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李零先生积数十年之功力,贯穿三界(考古、古文字、古文献),旁涉诸多学术领域,积累精深,治学广博。
2.《待兔轩文存·说文卷》历经五六年之久,才编辑出版此书,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辑,还是书中几百个古文字的精心造字,都是用心用力甚勤甚苦。
3.内文精选适宜的纸张,封面选用精美的布料,采取高贵的布面精装形式,给予本书不可多得的品味和气质,实为可读可藏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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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著名学者李零的有关古文字研究,重要的论文差不多收集于此书中了,主要分为文字考释、西周甲骨、商周铜器、东周铜器、简帛和战国文字等几个部分。
《待兔轩文存·说文卷》内容十分丰富,有方法论方面的阐述,有释读古文字的专业论文,也有借助古文字的研究来解读相关的历史、文化、思想,等等。
作者简介
李零,
1948年生,祖籍山西武乡。北京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献的研究。
主要著作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
《郭店楚简校读记》
《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
《<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
《兵以诈立——我读<孙子>》
《丧家狗——我读<论语>》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
《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谈》
《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
《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
《中国方术正考》
《中国方术续考》
《入山与出塞》
《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
《李零自选集》
《放虎归山》
《花间一壶酒》
《何枝可依——待兔轩读书记》
《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
《待兔轩文存·读史卷》
《小字白劳:李零自序集》
《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
目录
【文字考释】
文字破译方法的历史思考/3
为《说“引”字》释疑/13
古文字杂识(十五则)/16
【西周甲骨】
读《周原甲骨文》/45
读周原新获甲骨/88
【商周铜器】
“车马”与“大车”(跋师同鼎)/99
重读史墙盘/106
论■公盨发现的意义/133
读杨家村出土的虞逑诸器/152
冯伯和毕姬/169
【东周铜器】
春秋秦器试探/177
读小邾国铜器的铭文/191
楚■陵君三器/204
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212
楚燕客铜量铭文补正/259
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264
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307
【简帛和战国文字】
读《楚系简帛文字编》/315
读九店楚简/349
读上博楚简《周易》/365
说清华楚简《保训》篇的“中”字/392
读清华简《保训》释文/397
视日、日书和叶书/404
精彩书摘
关于这点,我个人的看法,小篆的引字应是比较后起的字体,它在秦汉之际的写法正好与《说文》列为部首的廴字非常接近。《说文》所收廴、引是读音相同的两个字。许慎说:“引,开弓也。从引”;“廴,长行也,从彳引之”。对廴字,过去人们有两点怀疑:一是此字从不见于古书使用;二是《说文》从廴之字只有廷、延、建,加上派生的延部和隶于延部的延字,一共只有五个字。这五个字:廷字,见于金文均从L旁;延,是汉代文字,即征;建字,见于蔡侯镩和中山王钺,也从L旁;延字,甲骨文、金文皆从彳旁;延字,不见于商周古文字,可能与延是同一字,它们或从彳旁,或从L旁(《说文》读若隐),无一从廴旁。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小盂鼎考释中曾说“则是从彳引之之爻,古实无此字”。而不少《说文》研究者则认为廴、引是古今字。如段玉裁在其《说文解字注》廴字下说:“《玉篇》日:‘今作引’,是引弓字行而廴废也。”我们认为爻并不是部首,但这个字古代还是有的,它正是引字的古体。因为我们注意到汉代文字的特点,就会发现许慎隶于廴部的廷、延、建等字在汉代最初一律都是从辵旁,他所谓“从彳引之”,其实乃是是旁的一种隶书写法,由于将廴与辵旁的特殊写法相混淆,所以许慎虽保留了这个字的古读,但在编排他的五百四十部时却错误地把廴当做偏旁,排在彳部后,把它当做彳旁的变体,从引训“长”这一含义,把它解释为“长行也”。其实他保留的文字正是汉初的引字。《玉篇》、《广韵》收有三个引字:廴、引和认。其中廴字的出现应最早,“它的写法与秦简和西汉早期帛书是一样的,还带有甲骨文和金文写法的特征。认和引都是东汉碑文中才开始出现。 ……
前言/序言
我有个梦想的书屋,四面敞亮,一直在心中。真实的办公室呢,则是学校所赐,暂时借给我,地点在北大老化学楼的三层,挨着女厕所,很小。我刻了块匾,不好意思挂起来。 我说,北大有个临湖轩,我有个临厕轩。 “待兔轩”是我的斋号,命室之由见我的小书:《何枝可依》(《待兔轩读书记》的第一种,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在那本书的自序中,我讲了个故事,这里不再废话。 我是个为兴趣而读书而写作的人,书是副产品。我从没想过读多少书才算合适,也从没想过写多少书才算合适。读书写书,只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玩哪儿算哪儿,不是为了学校,不是为了教育部,更不是为了他们的钱。 三十余年,弹指一挥间,我居然写了不少东西。本来就是加速度,缓慢上升,2000年后,突然提速,和生理水平相反(我的记忆正加速流失),回头一看,吓一跳。 以前写得少,名气小,出版难,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为了单位和学术界,为了领导和老同志,为了“媳妇熬成婆”,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后来,等我终于“熬成婆”,我觉得非常失落。为了会议,为了评审,为了各种固辞再三不得已的“红白喜事”,我还是一样身不由己。我问自己,难道你就这样下去吗? 早晨,到清华散步,站在王国维的纪念碑前,我常常想,陈寅恪说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自由”不是白来的(The freedom is not free)。 我请人刻过一方印,印文是“小字白劳”。“零”的意思就是“白劳”。 “白劳”就是代价。 “白劳”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学界并不例外。 当年,我在考古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年龄最轻,地位最低,当过小媳妇儿。我想告诉那些比我年轻的学者,当年的我,“白劳”是命中注定。 1976年底至1978年,考古所编《新出金文分域简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基础工作就两人,90%的卡片是我做的,10%的卡片是老刘(刘新光)做的,1978年底出版的那个油印本,我俩的名字还排在前面,但书印出来,却排在后面,排在“0%”后面。 1978—1981年,考古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4—1994年),我参加过最初的资料准备,书要一本一本对,拓片要一张一张找,除了室内整理,还要到各大博物馆拓铜器,我为此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名没有,书没有,什么都没有。老刘说,你为这书付出那么多,别人装糊涂,我知道,留个纪念吧。她把她的《集成》送给了我。 1981年,我在西高泉挖秦墓,70多座墓,就三人,老卢(卢连成)、陈平和我。1982年,我在沣西挖西周遗址,也是跟他们在一起(还有郑文兰)。最后,我和陈平调走,老卢也离开了考古所。我的一切辛苦和劳累也“雨打风吹去”。 俞伟超先生知道我的经历。他说,你的时间并没白费,所得还是胜于所失。 真是这样吗?破涕为笑吧。 我调过两回工作,早就没有归属感,经历使然,教训深刻。我已看穿看透,与其“从一而终”,不如“移情别恋”。我才不死心塌地跟谁干,特别是有如“修长城”的浩大工程和集体项目。 摧眉折腰,我不开心;呼奴使婢,也不乐意。最好的选择,还是自己领导自己。我是单枪匹马惯了,喜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四面出击,其实只有一条枪。 杂文不谈了。学术,涉及三个界:考古、古文字、古文献。“三古”是基础学科,我重视,我喜欢,但对我来说,这是训练,不是目的,我更关心的是问题。三代无学科,问题并不属于哪个“古”。更何况,我是现代人,我的立足点还是现代。 三十多年来,跟着问题跑,一个问题牵出另一个问题,我还涉及过很多行当,至少有五六种。研究《孙子》,涉及军事史;研究方术,涉及科技史和宗教史;研究简帛古书,涉及思想史;四出访古,涉及历史地理;研究文物,涉及考古和艺术史。虽然,这些行当,没有一行是我的“本职工作”,但不同领域的学者都还承认我。 人文学术,所有文科系,我都插过一脚。我甚至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艺术系教过书。 孙悟空语录:“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我把这两句抄下来,挂在墙上。 他是中国的自由神。 书不在多。 一个诗人写一辈子诗,最后能有一首诗被人记住就不错了。 书也是这样。 但这需要以勤补拙,需要投入较多的精力。谁都只有一条命,我不比别人聪明。书都是逐渐写薄的,为了薄,先要厚,厚积才能薄发。 我是个按计划写作的人,单篇文章是为了编书,编书是想讲出点儿道理。其实,我做的一切,都只是铺垫,不管是为自己铺路,还是为他人铺路。 研究学术,我是从文献整理入手。最初,我是拿《孙子》练手。这方面的文章已收入《掖孙子业十三篇综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后来,我迷过一段古文字,深陷于拓片而不能自拔,没有一帮老同志帮忙拔,我还拔不出来。根儿都拔掉了,剩下的只是训练。 再后来,跑国外,我是靠方术屠宰时光。最初是写散稿,然后才汇编成书。《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是这么写成的。翻译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也是配合这一研究。 研究简帛,我也有个准备过程。比如写楚帛书,写郭店简,写上海简,我花费了不少时间。特别是上海简,很多精力都白费了,我很后悔。所幸,我还写了一本《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这书是为了讲课。 我在学校讲经典,也是先讲后写。比如《丧家狗——我读掖论语业》、《兵以诈立——我读掖孙子业》,还有四本一套的《我们的经典》(已经印出三本),就是从课堂而来。 历史地理,我也写过一些文章,还没编。 访古,有不少日记和照片,也要整理。 考古和艺术史,我一直在写。老文章多已收入《入山与出塞》,新文章还没编;我还写过一本《铄古铸今》。 这些都是铺垫,为了我心中的学术。 本集所收,是我的学术论文,不是全部,只是上述集子(已编或待编)以外的散稿,侧重点是文史方面。我讲历史的文章,差不多都收进去了;文字方面也选了不少(不是全部)。 十年前,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过我的论文集:《李零自选集》,就是此书的基础。现在有所删削,有所增补,有所订正,分为两册,一册读史卷,一册说文卷。 这两册书,只是过河的石头。 语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就是圣贤,也不能不出错。过去,我说过一句大实话:“天地之间最没有常识的一件事就是认为别人没有常识。”(《花间一壶酒》,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216页) 我也曾经年轻。年轻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老想不明白,好些年纪一大把、头衔一大堆的人怎么也会犯错误,而且是最低级的错误。他不明白的道理,其实最简单,再大的学者也是人,是人都会犯错误。 人为什么会犯错误?这门学问可大了去。研究错误是一门大学问,报上说,国外有这门学问,国内则未之闻也。 错误,意必固我,是人都会犯。累,会犯;忙,会犯;年轻,有精力没经验,会犯;年老,有经验没精力,也会犯。怎么都会犯。光是生理、心理、气质、性格上的原因就有一大堆。记忆力差,思维跳跃,推理过度,联想失控,也是陷阱。 错误是人类认识的一部分,而且肯定是绝大部分。黄金不可能比沙子多。 我知道,我的书,错误一定很多。我不是精密仪器。 不犯错误不是人。机器才不犯错误(要犯也是跟着它的主人犯)。 错误分两种,一种是大错误,在总体认识上犯错误;一种是小错误,在字词、标点、引文等各种细节上犯错误。前者是探索性的错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不一定能以对错论功过,如果它是为大问题当“靶子”,能以自己的失误,启发别人,引起争论,引起思考,很可能是成功之母、正确他爹。后者,一般叫“硬伤”,错就是错,不容商量。这样低级的错误,当然应尽量避免,却最不容易避免。 这次编书,我只对后者做一点订正,不做大修改。认识上的纠正,写在补记中,也只限非说不可、不说就可能误导读者的地方。我对别人的错误没兴趣,自己的错误也不想十步九回头,不断找补。无论大错误还是小错误,都只是当作一种认识过程来反省和检讨。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就让它付诸东流吧。 不过,有件事,我倒有点后悔,即过去发表的论文,脚注不周密、不统一,对读者查核原文不方便。这部分是因为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过程,部分是因为我国的学术界原本就没规矩。刊物,吝惜版面,往往求简,有人甚至认为,脚注太繁是为了骗稿费。关于这方面的认识,我在《入山与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的后记中有详细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 这是我的回顾与检讨,是为序。 2009年12月23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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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李零的有关古文字研究,重要的论文差不多收集于此书中了,主要分为文字考释、西周甲骨、商周铜器、东周铜器、简帛和战国文字等几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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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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