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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至迟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中国的文史研究就受到日本汉学研究的日益深刻的影响，要真正明白中国文史研究的来龙去脉，就非对日本的汉学研究有所了解不可；在今后的研究中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史研究的质量，也得吸收国外的同类研究的成果，而日本的汉学研究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由于李庆长年的努力，——在日本任教二十余年，《日本汉学史》是其掌握第一手资料，长时期研究的积累。此次修订，作者修正了第一版中的错误，补充了海外汉学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制作了索引，更加方便读者查索资料，也使本书成为日本汉学研究体制完备系统的工具书。

内容简介

　　全面了解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汉学研究的宏观与微观情况，既有学术研究性，也有历史资料性的一部史学著作。《日本汉学史》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将前后两部再加区分，划为４个时期分别进行阐述。在各个时期的阐述中，包括世界状况、中日之间状况、日本国内的状况；世界、日本的中国学状况；历史学、思想史（包括宗教）、文学、语言学以及其他领域的状况；各个领域中的论著目录及其概况、有代表性的研究者的研究状况。每个时代都加以归纳总结整理。该书以如此坚实的体裁为基础，或详尽具体，或简洁总括地进行了叙述；书中所被列举的研究者达565名之多。由此，使该书的全面性得到了保证。

作者简介

　　李庆，日本国立金泽大学“名誉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师从章培恒等先生；后留校，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古典文献研究室主任、所长助理。参与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写作。1988年后任日本金泽大学教授，同时为复旦大学古籍所兼职教授、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日本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

目录

《日本汉学史·起源和确立(1868-1918)》（第1部）
《日本汉学史·成熟和迷途(1919-1945)》（第2部）
《日本汉学史·转折和发展(1945-1971)》（第3部）
《日本汉学史·新的繁盛(1972-1988)》（第4部）
《日本汉学史·变迁和展望(1989-)》（第5部）

精彩书摘

　　第二节 内藤湖南
　　和狩野直喜一样，内藤湖南也是日本近代汉学的代表性学者。
　　内藤湖南（1866—1934年）
　　1866年7月18日，出生在秋田县鹿角市的毛马内町。父名调一。1870年，5岁，母容子死去。1874年，入尾去泽小学。1883年3月，进入秋田师范学院中等师范科学习。次年，编入高等师范科。1885年7月，毕业于秋田师范学院，为北秋田郡缀子小学校的首席训导（代理校长）。这是早期的求学、进入社会的时期。
　　1887年，自愿退职，前往东京，成为大内青峦主持的佛教杂志《明教新志》的记者。1888年1—9月，为《万朝一览》杂志的编辑。1889年为《大同新报》的编辑。以上，俱为大内青峦主持的报刊杂志。
　　1890年9月，由志贺重昂推荐，为冈崎《三河新闻》的主笔。12月退职，回东京，加入三宅雪岭政经社发行的《日本人》杂志，为三宅雪岭的口述作笔记。1891年，《日本人》杂志改名《亚细亚》，为三宅雪岭、志贺重昂、杉浦重刚等的代笔，撰写论说。
　　1893年，应高桥健三（原官报局长，当时为大阪朝日新闻社的客席论说执笔者）的邀请，为其秘书。
　　1894年7月，为大阪朝日新闻社记者。
　　1896年8月，与田口郁子结婚。（共有五男四女。）9月，高桥健三成为松、隈内阁的书记官长。12月，内藤从大阪朝日新闻社退职，在高桥手下担任政纲的起草工作。
　　1897年1月，出版《近世文学史论》（东华堂，柴田资郎主办）。4月往台湾，为《台湾日报》主笔。6月，出版《诸葛武侯》（东华堂）、《泪珠垂珠》（同上）。1898年，结束《台湾日报》的工作，回东京，在《万朝报》为论说执笔者。
　　1899年3月12日，遭火灾。9—12月，前往中国游历长江一带。
　　1900年4月，《万朝报》退社。6月，出版《燕山楚水》（博文馆）。8月，再入大阪社为论说执笔者。
　　1902年10月，受朝日新闻社的派遣，游历朝鲜、中国（东北、华北、江、浙），发现蒙满文的大藏经。
　　1903年1月归国。在《朝日新闻》上提倡主战论。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
　　1905年7月，受外务省委托，前往中国东北地区调查，同行真大里武八郎。11月，应小村寿太郎（驻华大使）的邀请，前往北京。1906年，回国，受外务省委托，调查所谓“间岛问题”。为此，7月，从《朝日新闻》社退社。11月，回国。以上是作为新闻记者活跃在社会上的时期。
　　1907年，应狩野亨吉之邀，为京都帝国大学讲师。担任东洋史讲座。从此，主要作为一个学者，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
　　1908年3月，父亡故。6月《满洲写真帐》刊行。8—11月，在朝鲜、中国（东北地区）调查。
　　1909年，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开始从事敦煌学研究。
　　1910年9—10月，和狩野亨吉（直喜）、小川琢治、富冈谦藏等一起，前往北京，调查文书和清大内藏书。10月，为文学博士。
　　1911年12月，为古社寺保存会委员。
　　1912年3月，《清朝衰亡论》刊行。3—5月，前往中国沈阳，收集史料。得富冈谦藏、羽田亨的协助，拍摄《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抄写《四库全书》中的珍本。在《艺文》（3、4）上，发表《清朝姓氏考》，为清代研究的重要之作。
　　1913年，夏秋之际游朝鲜，见古坟等古迹。1914年3月，《支那论》刊行。1916年7月，《清朝书画谱》刊行。1917年10—12月，在中国，和稻叶君山、高桥本吉等游历山东、长江流域、北京。1918年10月，在中国东北地区。可见，这期间他多次往复于中国和日本。
　　1923年3月，患胆结石住院做手术。夏天，在有马温泉休养，校订《支那上古史》、《支那史学史》。12月，刊行《宝左庵文》。
　　1924年7月，前往欧洲。9月，《日本文化史研究》、《新支那论》刊行。1925年2月，自欧洲回国。9月，为朝鲜史编修会顾问。
　　1926年1月，为帝国学士院会员。8月，退休。9月，《航欧集》刊行。1927年7月，为京都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在京都相乐郡瓶原的恭仁山庄隐居。
　　1928年春，《玉石杂陈》、《研几小录》刊行。1929年，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设立，为评议员。8月，《读史丛录》刊行。1930年10月，《增订日本文化史研究》刊行。
　　1931年1月，为天皇“进讲”杜佑《通典》。
　　1933年10月，为伪日满文化协会的设立，前往中国东北。
　　1934年6月26日，因胃癌死于恭仁山庄。
　　著作有：
　　《内藤湖南全集》14卷（筑摩书房，1976年）。
　　交游：
　　小川琢治、田中庆太郎、长尾雨山等。和中国学者的交游，可参见第2章第2节。
　　师承：
　　三宅雪岭对他有相当的影响。
　　弟子和后学：
　　内藤湖南主持京都大学史学教席多年，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弟子门生。现据所见，列之于下：
　　稻叶君山，著《清朝全史》，很快被翻译成中文。梁启超将其列入学者必读的书目，称“日本人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尚可读”。（《国故学讨论集》第2册载梁任公、胡适之审定《研究国学书目》）鸳渊一（女婿），清史研究专家。
　　神田喜一郎，除了在清史领域以外，在敦煌学、中国绘画史和诗文等领域也有很大的成就，是下一阶段日本汉学的重镇。
　　梅原末治，在考古领域中很有建树。为滨田耕作的弟子，也师事内藤。（11卷，7页，又见《明治以来史学的发达》538页）矢野仁一，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1924年（大正十四年）出版了《近代支那史》，在第一章中，着重讨论了“近代”的概念，颇受时论所重。
　　武内义雄，在中国哲学史和文献学领域中活跃的重要人物。他在《支那学》第7卷第3号附录的《内藤湖南先生追悼录》中，曾具体谈到他从同窗西田那里借得东洋史笔记，进而听内藤湖南讲课的情况。
　　小岛佑马，东洋史和中国思想史领域的重要人物。
　　那波利贞，史学家。（见《内藤湖南全集》5卷首照片说明。）
　　桥本循，文学研究专家。（同上。）
　　三田村泰助，清史研究专家。
　　青木正儿，研究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
　　吉川幸次郎，研究中国文学史。
　　宫崎市定，研究东洋史。（以上诸人生平等，见本书第二、三部。）
　　可以说，在下一个历史阶段中大显身手的那些汉学研究者们，只要是京都大学出身，几乎没有不受到内藤湖南影响的。在近代日本汉学界，乃至世界汉学界闻名遐迩的“京都学派”，和内藤湖南密切相关。
　　内藤湖南的学术活动，一直延续到1934年，但是他的主要政治活动则是在1920年以前，所以，我们把他归到这一阶段来讨论。
　　下面先来看看内藤湖南的主要学术见解。
　　（一）《支那论》及有关论述
　　20世纪初期，日本国内围绕着对中国的政策，发生过很大的争论。有的人认为，应当加速占领中国，因为，中国当时已经处于危险状态，如果日本不占领，就会被其他国家占有。军队中持此论者尤多。也有的人认为，如果占领中国，可能导致本国经济的破产，导致本国的灭亡，所以，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还有的人认为，应该支持中国的改革。但是，又担心万一中国真的实行了改革，必然就会富国强兵，从而会造成对日本的威胁。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内藤湖南全集》5卷24—25页）针对这样的情况，根据自己多次前往中国实际调查和生活的体验，再加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内藤湖南在1914年和1924年，先后发表了著名的《支那论》和《新支那论》，此外，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时论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中国观。这是他对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对主要内容略加介绍。
　　内藤湖南分析了当时中国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这包括国家的政治体制，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地方的自治以及国内的财政等等问题。
　　国家的政治体制，究竟是采用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他认为，在辛亥革命以后，虽然中国国内倾向独裁政治的势力甚嚣尘上，但是，“人民的力量也有渐渐增长的倾向。由于吸收了共和政治的思想，虽说在实际上，人民政治上的知识准备，共和政治的组织都还不充分，然而，比起恢复原来的贵族政治，朝着新的政治发展更合乎自然的趋势”。
　　因而他认为，“从大势上可以判断，结局，是共和政治的定着”。（《内藤湖南全集》5卷328—329页）
　　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地方的自治问题。这个问题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国内有很多议论，比如，废除过去的总督、按察使、布政使，重新划分行政区，实行地方自治，等等。内藤湖南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应当从历史考察出发，进行切实的研究。在中国历史上，在当时的各种议论中，并不缺乏各种政治制度的理想设计，但都未能很好地实行，究其原因，在于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官僚体制的腐败和政治上的惰性力。因此，“今日所谓变革行政区划的议论等，理论上或许是好的，但真的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即使实行了的地方，只要支那民政根本上的弊病不除，即人民不自觉地认识到自己是支那的国民，因而产生强烈的爱国心，无论进行多少零碎的改变，也决不可能期待会有什么成绩”。（《内藤湖南全集》5卷372页）
　　国内的财政问题。财政方面，中国自清朝末年以来，一直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当时中央政府主要收入有关税、盐税、铁道收入等。关税、盐税作为外债的担保，实际上是毫无所收。当时北洋政府的总理大臣熊希龄曾发表新的财政计划，想进行财政改革。但是，由于政治的动荡，由于袁世凯为了维护自己的中央集权统治，维持庞大的军费开资，而且，由于各地的宗法团体所支撑的地方势力的掣肘，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中国国内的物产非常丰富，官僚和绅士们一掷千金，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广大的农民则非常贫困。这就在经济方面造成了如下的两种情况：一是工业和商业的极其落后，一是始终保持对粮食谷物的严格控制，禁止粮食谷物的出口。
　　内藤湖南认为，要解决经济问题，不脱出以农业本位的经济，是不可能的。因而，“在今日，确立开放粮食谷物输出的方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内藤湖南全集》5卷389页）他的思路是：如果断然实行谷物开放，肯定会造成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毫无疑义，因此会造成一部分贫困农民一时的不幸。但是，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和官绅贵族生活之间的差距就会缩小，为此，丝绸棉布等制造品的需要量就会增加，这样，就会促进工业的发展，工业发展了，随着一般生活程度的提高，也就可以把贫困的人民解救出来。（《内藤湖南全集》5卷389页）应当说，这是很有见地的。
　　要解决经济问题，内藤湖南还认为，必需和政治的根本问题一起加以考虑，他说：“在今日，指望中央集权主义的政治，中央集权主义的财政成功，希望渺茫，还是要通过地方分权大方法，较易成功。”（《内藤湖南全集》5卷391页）道德和国是问题。内藤湖南认为，一国之兴，无治国的国是（治国的基本国策）不行。（《内藤湖南全集》5卷403页）国是的确定，又和政治家的道德有关。任何国家的政治中，都会有机会主义（也就是只顾眼前的功名成就，而置国家根本于脑后的做法），因为那是很容易诱惑政治家功利心的地方。而当时的中国政治家，以袁世凯为首，多是一些不立国是，唯机会是从，只求眼前方便，采取得过且过政策的人物。所以，“即使实现了专制的统一，也就像建在砂上的楼阁，有即刻倒塌之虞”。
　　国民性和文化问题。当时，在谈论民族的国民性时，有一种论调，认为有四千年历史者，有两千年历史者，有八九百年历史者共同生活在现代社会时，对于现代的看法会有各种不同的差异，因而强调各个民族国民的特别性质，将那些性质视为本来的永久的东西，内藤湖南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判断方法”。（《内藤湖南全集》5卷526页）他说：“今日所谓的时代思潮，是不考虑民族年龄，在当时世界一般通行的思想，可以认为，它是对于任何国家都会有同样效果的。这就像流行病发生时，不管二十岁也罢，五十岁也罢，都会有感染那种流行病的可能。”（同上）他认为，和时代思潮不相应，则是错误的。他这样说，也并非要否定学习传统文化，对于那些毫无历史眼光的轻浮的论说，内藤湖南进行了批判。在《新支那论》中，他说：“近来支那的新人们，由于没有历史知识，既不知支那过去的弊害，又不知其优点，只是想不分好坏地从根本上破坏支那的文化，把西洋文化就那样地嫁接上去，认为这是最进步的意见。其结果是无法实行，或者实行了，也只不过是产生比过去的弊害更大的弊害而已。”（《内藤湖南全集》5卷542页）内藤湖南是一个日本学者，他对于中国的研究和批判，当然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来进行的。但直到今天，我们读了他的论著，仍可以感到不少有见地的意见，有可以供我们参考的价值。
　　……

前言/序言

　　序
　　章培恒
　　李庆教授所撰《日本汉学史》的第一至第三卷前些年曾由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并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现在，该书全帙五卷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次推出，这对中国的文史研究者实在是一项福音。因为，至迟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中国的文史研究就受到日本汉学研究的日益深刻的影响。直至抗日战争开始，从表面上看起来这种影响已几乎消歇，但实际上仍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到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影响又大为增长。所以，要真正明白中国文史研究的来龙去脉，就非对日本的汉学研究有所了解不可；当然，在今后的研究中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史研究的质量，也得吸收国外的同类研究的成果，而日本的汉学研究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可惜的是，日本国内迄今为止尚无日本汉学史一类的著作。所以，李庆教授的这部大著在当前——也许还包括以后的一段较长时期——都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唯一一部翔实的书籍。而且，他在日本任教二十余年，《日本汉学史》是长时期研究的积累，具有相当强的可信性，绝无疏漏之失和无根之言。
　　日本汉学在当时之产生上述重大影响，首先是由于从乾隆皇帝开始，清朝统治者的唯“天朝”独尊的思想就已浃肌沦髓，对外部世界的发展不屑一顾，一味致力于对内的钳制，而对中国的程朱理学等传统则尊奉得无以复加，直到鸦片战争失败，才有思想较为开明的士大夫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其所谓“夷之长技”不过是船坚炮利之类，根本没有考虑到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的人文研究成果和政治制度。到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再认识到应从多方面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的长处。其次，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甚至提出了“脱亚入欧”论（用中国习用的语言来说，就是“全盘西化”），从而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何况日本与中国只是隔一衣带水的邻邦，很久以前就已开始文化交流，所以当时之学习西方主要是以日本为中介，朝廷中的以光绪皇帝为首的维新派所推行的戊戌变法固然如此，向国外留学的人们也多以日本为对象。第三，戊戌变法虽因朝中顽固派的破坏镇压而失败，光绪皇帝被幽禁，谭嗣同等惨遭杀害，但这并不能阻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例如梁启超就在戊戌变法被镇压的当时坐船逃到了日本，大大开阔了视野，积极吸收日本的新的文化，并通过其所办的报刊向中国传播，在国内发生了很大影响。第四，清廷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在镇压了维新变法后，倒行逆施，不但完全恢复了旧的一套，而且变本加厉，屠杀维新人士；利用义和团，对抗西方人，以为靠着中国的“国粹”———义和团的开坛请神、画符念咒以期达到枪炮不能损伤的境地的“法术”正是“国粹”———真能打败西洋的枪炮，结果是屈辱求和，大量赔款，全国反对之声一片沸腾。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不知是为了平息愈益高涨的民愤，还是意识到一仍旧贯究竟是不行的，于是也在不影响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新政”，起用了一些既不急进也非顽固派的人士，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就是其中的代表。第五，正因如此，由张之洞主持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就是他派人考察日本的大学情形又结合所谓中国国情而出现的成果。不过，尽管是想不违反中国国情，却到底含有某些新的东西。例如，在“章程”的“学科程度章第二”中首次列入了“中国文学”课程，制定了具体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法”，并明确指出：“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辑讲授。”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政府在公然提倡中国学者在中国文学的研究上向日本学习。因为“中国文学史”课首先要确定什么是文学、什么是非文学，如小说、戏曲，在当时的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中已被视为文学的主流之一，而在中国则一直视为小道，而中国文学史课既要“仿其意，自行编辑讲授”，那首先就要转变文学观念，并对原被中国学界所普遍轻视的一些文学领域重加研究；至于中国文学史框架的构建必须向日本的中国文学史学习自更为题中应有之义。加以中国的一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人本来就在通过日本而学习西洋文明，如梁启超的提倡小说界革命把小说作为文学之最上乘就显然并非受“大学堂章程”的影响，而纯粹是自觉地吸收日本学术思想的表现。所以在“奏定大学堂章程”问世以后，实际上意味着在学习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方面已成为有关研究工作（无论其政治态度如何）的共同倾向，形成了一种潮流。
　　以致在1904年出版的由林传甲所编、作为京师大学堂讲义的《中国文学史》就自我标榜为“传甲斯编，将仿日本！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成书焉”（该书卷首题记），但其所述，却包括群经诸子而无小说戏曲，与！川种郎的观点相差甚大，可见在当时若不学习日本的中国文学史已经混不下去了，迫使不得不挂羊头卖狗肉，稍后的黄人、曾毅分别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就真是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观念为主要借鉴了，再往后的《中国文学史》也不脱这一范畴。所以，郑振铎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自序》与《例言》中甚至说“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大抵抄自日人的旧著”。说“抄”，也许话重了一些，但它们大抵从日本人的同类著作中受到启发、获得借鉴却是不争的事实。就是以郑先生自己的著作来说，他以古代、中世、近代来划分中国文学的发展时期，尽管在具体的划分上甚具创见（其能否成立是另一问题），但他以近代文学始于嘉靖时期、终于五四运动前，则其所谓“近代”实相当于日本学者所谓的“近世”——日本学者在研究本国及中国的历史时，在中世及现代（日本汉字为“近代”）之间插入一个“近世”——那么，郑先生自己也不能不对日本学者的成果有所吸取。
　　如前所述，在新的观念指导下的文学史著作的出现，不能不与一系列对中国文学门类和作品的重新评价与具体研究相联系。当时的情况也正如此，新的、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了。鲁迅在20世纪初于日本留学时期所作的《摩罗诗力说》中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令人如闻惊雷的评价姑不置论，如就有系统的研究著作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就是一部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影响下的富于独创性的、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代表作。他与日本学者的关系有陈寅恪先生的《王观堂先生挽词》为证，现据蒋天枢先生编《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引该诗有关文字如下：“……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入洛才华正妙年，渡江流辈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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