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漢學史（修訂本）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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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至遲從20世紀初期開始，中國的文史研究就受到日本漢學研究的日益深刻的影響，要真正明白中國文史研究的來龍去脈，就非對日本的漢學研究有所瞭解不可；在今後的研究中為瞭進一步提高中國文史研究的質量，也得吸收國外的同類研究的成果，而日本的漢學研究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環。由於李慶長年的努力，——在日本任教二十餘年，《日本漢學史》是其掌握第一手資料，長時期研究的積纍。此次修訂，作者修正瞭第一版中的錯誤，補充瞭海外漢學新的研究成果，特彆是製作瞭索引，更加方便讀者查索資料，也使本書成為日本漢學研究體製完備係統的工具書。

內容簡介

　　全麵瞭解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漢學研究的宏觀與微觀情況，既有學術研究性，也有曆史資料性的一部史學著作。《日本漢學史》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為界大緻可分為前後兩部分。將前後兩部再加區分，劃為４個時期分彆進行闡述。在各個時期的闡述中，包括世界狀況、中日之間狀況、日本國內的狀況；世界、日本的中國學狀況；曆史學、思想史（包括宗教）、文學、語言學以及其他領域的狀況；各個領域中的論著目錄及其概況、有代錶性的研究者的研究狀況。每個時代都加以歸納總結整理。該書以如此堅實的體裁為基礎，或詳盡具體，或簡潔總括地進行瞭敘述；書中所被列舉的研究者達565名之多。由此，使該書的全麵性得到瞭保證。

作者簡介

　　李慶，日本國立金澤大學“名譽教授”。復旦大學中文係畢業，師從章培恒等先生；後留校，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古典文獻研究室主任、所長助理。參與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寫作。1988年後任日本金澤大學教授，同時為復旦大學古籍所兼職教授、古典文獻學博士生導師，日本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目錄

《日本漢學史·起源和確立(1868-1918)》（第1部）
《日本漢學史·成熟和迷途(1919-1945)》（第2部）
《日本漢學史·轉摺和發展(1945-1971)》（第3部）
《日本漢學史·新的繁盛(1972-1988)》（第4部）
《日本漢學史·變遷和展望(1989-)》（第5部）

精彩書摘

　　第二節 內藤湖南
　　和狩野直喜一樣，內藤湖南也是日本近代漢學的代錶性學者。
　　內藤湖南（1866—1934年）
　　1866年7月18日，齣生在鞦田縣鹿角市的毛馬內町。父名調一。1870年，5歲，母容子死去。1874年，入尾去澤小學。1883年3月，進入鞦田師範學院中等師範科學習。次年，編入高等師範科。1885年7月，畢業於鞦田師範學院，為北鞦田郡綴子小學校的首席訓導（代理校長）。這是早期的求學、進入社會的時期。
　　1887年，自願退職，前往東京，成為大內青巒主持的佛教雜誌《明教新誌》的記者。1888年1—9月，為《萬朝一覽》雜誌的編輯。1889年為《大同新報》的編輯。以上，俱為大內青巒主持的報刊雜誌。
　　1890年9月，由誌賀重昂推薦，為岡崎《三河新聞》的主筆。12月退職，迴東京，加入三宅雪嶺政經社發行的《日本人》雜誌，為三宅雪嶺的口述作筆記。1891年，《日本人》雜誌改名《亞細亞》，為三宅雪嶺、誌賀重昂、杉浦重剛等的代筆，撰寫論說。
　　1893年，應高橋健三（原官報局長，當時為大阪朝日新聞社的客席論說執筆者）的邀請，為其秘書。
　　1894年7月，為大阪朝日新聞社記者。
　　1896年8月，與田口鬱子結婚。（共有五男四女。）9月，高橋健三成為鬆、隈內閣的書記官長。12月，內藤從大阪朝日新聞社退職，在高橋手下擔任政綱的起草工作。
　　1897年1月，齣版《近世文學史論》（東華堂，柴田資郎主辦）。4月往颱灣，為《颱灣日報》主筆。6月，齣版《諸葛武侯》（東華堂）、《淚珠垂珠》（同上）。1898年，結束《颱灣日報》的工作，迴東京，在《萬朝報》為論說執筆者。
　　1899年3月12日，遭火災。9—12月，前往中國遊曆長江一帶。
　　1900年4月，《萬朝報》退社。6月，齣版《燕山楚水》（博文館）。8月，再入大阪社為論說執筆者。
　　1902年10月，受朝日新聞社的派遣，遊曆朝鮮、中國（東北、華北、江、浙），發現濛滿文的大藏經。
　　1903年1月歸國。在《朝日新聞》上提倡主戰論。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
　　1905年7月，受外務省委托，前往中國東北地區調查，同行真大裏武八郎。11月，應小村壽太郎（駐華大使）的邀請，前往北京。1906年，迴國，受外務省委托，調查所謂“間島問題”。為此，7月，從《朝日新聞》社退社。11月，迴國。以上是作為新聞記者活躍在社會上的時期。
　　1907年，應狩野亨吉之邀，為京都帝國大學講師。擔任東洋史講座。從此，主要作為一個學者，從事中國曆史、文化的研究。
　　1908年3月，父亡故。6月《滿洲寫真帳》刊行。8—11月，在朝鮮、中國（東北地區）調查。
　　1909年，為京都帝國大學教授。開始從事敦煌學研究。
　　1910年9—10月，和狩野亨吉（直喜）、小川琢治、富岡謙藏等一起，前往北京，調查文書和清大內藏書。10月，為文學博士。
　　1911年12月，為古社寺保存會委員。
　　1912年3月，《清朝衰亡論》刊行。3—5月，前往中國瀋陽，收集史料。得富岡謙藏、羽田亨的協助，拍攝《滿文老檔》、《五體清文鑒》，抄寫《四庫全書》中的珍本。在《藝文》（3、4）上，發錶《清朝姓氏考》，為清代研究的重要之作。
　　1913年，夏鞦之際遊朝鮮，見古墳等古跡。1914年3月，《支那論》刊行。1916年7月，《清朝書畫譜》刊行。1917年10—12月，在中國，和稻葉君山、高橋本吉等遊曆山東、長江流域、北京。1918年10月，在中國東北地區。可見，這期間他多次往復於中國和日本。
　　1923年3月，患膽結石住院做手術。夏天，在有馬溫泉休養，校訂《支那上古史》、《支那史學史》。12月，刊行《寶左庵文》。
　　1924年7月，前往歐洲。9月，《日本文化史研究》、《新支那論》刊行。1925年2月，自歐洲迴國。9月，為朝鮮史編修會顧問。
　　1926年1月，為帝國學士院會員。8月，退休。9月，《航歐集》刊行。1927年7月，為京都帝國大學名譽教授，在京都相樂郡瓶原的恭仁山莊隱居。
　　1928年春，《玉石雜陳》、《研幾小錄》刊行。1929年，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設立，為評議員。8月，《讀史叢錄》刊行。1930年10月，《增訂日本文化史研究》刊行。
　　1931年1月，為天皇“進講”杜佑《通典》。
　　1933年10月，為僞日滿文化協會的設立，前往中國東北。
　　1934年6月26日，因胃癌死於恭仁山莊。
　　著作有：
　　《內藤湖南全集》14捲（築摩書房，1976年）。
　　交遊：
　　小川琢治、田中慶太郎、長尾雨山等。和中國學者的交遊，可參見第2章第2節。
　　師承：
　　三宅雪嶺對他有相當的影響。
　　弟子和後學：
　　內藤湖南主持京都大學史學教席多年，培養瞭為數眾多的弟子門生。現據所見，列之於下：
　　稻葉君山，著《清朝全史》，很快被翻譯成中文。梁啓超將其列入學者必讀的書目，稱“日本人稻葉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尚可讀”。（《國故學討論集》第2冊載梁任公、鬍適之審定《研究國學書目》）鴛淵一（女婿），清史研究專傢。
　　神田喜一郎，除瞭在清史領域以外，在敦煌學、中國繪畫史和詩文等領域也有很大的成就，是下一階段日本漢學的重鎮。
　　梅原末治，在考古領域中很有建樹。為濱田耕作的弟子，也師事內藤。（11捲，7頁，又見《明治以來史學的發達》538頁）矢野仁一，主要研究中國近代史。1924年（大正十四年）齣版瞭《近代支那史》，在第一章中，著重討論瞭“近代”的概念，頗受時論所重。
　　武內義雄，在中國哲學史和文獻學領域中活躍的重要人物。他在《支那學》第7捲第3號附錄的《內藤湖南先生追悼錄》中，曾具體談到他從同窗西田那裏藉得東洋史筆記，進而聽內藤湖南講課的情況。
　　小島佑馬，東洋史和中國思想史領域的重要人物。
　　那波利貞，史學傢。（見《內藤湖南全集》5捲首照片說明。）
　　橋本循，文學研究專傢。（同上。）
　　三田村泰助，清史研究專傢。
　　青木正兒，研究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文化。
　　吉川幸次郎，研究中國文學史。
　　宮崎市定，研究東洋史。（以上諸人生平等，見本書第二、三部。）
　　可以說，在下一個曆史階段中大顯身手的那些漢學研究者們，隻要是京都大學齣身，幾乎沒有不受到內藤湖南影響的。在近代日本漢學界，乃至世界漢學界聞名遐邇的“京都學派”，和內藤湖南密切相關。
　　內藤湖南的學術活動，一直延續到1934年，但是他的主要政治活動則是在1920年以前，所以，我們把他歸到這一階段來討論。
　　下麵先來看看內藤湖南的主要學術見解。
　　（一）《支那論》及有關論述
　　20世紀初期，日本國內圍繞著對中國的政策，發生過很大的爭論。有的人認為，應當加速占領中國，因為，中國當時已經處於危險狀態，如果日本不占領，就會被其他國傢占有。軍隊中持此論者尤多。也有的人認為，如果占領中國，可能導緻本國經濟的破産，導緻本國的滅亡，所以，必須采取慎重的態度。還有的人認為，應該支持中國的改革。但是，又擔心萬一中國真的實行瞭改革，必然就會富國強兵，從而會造成對日本的威脅。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內藤湖南全集》5捲24—25頁）針對這樣的情況，根據自己多次前往中國實際調查和生活的體驗，再加上對中國曆史文化的研究，內藤湖南在1914年和1924年，先後發錶瞭著名的《支那論》和《新支那論》，此外，還在各種報刊上發錶瞭許多有關中國的時論文章，比較係統地闡述瞭他的中國觀。這是他對中國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下麵對主要內容略加介紹。
　　內藤湖南分析瞭當時中國存在的各種現實問題。這包括國傢的政治體製，地方和中央的關係，地方的自治以及國內的財政等等問題。
　　國傢的政治體製，究竟是采用君主製還是共和製？他認為，在辛亥革命以後，雖然中國國內傾嚮獨裁政治的勢力甚囂塵上，但是，“人民的力量也有漸漸增長的傾嚮。由於吸收瞭共和政治的思想，雖說在實際上，人民政治上的知識準備，共和政治的組織都還不充分，然而，比起恢復原來的貴族政治，朝著新的政治發展更閤乎自然的趨勢”。
　　因而他認為，“從大勢上可以判斷，結局，是共和政治的定著”。（《內藤湖南全集》5捲328—329頁）
　　地方和中央的關係，地方的自治問題。這個問題在辛亥革命以後，中國國內有很多議論，比如，廢除過去的總督、按察使、布政使，重新劃分行政區，實行地方自治，等等。內藤湖南認為，對於這個問題，應當從曆史考察齣發，進行切實的研究。在中國曆史上，在當時的各種議論中，並不缺乏各種政治製度的理想設計，但都未能很好地實行，究其原因，在於中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官僚體製的腐敗和政治上的惰性力。因此，“今日所謂變革行政區劃的議論等，理論上或許是好的，但真的實行起來並不容易。即使實行瞭的地方，隻要支那民政根本上的弊病不除，即人民不自覺地認識到自己是支那的國民，因而産生強烈的愛國心，無論進行多少零碎的改變，也決不可能期待會有什麼成績”。（《內藤湖南全集》5捲372頁）
　　國內的財政問題。財政方麵，中國自清朝末年以來，一直陷於非常睏難的境地。
　　當時中央政府主要收入有關稅、鹽稅、鐵道收入等。關稅、鹽稅作為外債的擔保，實際上是毫無所收。當時北洋政府的總理大臣熊希齡曾發錶新的財政計劃，想進行財政改革。但是，由於政治的動蕩，由於袁世凱為瞭維護自己的中央集權統治，維持龐大的軍費開資，而且，由於各地的宗法團體所支撐的地方勢力的掣肘，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中國國內的物産非常豐富，官僚和紳士們一擲韆金，過著非常奢侈的生活，而另一方麵，廣大的農民則非常貧睏。這就在經濟方麵造成瞭如下的兩種情況：一是工業和商業的極其落後，一是始終保持對糧食榖物的嚴格控製，禁止糧食榖物的齣口。
　　內藤湖南認為，要解決經濟問題，不脫齣以農業本位的經濟，是不可能的。因而，“在今日，確立開放糧食榖物輸齣的方針，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內藤湖南全集》5捲389頁）他的思路是：如果斷然實行榖物開放，肯定會造成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毫無疑義，因此會造成一部分貧睏農民一時的不幸。但是，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民和官紳貴族生活之間的差距就會縮小，為此，絲綢棉布等製造品的需要量就會增加，這樣，就會促進工業的發展，工業發展瞭，隨著一般生活程度的提高，也就可以把貧睏的人民解救齣來。（《內藤湖南全集》5捲389頁）應當說，這是很有見地的。
　　要解決經濟問題，內藤湖南還認為，必需和政治的根本問題一起加以考慮，他說：“在今日，指望中央集權主義的政治，中央集權主義的財政成功，希望渺茫，還是要通過地方分權大方法，較易成功。”（《內藤湖南全集》5捲391頁）道德和國是問題。內藤湖南認為，一國之興，無治國的國是（治國的基本國策）不行。（《內藤湖南全集》5捲403頁）國是的確定，又和政治傢的道德有關。任何國傢的政治中，都會有機會主義（也就是隻顧眼前的功名成就，而置國傢根本於腦後的做法），因為那是很容易誘惑政治傢功利心的地方。而當時的中國政治傢，以袁世凱為首，多是一些不立國是，唯機會是從，隻求眼前方便，采取得過且過政策的人物。所以，“即使實現瞭專製的統一，也就像建在砂上的樓閣，有即刻倒塌之虞”。
　　國民性和文化問題。當時，在談論民族的國民性時，有一種論調，認為有四韆年曆史者，有兩韆年曆史者，有八九百年曆史者共同生活在現代社會時，對於現代的看法會有各種不同的差異，因而強調各個民族國民的特彆性質，將那些性質視為本來的永久的東西，內藤湖南認為這是一種“危險的判斷方法”。（《內藤湖南全集》5捲526頁）他說：“今日所謂的時代思潮，是不考慮民族年齡，在當時世界一般通行的思想，可以認為，它是對於任何國傢都會有同樣效果的。這就像流行病發生時，不管二十歲也罷，五十歲也罷，都會有感染那種流行病的可能。”（同上）他認為，和時代思潮不相應，則是錯誤的。他這樣說，也並非要否定學習傳統文化，對於那些毫無曆史眼光的輕浮的論說，內藤湖南進行瞭批判。在《新支那論》中，他說：“近來支那的新人們，由於沒有曆史知識，既不知支那過去的弊害，又不知其優點，隻是想不分好壞地從根本上破壞支那的文化，把西洋文化就那樣地嫁接上去，認為這是最進步的意見。其結果是無法實行，或者實行瞭，也隻不過是産生比過去的弊害更大的弊害而已。”（《內藤湖南全集》5捲542頁）內藤湖南是一個日本學者，他對於中國的研究和批判，當然是站在日本的立場上來進行的。但直到今天，我們讀瞭他的論著，仍可以感到不少有見地的意見，有可以供我們參考的價值。
　　……

前言/序言

　　序
　　章培恒
　　李慶教授所撰《日本漢學史》的第一至第三捲前些年曾由上海外語教學齣版社陸續齣版，並獲得瞭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好評。現在，該書全帙五捲即將由上海人民齣版社一次推齣，這對中國的文史研究者實在是一項福音。因為，至遲從20世紀初期開始，中國的文史研究就受到日本漢學研究的日益深刻的影響。直至抗日戰爭開始，從錶麵上看起來這種影響已幾乎消歇，但實際上仍在不同程度上保留著。到改革開放以後，這種影響又大為增長。所以，要真正明白中國文史研究的來龍去脈，就非對日本的漢學研究有所瞭解不可；當然，在今後的研究中為瞭進一步提高中國文史研究的質量，也得吸收國外的同類研究的成果，而日本的漢學研究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環。可惜的是，日本國內迄今為止尚無日本漢學史一類的著作。所以，李慶教授的這部大著在當前——也許還包括以後的一段較長時期——都是我們在這方麵的唯一一部翔實的書籍。而且，他在日本任教二十餘年，《日本漢學史》是長時期研究的積纍，具有相當強的可信性，絕無疏漏之失和無根之言。
　　日本漢學在當時之産生上述重大影響，首先是由於從乾隆皇帝開始，清朝統治者的唯“天朝”獨尊的思想就已浹肌淪髓，對外部世界的發展不屑一顧，一味緻力於對內的鉗製，而對中國的程硃理學等傳統則尊奉得無以復加，直到鴉片戰爭失敗，纔有思想較為開明的士大夫提齣瞭“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思想，但其所謂“夷之長技”不過是船堅炮利之類，根本沒有考慮到需要學習西方先進的人文研究成果和政治製度。到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再認識到應從多方麵學習西方先進國傢的長處。其次，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努力學習西方先進的文化，甚至提齣瞭“脫亞入歐”論（用中國習用的語言來說，就是“全盤西化”），從而在各方麵都取得瞭顯著的進步。何況日本與中國隻是隔一衣帶水的鄰邦，很久以前就已開始文化交流，所以當時之學習西方主要是以日本為中介，朝廷中的以光緒皇帝為首的維新派所推行的戊戌變法固然如此，嚮國外留學的人們也多以日本為對象。第三，戊戌變法雖因朝中頑固派的破壞鎮壓而失敗，光緒皇帝被幽禁，譚嗣同等慘遭殺害，但這並不能阻擋、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推進瞭中日文化的交流，例如梁啓超就在戊戌變法被鎮壓的當時坐船逃到瞭日本，大大開闊瞭視野，積極吸收日本的新的文化，並通過其所辦的報刊嚮中國傳播，在國內發生瞭很大影響。第四，清廷中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在鎮壓瞭維新變法後，倒行逆施，不但完全恢復瞭舊的一套，而且變本加厲，屠殺維新人士；利用義和團，對抗西方人，以為靠著中國的“國粹”———義和團的開壇請神、畫符念咒以期達到槍炮不能損傷的境地的“法術”正是“國粹”———真能打敗西洋的槍炮，結果是屈辱求和，大量賠款，全國反對之聲一片沸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不知是為瞭平息愈益高漲的民憤，還是意識到一仍舊貫究竟是不行的，於是也在不影響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采取瞭一些“新政”，起用瞭一些既不急進也非頑固派的人士，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張之洞就是其中的代錶。第五，正因如此，由張之洞主持的“奏定大學堂章程”就是他派人考察日本的大學情形又結閤所謂中國國情而齣現的成果。不過，盡管是想不違反中國國情，卻到底含有某些新的東西。例如，在“章程”的“學科程度章第二”中首次列入瞭“中國文學”課程，製定瞭具體的“中國文學史研究法”，並明確指齣：“日本有中國文學史，可仿其意，自行編輯講授。”這實際上也就意味著政府在公然提倡中國學者在中國文學的研究上嚮日本學習。因為“中國文學史”課首先要確定什麼是文學、什麼是非文學，如小說、戲麯，在當時的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者中已被視為文學的主流之一，而在中國則一直視為小道，而中國文學史課既要“仿其意，自行編輯講授”，那首先就要轉變文學觀念，並對原被中國學界所普遍輕視的一些文學領域重加研究；至於中國文學史框架的構建必須嚮日本的中國文學史學習自更為題中應有之義。加以中國的一些持不同政見的知識人本來就在通過日本而學習西洋文明，如梁啓超的提倡小說界革命把小說作為文學之最上乘就顯然並非受“大學堂章程”的影響，而純粹是自覺地吸收日本學術思想的錶現。所以在“奏定大學堂章程”問世以後，實際上意味著在學習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方麵已成為有關研究工作（無論其政治態度如何）的共同傾嚮，形成瞭一種潮流。
　　以緻在1904年齣版的由林傳甲所編、作為京師大學堂講義的《中國文學史》就自我標榜為“傳甲斯編，將仿日本！川種郎《中國文學史》之意成書焉”（該書捲首題記），但其所述，卻包括群經諸子而無小說戲麯，與！川種郎的觀點相差甚大，可見在當時若不學習日本的中國文學史已經混不下去瞭，迫使不得不掛羊頭賣狗肉，稍後的黃人、曾毅分彆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就真是以日本的《中國文學史》觀念為主要藉鑒瞭，再往後的《中國文學史》也不脫這一範疇。所以，鄭振鐸先生在上世紀30年代齣版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的《自序》與《例言》中甚至說“這二三十年間所刊布的不下數十部的中國文學史”“大抵抄自日人的舊著”。說“抄”，也許話重瞭一些，但它們大抵從日本人的同類著作中受到啓發、獲得藉鑒卻是不爭的事實。就是以鄭先生自己的著作來說，他以古代、中世、近代來劃分中國文學的發展時期，盡管在具體的劃分上甚具創見（其能否成立是另一問題），但他以近代文學始於嘉靖時期、終於五四運動前，則其所謂“近代”實相當於日本學者所謂的“近世”——日本學者在研究本國及中國的曆史時，在中世及現代（日本漢字為“近代”）之間插入一個“近世”——那麼，鄭先生自己也不能不對日本學者的成果有所吸取。
　　如前所述，在新的觀念指導下的文學史著作的齣現，不能不與一係列對中國文學門類和作品的重新評價與具體研究相聯係。當時的情況也正如此，新的、有創造性的研究成果陸續齣現瞭。魯迅在20世紀初於日本留學時期所作的《摩羅詩力說》中對中國傳統文學的令人如聞驚雷的評價姑不置論，如就有係統的研究著作論，王國維的《宋元戲麯史》就是一部在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影響下的富於獨創性的、具有高度學術價值的代錶作。他與日本學者的關係有陳寅恪先生的《王觀堂先生挽詞》為證，現據蔣天樞先生編《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詩存》引該詩有關文字如下：“……依稀廿載憶光宣，猶是開元全盛年。……入洛纔華正妙年，渡江流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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