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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叙述内容广泛，涵盖了中国自古代的信息传播至当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涉及报刊、广播、电视、新媒体、新闻传播学的教育和研究等内容，同时囊括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新闻传播事业。全书按照时间顺序分为9章，探讨新闻事业自身的发展规律，突出新闻业发展的大脉络，增加了新闻业在技术、组织结构、业务发展、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内容，读者从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新闻业内部是如何一点点进步的。这对于以中国新闻业为本体进行带有行业特点的历史叙述十分重要。

作者简介

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春秋》杂志主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孔子学院首任中方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先后在日本电通株式会社、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著有《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中国新闻媒介史》、《张季鸾与大公报》等多部专著，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馆藏珍稀民国新闻史资料汇编》(28册)、《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汇编》（29册）等多部资料中担任主编或副主编。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10余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学》、《历史学文摘》及其他新闻学专业期刊转载。参与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重大研究项目多项，主持国家社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研究项目等多个。获吴玉章优秀青年科研奖、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多项奖励。
赵云泽，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助理、新闻史论教学研究部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堡传播学院访问学者。从事新闻史论、媒介融合、新媒体等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已发表学术成果200多万字。著作《中国时尚杂志的历史衍变》获得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评审的“全国新闻学青年学者优秀学术成果奖”。
陈继静，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讲中国新闻传播史、外国新闻传播史、新闻英语等课程，主张以新史学的方法研究新闻史。发表的论文、著作集中于新闻史、世界历史领域。
余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史。在高校主要从事新闻史论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近年来主持、参与课题六项，其中参与国家课题三项、主持省级课题三项；参与《中国名记者》等书的撰写；先后在《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中国报业》、《新闻春秋》等新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

目录

第一章 古代的信息传播 1
第一节 各种传播手段 1
第二节 古代的官方新闻：邸报 4
第三节 邸报的复制与衍生 15
第二章 西方近代新闻业的殖入———外国人在华办报活动 22
第一节 外国传教士带来新式的近代报业 22
第二节 中国近代商业报业的兴起 28
第三节 外报在中国统治地位的确立及影响 36
第三章 本土新闻业的诞生与早期国人的办报活动 43
第一节 国人对西人办报活动的模仿和跟进 43
第二节 新式报刊的高潮 50
第三节 政党报刊的出现 59
第四节 新闻本土化建立的初步努力 67
第四章 新闻业现代化的建设 75
第一节 报纸类型的丰富与发展 75
第二节 报业现代化的初步发展 88
第三节 著名职业报人的出现及其报刊活动 99
第四节 新闻业现代化的障碍 103
第五章 现代新闻业的确立 110
第一节 稳定发展的报业 110
第二节 广播的兴起与通讯社的发展 128
第三节 现代新闻事业的确立 132
第六章 战时宣传与新闻自由斗争 151
第一节 抗日宣传与战时新闻统制 151
第二节 新闻业的战后重建与抗争 167
第三节 国共新闻体制的决战 174
第七章 社会主义新闻业模式的探索 182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的确立 182
第二节 新闻业的曲折发展 194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 198
第四节 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 204
第八章 社会主义新闻业模式的改革 208
第一节 新闻界的拨乱反正与拨乱反正中的新闻媒体 208
第二节 新闻观念的变革 211
第三节 新闻业的快速发展 222
第四节 新闻伦理的重视与新闻法制建设 229
第九章 新中国成立以后台港澳新闻事业的发展 233
第一节 1949年以来的台湾新闻事业 233
第二节 香港的新闻传播事业 246
第三节 澳门的新闻传播事业 255
参考文献 260

精彩书摘

第一节各种传播手段
纵观整个古代社会，口头语言是中国人交流日常信息的最基本方式，其他非语言文字传播手段则成为口头语言的有效辅助。手写文字主要用于传播官方信息和精英文化，并发展出各种书写载体和形式。而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印刷文字也日益扮演着传播信息的重要角色。
一、非语言文字
图画是人类最古老的信息传播方式之一。我国内蒙古阴山、云南沧源等地曾发现精美的岩画，说明早自石器时代人们已经会用图画传达信息了。进入文明时代后，壁画广泛存在于宫室、寺观和墓室中。我国陕西咸阳的秦皇宫壁画残片距今已有2 300年。敦煌莫高窟则保存了隋唐时代的佛教壁画，堪称全世界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
记号是另一种古老的信息传播媒介，包括封树、堆石、刻符、结绳等各种形式。我国陕西西安半坡村遗址距今已有6 000多年，那里出土的陶制器皿上绘有各种图案和动植物形象，还刻画了二三十个符号，它们很可能被用于记事传意。古籍《易?系辞》提到“上古结绳而治”，事大系大结，事小系小结，数量多寡则以绳结多少来表示。直到近代，这种记录信息的方法还被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使用。
身体语言即体语，是指人经由脸部表情、眼球移动、身体姿势、语调高低、距离远近等传递的信息。上古社会存在各种仪式庆典，其中包含手舞足蹈等大量身体语言。我国辽西东山嘴的新石器祭坛长达60米宽达40米，可见当时的仪式达到了惊人的规模。语言兴起后，仪式逐渐衰落，身体语言的传播功能更多地保留在戏曲中。
声光信号能迅速传递警告，故常用于军事通信，如烽燧、钟鼓、灯塔、旗语等。我国商朝已经利用击鼓传声，周朝则出现声光结合的烽燧大鼓。《史记》记载，周幽王为逗笑妃子而不惜“烽火戏诸侯”。春秋战国后，烽火台演变为绵延不断的长城，堪称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防御工事。
古代也有民用的声光信号，如撞钟、敲梆、击铎等。铎是一种大钟，分金铎和木铎两种。金铎为金口金舌，木铎为金口木舌，而木铎是古代中国所特有的。据传夏朝政府每年春秋两季派专人击铎巡行，一边宣传朝廷法令，一边收集民谣歌赋。击铎者称遒人或遒轩使者，堪称最早发布官方消息、收集民间舆论的专业人士。
各种非语言文字传播手段并非孤立存在。例如，岩石壁画往往深藏于洞穴深处，那里很可能是原始人点燃火把、手舞足蹈、吟诵咒语的祭祀场所。再如，为方便记忆和传播，遒人很可能一边有节奏地敲击木铎，一边以歌谣的形式传诵朝廷法令。同样，烽燧大鼓并非边疆守军发出的唯一信号，紧随而至的往往是报告详情的加急文书——羽檄。可见，古人早已习惯综合运用图画记号、体语和声光，甚至与语言、文字结合，以传递复杂的信息。
二、语言
考古发现为语言的诞生提供了间接证据。距今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正处于学习说话的“新人”阶段，他们在北京西南周口店遗址留下一枚磨光染色穿孔的海蚶壳。周口店距离出产海蚶的渤海湾180公里，距离出产染料的河北宣化赤铁矿区150公里。由此推断，为了得到这些远方的物产，“山顶洞人”很可能需要开口说话以传递信息。
为高效、准确地传达信息，人们往往将口头语言编成韵文，如史诗、歌谣等。古代中国虽未留下长篇史诗，却保留了大量短小凝练、易诵好记的歌、谣、谚。歌有音乐伴奏，谣只能清唱，谚则只有节奏而没有曲调。《诗经》、《左传》中收录了大量民间歌谣和讽喻诗，成为反映上古民意的窗口。《汉书?五行志》留下大量传达神谕的歌谣，说明利用谶纬打击政敌的情况早自汉朝已屡见不鲜。
三、文字
中国是最早发明文字的地区之一。距今5 000年前的氏族社会已在使用符号契刻和简单的文字，距今3 000年前的殷商时期则出现了成熟的象形文字。
殷商时期的文字大都刻在龟甲兽骨上，故称甲骨文。甲骨文大都以拟物图画为基础，如日、月、山、川等，后来才逐渐发展出指事、形声、会意等文字形态。保存至今的甲骨文共有4 600多个字，刻在近13万片甲骨上。记载的内容多是占卜之辞，较少涉及时事。
金石刻字是为记录诏令、歌功颂德，偶涉时事也是为后世垂范。刻铸于青铜器的金文风行于周代。留存至今的著名青铜器如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等，表面均留下大量金文。《尚书》记录了商周君主治水、迁都、征讨的各类告谕，它们最初很可能也被刻在青铜器上。岩石刻字则盛行于秦朝。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经巡游天下，在各地留下很多石刻遗迹。直到宋代，石刻依然是重要的传播手段，名家诗文都有石刻供人拓印，如苏东坡寄予友人的书信等。
简牍是削成长条的竹片或木片，以毛笔书写，自战国以至魏晋时代普及。湖南长沙、湖北荆州、山东临沂和西北的敦煌、居延、武威等地都曾出土大批简牍。简牍不仅便于书写、保存和运输，还能连缀成册，形成最早的书籍形式。故此，文字不再只记录礼乐征伐等国家大事，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等私门著述。
用于传递消息的简牍有尺牍、羽檄等。尺牍是长约一尺、用于写信的木简，也称尺书、尺素、启、牍、简、札等。湖北云梦曾出土两篇尺牍，内容是两名出征的秦兵向家人讨要盘缠，堪称中国最早的家书。唐诗中存在大量“见寄”、“酬答”之作，最初都来自文人书信。羽檄是长约一尺二寸、用于军事通信的木简。插上羽毛，表示像鸟一样飞速传递。敌寇压境时，边关守军一般先举烽火，同时发出羽檄以报告详情。
布帛比竹木更轻便，春秋战国之际开始用作书写载体。布帛用于传递新闻的形式有露布、旗报等。露布又称露报，原指不加封检、公开发布的文书。“露”是显露，“布”是布告，露布即“暴白其事而布告天下”。露布初现于战国，汉代开始成为地方向中央报告军队凯旋的文告。书于布帛、挂于旗干的称“露布”，书于木板、公开展示的称“露版”。隋唐以至明清，宣读露布一直是朝廷大礼。旗报、牌报与露布类似，也常用于宣告军情，但传播方向却是自上而下的。书于布帛、挂于旗杆的称旗报，书于木牌的称牌报。旗报内容多为胜利捷报、鼓动文告。传报者骑马擎举，奔驰于前线后方，供沿途军民阅览，借以鼓舞士气。
可惜布帛价格昂贵，不及竹木普及，晋以后又被纸张取代。纸发明于西汉中后期，经东汉蔡伦改进，至魏晋已成为主要书写载体。唐初（627—649年）在拓印术基础上发明的雕版印刷，宋朝大行其道。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毕昇又发明活字印刷。只不过活字印刷技术尚不成熟，雕版印刷一直是主流印刷方式。自宋代至晚明，中国的造纸业和出版业一直保持世界第一。
古代各种文字中，最接近大众传播的形式有告示、揭帖、檄文等。告示又称榜，是固定张贴于公共场所、面向一般民众的官方文告。告示可能源自汉代，盛行于雕版印刷普及的唐代。宋代内忧外患不绝，朝廷频繁张榜公布国事。明清两代，知州、知府、知县等地方官员颁布的告示数量最多、内容最广。告示内容庞杂，包括皇帝诏书、政府法令、朝臣章奏、人事变动、战争消息、科举结果等。告示的颜色大小、书写的格式内容、公布的时间地点都有严格规定。告示具有法律效力，张榜之日生效，收榜之时失效。告示还可复制后传往各地，形成“传榜”。固定张贴的告示大都手抄，复制的传榜自宋代起出现雕版印制。
揭帖也可能源自公开张贴的告示，故又称“揭贴”。至明代，揭帖已演化成四处散发的形式，类似近代的小字报或传单。明代内阁密奏和清代呈文附件均称揭帖，内容大都是揭露事件始末、利害关系。公开散发的私人告示和传单等也称揭帖，因事涉个人而称“私揭”。不具名的揭帖称“匿名揭”，又叫“谤书”、“白头帖”、“没头帖子”。由于担心匿名言论影响社会稳定，历朝历代均严厉禁止私揭和匿名揭。
檄文是开战前在民间或敌军中散发的宣传文书，又称笺檄、书檄。隋文帝杨坚大举伐陈前，曾向江南地区散发三十万纸诏书，揭露陈后主罪状。唐代骆宾王所作《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甚至赢得讨伐对象武则天的盛赞。宋朝每遇战事便大量雕印檄文，民间也私刻出售。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刻印的《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留存至今。
除甲骨、金石、竹木、布帛和纸张外，文字还可书于其他载体。历代文人常在公开场所题写诗文，形成“题壁”。题壁最早见于东汉，南北朝时广为流行。隋代留下史上最长题壁，即孙万寿的420字五言诗《赠京邑知友》。唐代的大量诗作最初也往往题写在公廨、寺院、驿亭壁上。
然而在上述各种古代文书中，新闻尚未成为一种独立的信息，而是蕴含在行政法令、宗教思想、文化艺术、军事情报中。直到邸报出现，情况才发生变化。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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