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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吕先生以我们熟知的人情事理分析历史上的“恩怨情仇”，而不是塞给你个观点让你背下来。他应用当时新的历史学、社会学研究成果做史学研究，不回避有争议问题，如果仅以观点新锐为依据，今天的教科书倒像是写于吕先生之前。以此种教学之方法，吕思勉培养出了钱穆、黄永年、张芝联、赵元任等一批国内好学者，试问今天哪位教师有此成就？
　　读此书还可对当时各社会领域之思潮窥见一斑。这些思潮进而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如：民国时期对汉字简化的各种提议和尝试、当年社会上部分知识分子对大农业化生产的看法等。
　　张耕华为鹭江版《吕著中国通史》（分为《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政治史》）所做之《导读》也颇值得一读。

内容简介

　　《中国文化史》分析了历代社会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教育、宗教等典章制度的沿革。著名历史学家王家范说：“（吕思勉）关注民间社会的生计，大至水利、赋役、吏治，小至百姓饮食起居，历史考察深入至社会日常生活，尤精心发掘史籍中社会各项制度的变迁情节，这在同辈史家中应屑罕见。”

　　《中国政治史》仅用16万字就写完了五千年的理乱兴亡，全书无一废字。吕思勉于1930年前后服膺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大同社会的理想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非常推崇，但对阶级斗争理论持保留态度，这在他的史学作品中有明显体现。

　　《三国史话》是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生前所写的一部通俗性的史学作品。作者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基础，对史上存在过的三国与文学中塑造的三国，在人物、事件、战争及地理环境等方面作了细致的区分，对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辨析，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三国史话》是易中天先生品三国的重要参考资料。

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年），1884年中法战争殃及东南沿海，吕思勉就在此时（字诚之）诞生于江苏常州一个书香世家。青少年时期，康梁思想因战事而广为传布，吕思勉深以为是。因此，从十多岁开始，吕思勉就留心物价等生活细节，做大学教员期间曾撰文为食堂的碗筷消毒提建议。体现在治史上，则吕思勉突破了历史只为帝王将相做谱牒的片面性。随后，他又谨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这些治史思想和方法深刻体现在吕思勉的教书、著述之中，并产生了广泛影响。
　　据说，因吕思勉的新式思想和见解，其讲学授业充满意趣，门下多出名人。唐长孺自称吕先生的私淑弟子，杨宽在光华大学坐堂听课于吕先生，钱穆、黄永年、张芝联、赵元任等也都是他的学生。
　　新式思想和方法，辅以精读《二十四史》三四遍之功力，吕思勉一生著作等身。谭其骧说，以一人之力几乎写完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我没有见过第二个人”。严耕望评价他为，在现代史学史上，是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诸多领域里都做出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
　　1951年吕思勉和光华大学随院系调整并入华东师范大学。1957年逝于上海，终年73岁。

精彩书评

　　★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

　　★吕先生既是梁启超“新史学”旨趣的实践会通一人，又是把“新史学”向社会史方向开拓的先驱者。
　　——当代史学家王家范

　　★一次考试，出四题，每题当各得二十五分为满分。余一时尤爱其第三题有关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者。乃首答此题，下笔不能休。不意考试时间已过，不得不交卷。如是乃仅答一题。诚之师在其室中阅卷，有数同学窗外偷看，余不与，而诚之师亦未觉窗外有人。适逢余之一卷，诚之师阅毕，乃在卷后加批。此等考卷本不发回，只须批分数，不须加批语。乃诚之师批语，一纸加一纸，竟无休止。手握一铅笔，写久须再削。诚之师为省事，用小刀将铅笔劈开成两半，俾中间铅条可随手抽出，不断快写。铅条又易淡，写不出颜色来，诚之师乃在桌上一茶杯中蘸水书之。所书纸遇湿而破，诚之师无法黏贴，乃以手拍纸，使伏贴如全纸，仍书不辍。不知其批语曾写几纸，亦不知其所批何语。而余此卷只答一题，亦竟得七十五分。只此一事，亦可想像诚之师之为人，及其日常生活之一斑。
　　——钱穆忆吕思勉

　　★他（吕思勉）指出：《古文观止》这部书是为科举时代学做八股文的人诵读的，做八股文要从没有话可说处硬找话说，因此《古文观止》所选的有相当一部分是说空话、发空论的文章。吕先生在选讲唐宋八家的文章时还不止一次地说：八家是能写好文章的，但选在这里的往往不是好文章，主要原因就是此书专要选空议论文章。再有一个原因，就是此书要选短文章，有些好文章篇幅长，就不予入选。吕先生还举《史记》为例，说司马迁的《史记》是有许多好文章的，但因为长，所以此书不予入选，尽选些短而空的文章。
　　——黄永年忆吕思勉

精彩书摘

　　楔子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是宋朝陆放翁先生的诗，所说的，便是现在的说书。说书虽然是口中的事，然到后来，将说书的人所用的底本，加以润饰以供众览，就成为现在的平话了。平话俗称小说，亦谓之闲书。虽然是用以消闲的，然而人们的知识得自此中的，实在不少。
　　现在中国的书籍，行销最广的，是《三国演义》。据书业中人说，它的销数，年年是各种书籍中的第一。这部书有些地方，渲染得很有文学意味，如赤壁之战前后便是；有些地方，却全是质实的记事，简直和正书差不多。这就显见得其前身系说书的底本——说得多的地方，穿插改造得多了；说得少的地方，却依然如故。
　　我在学校中教授历史多年。当学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来会考时看过的历史试卷不少。有些成绩低劣的，真“不知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然而问及三国史事，却很少荒谬绝伦的。这无疑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他们未必个个人自己读，然而这种知识，在社会上普遍了，人们得着的机会就多，远较学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阅读为有力。这可见通俗教育和社会关系的密切。
　　老先生们估量人们知识的深浅，往往以知道的、记得的事情多少为标准。讲历史，自然尤其是如此。但无意义的事实，知道了，记得了，有什么用处呢？尤其是观点误谬的，知道了，记得了，不徒无益，而又有害。而且平心论之，也不能算知道史事。因为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过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它、考证它、解释它。观点一误，就如戴黄眼镜的，看一切物皆黄，戴绿眼镜的，看一切物皆绿了。我们在社会上，遇见一个人、一件事，明明是好的，却误把恶意猜测他，就会觉得处处可疑；明明是坏的，却误当他好的，也会觉得他诚实可靠。历史上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
　　从前论史的人，多说史事是前车之鉴。其意以为一件事办好了，我们就当取以为法，模仿它；一件事办坏了，我们就当引以为戒，不可再蹈其覆辙。这话很易为人们所赞许，其实似是而非。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事情既实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别的事情姑弗论，在欧人东来之初，我们所以对付他的，何尝不根据旧有的知识？所谓旧有的知识，何尝不是从历史经验而来？其结果却是如何呢？
　　真正硬模仿古人的自然不多，就是事实也不容你如此。然而人的知识，总是他所知道的、记得的事情铸造成功的。知道的、记得的事情一误谬，其知识自然随之而误谬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
　　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
　　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自然最为相宜。所以我想就这一段史事，略加说述，或者纠正从前的误谬，或者陈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以我学问的荒疏、见解的浅陋，自不免为大方所笑，我只是一点抛砖引玉的意思，希望以后人们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渐多，亦希望人们就我所说的赐予教正。
　　宦官
　　讲起三国的纷争来，大家都知道其乱源起于后汉。后汉末年为什么会乱呢？大家都知道其根源是灵帝的宠信十常侍，因此而政治紊乱，引起黄巾的造反。因黄巾的造反，而引起刘备和孙坚的起兵。又因灵帝死后，少帝即位，国舅何进要诛戮宦官，而引起董卓的进京。因董卓的进京，而引起废立之事，又因此而引起袁绍、曹操等纷纷起兵讨卓，天下就从此分裂了。然则后汉的祸源，最大的便是十常侍，这还是人谋之不臧。写《三国演义》的人，说什么“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好像有什么定数似的，恐怕未必其然了。然则宦官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历来读史的人，怕知道宦官之为害者多，知道宦官的来源者少。我不妨借此机会，和诸君谈谈。
　　所谓宦者，大家都知道是曾经被阉割的人。近代的俗语，亦称为太监。那是因为在明朝，他们所做的官，有二十四个，都称为某某监之故，这是不难解的。然则何以又称为宦者呢？在后汉时代，这一种人，威权很大，败坏政治很厉害，所以写《后汉书》的人特地替这一班人作了一篇传，名为《宦者列传》。《宦者列传？序》里说：“中兴之初，宦者悉用阉人。”这句话，和我们通常的见解有些不符。通常的见解，都以为宦官就是阉人，现在却说
　　光武中兴之后，宦官才全用阉人，那么，自此以前，宦官就并非阉人了。所
　　以有人疑心这“宦”字是错的，说当作“内”字。然而他这句话，实在是错的。
　　宦字的意思，本来并非指阉割。而宦官二字，亦本非指阉割的人所做的官。
　　我们所谓五经，中间有一部唤作《礼记》。《礼记》的第一篇是《曲礼》，《曲礼》里有一句：“宦学事师，非礼不亲。”学就是进学校，宦是什么呢？
　　须知道古代所谓学校，和现代全然不同。现代的学校，必须要传授些知识技能，古代的学校则全无此事。古代的学校亦分为大学小学。所谓小学，只是教授一些传统的做人道理以及日常生活间的礼节，如洒扫应对进退之类；又或极粗浅的常识，如数目字和东西南北等名称之类，根本说不上知识，更无实际应用的技能。至于大学，其中颇有些高深的哲学，然而宗教的意味是很浓厚的。《礼记》里又有一篇，唤作《文王世子》。《文王世子》说：当时大学中所教的，是诗、书、礼、乐。这并不是现在的《诗经》《书经》《礼记》等等。须知古代的人研究学问的很少，而古人的迷信，却较后世人为深。当时的人对于一切问题的解释，都含有迷信的意味。所以在后世，学术和宗教是分离的，在古代则是合一的。所以古代的学问只存于教会之中，而教育权也操在教会手里。古代教会中非无较高深的学问，然总不能全脱离宗教的意味。至于实用的知识技能，则是他们所看轻的，学校里并不传授。所谓诗、书、礼、乐：礼即宗教中所行的礼，乐即宗教中所用的乐，诗就是乐的歌词，书大约是宗教中的记录。在古代，历史和宗教中的经典，也是分不开的。印度和西藏都是如此。古代学校中有所谓养老之礼，其仪式非常隆重。天子对于所养的老人，要自己割好了肉，捧着酱送去请他吃。吃了，还要自己斟酒，给他漱口，就因为他是一个宗教中的长老，与不带迷信色彩的师长不同。《礼记》上还有一篇，唤作《王制》。《王制》里有一句说：
　　“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释奠是一种祭祀之名。发兵出去，打了胜仗，
　　回来却在学校里举行祭礼，就可见古代学校不是一个学术机构，而其宗教意味极为浓厚了。古书上说学校制度的地方很多，不能全说它是子虚乌有，然而从没见古书上记载一个人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知识技能，就是为此。
　　然则古人没有应用的知识技能么？不然。我们知道：所谓三代之世，已有较高度的文明，其时有许多事情，已非有专门知识技能不能办，就是现在所传的几部先秦子书，其中包含专门的知识技能也颇多，不能说全是后人伪造的。然则古人的知识技能，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从宦之中得来。
　　古人解释宦字，有的说是学，有的说是仕。的确，这二者就是一事。因为在古代，有些专门的知识技能，就是在办理那件事的机关里且办事且学习而得的，从其办事的一方面说，就是仕；从其学习的一方面说，就是学。
　　读者诸君，总还有读过《论语》的，《论语》的《先进篇》有一段，说：“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路再鲁莽些，也不会主张人不学就可以办事。子路只是看重且办事且练习，而反对不能直接应用的知识，和现在的人看重应用技术，而藐视高深学理一般。这就是重视宦而轻视学。汉时皇室的藏书，由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编成一部书目，谓之《七略》。班固《汉书》的《艺文志》，大部分就是抄录他的。他对于每一类的书，都有推论这种学问从何发源及其得失的话。其论先秦诸子之学，都以为是出于一种官署，就是为此。然则宦就是在机关中学习做公务员。公务员中，自然有出类拔萃、有学术思想的，就根据经验，渐渐地成为一种学术了。
　　话越说越远了，这和后世所谓太监者何干呢？不错，听我道来。刚才所说的，只是宦的正格。譬如现在机关中正式办理公务的公务员。现在机关中不有名为公务员，而实在无事可办；或者只是替长官办理私事的么？在古
　　代亦何尝不是如此。所以秦始皇少年时，有一个人唤作嫪毐的和他的母亲奸
　　通了，嫪毐自然阔起来了，于是“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这句话，见于《史记》的《吕不韦列传》里。这所谓宦，哪里是在什么机关里学习什么公务？不过在他家里做他的门客罢了，所以要称为舍人。嫪毐的舍人固然极一时之盛，然而古代的贵族，绝不止嫪毐一个人有舍人。这种在贵族家里做舍人的，都谓之为宦。所以“宦”字又有一个训释是“养”。“养”字可从两方面解释。他们是他们主人的食客，是他们的主人养活他的，所以谓之养。亦可以说：他们是以奉养他们的主人为职务的，所以谓之养。
　　此等门客，皇帝名下自然也是有的，这便是所谓宦官。中常侍即宦官之一。在前汉时，并不一定都用阉割过的人，到后汉光武帝之后，才专用此等人。所以《后汉书？宦者列传？序》要说：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了。
　　然则阉割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呢？说到这里，又有一件有趣味而且又有些意义的事情。诸位知道刑字是怎样讲的呢？在下发这个问，逆料诸位一定会说：刑字不过是惩罚的意思，所以把人拘禁起来，剥夺其自由，也是刑的一种。然而古代的刑字，却不是这样讲的。在古代，必须用兵器伤害人的身体，使之成为不能恢复的创伤，然后可以谓之刑。
　　“十三经”里，有一部书，唤作《周礼》。《周礼》全是记古代所设的官及各官的职守的。其体例，极似明清时的《会典》。须知《会典》原是依据《周礼》的体例编成的。不但《会典》的体例是模仿《周礼》，就是隋唐以后的官制，其大纲也是模仿《周礼》制定的。《周礼》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后世就模仿之而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周礼》的地官司徒，就是后世的户部，是管理人民的。治理地方的官，都属司徒管辖。他们都可以治理狱讼。狱便是现在所谓刑事，讼便是现在所谓民事。然而他们所用的惩罚，只能到拘禁和罚做苦工为止。如要用兵器伤害人的身体，那
　　是要移交司寇办理的，司寇便是后世的刑部，其长官称为司寇，寇是外来的
　　敌人。听讼之官谓之士，其长官谓之士师，师字的意义是长，士师就是士的长，士则本是战士的意思。然则古代用兵器伤害人的肉体，使其蒙不可恢复的创伤，其根本，实在是从战争来的，不是施之俘虏，就是施之内奸。后来社会的矛盾渐渐深刻了，才有以此等惩罚施之于本族、用之于平时的。然而管理本族人民的机关里，还是不能用。这一因其为习惯之所无，一亦因此等施刑的器具及其技术，本非治理本族的机关里所有，所以非把它移交到别一种机关里不可。把现在的事情比附起来，就是从司法机关移交军法审判了。
　　古代有所谓五刑，都是伤害人的肉体的，便是墨、劓(yì)、剕(fèi)、宫、大辟。墨是在脸上刺字；劓是割去鼻子；剕亦作膑，是截去足趾；宫，男子是阉割，女子是把她关闭起来；大辟是杀头，这是伤害人的生命的，和墨、劓、剕、宫又有不同，所以又称为大刑。五刑对于男子，都是伤害身体的，独宫刑对于女子不然，不过是拘禁。这亦可见伤害肉体之刑，原起于军事，因为在军事中，女子倘或做人俘虏，战胜的人还要用来满足性欲，所以不肯施以阉割，于是自古相传阉割之刑，只对于男子有之。到后来，要将此刑施于女子，就只得代以不伤肉体的拘禁了。伤害身体的刑罚，最初只施诸异族，或者内奸。所以较古的法子，是“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养”。这话亦见在《礼记？王制》上。因为俘虏原来是敌人，内奸是投降异族的，也和敌人一样，怕他们报仇之故。到后来伤害身体的刑罚，渐渐地施诸本族了，于是受过刑罚的人，其性质的可怕，就不如前此之甚，因此，就要使他们做些事情。《周礼》这一部书，从前有人说它是周公所作的，这是胡说。这部书所采取的，大概是东周以后的制度，时代较晚，所以受过各种刑罚的人，都有事情可做。而其中受过宫刑的人所做的事情是“守内”。因为古代的贵族，生怕他们的妻妾和人家私通，所以在内室里要用阉割过的人。
　　到后来，就有一种极下贱的人，虽未受过宫刑，而希望到贵族的内室
　　里去服役，就自行阉割，以为进身之阶了。宫刑，当隋文帝时业已废除。自此以后，做内监的人，都是自行阉割的。汉时虽还有宫刑，然据《后汉书？宦者列传？序》里说，当时的宦者，亦以自行阉割进身的为多。后汉时的宦官，即专用此种人。自此以后，宦官二字，遂成为此种人的专称，失其本义了。
　　皇帝为什么会相信宦官呢？在历史上，有少数是因其性多疑忌，以为朝臣都要结党营私，只有宦官，是关闭在宫里，少和外人交接，结党要难些。而且宦官是没有家室的，营私之念也要淡些，所以相信他的。
　　然而这只是极少数。须知古来的皇帝，昏愚的多，贤明的少。这也并不是历代的皇帝生来就昏愚。因为人的知识，总是从受教育得来的。这所谓教育，并非指狭义的学校中的教育，乃是指一切环境足以使我们受其影响的。如此说来，皇帝所受的教育，可谓特别坏。因为他终年关闭于深宫之中，寻常人所接触到、足以增益知识的事情，他都接触不到。所以皇帝若是一个上知，也仅能成为中人；如其本系中人，就不免成为下驷了。
　　皇帝是一个最大的纨绔子弟，要知道皇帝的性质，只要就纨绔子弟加以观察，就可以做推想的根基了。纨绔子弟不是有的不肯和上等人交接，而专喜和奴仆攀谈，且专听奴仆的话么？这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只够听奴仆的话，而且只有奴仆，本无身分，亦无骨气，所以肯倾身奉承他们。历代皇帝的喜欢宦官，其原因亦不过如此。但是有等人，因其所处地位的重要，其所做的事，往往会闯出大乱子来。譬如在前清末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不和，这种情况若在民间，也闯不出多大的乱子。母子不和之事，我们在社会上亦是时时看到的。然在皇室之中，就因此而酿成“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种种关系大局之事了。历代皇帝喜欢宦官，所以酿成大患，其原理亦不外此。
　　……

前言/序言

　　我国是一个史学发达的国家。千百年来，史籍编撰赓续不断，史部之书几于汗牛充栋。但像今日大中学校里讲授的“中国通史”，则由来不久。若从梁启超倡议“新史学”算起，新式通史的著述也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47年出版的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在回顾新式通史的著述成绩时说：所有的著述“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的还很少，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值得注意的是，顾先生所列的七种较近理想的中国通史著述，吕思勉先生的著述就有二种。
　　吕先生的《白话本国史》与《吕著中国通史》，都是为历史教学或青年自修历史而编写的。《白话本国史》写于上世纪20年代初，时先生任教于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吕著中国通史》写于上世纪30年代末，时其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是他在历年授课教案的基础上加以增损而编定，用作大学文科学生的课本。吕先生的这两部中国通史，先后相隔二十来年，在撰写的体例和风格上已有较大的变化。《白话本国史》采用严整的章节体裁，写法上是考史与叙事兼用，故有较多的考证文字，征引的史料也翔实丰富；为便于读者的学习，书中又附有大量的注释，或用来注明史料的出处和进一步阅读的书目，或记注必要的文史知识和古今地名，是初学中国史的最佳入门书。《吕著中国通史》采用专题式的体例，写法上是叙事与议论并重，故有较多的议论文字，叙述力求扼要，行文力求浅显，多引用当年各种社会科学的成果，是学习、研究中国史的重要参考书。
　　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规定“中国通史”课的教学，须注重文化史的内容。为了适应“部颁课程”的要求，吕先生重新拟写了讲稿，编成这部《吕著中国通史》。他认为，大学生、尤其是大学文科的学生，他们在中学历史学习的基础上，正需要增加各方面有系统、有条理的历史知识，以适应进一步钻研的需要。而当时流行的各种通史著作，虽然在叙述历代治乱兴衰的过程中，夹叙了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系统，上下不够连贯，初学者不易掌握要点，不能形成系统的历史知识。为了克服这种毛病，他在编撰体例上做了一番改进。吕先生一向赞赏马端临《文献通考》把史事分为“理乱兴亡”和“典章经制”两大类的做法，说今日编撰中国通史，仍可借鉴这种方法，只是不该将它的范围限得太狭。由此，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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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不错，没有想象中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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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的观点虽有偏饽，但治史较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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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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