面历史，但这也无损于博物馆的价值。
　　另一方面，在台北和北京的故宫会看到一点点欧美的绘画或雕刻，但是几乎看不到中华文物以外的其他亚洲各国文物。也许可以看到一些日本、朝鲜、东南亚等使节赠送或进贡的礼物。这里有的是仅以中华文化为对象的“单一文化”博物馆。
　　中华二字含有“璀璨世界文明中心”的含义，从各种层面，卓越的中华王朝政治向世界扩散之际，借由礼仪、道义等优良文化来感化蛮夷异族，他们便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员。这种华夷思想也是中华文化的基本概念之一。相对来说，也意味着“除了中华文化以外，其他的无甚价值可言”的排外思想，尤其在儒学上，对于华夷之别有着严谨的态度。
　　中华世界里“文化”与日本“三种神器”的相似之处
　　谈到政治权力和文化的关系，日本人会想到“三种神器”。琼琼杵尊是日本传说中的开国之神，天照大神授予他三种神器：镜、玉、剑。为何这三种神器象征着历代天皇继承皇位呢？那是因为在神话里，确立了拥有这三种神器的人才是真命天子。可以推断的是，在古代日本的草创时期，这个神话里开始出现将“唯我天皇拥有三种神器”当作政治权力的证明。
　　例如日本南北朝时代是三种神器价值被提升到最高的时期，南朝和北朝两方势力互相争夺三种神器，政治权力愈是不安定，人们愈想追求文化带来的“公信力”。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故宫文物就是“三种神器”。近代中国在动荡中，展开历史上最浩大的文物运送征程，最后还横渡海峡。可见蒋介石不肯将故宫文物放手的决心之大。
　　在中华文明里，文化被定位成有特殊的意义，政治守护了文化。我想正因为有了政治的庇护，即使在战乱中，也能发生守护文物的“奇迹”。
　　故宫大厅中与孙中山合影的大陆游客让人心生感慨
　　我在台湾担任特派员期间，造访故宫至少二十次以上。在2010年4月离开台湾前，我特别去故宫“道别”。我当时目击的画面，象征了故宫的现状。
　　淹没大厅的大批大陆观光客围着坐镇大厅的“国父”孙中山铜像热情地按下相机快门。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大概没什么兴趣和孙中山铜像照相，但是在含括中国大陆、台湾的中华世界里，孙中山无疑是最受尊敬人物的第一人选。
　　大陆观光客造访故宫，起因于2008年5月诞生的马英九政权与大陆开始改善关系。马政府以每日三千人为上限，同意大陆游客造访“宝岛”台湾。涌入故宫的大陆游客人数已超越了日本人，他们抢购故宫博物院纪念品，台北故宫的收支状况也因此受惠。
　　台北故宫的建筑物，据传是仿照位于中国南京孙中山陵寝“中山陵”所建，建筑物的正式名称用孙中山的名讳取为“中山博物院”。正面入口的大门上也写着孙中山的墨宝“天下为公”，落成典礼选在孙中山1965年11月12日的百岁冥诞时举行。台北故宫的孙中山铜像是委托法国著名雕刻家保罗·兰多斯基（PaulLandowski）制作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巨大耶稣雕像也是他的作品。民进党政权曾在2004年把孙中山的铜像从正面门厅移走，就放在户外风吹雨打。国民党政权在取得政权之后，立刻修复铜像，2010年起改放在展示馆的正面，孙中山像成功“复活”。复活的孙中山铜像与聚集在此的大陆观光客，说明了政治对于文化的巨大影响。
　　……

前言/序言

　　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一个从很多角度讲非常特殊的存在。特别在文化方面，历史上日本从中国学的东西多不胜数。绘画、书法、陶瓷等等所谓的日本传统文化，基本上都是以中国为蓝本，再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偏好发展而来的。
　　对于这样的中国，能让现代日本人最感亲切的地方会是哪里呢？不言而喻，正是故宫博物院。
　　日本人第一次到北京旅游，非去不可的景点就是紫禁城。不但建筑物本身是世界遗产，而且还是有着180万件收藏品的巨型博物馆。
　　紫禁城过去是明清皇宫，英语的Old Palace，翻译过来正是“故宫”。但每次拜访总是忘情于紫禁城雄伟的建筑，而难以气定神闲地在文物上面多花时间端详揣摩。
　　2012年1月至2月，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了北京故宫展，过去在日本也曾有过北京故宫的展览，但是这次的“北京故宫200精品”和以往的展览有些不同，这次的展出品的档次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以中国首屈一指的古代绘画《清明上河图》为代表，书画、陶瓷、青铜、漆器、珐琅器、染织品等200件展品中，有一半是中国“国家一级文物”。
　　我格外要提及的一点是，中国书画的黄金时期——宋元的展出书画有41件，根据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导览说明，中国历来严格限制这两个时代的书画到海外的展出，所以一个展览会最多能借出有数的几件，可见此次展览的殊荣。而这次北京故宫的“大手笔”的原因是什么呢？
　　北京故宫在最近几年，和世界各国的主要美术馆积极缔结友好合作协议，其中可以隐约看见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强“故宫”这一品牌的建设，给中国文化的传播开辟疆土的意愿。中国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在2008年缔结了友好合作协定，这次展出也是以这一协定为基础而得以实现的。
　　另外，2011年末来日本访问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陈丽华女士在记者会上，也表达了对日交流的积极意愿。这次展览能够得以实现，也幸亏她的支持。
　　她在记者会上表示“本次的展览将会是空前的规模，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也将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举动”。“宋元文化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通过这次展览会，可以进一步宣传中国文化，增进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但愿对大地震后的日本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同时，台北故宫也好像不要输给北京故宫似的，将于2014年6月来日本举办展览，其实日本方面曾经有过让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一起到日本办展的想法，拟称为“两岸共展”。2009年，日本画家平山郁夫主动担纲，热情地向东京国立博物馆、朝日新闻社、NHK电视台等机构发出邀请，希望共同举办这次重大展览。然而非常不幸，在这期间平山先生因病逝世，中国台湾和大陆两方面又都对共同办展表现消极，共同展遂变成了两岸故宫的各自展出。
　　不过不论如何，故宫对于文化和外交，都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本书《两个故宫的离合》，采访加上执笔，大概花了五年的时间。这期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里面，郑欣淼先生不得不提。我和郑先生见面时值2010年严冬，中国官员在接待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为了避免有什么后续的不良影响，一般来说，对各种提问都是采取极其慎重的、几乎没有什么趣味性可言的回答方式。然而，郑先生的态度却非常坦然，对于北京故宫的现状和两岸故宫的将来，侃侃而谈。
　　尤其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他主张应该设立一个“故宫学”的专门学科。他说，故宫不但是收藏品丰富，而且故宫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大课题，它涵盖了历史、紫禁城壮丽的建筑、文物背后的跌宕故事，还有民族精神。所以，极有必要创立“故宫学”。
　　他强调说：“把故宫囿于美术领域，是非常可惜的。”这一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作为一名记者，并非专家，却胆敢执笔写下故宫题材的书籍，理由正如郑先生所说的，我被故宫的多元——文化、艺术、政治、历史、民族精神——所震慑并吸引，产生了要把这个完整的多面的故宫向读者传达的强烈意愿。
　　郑欣淼先生从推动两岸故宫的交流之时开始，就陆续推出一些著述，2008年出版了比较两个故宫收藏品的《天府永藏》，在后来的一两年内又出版了《紫禁内外》、《故宫与故宫学》等著作。他本人也多次到台湾访问。有一次我到台北圆山大饭店采访他的时候，他见到我，非常高兴地说：“在北京也是你来采访我，到了台北还是你来采访我，而你又是个日本记者，这件事好像也蛮巧啊。”郑先生的笑容也是我故宫记忆中的一环。
　　在重走战争期间故宫文物迁徙之路的采访过程中，我听到了很多让我难忘的趣闻逸事。不过被我厘清的一件事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所谓“故宫”，不但是指北京和台北。沈阳也有沈阳故宫，那里至今保管着众多的清廷宝物，在本书的正文中也将会提到，一次在香港的拍卖会上出现的翡翠头饰，居然在沈阳故宫找到了和它配对的另外一只。而这两只头饰，据说是在末代皇帝溥仪于政府监视之下，自己用手提包从故宫偷运出来的。真是令人咂舌的戏剧化“身世”。
　　另外，位于南京的南京博物院，也可以说是又一个“故宫”，因为南京博物院，曾经是北京的文物“南迁”后位于南京的保管所；为躲避日本侵华战争而一度蒙尘于四川等地的文物在1945年“光复”后，回到的依然是南京博物院。蒋介石这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未来把文物运回北京的打算。然而如果国共战争的时间拉长，就这样直接在南京成立一个故宫也未可知。
　　刚到南京，我就听到了一些真真假假的关于南京和北京故宫的口水战故事。围绕着这些故宫文物，有一个未解的谜。北京方面对于被搬到南京的文物有一个严密的记录，南京方面也有一个被运到台湾的文物数量记录，后来从南京运回北京的数量也有记录。这样一来，运到台湾的和运回北京的，加起来就应该等于之前“南迁”的文物数量。可是，这中间却有几百箱的差异。
　　关于下落不明的这几百箱文物，传言认为，目前依旧被保管在南京博物院。
　　为了确认，我找到了南京博物院的前任院长梁元先生当面询问此事，他说，南京博物院确实留有旧故宫的文物。关于这批文物的处理，北京故宫方面多次要求返还，但南京博物院方面找了很多理由拒绝，最后甚至闹到中央领导那里。
　　中国的所谓“故宫”，有旧时宫殿的意思，也就是指清朝的宫殿，中华民国政府推翻了清朝，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化，清朝的宫殿对于新政权来说，象征着旧时代，所以为了和旧时代诀别，新政府设立了故宫博物院，以收藏清朝的文物。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当时的中华民国，以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故宫都是意义重大的政治资产。象征着中国夺回了失去的那一段时光，正是由于这样的重要性，所以才会有为了躲避日军向西迁徙，蒋介石战败后又往台湾搬迁、南京和北京为文物争执不下的现象吧。
　　此外，关于故宫和文物的问题，对我而言非常有启发的是，最近几年的“文物回流”事件。2013年6月我从东京来到上海，目的是参观上海的“海外回流美术品拍卖会”。在中国大陆的拍卖会每年有春秋两次，正好和季节的节拍相合。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大城市有数十、数百的大小拍卖会频繁展开。
　　在中国的土地和股票都告别飞涨的时代，中国的美术品市场还在持续着它的泡沫，一路增长，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投资领域之一了。
　　我花了两天时间，一直在上海的五六个拍卖会所间往返，不管哪个会所都是人满为患，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中国拍卖品热的未艾方兴。在会场里面，年轻女性的翩翩身影尤其引人注目。另外穿着POLO衫、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的男性也到处都是。还有不停刷新报价，一边举牌，一边不停用手机和外部通话的人。
　　这种拍卖会上人气沸腾的，是从日本回收的中国美术品。因为是“日本货”，所以大受欢迎。
　　中国的拍卖会也反映了中国人性急的特点，中标的决定时间非常之短。
　　“八千、八千、有没有接手？”
　　“一万、一万、有没有？”
　　“最后一次机会！”
　　这样说了一次之后，拍卖人就敲锤：“是你的，几号？”
　　然后就立即转到下一个拍卖品上。
　　成交之多让人惊讶。我所知道的苏富比和佳士得等公司，他们半天的交易量一般是100—200件左右。而中国的拍卖会场，单是看看那个分发的厚厚的商品名录，就知道不止1000件。这1000件就将在这一天的早上10点到下午6点之间被卖掉。大部分拍卖品都会在一分钟之内成交，流标(交易不成功)的大概在三分之一左右。中国的市场规模确实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
　　我还去参加了开设于上海郊外、大众拍卖公司主办的“海外回流品拍卖会”，外国人虽然可以自由参加。但是领取投标需要的中标者序号，必须要提供银联卡。没有银联卡，所以我只好放弃投标。在我仔细查看目录之后，我吃惊地发现，笼统地说是“海外回流”，其实里面数百种都是“日本回流”。虽然上面也写了具体出手的日本人姓名，但是否真的是这个人出手的很让人怀疑。而且也没有其他材料以资佐证。我询问了该公司的负责人，他表示，有专门收集日本回流品的中间商在协助交易，所以对于出手人的相关背景，拍卖公司并不能真正把握。但是“回流品买到就是赚到”总是没错的，所以专门交易“回流品”的拍卖会才会不断有举办，中标率也非常高。
　　当然，这种拍卖会里面既有淘来的珍品，也会出现假货。但不管怎么说，日本存在着大量沉睡着的中国美术品的事实没有错。这对我来说，是一件让人感慨良多的事情。本书中也写道，辛亥革命前后的混乱期，中国文物向欧美和日本大量流出，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完全够格被故宫收藏的宝物。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国、日本、英法等国家丰富的中国美术品收藏，宛然组成了另外一个流动的“故宫”。
　　从前通过民间的买卖以及通过政府途径的盗窃、掠夺行为而被带出去的宝贝的回流，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十年来变得异常显著。我在本书中也专门辟了一章，来详述这个问题。
　　从这个现象也可以推论出的是，故宫问题不但是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的问题。在中国国内，还和沈阳、南京挂钩，在国外，还和欧美日相关。我展示给读者的，正是这个多棱镜一样的复杂故宫。
　　拙著的日文版于2011年6月由新潮社出版，现在两年多行将过去，我又为本书的中文版写序。其实当初日文版付梓之时，我就在内心偷偷希冀它有一天能进人中国读者的视野，因为这毕竟是写发生在中华世界中的事。另外，这本书又是关于北京和台北两所故宫的，所以在两岸我都希望有出版的机会。
　　2012年7月繁体字版由联经出版社出版，现在简体字版终于也可以和读者见面，我内心非常欣喜。繁体字版刊行的时候最意外的是台湾民众对拙著的反响甚巨，在短短的时间内重印数次，媒体的采访超过十家。之前出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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