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论明史（套装共3册）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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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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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8220095

版次：1

商品编码：11962406

品牌：读品联合（TASTEFUL READING）

包装：软精装

丛书名： 民国大师经典书系 第二辑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816

套装数量：3

产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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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观风云人物，品世情百态。明史大家吴晗的传世之作，全面解读明史真相。

内容简介

　　《吴晗论明史》涵盖了明朝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并以丰富详实的史料为基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全面解读了有明一代的历史真相，真实展现了明代历史的面貌和发展脉络。本书是极具可读性的明史知识普及读本。

作者简介

　　吴晗（1909—1969），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中国著名明史专家。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代表作品有《朱元璋传》《明史简述》《读史札记》《历史的镜子》等。

目录

明太祖的建国/001
明成祖迁都北京/032
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041
胡惟庸党案考/069
明初的恐怖政治/119
明成祖仁宗景帝之死及其他/139
北“虏”南倭问题/141
东林党之争/156
论晚明“流寇”/173
建州女真问题/180
明代的军兵/190
明初的学校/256
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290
明教与大明帝国/305
明代的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362
明代的殉葬制度/367
明初卫所制度之崩溃/370
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387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431
郑和下西洋/444
明代之农民/456
明代的奴隶和奴变/500
记大明通行宝钞/511
《明史》小评/531
《明史》中的小说/542
《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585
明代民族英雄于谦/641
海瑞的故事/656
论海瑞/671
况钟和周忱/700
戚继光练兵/716
衍圣公和张天师/719
献身于祖国地理调查研究工作的徐霞客/721
谈迁和《国榷》/728
关于魏忠贤/754
“社会贤达”钱牧斋/764
阮圆海/787
爱国学者顾炎武/790

精彩书摘

　　明太祖的建国

　　首先，我们应该弄清国家的含义。近几年来的学术讨论中，有人往往把我们这个时代关于国家的含义等同于历史上的国家的含义。这是错误的、不科学的。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包括政府、土地、人民、主权各个方面。由于政权性质的不同，国家可以分为好几类，有人民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等等。历史上国家的含义就跟这不一样。简单地说：历史上的国家只能是某一个家族的政权，不能把它等同于今天我们所说的国家。曹操的儿子曹丕临死前写了一篇遗嘱，说：自古无不亡之国。这里所说的“国”是什么呢？就是指某个家族的政权，是指刘家的、赵家的、李家的或者朱家的政权。这些政权经常更替，一个灭亡了，另一个起来。所以曹丕说自古无不亡之国。但是一个政权灭亡了，当时的国家是不是也灭亡了呢？没有。譬如汉朝刘家的政权被推翻了，曹操的儿子做了皇帝，还是有三国，我们的历史并没有中断。曹家的政权被推翻了，司马氏做了皇帝，国家也没有灭亡。所以，历史上的所谓亡国，就是指某一个家族的政权被推翻，国家还是存在的，人民还是存在的。因此我们所说的明太祖建国，也是指他建立的朱家的政权。这个国跟我们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本质的不同，它只代表一个家族、一个集团的利益，而不代表整个民族的共同的利益。把这个含义弄清楚，我们才可以讲下面的问题，就是朱元璋的政权依靠的是什么。

　　1.土地关系问题

　　要讲土地关系问题，不能不概括地讲讲当时的基本情况。

　　在14世纪中叶，大致是从1348年到1368年的二十年中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规模之大，几乎遍及全国，从东北到西南，从西北到中南，到处都有农民战争发生。不单是有汉族农民参加，各地的少数民族也参加了，如东北的女真族（就是后来的建州族）、西南的回族都参加了斗争的行列。时间之久，前后达二十年。战争激烈的情况，在整个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在二十年的战争中，反对元朝的军事力量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体系：一支是红军。因为参加起义的人都在头上包一块红布作为标志，在当时政府的文书上称为“红军”，也有个别的叫作“红巾军”。这是反对元朝的主要力量。现在有些历史学家不大愿用“红军”这个名称，大都称为“红巾军”。大概有这样一个顾虑：怕把历史上的红军同我们党建立的红军等同起来。在我的记忆里有这样一件事：大约二十年前，国民党政府的一个什么馆，要我写明史。书写好之后交给他们看，他们什么意见也提不出来，最后说：你这上面写的“红军”改不改？要改就出版，不改就不出版。我说：不出版拉倒！（这本书现在没有出版）他们怕红军，不但怕今天的红军，也怕历史上元朝的红军，因此他们要我改掉。我不改，因为根据历史记载，这支起义军本来就是红军，不是白军。这不说明什么政治内容，而只是说他们头上包了一块红布而已。红军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东边活动，一部分在西边活动。具体说，东边是指今天的安徽、河南、河北一带，西边是指江汉流域（长江、汉水流域）。江汉地区的红军很多，包括“北锁红军”和“南锁红军”。反对元朝的另一支军事力量是非红军系统：在浙江有方国珍，在元末的反元斗争中，他起兵最早；在江苏有张士诚；在福建有陈友定。这几支军队都不属于红军系统。当时为什么能爆发这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呢？我想在讲元朝历史的时候已提到了，这里就不再重复。

　　下面讲讲红军提出了些什么问题。

　　红军当中的一些领导者，他们在反元斗争展开之后发布了一个宣言（当时叫檄文），里面有这么两句话：“贫极江南，富夸塞北。”（文件的全文已看不到了，只留下这么两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红军反对元朝的统治，要推翻元朝的统治。这是一个有各族人民参加的阶级斗争。当时元朝的政治中心，一个在大都（今北京），一个在上都。元朝政府经常派出很多官吏和军队到南方去搜刮物资，把这些物资运到北方去供少数人享受。元朝的皇帝在刚上台时，为了取得军事首领、部族酋长的支持，对他们大加赏赐，按照不同的地位给他们金、银、绸缎一类的物资。遇到政治上有困难时，为了获得支持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也采取这种办法。每次赏赐的数目都很大，往往要用掉一年或者半年的收入，国家财政收支的一半甚至全部都给了他们。这些物资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全国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几十年光景，造成了“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局面。这样的统治使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他们就起来斗争，改变这个局面，所以提出了这样鲜明的口号。

　　红军初期的主要领导人韩山童，是传布白莲教起家的（他家里世世代代都是传布白莲教的）。由于通过宣传白莲教，通过宗教迷信活动可以组织一部分力量，于是他就提出“明王出世”、“弥勒佛降生”的口号。明王是明教的神，也叫“明尊”或“明使”。明王出世的意思是光明必然到来，光明一到，黑暗就给消灭了，最后人类必然走上光明极乐的世界。弥勒佛是佛教里的著名人物。传说在释迦牟尼灭度后，世界就变坏了，种种坏事全部出现，人的生活苦到不能再苦。幸得释迦牟尼在灭度前留下一句话，说再过若干年，会有弥勒佛出世。这佛爷一出世，世界立刻又变得好起来：自然界变好了；人心也变慈善了，抢着做好事，太太平平过日子；种的五谷，用不着拔草翻土，自己会长大，而且下一次种有七次的收成。这种宗教宣传，对当时受尽苦难的农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希望有人来解救他们。所以，在广大农民中间，白莲教就用“明王出世”、“弥勒佛降生”这样的口号作为号召来组织斗争力量。

　　这种宗教宣传对农民能够发生作用，可是对知识分子就不能够发生作用了，特别是一些念四书五经的儒生不相信这一套。因此，对他们必须有另外一种口号。红军的领袖们就利用一些知识分子对元朝统治的不满，对宋朝怀念的心情，提出了“复宋”的口号。他们假托自己是赵家的子孙。韩山童是河北人，起兵之后被元朝政府杀害，他的儿子韩林儿跑掉了。以后刘福通就利用元朝政府治理黄河的机会组织反元斗争。当时黄河泛滥成灾，元朝政府用很大力量调了很多民夫、军队来做黄河改道的工作。民夫和军队都集中在一起，刘福通就乘机组织民工发动反元斗争。军事行动开始之后，他们就假托韩林儿是宋徽宗的第九代子孙，刘福通是南宋大将刘光世的后代。他们以恢复宋朝的口号来团结一部分知识分子。所以红军有两套口号：一方面宣传“明王出世”、“弥勒佛降生”来团结和组织农民；另一方面以恢复宋朝政权相号召，团结社会上有威信的知识分子。而中心则是阶级斗争，推翻剥削阶级。

　　刘福通起兵之后，声势很大，得到了各个地方的响应。在江苏萧县有芝麻李起兵响应；安徽凤阳有郭子兴起兵响应，一下子就发展到几十万军队。他们从山里把韩林儿找出来，让他做了皇帝，建立了统治机构。同时分路出兵攻打元朝：一支由华北打到内蒙，以后东占辽阳，转入高丽；另一支打到西北；还有一支打到四川。

　　以上讲的是东部红军的情况。

　　西部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叫彭莹玉，他是一个和尚，原来在江西袁州组织过一次武装起义，失败以后，就跑到淮水、汉水流域，秘密传教，组织力量。后来他找到徐寿辉，组织武装力量，进行反元斗争。徐寿辉被他的部下陈友谅杀掉以后，西部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就是陈友谅。此外，徐寿辉的另一个部将明玉珍跑到四川，在那里也建立了政权。

　　从二十年的长期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种基本情况：

　　第一，不管是东边韩林儿这一支，或者是西边陈友谅这一支，他们遇到的最坚强的敌人不是元朝的军队。这时元朝军队已经失去了建国初期那种勇敢、剽悍的特征，无论是军官也罢，土兵也罢，都腐化了，不能打仗了，在与红军作战时，往往是一触即溃。既然元朝军队不能打仗，为什么战争还能延续二十年呢？原因就在于坚决抵抗红军的是一些地主阶级的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力量，元朝政府把它称为“义军”。这些力量很强大，最强的有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父子所领导的这一支；此外，李思齐、张思道、张良弼、张良臣等也都很有实力。至于小的地主武装就举不胜举了。这些地主武装为什么这样坚决地反对农民起义呢？因为红军坚决反对阶级压迫。应该说当时的农民革命领袖并没有消灭地主阶级的思想，若要把现代人的意识强加于古人，那是错误的。那个时代的人不可能有消灭地主阶级的思想，但是，他们恨地主阶级，因为他们世代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现在他们自己有了武装力量，就要对这些地主阶级进行报复。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地的地主阶级都组织力量来抵抗红军。其中最强的是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这两支力量。所以，红军在几路出兵的千里转战中，所遇到的主要敌人不是元朝的正规军，而是这些地主阶级的武装。在红军遭到这些地主武装的顽强阻击而受到损失之后，元朝政府就承认这些地主武装，封给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张良弼、张良臣及其部队以官位和名号。

前言/序言

煌煌盛世，风云变幻：一部洞察帝国兴衰的宏大叙事 （图书信息：此书为一部独立的、聚焦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专著，并非《吴晗论明史》套装的任何一册，亦不包含吴晗先生的任何研究成果或观点。） 书名：《帝国黄昏：从土木堡到崇祯末年的权力博弈与社会张力》 作者： （此处可虚构一位历史学家姓名，以增强真实感，例如：陈子安） 出版社： （此处可虚构一家历史类专业出版社，例如：翰林学堂出版社） --- 导言：历史的断裂与深渊 本书并非对明代历史的通盘梳理，而是聚焦于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断层——从王振擅权引发的“土木堡之变”到帝国在崇祯年间无可挽回的崩溃。我们试图剥离传统叙事中对英雄事迹或王朝末路的浪漫化描摹，转而深入探究，一个曾经拥有世界领先的财政体系、庞大的人口基础和高度发达的文化体系的帝国，究竟是如何在内部结构性的矛盾和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中，一步步走向自我瓦解的。 本书的核心关切在于“权力中枢的异化”与“社会资源的枯竭”。我们认为，明代中后期衰亡的根源，并非单一的灾祸或某位君主的失误，而是中央集权结构在运行数百年后，其刚性与僵化逐渐超越了其适应性，最终导致对社会变动的迟钝与误判。 第一卷：权力的阴影与帝国的失位（聚焦于英宗至万历早期） 本书的第一卷着眼于明朝中期的权力生态。我们拒绝将政治史简化为帝王更迭的流水账，而是将重点放在“官僚机器的磨损”上。 一、土木堡的教训与“非正式权力”的膨胀 土木堡之变，不仅是军事上的惨败，更是政治伦理上的巨大创伤。它暴露了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之间微妙而又致命的平衡被打破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脆弱性。本卷详细考察了王振倒台后，朝廷如何试图重建信任，但新的惯性却已形成：皇帝对内廷的依赖并未根本消除，反而演变成了对专业官僚的猜忌。我们通过对《明实录》中涉及内廷干政和票拟制度的微观分析，揭示了“非正式权力”如何合法化其影响力，并对正式的政令系统产生掣肘。 二、内阁的崛起与“冗官”的悖论 嘉靖、隆庆时期，内阁的权力日益增大，这似乎是向专业化治理迈进的标志。然而，我们提出了“内阁的悖论”：权力集中于少数首辅之手，极大提高了决策效率，但同时也加剧了权力寻租的风险，并使得整个官僚体系的活力下降。大量冗员的出现，并非源于对低效的无视，而是源于地方士绅对“通过科举进入体制”这一资源的激烈竞争，这使得财政供养体系不堪重负，并为后期的党争埋下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王安石变法在明代的镜像：以张居正改革为例 本卷用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剖析张居正的“考成法”与“一条鞭法”。这些改革的初衷是提升效率、充实国库，但其推行的力度和方式，却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反弹。我们特别关注“考成法”的绩效考核如何异化为对地方官员的高压控制，以及“一条鞭法”在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中引发的隐性成本转移。改革的失败不在于理论上的错误，而在于其对复杂社会结构的简化处理，最终导致改革的红利被少数既得利益者截留，而贫苦百姓却承受了转型期的阵痛。 第二卷：财政的黑洞与边疆的重负（聚焦于万历中后期） 本书的第二卷将视野转向财政与军事这两条维系帝国生存的生命线，探讨其如何被过度拉伸，直至断裂。 一、萨尔浒的阴影：军事投入的螺旋式上升 我们对万历三大征（宁夏、朝鲜、播州）的财政消耗进行了详尽的重建。朝鲜战争，尤其是其对国家财政的消耗和对军队系统的冲击，被重新评估。这并非一次简单的军事行动，而是国家战略资源投放失衡的起点。此后，面对女真的崛起，明朝被迫在辽东地区进行长期、高强度的军事投入。本书通过分析兵部的预算文件和户部的实际拨付记录，展示了“军费黑洞”如何吞噬了内阁改革带来的所有盈余，并迫使朝廷诉诸于加派，直接激化了与江南士绅阶层的矛盾。 二、白银时代的“通缩”陷阱与地方财政的失血 明代晚期是全球白银流动的高峰期，但中国却陷入了一种独特的“白银依赖下的通缩”。本书详细分析了美洲白银输入的不稳定性如何影响了以白银为主要税收单位的“一条鞭法”。当白银价格波动或输入受阻时，农民的实际负担反而加重。更重要的是，本书着重论述了地方财政的“失血”：中央为供养辽东前线而不断从内陆地区抽调税银，使得地方政府无力应对自然灾害和地方性治安问题，为流寇的兴起提供了温床。 三、黄册与鱼鳞图册的失效：税收征管的系统性崩溃 本书揭示了明代中后期税收征管系统的结构性缺陷。随着时间推移，早期的户籍基础——黄册（人口登记）和鱼鳞图册（土地登记）——的准确性急剧下降。土地兼并和隐匿现象的普遍化，使得国家失去了对财富的有效追踪能力。这导致了税收负担向那些无法隐匿身份的群体（例如自耕农和城市小商贩）集中，形成了“强权者不受税，弱势者被压垮”的局面。 第三卷：天灾、人祸与帝国的最后抗争（聚焦于天启、崇祯时期）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将目光投向了崇祯帝治下的最后二十年，探讨“内忧外患”交织下的系统性休克。 一、小冰期的气候冲击与社会心理的崩溃 我们并未将小冰期的影响仅仅视为“天灾”，而是考察了它如何成为“结构性危机的催化剂”。粮食歉收如何迅速传导至社会动员能力：灾民无法被安置，转化为流寇；士兵因缺粮而哗变；地方官员因赈灾无力而威信扫地。本书结合气候史和人口学的研究，描绘了数千万人口在极端环境下产生的“生存理性”如何彻底冲垮了王朝对秩序的维护能力。 二、流寇的军事演化与剿抚政策的无效循环 本书对李自成、张献忠等主要流寇集团的组织结构、军事策略和政治主张进行了审慎的分析。我们认为，流寇的成功，关键在于他们学会了明军的组织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比朝廷更可靠的“社会保障”。而崇祯朝的“剿抚不定”政策，则是在财政极度窘迫下，对短期稳定的一种不负责任的投机，最终使得每一次招抚都成为流寇积蓄力量、获取物资的缓冲期。 三、“天崩地裂”的政治景观：君主、士人与军队的信任危机 崇祯皇帝的勤勉与焦虑，在本书中被视为“末代君主”面对系统性问题时，个人努力无法弥补结构性缺陷的悲剧。本书详细分析了崇祯如何对文官集团（特别是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间的斗争）和军队将领（如袁崇焕的悲剧）产生不可逆转的猜忌。当最高统治者对所有中层治理力量都失去信任时，国家机器的运转便陷入停滞。本书的终章将聚焦于北京城破前的最后几周，那里展现的不是英勇就义，而是权力结构彻底崩塌后，各个层级如何为了自身的生存而进行最后的、徒劳的挣扎。 --- 本书特色： 数据驱动的分析： 广泛运用田野调查资料、海关贸易记录（如澳门的葡萄牙商贸报告）和地方志中的经济数据，力求还原晚明复杂的经济生态。 去神圣化的叙事： 拒绝将崇祯塑造成殉道者，或将李自成视为单纯的农民起义领袖，而是将他们置于系统性压力下的人性抉择之中。 超越“党争”： 将党争置于财政压力和资源分配不均的大背景下考察，揭示其背后的经济逻辑。 本书为对明史的深入研究者、对国家治理危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审视帝国黄昏的全新、冷峻的视角。

评分☆☆☆☆☆

我一直觉得，评价一部历史著作的优劣，关键在于它能否提供新的观察视角。这套书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尤其是在处理江南士绅阶层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复杂关系时。作者并没有停留在描述士绅的富有上，而是细致地展现了他们如何利用地方权力规避国家税负，以及这种“合法”的逃避如何最终加剧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形成恶性循环。书中对于“清算”过程的描写，无论是张居正时期的整顿，还是南明时期的财政崩溃，都展现了一种深刻的结构性分析。它不再把历史的责任仅仅归咎于某几个君主或奸臣，而是将焦点放在了制度性的缺陷和利益集团的固化上。这种宏观的、结构性的洞察力，让这部作品的价值超越了一般的通史叙述，真正触及了明朝衰亡的深层肌理，值得反复揣摩。

评分☆☆☆☆☆

老实说，最初拿到这三册书时，我有点担心其文字会过于晦涩，毕竟是历史研究的力作。然而，真正翻阅后发现，作者在保证学术深度的同时，对文笔的驾驭能力非常高超。他善于运用比喻和类比，将复杂难懂的明代赋税制度，比如“一条鞭法”的执行细节，解释得清晰易懂。在描述文化和思想领域时，文风又变得典雅而富有哲思。比如，谈论晚明市民阶层的崛起及其对传统儒家伦理的冲击时，行文流畅，引人入胜，全然没有传统史学著作那种板着脸孔的架势。这种灵活多变的笔调，使得即便是对历史不太熟悉的读者，也能轻松跟上思路，并对当时的社会思潮产生浓厚的兴趣。与其说是在读一本历史书，不如说是在参与一场高质量的学术沙龙，与一位博学的长者促膝长谈。

评分☆☆☆☆☆

这套书的第三册，主要聚焦于明末的对外关系与军事防御，给我的震撼是最大的。作者将笔触投向了辽东边墙，而非仅仅关注京城内部的权力游戏。他对“宁锦大捷”前后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分析，以及戚继光所开创的卫所制度在面对新式火器时的衰败过程，阐述得极为透彻。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与后金（清）关系时的那种客观冷静。他没有一味地渲染“夷狄”的残暴，而是深入剖析了明廷在财政危机下，无法维持庞大边军给养所导致的防线崩溃的必然性。书中穿插的关于火铳、红夷大炮等军事技术引进与应用的研究，更是让人眼前一亮，显示出作者在军事史和技术史领域也有着深厚的功底。读完后，对明朝“文治盛世”下，边防如何一步步被掏空，有了更为立体和残酷的认识。

评分☆☆☆☆☆

这本精装本的《晚明史话》简直是打开了一扇通往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的窗户。作者的叙事如同说书人一般，将那些宏大的历史进程，拆解成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比如，关于李自成起义的段落，与其说是冷冰冰的史料堆砌，不如说是一部充满挣扎与无奈的悲剧。我尤其欣赏作者对基层社会矛盾的刻画，那份饥馑与绝望的笔触，让人在阅读时几乎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的尘土和绝望的气息。书中对崇祯皇帝的刻画也极其细腻，没有简单地将其脸谱化为昏聩之君，而是展现了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试图力挽狂澜却力不从心的悲情形象。文字间流淌着一种对历史人物的深刻同情，即便是那些最终走向失败的英雄或枭雄，他们的选择和困境也被描摹得入木三分。整体而言，这是一部非常注重“人”在历史中的能动性和局限性的佳作，读来酣畅淋漓，引人深思。

评分☆☆☆☆☆

我花了整整一个周末才读完这套关于明朝中后期政治生态的巨著，最大的感受是其结构之严谨与考证之扎实。这套书显然是建立在浩如烟海的档案、奏折和私人笔记之上的，学术气息浓厚，但绝不枯燥。作者对于内阁制度的演变、厂卫机构的权力制衡，乃至各派文官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都有着令人叹服的条分缕析。比如，书中对“党争”的论述，不再是简单的派系划分，而是深入到其背后的经济基础、士人阶层的利益诉求以及思想光谱的差异。读到涉及官员升迁与弹劾的章节时，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潜规则与人情世故的官场之中，深切体会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上布满了多少陷阱与权谋。对于想要深入了解明代国家治理体系运作机制的读者来说，这套书无疑是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案头书，其提供的细节之丰富，足以让人对“天子守国门”背后的复杂运作有颠覆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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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雅俗共赏，虽为文字学的普及读物，但不乏科学性、学术性。作者充分吸收文字学界先贤的释读成果，或择善而从，或另立新说，皆言而有据。不仅是文字学爱好者的入门津梁，而且是文字学研究者的良师益友。特此推荐。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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