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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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张申府学贯中西， 罗素、维特根斯坦、罗曼?罗兰等许多现代西方重要思想家、作家，都是他首先介绍到中国的。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却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口号，并在30年代发动新启蒙运动，强调“中国本位”。他的思想，一以贯之是想打通“仁”与“科学法”。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建党学说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他也起了重要作用。然而他又强调个人权利。这种内在矛盾随其一生。他的洞见与矛盾，尽在此集之中。

作者简介

人物简介
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河北献县人。1913年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是《新青年》的经常撰稿人之一，曾任该刊编委。1920年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与李大钊创建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末到巴黎，介绍周恩来入党，成立旅法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不久又与周恩来一起将朱德发展入党。1924年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任政治部副主任，蒋介石的英、德文翻译。1925年退出中共。40年代参与“民盟”创立，被选为中央常委兼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华北总支负责人。1948年被“民盟”开除。1949年后在北京图书馆任职。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平反。

编者简介
雷颐，1 9 7 8年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 9 8 5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现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当代思想史、文化史。著有《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被延误的现代化》、《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历史的裂缝》、《历史的进退》、《历史：何以至此》、《走向革命》、《面对现代性挑战》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目录

导言

哲学思想

纯客观法（1927年1月25日）

什么是观念论、唯心论、理想主义?（1929年10月）

事、理或事实

——关于“理”的讨论的谈片（1933年3月9日）

客观与唯物（1933年11月16日）

方法与工具（1935年5月22日）

哲学与人生（1936年10月）

哲学与救亡（1936年11月14日）

人生的哲学（1936年11月）

具体相对论（1943年4—6月）

我自己的哲学（1945年6月23日）

我的哲学的中心点

——具体相对论（1945年10月）

科学与民主

自由与秩序（1919年7月13、27日）

罗素（1920年10月1日）

罗素论原子新说（1928年3月）

现代物理科学的趋向（1928年6月10日）

非科学的思想（1936年6月3日）

解析的解析（1936年6月10日）

诉于理性（1936年8月9日）

科学与民主（1936年12月13日）

理性的必要（1937年5月9日）

国民精神总动员的逻辑解析发凡（1939年4月10日）

科学与技术（1942年2月26日）

科学与民主

——为纪念五四写的（1942年5月7日）

祝罗素七十（1942年5月21日）

友声与民主（1942年9月27日）

民主原则（1943年10月8日）

展开民主与宪政的讨论

——“民主与宪政”的引言（1943年12月15日）

我们为什么要民主与自由（1944年9月12日）

自由与组织（1945年3月8日）

民主与哲学（1945年10月10日）

政治思想


知识阶级（1919年7月20日）

就来的三自由（1920年1月4日）

打破现状才有进步（1920年9月19日）

英法共产党

——中国改造（1921年7月1日）

各地劳动运动现状（1921年11月10、12、13、15、16、17日）

英国共产党与劳动党（1922年3月1日）

国际党的派别（1922年3月1日）

切实试行!!!（1922年7月1日）

巴黎通信（1922年7月1日）

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1922年9月）

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1922年9月）

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1922年10月）

共产少年运动的步骤（1922年10月）

我对于中国革命(1928年6月10、24日)

我们为什么革命（1929年1月6日）

一二?九(1936年12月)

民主大纲（1945年1月15日）

我的立场与信念（1945年1月15日）

民主的三种类型（1945年3月）

战后中国（1945年10月15日）

共同纲领的原则部分（1945年12月15日）

论中国的出路

——对于自由主义、中间路线、知识分子的探究
（1948年7月1日）

知识分子与新的文明（1948年8月1日）

知识分子们，人民在需要你!（1948年8月5日）

新启蒙与“中国化”

革命文化是什么（1927年4月3日）

尊孔救得了中国吗？（1934年11月12日）

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1937年5月2日）

什么是新启蒙运动？（1937年5月23日）

我相信中国（1937年10月4日）

战时生活?战时教育?新启蒙运动?新的青年运动
（1937年12月10日）

新启蒙运动与普及教育运动（1938年6月10日）

启蒙运动的过去与现在（1938年9月10日）

论中国化（1939年2月10日）

新启蒙运动的再开展（1939年4月10日）

科学运动与新启蒙运动（1940年7月10日）

五四当年与今日（1942年5月1日）

五四的青年性（1942年5月4日）

中国与中国人（1945年3月15日）

译文

精神独立宣言（1919年12月）

名理论（1927、1928年）

张申府年谱简编

精彩书摘

导言




一、“求真”与“求善”

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出生在河北献县，其父为清末进士， 曾任翰林院编修、民国时期的众议员等职。
1913年，张申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但他对哲学却又深感兴趣，于是几年间在数学与哲学间“摇摆不定”，“变来变去”。1917年毕业后虽留校任数学助教，但依然难舍哲学，而且在哲学上似乎用功更勤。正是这种“文理交修”的背景，影响了他以后的思想发展与学术方向。
这期间，正是新思潮在北大孕育发动之时，身处其中、思想敏锐的张申府深受时代精神震荡，常常探讨哲学、政治、社会及人生等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不久，他便成为《新青年》的经常撰稿人之一，稍后又任该刊编委。他还曾参与学生启蒙团体“新潮社”的成立活动。在一系列文章中，他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等许多西方现代进步思想家。后来他曾骄傲地写道：“有些现代的新学说新人物都是我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有些名字也是我第一个翻译的，后来都流行了。特别是罗曼罗兰、罗丹、罗讷、巴比塞、伊本讷兹，等等都是。以后大大同情中国的罗素尤其是一个。这是我对于国家的一种贡献，我深自引为光荣。”张申府:《罗素——现代生存的最伟大的哲学家》，载《新闻评论》，19460412。这期间，他与李大钊、陈独秀关系密切，并于1918年和他们一同创办了《每周评论》，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在张申府的思想中，“求真”的科学与“求善”的道德是内在相通，互相发明的。“科学规律”加深加强了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信念，“社会主义”又使他对“科学”的价值倍加推崇。将“真”与“善”统一起来，是他的理想目标。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虽具至高上的地位，但新思想的宣传者中只有极少数是研究“科学”的，而张申府便是这极少数之一。作为数学系学生，他具有某种“得天独厚”的优势，立即敏感地意识到20世纪初以罗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数理逻辑学在思想史上蕴含的巨大革命意义，并深为这种哲学的清晰、精密及高度技术性所吸引折服。因此，他并不是空洞地宣传“科学”，而是脚踏实地、终生不辍地译介、研究罗素的思想和分析哲学，为“科学的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开拓性工作。更难得的是，他推崇科学却不彻底反传统，对儒家的“仁”亦极推崇，力图沟通“仁”与“科学法”。在当时的思想先进中，这是十分罕见的。
大约在1914年，张申府在北大图书馆偶然读到罗素的《我们的外界知识》一书即被其吸引，由此对罗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对罗素的数理逻辑理论更是推崇备至。他在《新青年》上称颂罗素“是现代世界至极伟大的数理哲学家，是于近世在科学思想的发展上开一新时期的一种最高妙的新学〔即数理逻辑（名学），也叫记号逻辑或逻辑斯蒂科(Logistic）〕很有创发而且集大成的”
张申府：《罗素》，载《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19201001。。他认为数理逻辑的产生是哲学“科学化”的重要标志，更证明了哲学及所有人文学科不仅应该，而且能够“科学化”。这一点，恰恰适应了当时思想界的需要。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们认为中国种种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科学精神的匮乏，而且将“科学”归纳为西方文化的两大特点之一而加以推崇。张申府自不例外，认为“西洋文明，自古及今，最大的特色，一言以蔽之，不外乎逻辑”，而科学精神“为现在中国所最缺”
张申府：《非科学的思想》，载《清华周刊》第四十四卷第八期，19360603。。所以当务之急是用科学思想战胜非科学思想。正是基于这种抱负，他一点点地把数理逻辑、摹状词理论、语言分析等中国人闻所未闻的理论介绍进来。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在1927年即将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巨著《逻辑哲学论》译成中文发表，题为《名理论》，为该书英、德文对照本出版后的第一个其他文字译本，使西方学术界甚为惊讶。然而中国哲学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对维特根斯坦哲学产生足够的重视，并形成一股“维特根斯坦热”，这恰恰也反衬出张申府当时的眼光。张申府还看到了“科学”与“技术”的重大不同：“现在提倡科学，不应只注意其结果，尤其要注意其方法，其精神。”要使科学真正在中国栽根生芽，必须提倡“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脾气”。“这种种的要义就在认事实，重证据，要清清楚楚，一丝不苟，确切精审”，“所谓科学法，专门来说，本就是算学与实验的结合，这实在是一种中国最需要的东西”。相反，中国此时“更有人提倡科学，提倡理工，而意思乃在造就些驯服的机器。那便与科学的本意更其背道而驰”
张申府：《科学与民主》，载《民声报》，19361213。。
在推崇罗素哲学的同时，他又接受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他虽然看到了二者的差异，却不认为有本质的不同，而认为二者因本质相同能够“结合”、互补：“在理想上，将来的世界哲学实应是一种解析的辩证唯物论。”而二者的不同反可“互补”而共臻完善。 “解析与唯物，这是西方方兴的趋势。两势会归，必然于人类思想的改造，世界状态的变更，均大有所成就，夫岂止于解决些哲学的问题而已？”张申府：《现代哲学的主潮》，载《清华周刊》第四十二卷第八期，19341217。这最后的问题， 颇能反映张申府等人对“科学”、“科学哲学”如此推崇的最终关注之所在。他们最终关怀的并不是科学、哲学及知识本身，而是人生、社会，是“世界状态的变更”。
因为张申府认为，科学的“求真”与人类社会的“求善”是统一不可分的，因为“科学是器，器善恶”，所以需要一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他设想以“仁”作为引导“科学法”的价值体系，“今日世界的问题是如何把仁的生活，与科学或与由科学而生的工业，融合在一起”
张申府：《所思·一一九》、《所思·一一八》，见《所思》，67、68页，北京，三联书店，1986。。“求真”的意义在于“求善”， “求善”的路径在于“求真”，社会主义便是“善”，是“仁的生活”的体现。因此他充满热情地介绍、宣传社会主义学说。思想上开始将共产主义与其他种种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主张社会主义而不主张共产主义只是不要精华罢了”
张申府：《各地劳动运动现状》，载《晨报》，19211110。。
真、善、仁的统一，是张申府转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现实世界贫富悬殊巨大，使他强烈感觉到世界的不公，接受了阶级斗争学说。接受阶级斗争学说，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就理所当然。在李大钊的直接影响下，他开始转向共产主义，译介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积极参与实际政治活动。1920年初，他参与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在“南陈北李”间奔走串联。同年10月，与李大钊创建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并将张国焘发展进来。
1920年末，张申府遵照陈独秀的指示来到巴黎，在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发展共产党员。在此，他介绍周恩来入党，组成中共旅法小组；不久又与周恩来一起将正在探求新路的朱德发展入党。1924年初春，张申府回国来到广州，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任政治部副主任，蒋介石的英、德文翻译。正是由于张申府的极力推荐，周恩来回国不久便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
张申府认为，主张“劳工”、“劳农”翻身革命的社会主义便是“善”与“仁”的体现。从阶级论出发而认同、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面临一个问题：革命后国家的性质、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此时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出版未久，他从中找到了答案，并深深折服。《国家与革命》是“阶级论”国家观的奠基之作，将国家定义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既然如此，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实行“产阶级专政”不仅势所必至，而且理所当然。
1921年张申府在巴黎积极发展共产党组织时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到法后感到欧洲一时望，寄希望于东方，“最好的希望是中俄之联合”。他认为中国改造的程序是革命、“开明专制”。他解释说，此处所谓“开明专制”是“劳农专政”，因为“以今日中国之一般知识阶级而言代议政治，讲选举，纯粹是欺人之谈”，“政治上事切忌客气”，要学习列宁，“能认事实是列宁一大长处”
张申府：《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载《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19210701。。一年后，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自己近来多读了列宁的著作，如《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张根据法文、英文本分别译为《共产主义之孩子病》、《左派共产主义——一个孩子病》），称《国家与革命》“最富学理的价值”。张对列宁国家学说的介绍虽然简略，却非常准确，抓住其核心、实质：革命后打破、废除代议政治、选举政治，“以非宪的手段”实行产阶级专政；产阶级专政并非由全体产者来实行，而是由其“前驱”、“先锋”，即党来实行；在党组织中，“有经验有影响的党的领袖”作用至关重要。这些文章、通信，是中国最早介绍列宁“阶级论”国家学说、介绍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论述之一。随后几十年，“阶级论”国家观与社会现实互动，在思想界影响遽增，在现代中国最后取代了“契约论”国家观；“产阶级专政”理论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政治话语。阶级斗争与产阶级专政理论对现代中国影响之巨大、深刻、久远不必多说，作为首倡者之一，张申府的作用确实非同小可。
阶级斗争与“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张申府分析、透视问题的主要“透镜”。这种视角，使他完全否定改革，坚决主张革命，极其重视、强调共产党的决定性作用。
1922年，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提出了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观点。张申府对此表示赞同，但又用阶级斗争、产阶级专政理论、共产党的终极目的等提醒说：“但我们也不能不明白告诉大家，而请大家切记：那种办法究竟不是共产党的终极目的，那种办法究竟不是一种手段，而且也不是像产阶级专政一样的，共产革命的普遍的必然手段。只不过处像现在中国情势之下，不得不取的一种特殊手段。采取这种手段的时候，必须牢牢记住：自己的——必须牢牢记住：自己的正手段，乃是劳动会议式的产阶级专政，自己的本目的乃是生产共有，分配共管，阶级、国、家、政府的共产社会。更要不忘为一种行动，与终极目的不同的党派，结成统一前敌时，必须保持住自己组织的独立！必须得机即把自己的终极目的向大众标示！”
R（即张申府，编者注）：《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载《少年》第二号，192209。
列宁学说使他认识到，一个强有力的共产党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而“强有力”的关键又在严格的纪律，这是“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俄国十月革命之所以成功、德国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一有强有力的共产党，一强有力的共产党。而强有力的真谛就在纪律：“有纪律，有共产党；纪律，共产党。共产党之所以强在此，共产党之能成功在此。”“有这种纪律才有那样力量，有这种纪律，才能坚苦卓绝，未成功时，既饱尝监禁流放之味；成功以后，又把天灾人祸战胜。”“没有纪律，不能坚固，不能精神贯一，一个共产党形体不坚固，精神不贯一，又岂有能成功之理？”“一个组织，精神不贯一，万万不能强有力，数目虽多，只同散沙。”“真正的共产党是一点不苟且的，是一点不姑息的，不但显然不忠，或违犯纪律的党员，为其所不容。便是一个党员，居重要职位，而作事不得法，或见解不当，也必逐疑。”“总而言之，纪律是共产党之魂。失此，共产党是不能活的；不懂得这个的人，不配加入共产党，更不配组织共产党！”他进一步从阶级论说明这种纪律性并非易事：“若寻常出身小有产阶级而未改其心习的人，非但不能以此自律，亦且不敢以此律人。这种的人，本来不配组织共产党。就令一旦组织，也只徒冒其名。”
张申府：《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载《少年》第二号，192209。此话写于中共成立刚满一年之时，但其基本精神、原则却与后来中共日益成熟的“党建理论”相当一致。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奠基者之一。
在五四时期科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张申府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个人与社会

然而，一个人理论上认识、论述、强调一个政党严格的纪律性并不意味着实践中能适应、遵守其“铁的纪律性”。1925年初，他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时，因讨论党的纲领和国共合作问题与人争执而负气提出退党。他不反对国共合作，但更强调共产党保持独立性。如前所述，早在1922年他就提醒说：“请大家切记：那种办法究竟不是共产党的终极目的，那种办法究竟不是一种手段”，“只不过处像现在中国情势之下，不得不取的一种特殊手段”。“更要不忘为一种行动，与终极目的不同的党派，结成统一前敌时，必须保持住自己组织的独立！必须得机即把自己的终极目的向大众标示！”
R（即张申府，编者注）：《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
在四大会场上他仍坚持此观点，与人激烈争论，但他的主张未得到多数人赞同。几十年后他回忆说自己的主张“招致冷笑，认为幼稚幻想。当时那种轻蔑的态度，使我感到极端难堪”，因此激动地说：“同意我的观点，我就留下来，不同意，我就滚蛋。”最后他拍桌子说：“你们如果执意这样，我就退出这个党！”说完就摔门而去，“摔门而出时周恩来正在门外。周追上他说：你讲得很好，我赞同你的观点，但退党的事还请你慎重”。周劝他不要退党，李大钊、赵世炎等也反复劝说挽留。但他仍执意持“在党外来帮助党工作”的立场，与李、赵说定：“以后在党外仍当与党配合工作，一定永远同党保持友谊关系，以免在党内因意见分歧，发生龃龉，反而多所妨碍。”在这段回忆中，他自我反省、批判道：“由于小资产阶级的习性未除，不能在党内奋斗争取，竟而错误地决定自己退出，造成一生大错！”
张申府：《所忆》，102~103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张尊超、刘黄：《回忆伯父张申府先生》，见《张申府、张岱年研究集刊》（第2辑），384~385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
确实，张申府身上始终有着浓重的文人气质，即所谓“小资产阶级的习性”。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他对自己最早提出的“铁的组织纪律性”，在实践中却难以适应，因“一言不合”而执意退党，表现出一种“合则即，不合则离”的精神特性。其中固然有个人性情、人事纠葛等原因，但思想渊源，却是更为根本的。
如前所述，张申府深受罗素思想的影响，他在介绍罗素的哲学思想、社会观点时，对罗素的“个人主义”亦极赞赏：“他（罗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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