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與對抗：近代中日關係史論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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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近代史名傢新作，對中國近代史、中日關係感興趣的讀者不可繞過的一本書——知名學者桑兵教授積三十多年研究之功，十餘篇專題文章從不同角度探討瞭甲午戰後中日關係的走嚮與變動，集閤瞭相關領域最近新的研究成果。
　　★ 從普遍漠視——學習與抵拒並列——親日與排日的對立——探究從甲午以前，到甲午、庚子之間，再到庚子之後中日兩國地位的升降浮沉以及中國人對日觀的變化。
　　★ 甲午戰後中日關係是否隻存在一種前途？中日必有一戰嗎？——重新審視1898—1907中日之間的“黃金十年”，改變以抗日戰爭作為近代中日關係的結局反觀此前兩國關係發展變化的做法，分析從甲午到抗戰之間中日關係存在的各種復雜因素和潛在可能，探討中日兩國民間人士的首次正式聯閤， 重新審視兩次戰爭期間兩國既衝突摩擦又交流互滲的穩定期。
　　★ 以辛亥時期為中心，分析影響中國人精神世界的日本因素——早在甲午戰爭之前十到二十年，日本在東亞思想領域的主導地位就已經開始確立，清季新政以來，中國人實際上是“用西思，發漢音，說日語”，日本的“東語、東學”一直影響製約著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
　　★ 以梁啓超為例，探討戊戌辛亥之間一代中國新進知識人通過日本學習西方的努力——利用中日雙方材料和文獻比勘互證，分析辛亥時期日本對中國知識界、思想界長期、持續的深遠影響，分析東學背景下近代中國知識與製度的轉型。

海報：

內容簡介

　　《交流與對抗：近代中日關係史論》收錄瞭作者有關中日關係的十餘篇專題論文，《甲午戰後的中日關係與留日學生發端》圍繞中日兩國地位發生變化、文化交流的主要流嚮發生逆轉之開端展開一係列考證；《“興亞會”與戊戌庚子間的中日民間結盟》迴溯瞭中日兩國民間人士的首次正式聯閤，考察瞭中日兩國民間人士對於中日關係的認識的變化和嘗試聯閤的努力；《辛亥時期的變政與日本》進一步分析早在甲午戰爭之前十到二十年就開始占據東亞思想領域主導地位的日本“東學”，是如何深入影響瞭中國近代知識與製度的轉型；《近代日本在華大眾傳播業》透過梳理近代日本在華大眾傳播業的發展，重新審視兩次戰爭之間中日之間既衝突摩擦又交流互滲的穩定期；此外，作者還分彆以梁啓超、戴季陶、孫中山等個案為例，分析瞭戊戌辛亥之間，在國際格局和兩國實力對比不斷變化等種種復雜因素的影響下，他們對日態度的發展和變化脈絡，豐富瞭我們對於日本在近代中國知識與製度轉型中所起作用的認識。《近代中日關係研究的史料與史學》一篇則從方法論的高度探討瞭近代中日研究的相關史料及研究方法。
　　作者力求從取法和材料兩方麵提升中國中日關係研究的水準，以改變目前相關領域在國際學術界所處的不利地位。所選各題，均盡可能跳齣近現代的界域，不受分科專門的局限，將各方各種相關記載比勘互證，由不同視角四麵看山，從中日關係以及兩國曆史的長期發展考察具體問題的走嚮及變動。注意中日雙方各自存在眾多利益訴求各異的派係方麵，並注意在近代東亞一體化的背景下，日本因素對於中國影響的復雜性，深層次揭示雙方從交流走嚮對抗的淵源流變。

作者簡介

　　桑兵，河北威縣人，曆史學博士。曆任廣東省珠江學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現任中山大學逸仙學者講座教授。齣版《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孫中山的活動與思想》《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術》《治學的門徑與取法》等專著。主編《近代中國的知識與製度轉型》及同名叢書、《清代稿鈔本》等。閤編《戴季陶集》《近代中國學術批評》《近代中國學術思想》《國學的曆史》《讀書法》等。

目錄

第一章　近代中日關係研究的史料與史學
第一節　問題與取嚮
第二節　史料的整理與解讀
第三節　並非多餘的話
第二章　甲午戰後的中日關係與留日學生發端
第一節　舊說之疑
第二節　新說之據
第三章　“興亞會”與戊戌庚子間的中日民間結盟
第一節　日本對華團體與上海亞細亞協會的淵源
第二節　東亞同文會成為主導
第三節　中日民間同盟的影響及其局限
第四章　辛亥時期的變政與日本
第一節　遊學與遊曆
第二節　東學的籠罩
第三節　變化未必是進化
第四節　中、東、西學的異同
第五章　近代日本在華大眾傳播業
第一節　發展概況與類型
第二節　功能與趨嚮
第三節　影響中日關係
第六章　戴季陶日本觀的形成及其影響
第一節　瞭解與警惕
第二節　日本正吾人當頭第一大敵
第三節　轉嚮中日提攜
第四節　《日本論》的形成與局限
第七章　排日移民法案與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演講
第一節　排日移民法案的由來
第二節　日本的反應
第三節　日本以外的反應
第四節　孫中山對日態度的變化
第五節　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反響—以颱灣為例
第八章　解讀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演講的真意
第一節　思想的曆史
第二節　搜群籍以參聖言
第三節　取事實以證言論
第四節　一麵之詞與四麵看山
第五節　孫中山進京的反應
第六節　鑒古而知今
第九章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對北平文教界的組織活
第一節　指導平津新聞
第二節　華北文化教育協會
第三節　組織文史雜誌
附 錄
黃金十年與新政革命
日本在中國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
《中和月刊》解說
後 記
人名索引
徵引文獻

精彩書摘

　　【近代中日關係研究的史料與史學】
　　近代中日關係的研究，絕非中國與日本曆史的交際邊緣。如果沒有對於兩國長期曆史的發展演化及其相互關係乃至近代以來東亞格局整體性的深入認識，單就中日雙邊關係立論，研究不易到位。毋庸諱言，一般而論，中國的日本研究遠不及日本的中國研究，前者很難進入日本的日本研究界的學術視野，而後者卻常常為中國的中國研究者所稱道推崇甚至奉為皋臬。受此製約，相對於日本的日中關係研究，中國的中日關係研究在視野開展、取材廣泛、論證翔實等方麵，也明顯處於下風。而深入認識曆史，是把握當代國際關係的基礎，缺乏曆史認識的國際關係論，充其量不過是浮議泛論，隻能成為娛樂大眾的談資。
　　然而，承認上述事實，並不意味著日本的中國研究已經竭盡所能。不僅如此，從西學、東學、中學的相互影響和近代東亞一體化的角度看，甚至日本的日本研究也有可以大幅度拓展的空間。與此相關，中日關係或日中關係研究，亟須貫通各個時段層麵，使得研究水準更上層樓。而貫通之道，不是閉門造車地編製看似包羅萬象實則破綻百齣的宏觀通論，或以負販域外陳貨為新知的穿鑿附會的係統架構，而是將所有史料史事融通無礙，使之適得其所，以緻不斷近真並得其頭緒。
　　【甲午戰後的中日關係與留日學生發端】
　　綜上所述，留日學生的正式發端定於1897年底或1898年更為恰當。盡管清廷將派遣權限下放到各省，各地首批留日學生東渡時間相去甚遠，如甘肅晚到1905年後纔開始派遣，但並不影響事情的基本性質。
　　留日學生運動一旦發端，就不斷衝擊著舊的統治秩序，成為整個近代留學生運動的重要分水嶺。1904年底，《外交報》一篇題為《論近日派遣留學生之利害》的論說，對此做瞭精闢的概括分析：
　　我國自道光二十三年、鹹豐八年兩次敗於歐人，於是驚心動魄於西洋之文明，而謀有以輸入之，乃有派西洋留學生之事。然此後二三十年間，派往之人，為數甚少，而其人歸國，亦無影響於國傢。其上等者，閉戶讀書，不與世事，彼無所乾於社會，社會亦不知其人。此等人與嚮來之讀書人無異，世未之奇也。其下等者，持其所學之語言文字以為羔雁，營營於利祿之途，除此則皆所不計。此等人與嚮來之流俗人無異，世亦未之奇也。故留學生遂與社會相忘，社會不濛留學之利，亦不濛留學之害，遂若無此留學生者然。……自光緒十七年大敗於日本，於是驚心動魄於東洋之文明，而謀所以輸入之，乃有派東洋留學生之事。論者猶以為與前之派西洋留學生等耳，而豈知其後之效，乃與昔大異。昔之留學生，絕無所錶現於社會，而今之留學生，則嶄然現其頭角，為通國中之一種新人物。
　　這種界標的意義，顯然不能從1896年的東文附讀生或更早的洋務學生身上體現齣來。隻有在維新運動激勵下東渡求學的青年，纔會迅速與新興政治勢力的代錶人物建立聯係，參加救國和革命運動。而原來附讀生中的戢元丞等人，也是在正式進入日本學校後，纔積極投身於鬥爭洪流。因此，適當調整留日學生發端的時間概念，更有助於研究其地位作用，進而認識甲午戰爭與戊戌維新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
　　【“興亞會”與戊戌庚子間的中日民間結盟】
　　1898年成立於上海的亞細亞協會，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上據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可以說是中日兩國民間人士的首次正式聯閤。從甲午戰爭前普遍衊視的“蕞爾島國”，到甲午戰後的維新楷模，再到德國侵占膠州灣時對抗列強、挽救危局的盟友，最後一度成為閤謀反清的同黨，中國趨新人士與日本對華團體的關係層層遞進。而上海亞細亞協會承前啓後，不僅具有強烈的象徵性意義，還有一定的組織和人事脈絡。一部分中國人士和輿論，更願意稱之為“興亞會”，視之為中日兩國民間人士聯閤挽救危局並進而振興東亞的聯盟，而不僅僅是日本某個具體對華團體的海外分支。麵對歐美列強瓜分中國的企圖和清廷無所作為的現狀，上海亞細亞協會所顯示的不僅是中日雙方民間人士同盟的努力；日本各派對華團體逐漸閤流以及中國各種趨新勢力謀求聯閤，也是促成上海亞細亞協會的潛在動力。由於這一潛力的持續存在與作用，庚子中國各派趨新勢力聯閤反對當朝執政，而以閤並包括亞細亞協會在內的日本各個對華團體而成的東亞同文會，則全麵介入瞭南方各地的聯閤反清密謀。
　　【辛亥時期的變政與日本】
　　辛亥時期，日本對中國的影響廣泛而深入，早已受到海內外學界的高度關注。美國學者任達（Douglas R. Reynolds）的《新政革命與日本》（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3）一書指齣，新政前後，中國的知識與製度體係截然兩分，此前為一套係統，大緻延續瞭韆餘年；此後為一套係統，經過逐步的變動調整，一直延續至今。作者這樣來錶述他的看法：
　　在1898年百日維新前夕，中國的思想和體製都刻闆地遵從瞭中國人特有的源於中國古代的原理。僅僅12年後，到瞭1910年，中國人的思想和政府體製，由於外國的影響，已經起瞭根本性的變化。從最根本含義來說，這些變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麵，中國的新舊名流（從高官到舊紳士、新工商業者與學生界），改變瞭語言和思想內涵，一些機構以至主要傳媒也藉此錶達思想。在體製方麵，他們按照外國模式，改變瞭中國長期以來建立的政府組織，改變瞭形成國傢和社會的法律和製度。如果把1910年中國的思想和體製與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國相比較，就會發現基本的連續性，它們同屬於相同的現實序列。另一方麵，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們發現，在思想和體製兩大領域都明顯地彼此脫離，而且越離越遠。
　　這一天翻地覆的巨變，使得中國人百餘年來的精神觀念與行為規範，與此前幾乎完全兩樣。今日中國人並非生活在三韆年一以貫之的社會文化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來的知識與製度體係大變動所形成的觀念世界與行為規範的製約之下。任達認為，這樣的變動是以清政府和各級官紳為主導的具有根本性的革命，而日本的影響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盡管他過於強調日本方麵的主動、積極與善意，以及清政府改革的革命性，引起不少的批評，指其未能揭示日方的用心和混淆不同政治勢力對於曆史發展的作用，但所說近代知識與製度的根本轉變及其深遠影響，卻是不爭的事實。
　　當然，轉型的曆史進程遠比任達所描繪的更為復雜和深刻。不僅涉及明治日本，還包括整個豐富多樣的“西方”；不僅發生在新政時期，而是持續瞭半個多世紀（受域外影響發生觀念行為的變化，從來就有，如佛教和耶穌會士的作用，尤其後者，令西學早已東漸）；不僅政府主導的那些領域齣現瞭觀念和製度變化，全社會各個層麵的各種知識製度體係，幾乎全都根本改觀；參與其事者不僅是清朝官紳和日本顧問，外國來華人士和廣大中國知識人也紛紛介入其中。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革命性變動並不是照搬移植外國的知識與製度，今天中國人生存於其中的知識與製度體係，雖然來源藍本多在外國，因而與世界上其他國傢大體相似，但還是有許多並非小異。這些韆差萬彆，不能簡單地用實際上未能擺脫西化的現代化理論來衡量和解釋。
　　關於辛亥時期日本對中國的影響，以往的研究在層麵上還有所欠缺，有待於進一步拓展視野，發現問題；在做法上則存在以後齣外來的觀念格義附會的偏嚮，對於前人本意和前事本相誤讀錯解之處相當普遍。就此而論，辛亥時期日本如何影響中國，影響到何種程度，以及如何認識其影響，還有相當廣闊的探討空間。
　　……
　　【後記】
　　以時下通行的專傢眼光而論，在下肯定不是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的專門傢。隻是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無論哪一個專門領域，外國的影響以及中外的關聯，都很難完全繞過。藉用傅斯年的分法，如果說古代史還有較少與外國拖泥帶水的全漢時段或方麵，那麼，近代中國的曆史就基本上都是非與外國糾纏不清的半漢。而在數以百計的外國當中，日本對於近代中國的影響至關重要，兩國的關係十分復雜。可以毫無誇張地說，不瞭解日本、日本人以及中日關係，對於中國近現代史的認識就很難完全到位。
　　由於中日關係的特殊與牽連廣泛，盡管學問的興趣相當多，還是有不少方麵與日本有著韆絲萬縷的聯係。碩士研究生階段，我最初的學位論文選題便是留日學生。這是當時頗為新穎熱門的話題，原來的基礎不大好，而關注的學人日漸多，因為有材料，有話說，況且又與辛亥時期研究的主綫革命黨淵源很深，自然成為擴展研究的直接方麵。
　　30多年前，雖然留日學生的研究逐漸引起關注，畢竟基礎薄弱。尤其是材料的掌握和運用，以今天的標準衡量，顯得相當貧乏。之所以最初選擇以留日學生為題，是因為入學之初，渴望求知，恨不得將圖書館裏的每一本書讀完，在想方設法瀏覽各種文獻書籍的過程中，我閱讀瞭中山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一批晚清報刊，發現其中許多前人很少利用，或是即使有所涉獵徵引，仍有相當多的內容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這批報刊主要是1927年顧頡剛為中山大學圖書館到江浙購書的成果，據稱，所購清季民初的期刊共有400餘種。
　　那一時代，藏書傢買書著重於版本，學問傢則首先看重內容。由藏書樓轉型為圖書館，收藏標準尚未製定，顧頡剛為此專門寫瞭長篇購書計劃書，實際上等於是為圖書館擬定準則。顧頡剛的學問欲極強，視野寬廣，又有材料一律平等、高下分彆唯在運用的獨到眼光，所擬購的書籍文獻包羅萬象，分類清楚，還特彆注意到可以作為近代中國研究史料的雜誌和報紙。其購買的品種數量雖然不能覆蓋全體，可是主體的部分已經基本包括。這在全國各館當中，至少是位於前列的。顧頡剛的計劃書及其擬定的分類等準則，對圖書館的發展影響甚大。成立並不算早的上海圖書館，雖然有原來幾傢圖書機構的老底，若非按照計劃書的眼界路徑充實擴展，也很難有現在的規模和特色。
　　早得先機，僅以近代報刊論，從近30年來集眾編輯齣版的各種目錄和期刊介紹書看，中大圖書館所藏近代期刊，有不少甚至超越其上，有的為各種目錄失收，有的則多於目錄或相關介紹提示的期捲。更有意思的是，其中不少齣自清季軍機大臣王文韶傢，除瞭顧頡剛提到的幾種之外，還包括留日學生的各種期刊。關於近代報刊作為史料的價值及注意事項，已經專文詳述，對此今日學界仍然有所爭議。相比之下，顧頡剛當年的見識和行事，的確難能可貴。否則，不知有多少重要史料會湮沒無聞，令來者不勝唏噓。
　　在係統閱讀近代報刊圖書的過程中，我先後擬齣十幾篇有關近代中國留日學生的論文題目。雖然後來逐漸發現國內新式學堂學生的材料更多，而前人關注更少，因而中途改換方嚮，轉而著重研究國內學堂學生，所擬定的留日學生研究的各個論文題目卻並未就此束之高閣，後來大都寫成並發錶，陸續結集到各種專書之中。如孫中山與留日學界、軍國民教育會、癸卯元旦留日學生排滿大會史實考、早期留日學生社團概論等。此後，在孫中山、戴季陶等人物研究、庚子勤王與保皇會研究、國學研究、近代學人與學術研究等領域，日本或中日關係仍是重要的關注點，以此為主題的論文就有梁啓超的國學研究與日本、近代日本留華學生、日本東亞同文會廣東支部、東方考古學協會述論等，其他還有多篇論文主要涉及或包含與日本關係的內容。如關於“中國哲學”探源以及京劇名伶田際雲的天地人生大舞颱。
　　研究中日關係，接觸資料和應用資料的條件和能力相當重要。在這方麵自己可謂幸運，得到日本東西兩京眾多師友的鼎力相助，如衞藤瀋吉、容應萸、野澤豐、久保田文次、狹間直樹、森時彥、村田雄二郎、石川楨浩、李廷江等，因此能夠獲得良好機會，多次前往日本進行訪問研究，並持續參與各方的研究活動，深入瞭解日本的中國研究學界的狀況動嚮。還有許多學人在不同場閤以不同形式給予過各式各樣的幫助。沒有這樣的機緣，萬丈雄心也隻能徒嘆奈何。在此要錶達由衷的敬意並緻謝忱。時光易逝，其中有的前輩學者已經仙逝，唯有以努力做好研究作為懷念和祭奠。
　　戰後的日本較戰前發生瞭相當大的變化，盡管是否已經根本改變還有待觀察。日本的學界如同政界，也有派分，至少在外人眼中，派分的重要依據之一，是各自的學術觀念和政治傾嚮。而中國學者在做齣判斷時，不由自主地會以我畫綫，也就是根據與本國本人的觀念傾嚮的吻閤度來劃分派彆。可是這樣的劃分有時會掩蓋許多事情的復雜聯係。2008年，參加在箱根舉行的關於戰時中國的社會與文化的學術研討會，提交的論文就是收入本書的“抗戰時期國民黨對北平文教界的組織活動”。會議期間，一次在酒店長長的走廊上偶遇年事已高的衞藤瀋吉先生，他問我，所徵引的硃傢驊檔案是否已經有人使用，前人是否已有類似的文章發錶，聽完我簡短的答復後，他竟然停下腳步，鄭重其事地錶示感謝。就在那一刻，我意識到嚴謹學者的良知始終是這位長者的內心世界，政治偏嚮和嚴苛風格不過是社會錶現。就像他曾經在一次學術會議上公開說，中國對於他而言，既不是故鄉，也不是他鄉，更不是異鄉。這種連自己也說不清道不明的糾結心情，外人的解讀更難免霧裏看花，各執一偏。
　　秉承學術良知，不少日本學者並不諱言侵略和戰爭的曆史。1999年，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舉行紀念該所成立70周年的學術研討會，我提交的論文即關於1920年代中日兩國聯閤發起組織的東方考古學協會。當時並不知道這個純然學術組織的背後也有日本政府的直接插手，在座的京都大學岡村秀典教授雖然素不相識，卻於會後特意寄來吉村日齣東的《東京帝國大學考古學講座の開設 —國傢政策と學問研究の視座から》一文（日本曆史學會編集：《日本歷史》1999年1月號），由此得知日方的動機其實並不單純。日本學者以學術為本的行為，或隱或顯地體現瞭對侵略曆史的深刻反省。
　　或謂留學歐美是資本，而留日則負有原罪。說者當然有親身體驗，也反映瞭一部分社會偏見。若是從政治角度考察，留日齣身者固然有人附逆下水，但是高揚民族主義的堅定愛國者也大有人在。正因為刻骨銘心的留日體驗，不少留日學生很早就意識到中日兩國不幸成為宿敵，遲早必有一戰。
　　從學問的層麵看，則有兩說。嚴復還在清季東學派占上風之際就斷言東不如西，梁啓超等人對此並不否認，隻是覺得西學太難，不易直接麵對，通過東學可以事倍功半，不但應急，而且能為將來直接學習西學搭橋鋪路，逐漸過渡。可見東學充其量也就是通往西學的捷徑而已。在世界尚未擺脫歐洲中心籠罩的時代，這樣具有普遍性的看法當然是事實，但是具體到東亞、近代中國以及中日關係研究的領域，東學的重要性絕不是中介過渡那樣簡單。
　　或者認為，研究中日關係乃至中國近現代史應當多與日本的日本研究者交往交流，因為這方麵的學人對於日本自身的認識較為深入，同時作為本國文史哲的研究者，水準能力一般在研究外國的同行之上。此說確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盡然。以往的日本學術界，日本研究、東洋（以中國為主）研究、西洋研究三分天下，尤其是京都大學的中國研究，不僅成為日本的學術主流，而且意欲和中國學界爭勝。更為重要的是，研究近代東亞，應當盡可能在資料和史事方麵溝通中、東（以日本為主）、西三方麵，並且理解得當，就此而論，日本的日本研究者並不一定具有優勢。
　　關於日本的曆史、文化、社會、學問，嚴格說來我還是外行，要想恰當理解幕末以來日本人的言行，誠非易事。不少其他國傢的日本研究者都感到，越深入接觸和研究日本，就越是難於理解。在這方麵，首先得益於衞藤瀋吉先生所說，閱讀差的史學論著不如看好的文學作品。受此啓發，我廣泛閱讀瞭包括文學傢所寫曆史書在內的日本書籍。而與狹間直樹教授的多次長談，使我在這方麵受益良多。狹間直樹教授曾經追隨京都的多位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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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老師關於中日關係的經典著作，值得很好閱讀，第二次購買，而且一買就是兩本，絕對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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