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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读人群 :郑永年老师的忠实读者群;政府官员、社会问题研究学者,对中国社会问题感兴趣的20-60岁读者群体 中国已经到了重建社会秩序的紧要关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诸多奇迹,但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却为此复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面对社会转型方向的不确定性,中国该如何平稳度过转型期。
内容简介
目前我国进入了一个重建社会的战略机遇期。针对目前我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作者通过多年的深入研究分析认为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重建社会秩序成为重中之重。当前,我们亟需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已达到尽快促成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一个新台阶的目标,同时为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奠定一个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作者简介
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目录
序言 社会改革应成为国家发展的新方向
第一章 我国社会可能要面临失序状态
一、社会正在失去其整合的经济基础
二、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社会阶层基础
三、社会道德基础的流失和社会信任危机
四、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
五、暴力行为丛生且毫无规则
六、社会文化凝聚力的流失
七、 当财富和知识“退出”之后,社会还能留下什么
第二章 对问题的诊断
一、“左”派的解释:市场经济是根源
二、自由派的解释:政治权力是关键
第三章 为什么社会失去了秩序
一、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缺失边界
二、社会改革的缺位与社会空间的缩小
三、 公民权的缺位:分税制导致的权力和财富向上集中
第四章 改革和重建社会
一、 济结构基础的再平衡: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国企与民企关系
二、 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的再平衡:不能将GDP 主义应用到社会领域
三、 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的再平衡:社会的自我管理与“被”管理
四、行政体制改革:小政府和强政府
五、社会改革:大社会和强社会
六、土地问题是农村社会秩序建设的核心
七、实现“和谐社会”要培植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
八、如何摆脱司法衰败与社会不信任的恶性循环
九、建设安静型社会文化,提升国人幸福指数
第五章 抓住重建社会的战略机遇期
精彩书摘
实现“和谐社会”要培植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
目前我国社会不稳定就是因为贫 富分化过于严重、中产阶层过小,穷人过多。如果社 会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和谐社会”,那么就要培植一个 庞大的中产阶层。培植中产阶层在西方主要通过市场方 法,是一个渐进而漫长的过程。在东亚(日本和“四小 龙”)主要通过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的作用,因此时间 大大缩短。中国大陆的情况不同。尽管很多人相信我国 的经济发展路径也类似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即所谓的东 亚模式,但从社会结构来说,显然区别于东亚其他经济 体。在忽视社会建设方面,中国更类似于欧洲的早期。 从社会结构分化相关因素看,今天的社会类似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这些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讨论中国是 否会“拉美化”、是否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 题,这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根据世界银行现在的“标准”,人均收入在 996 美元以下是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在 996 美元至 12195 美元的为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在 12195 美元以上是高收入国家。自 1987 年以来,世界上有 28 个国家一直保持在中等收入的行列中。在亚洲,有 3 个国家在这个行 列中保持的时间最长,即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
菲律宾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亚洲经济发展最快 的国家,世界银行称其为“未来经济强国”。但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菲律宾的经济发展起起伏伏,直 到最近一两年才有所加速。据世界银行统计,菲律宾人 均 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 2000 年时为 3600 美 元,2005 年达到 5000 美元,2009 年又回到了 3100 美 元,2010 年则估计在 3700 美元。泰国在东南亚也曾是 令人羡慕的国家,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进入中等收入行 列。时隔 30 年后,泰国的人均 GDP 仍然只有 4100 美元。马来西亚也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进入中等收入国 家行列的。1997 年,马来西亚遭受了东南亚金融危机 的严重冲击。此前,马来西亚曾在长达 25 年的时间里 保持年均约 8% 的经济增长率。2000 年,马来西亚人 均 GDP 重新回到危机前的水平,但进入新世纪后,经 济发展速度明显下滑,年均增长仅约 5%。
我国会不会进入类似的中等收入陷阱?从可持续经 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情况可能比上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的国家还要严峻一些。在上述国家,很多方面是因为政 府不作为。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相比,在这些国家, 政府没有有效的产业升级政策,导致经济不能持续发 展。到现在为止,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社会和企 业界本身驱动的,一些方面呈现出“藏富于民”的态势。 如果政府的决策得当,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具有很 大的潜力。这些国家的政治挑战在于如何走出低度民主 陷阱,就是说现行的民主政治很难产生一个有效政府。 但在我国,发展主要是由以 GDP 主义为主导的政府驱 动的,并且是以牺牲社会为代价的。或者说,我国的发展是通过国家动员而取得的,社会资源大量消耗。如果 政府的政策不能得到有效调整,发展模式不能得以改 变,那么也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政治上说,我 国也可能会面临类似的低度民主陷阱。如果社会改革找 不到突破口,得不到深化,那么社会有可能激进化。而 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激进化必然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 的影响,从而冲击经济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详细规定了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的指标,也就是要在今后五年之内把中国的平均国民所 得从目前的 7800 美元提高到 12000 美元。这个目标的实现要求达到 6.5% 的年增长率。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来看,这个目标的实现并不是很难。但要从 12000美元提升到高收入经济体(例如人均国民所得 20000 美 金左右)则比较困难一些。
很显然,对我国来说,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可以 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对于经济改革的意义,就是说要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达到可持续的发展,使得我国进入 中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这个转变的关键是要实现前面所讨论的经济结构之间的平衡发展。二是对于社会秩序 的意义,即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是 GDP 主义,而是要培 植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只有这样一个中产阶级才 能构成社会稳定的基础,才能为可持续的发展打下社会 基础。也就是说,要回归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改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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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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