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拓者 著名曆史學傢訪談錄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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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開拓者 著名曆史學傢訪談錄》：接受采訪的學者，無一不是曆史學的領軍人物，他們的故事，各具個性，栩栩如生，構成瞭史學史的一方角落；對年輕的學子們，亦是一種激勵和啓發。

內容簡介

　　《開拓者 著名曆史學傢訪談錄》匯集瞭當代十餘位中外著名曆史學傢的訪談。接受訪問的學者們均為各自研究領域的開拓者與鋪路人，對當代曆史學科的奠基和推進卓有貢獻。在訪談中，他們迴顧自己的學術人生，評論和反思當前的曆史學的研究現狀，並為曆史學的未來指明瞭方嚮。閱讀這些篇章，仿佛與智者麵對麵交談，帶給讀者一種“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愉悅與收獲。

作者簡介

　　王希，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教育部首批文科長江學者講座教授，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大學曆史係教授。

　　盧漢超，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InstituteofTechnology）艾倫人文學部教授。

　　姚平，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曆史係教授。曾獲全美人文基金會研究奬(2005—2006)、富布賴特資深學者奬(2011—2012)。

目錄

美國史學三十年：變革與挑戰--埃裏剋·方納訪談錄（王希 采訪/翻譯）
史學的藝術--史景遷訪談錄（盧漢超 采訪/翻譯）
儒學與科學--艾爾曼訪談錄（盧漢超 采訪/翻譯）
肩負傳統，探索未來--北京大學曆史學傢訪談錄（王希 采訪）
女性主義視野中的中國曆史--費俠莉訪談錄（薑進 采訪/翻譯）
全球化時代反思中國曆史--王賡武訪談錄（包安廉 采訪/王希 翻譯）
對戰時自由主義的一種激情--易社強訪談錄（盧漢超 采訪/翻譯）
曆史、曆史學傢與人民共和國的六十年--金衝及訪談錄（王希 采訪）
四十年的中國史緣--伊沛霞訪談錄（姚平 采訪/翻譯）
畢生的追求：求知、啓濛與獨立之精神--資中筠訪談錄（王希 采訪/翻譯）
中國的邊疆曆史研究--馬大正訪談錄（單富良 采訪/翻譯）
21世紀的知識分子信念--包弼德訪談錄（姚平 采訪/翻譯）
從得剋薩斯到浙江：一位中國史學者的思想之旅--蕭邦齊訪談錄（包安廉 采訪/王希 翻譯）
曆史與記憶中的社會性彆：走進中國婦女的不同世界--賀蕭訪談錄（姚平 采訪/翻譯）

精彩書摘

　　曆史學的新使命與新挑戰
　　埃裏剋?方納(EricFoner)本身是一個故事，並且帶有一些傳奇色彩。他齣生於一個史學世傢，父親傑剋和叔父菲利普都是曆史學傢；16歲上大學，先後從哥倫比亞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獲得本科學位；22歲在學術期刊上發錶研究論文，隨後師從著名曆史學傢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Hofstadter），26歲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27歲發錶專著並開始執教於哥倫比亞大學。兩年後，方納轉入紐約市立大學和牛津大學任教，於1982年重返母校，擔任美國史講席教授至今。
　　方納的研究領域涵蓋19世紀美國史、美國內戰與重建、美國政治文化史、非裔美國人史、美國激進改革運動以及林肯研究。自1970年以來，他齣版瞭近二十部專著和編著，其中多部著作以史料豐富、見解透徹、觀點獨到和文筆精美而成為美國史研究的經典著作。他的《重建：美利堅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一書獲得六項學術奬，包括代錶美國史研究最高成就的班剋羅夫特奬；他的《給我自由：一部美國曆史》成為美國大學最受歡迎的美國通史讀本，自2004年以來，已經連續再版四次。2011年，他的《烈火的考驗：林肯與美國的奴隸製問題》再度獲得班剋羅夫特奬，並獲得瞭當年的普利策奬（曆史類），成為極少數同年獲得這兩項大奬的美國學者之一。
　　1993年和2000年，方納分彆被選為美國曆史學傢組織和美國曆史學會的主席，成為能在一生中獲此兩項殊榮的極少數美國曆史學傢之一，足見美國曆史學界對他的學術成就的贊賞和尊重。
　　王希：您的第一本主要著作《自由土地、自由勞動、自由人：內戰前共和黨的意識形態》是1970年齣版的，這正好是史學界發生革命性變革的初期，您顯然經曆瞭這場史學變革，您如何看待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方納：我開始做研究的時候，可以說還是一個傳統的政治史學傢。我當時的研究題目是意識形態，但我實際上真正研究的是政黨政治和政治領袖。這樣的研究直到現在還有人在做。我認為，隻要“政治”這個概念不是局限在國會辯論和選舉這類狹隘的範圍內，政治史的研究仍然是十分有用的。研究選舉活動和過程本身也沒有什麼不妥，但在政治史的研究中，“政治”這個概念的內涵一定要擴展。“政治”應該包括政治權力在現實生活中的許多領域內運作和運用的內容和方式。“政治”不僅存在於社會生活中，也存在於傢庭生活之中。譬如說，傳統的婦女史很重視婦女選舉權的研究，這幾乎是婦女史的一個經典課題。但新婦女史卻使我們認識到，婦女對於政治的參與和影響早在她們獲得選舉權之前就已經開始瞭，禁酒和廢奴團體等自願性婦女組織都是婦女對政治施加影響的重要媒介。換句話說，在她們還沒有贏得政治程序中那些決定選舉結果的位置之前，美國婦女就已經在公共生活中找到並扮演瞭影響政治的角色。德國哲學傢哈貝馬斯(JürgenHabermas)提齣的“公共領域”(publicsphere)是一個重要的分析概念，對於認識和理解政治在社會不同層次的發生和運作是相當有用的。當然也有曆史學傢繼續在做總統傳記或傳統的政黨研究，邁剋爾?霍爾特去年齣版的大部頭著作《美國輝格黨的興起與衰落》，有1200多頁，就是一個例子。有人認為這本書雖然有價值，但主題和風格都過於陳腐，帶有舊史學的遺風。現在繼續這樣寫曆史的人是越來越少瞭。這部書能不能得到史學界的大奬倒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因為它的確代錶瞭一種迴歸傳統史學的趨嚮。我認為，政治史的研究者並不需要拋棄自己的研究計劃，但必須吸收和囊括新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無論怎麼說，曆史學傢總不能對近年來史學界的變化視若無睹，而一味埋頭按照原來的路子進行研究和寫作。
　　王希：研究方麵的變化對美國史的教學有什麼影響呢?
　　方納：傳統的美國史學以從殖民地時期至今美國政治和思想的發展為基礎，建立瞭一套定義清楚、脈絡清晰的美國史敘事模式。盡管這種模式對美國史所作的結論並非完全準確，但它卻有一種高屋建瓴的概括能力，能清楚地勾畫和界定美國發展的脈絡，尤其適用於美國通史課的教學。今天的美國史教學可就不那麼容易瞭。如何將美國曆史經驗的多元性和復雜性準確地傳達給學生，如何幫助他們理解“自由”和“民主”等這些概念本身不斷被質疑、挑戰和重新定義的曆史事實，我們目前還沒有找到有效和通用的答案，所以美國史的教學要比從前復雜和睏難得多。除此之外，檔案研究與課堂教學之間仍然存在著相當大的距離。為瞭弄清美國史上的一個具體問題，你也許要在檔案館裏苦苦研究若乾年，但你能在通史課上與學生討論這個問題的時間恐怕不會超過五分鍾。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要不要采用敘事（narrative）模式的問題，即曆史是不是一定要用敘事體來寫作。現在有的學者已經把“敘事性曆史”(historicalnarrative)作為一種“虛構性寫作”(fiction)而徹底拋棄瞭。在海登?懷特這樣的後現代學者看來，曆史研究和寫作說穿瞭無非也是一種虛構，曆史學傢的工作無非是在創造發明一種敘事模式，即選取一些過去發生的事，將它們串連起來，再人為地加上一些這些事物本身並不具備的意思，以增強敘事的故事效果。這種批評有它的可取之處，至少它提醒曆史學傢在研究和教學中在選擇材料和方法時要倍加審慎，不要將那些沒有經過明確論證的推論當成事實和真理強加於人。但從另一方麵來看，教曆史的時候不可避免地要創造不同的敘事模式，這就是曆史學的本質：錶現和敘述因時間的推移而産生的變化。盡管新史學注重對普通美國人曆史的研究，但在教學中，曆史學傢仍然無法避免要講述傑斐遜、林肯和羅斯福這樣的政治人物。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這些領袖人物把你描述的美國曆史連結起來，使其成為一個連貫的整體。所以，即便是那些反對使用敘事體的人在教曆史時也不得不采用這種方式。你總不能像一個社會學傢那樣來教曆史課吧，隻是給學生機械地羅列一大堆不帶曆史概念的事實和數據。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你就不是曆史學傢瞭。所以，曆史教學的問題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得多，如我剛纔提到的，主要是因為我們還沒有找到如何將史學研究的新趨勢和新成果貫穿到大學曆史教學中去的路子。
　　王希：有沒有什麼有效的方法能將傳統的敘事性曆史與新史學結閤起來，使它們成為相輔相成、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教學和研究方式?
　　方納：我在《美國自由的故事》中就進行瞭這方麵的嘗試，成功與否，另當彆論。我想展示的就是曆史學傢有可能創造齣一種既有彆於傳統的敘事模式、但又具有連貫性的新美國史敘事模式，你也許可以把這種方法稱為一種“競爭性敘事”(acontestednarrative)。這是一種不確定的、開放性的敘事，它沒有一個事先設定的開端、中間和結尾，也並不隻是敘述美國曆史上的進步和成就，事物的發展總是既有前進，也有倒退，並非隻是遵循一條永恒嚮前的直綫。“競爭性敘事”的目的就是要說明，在美國曆史上的每一時期內，許多事物和觀念總是處在不斷地被人們質疑和辯論的狀態之中。我在書中描述瞭“自由”作為美國社會和曆史的中心思想在美國曆史上演變的過程，我想展現在美國曆史的不同時刻“自由”這個概念是如何引起爭議、受到質疑和被重新界定的。在這樣的敘事體中，事物的不確定性始終是研究和寫作要考慮的重點。這樣做可能會使學生也産生一種不確定感，他們甚至可能因此感到有些不適應，但這是解決美國史教學睏難的一種嘗試。
　　王希：近幾年來，美國公眾輿論就曆史問題展開瞭好幾場大辯論，為什麼美國公眾會突然對美國史的寫作和解釋如此地關注和投入？
　　方納：美國曆史在1990年代一度成為公眾辯論的焦點，這著實使許多曆史學傢大吃一驚。一般來說，美國的公眾和輿論界並不關心曆史學傢的研究，但在90年代，史學界內齣現的對美國史的重新解釋和對舊史觀的修正卻變成瞭熱門的政治問題。這些引起爭論的問題包括製定和頒布全國性的中小學《曆史教學標準》、在國傢曆史博物館舉辦有關美國在日本投擲第一顆原子彈的展覽、迪斯尼樂園希望建造一個以美國曆史為主題的遊樂場的計劃、在首都華盛頓舉辦有關美國奴隸製曆史的展覽以及為紀念遭到納粹德國屠殺的猶太人的展覽館等，還有南部邦聯的旗幟是否應該繼續懸掛等問題。這些都涉及美國曆史上的敏感問題，或者說都是繼續存有嚴重分歧和爭議的問題，因而在公眾中引起瞭激烈而持久的辯論。這些辯論的核心實際上是美國人應當怎樣書寫和記憶自己的曆史。就對待曆史的態度而言，美國人實際上是一個很矛盾的民族。一方麵，美國人——當然這是一種泛指——是一個注重未來的（future-oriented）民族。托馬斯?潘恩（ThomasPaine）當年曾說過：“我們的過去決定瞭我們要創造一個嶄新的世界。”在潘恩看來，建立美國的真正意義是對過去的拋棄；這個過去就是歐洲大陸，就是舊世界，而美國是一個屬於未來的國傢。與其他民族國傢不同的是，美國的國傢認同（nationalidentity）不是由那種根基於數百年曆史而形成的國土疆界或那種經過數代人的積纍而形成的單一“民族”（volk）傳統來確定的。美國人既不是由一個共同分享的過去、也不是由一個對未來的共同期望連為一體的，因此有些美國人認為曆史無關緊要。若乾年前，在國會調查伊朗門事件的聽證會上，當裏根總統被問到一年多以前發生的事情時，他迴答說：“那已經是古代史瞭，已經不重要瞭。”在他看來，發生在一年以前的事就已經是古代史瞭！
　　但另一方麵，美國人又十分重視曆史，對曆史充滿瞭強烈的興趣。眼下曆史很受大眾的歡迎。有綫電視網中的“曆史頻道”（HistoryChannel）屬於熱門頻道，曆史書的銷路不錯（盡管銷路好的曆史著作並不一定是由專業曆史學傢寫的），參觀和遊覽曆史博物館、曆史遺址及類似葛底斯堡這樣的國傢曆史公園的人終年絡繹不絕。對許多人來說，曆史帶給他們一種認同感：一種傢庭的認同感和一種民族的團結感。人們不僅看重曆史，更看重曆史的功能，對曆史功能的發揮和運用也很投入。保守派認為曆史的功能就是嚮人民灌輸愛國主義思想。前一段時間，曾有人指責曆史學傢在寫作中沒有足夠地強調國傢的目的，沒有充分地錶現愛國主義思想，沒有對美國民族的內在凝聚力給予應有的認可和強調等等。
　　與此同時，其他一些群體對曆史又抱有另外的期望。傳統的曆史研究把黑人排除在外，在某種程度上反映瞭黑人權利被剝奪的現實；民權運動將黑人重新納入美國曆史的範疇，也推動瞭對黑人曆史的重新書寫。婦女史也是女權主義運動在20世紀60年代復興的結果。對於這些從前受到排斥的群體來說，曆史研究是一種使他們原來所處的曆史地位閤法化的途徑，他們希望通過對其曆史地位的重新定位和評價來建立一種新的對美國曆史和美國國傢的認同。這些不同的訴求顯然給曆史學傢的工作提齣瞭嚴峻的挑戰。
　　曆史學傢的工作不應該是為瞭幫助某一個社會群體做到自我感覺良好，因為我們不是心理學傢。無論是那些在曆史上受過壓迫而迫切要求在曆史中尋找國傢認同感的群體，還是那些堅持曆史的功能就是嚮人民灌輸愛國主義思想的群體，曆史學傢的工作不應該是簡單地去迎閤或滿足這些群體的願望，增強他們的自尊心，讓他們為自己的過去感到驕傲等等。曆史學傢的工作應該是把過去發生的故事——包括這種故事本身具有的種種復雜性，以及它所具有的正麵和反麵的內容——盡可能準確而有力地講述齣來。這是曆史學傢的責任。
　　曆史研究當然不能迴避政治內容，事實上曆史學傢提齣和關心的問題本身就受到他們所處環境的影響。但從另一方麵來看，如果史學研究被當成一種為政治服務的工具，其成果也就往往變成一種不可信賴的曆史瞭。如果一個人研究曆史的齣發點僅僅是為瞭證明和宣揚某一特定的政治觀點，他可能不得不對曆史作簡單化的處理，甚至有可能麯解地割裂曆史。所以，曆史學傢麵臨很大的壓力，肩負重要的責任。我們的工作就是保證人民能盡可能地獲取最優質的“曆史感”(senseofhistory)。有一件事時常令美國曆史學傢感到苦惱，那就是盡管公眾社會對曆史錶現齣濃厚的興趣，但真正懂得美國曆史的人卻不多。這一點在一年前剋林頓總統遭彈劾的前後錶現得尤為突齣。當然我並不指望所有的新聞記者或普通群眾對彈劾總統的細節都做到瞭如指掌，很多曆史學傢也不一定知道美國曆史上齣現過多少次彈劾，但人們起碼應該知道製憲者們當初為什麼要建立彈劾的機製，至少要懂得彈劾作為一種法律程序所必須依賴的基本原則等等。但真正深入瞭解這些知識的人實在太少瞭，這說明我們曆史學傢還需要更努力地工作。
　　王希：作為現任美國曆史學會主席，您認為美國曆史學界在近期將麵臨什麼樣的挑戰?
　　方納：我想我們麵臨的主要挑戰之一是如何使所有的曆史學傢都能在曆史學界得享一席之地。如前麵提到的，我知道有相當一批曆史學傢有一種被新史學排除在曆史學界以外的感覺，他們覺得自己從事的研究不再受到重視，有的研究甚至被貶為過時的或不重要的，他們的研究領域也不再具有什麼重要意義等等。毫無疑問，新史學為曆史研究帶來瞭新鮮血液，曆史學傢不可能總是重復同樣的研究，每一個時代都會有自己的方式來研究曆史，這一點是無可非議的。但是，新一代人有時會以否定上一代人成果的做法來界定和樹立自己，這是需要審慎而行的。隨著我自己開始告彆中年，我對老一代曆史學傢的尊重日益增加。我認為，史學界現在已經到瞭一個必須具有包容性(inclusive)的時候瞭，所有形式的史學研究都應在史學界受到歡迎。
　　我們麵臨的第二個挑戰與其說是與曆史研究有關，不如說與曆史教學的機製有關。如你所知，我們目前麵臨一個嚴重的曆史學傢的就業問題。因為大學聘用的史學教授的人數遠不如過去多，剛剛拿到博士學位的人要想順利地在大學裏謀得一個全職工作遠不像從前那樣容易。許多人隻能屈就去做兼職或臨時教授，他們的工資不高，能享有的作為教授的權利很少，晉升和轉正的希望渺茫，如何使這些曆史學傢獲得起碼的有尊嚴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是一個重要問題。曆史是一門重要的基礎學科，與其他任何學科相比，它都應該被看成是一門非常核心的學科，我們必須要使社會、政治傢、各州議會和大學都認識到這一點。當財政齣現緊縮和睏難時，政府和學校的決策者們首先裁減的往往是曆史、文學和藝術這些看起來並不具有任何現實重要性的學科，他們覺得這樣做相對來說比較容易而且也更有道理。他們認為，把錢花在科學研究、技術培訓、電腦培訓等課程上顯然要比把錢花在曆史學科上更為明智和更具有說服力，因為科技課程可以為學生畢業後找工作提供直接現實的好處。這些決策者應該懂得，曆史也許不一定能幫助學生找到某份特殊的工作，但曆史能夠培養學生學會如何思考，幫助他們學會在民主社會中扮演一個有思想的公民的角色，學會思考比簡單地為找一份工作而學習要重要得多。
　　王希：曆史學界本身會麵臨什麼樣的挑戰呢？譬如說，新美國史學會麵臨什麼樣的挑戰?
　　方納：曆史學界已經齣現瞭一些對新史學的批評，這些批評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其中一種批評認為，新史學在研究內容的擴展、方法的多元化以及要求對所有社會群體麵麵俱到的做法上，已經導緻瞭美國史研究中的“碎化”(fragmentation)現象和趨勢。持這種批評觀點的人認為，目前的史學非但未能産生具有高度概括和綜閤性的敘事性美國史，反而把美國史研究變成瞭一種四分五裂的地方或單個群體的研究。地方和群體的個案研究本身是非常有價值的，但如果隻是把它們簡單地拼閤起來，我們並不能夠得到一個完整的美國曆史的總體畫麵。所以，如前麵提到的，我們仍然需要探索一種新的方法，一種既能幫助我們重新把握美國曆史的整體麵貌、但同時又不至於迫使我們放棄新史學所具備的那種對美國史的深刻洞察力的方法。有些曆史學傢認為對“綜閤性史學”的重新呼籲是一種倒退的錶現，認為這是要求史學研究迴到政治史為中心的時代，我並不這樣認為。
　　史學界麵臨的另外一個挑戰是我們如何超越所謂的“美國例外論史學”(thehistoryofAmericanexceptionalism)的模式。我想，從定義上講，國彆史本身就或多或少都帶有某種例外論的色彩，因為國彆史通常以國界來劃分，民族國傢(nation-state)是曆史研究的分界綫，人們常常研究法國史、美國史、俄國史或中國史。當然也有許多人研究國與國之間的曆史，但絕大部分的曆史仍然是以國傢為劃分界限的。比起其他民族國傢的曆史學傢來說，美國曆史學傢更強調美國曆史的獨特性和例外性。美國曆史學傢通常把曆史分成兩類：美國史為一類，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傢的曆史被歸為另一類。但在已經來臨的21世紀裏，全球化正在迅速發展，傳統的國界劃分將在許多方麵扮演一個越來越不重要的角色，民族國傢並不會完全消失，但在經濟生活和人權等領域內，有些問題可能會超越國界。所以，我們麵臨一個如何將美國史研究與更廣泛的世界背景相結閤和整閤的問題。有些領域已經開始朝這方麵發展瞭，如殖民地時期曆史的研究，現在就是放在大西洋領域和英帝國整體的大背景下進行的。曆史學傢現在更強調英國、非洲、加勒比海地區和北美殖民地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交往，而不再是孤立地研究殖民地史。丹尼爾?羅傑斯(DanielRodgers)去年齣版的《大西洋的跨越》一書就是一個優秀的例子。這本書描述瞭20世紀初美國進步運動時代的立法如何受到瞭歐洲社會立法的影響，敘述瞭歐洲與美國在應對現代資本主義及其對社會生活的衝擊方麵的思想和政策交流的過程。
　　但是，由於傳統的例外論偏見的存在和現在絕大多數史學傢所受的訓練仍然是國彆史這一現實，要想迅速把美國史研究推進到一個更為廣闊的曆史背景下仍然存在不少睏難，同時這樣做也有一定的危險性:即由於不能進行深入的研究從而將曆史簡單化。講“讓我們來寫一部世界史或國際史”這句話很輕鬆，但真正有能力在不同的地方(和國傢)從事深度研究、同時又能熟練掌握各地(國)史學成果的學者卻不多。將美國史置於大西洋背景下來研究自然很好，但有多少美國曆史學傢真正熟悉和吃透瞭其他各國在這方麵的研究成果，包括法國的、西班牙的，甚至英國的？要做到這一點是很睏難的。不過，這樣的努力會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國史研究逐步嚮“非民族國傢化”(de-nationalize)或“國際化”(internationalize)方麵移動，這是一個挑戰。總體來看，這樣做是有正麵意義的。例外論往往使許多美國曆史學傢無法認識到更廣泛的國際趨勢，而事實上，無論是勞工或移民模式還是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都是以國界來界定和劃分的。
　　王希：除瞭寫作和教學之外，您還同時扮演瞭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在公共曆史教育方麵投入瞭許多精力。您是如何看待曆史學傢與公共知識分子這兩個角色之間的聯係的?
　　方納：我的確希望發揮一些公共知識分子的作用，盡管我也意識到這樣做是有一定危險的。我相信作為學者我們有責任與更大範圍的讀者分享知識的成果。我的著作有一部分是為專傢寫的，如我的《自由的立法者們》一書就是一部專業性很強的書，目的是幫助研究重建史的學者瞭解黑人與那個特定時期的美國政治的聯係，普通讀者對此不一定感興趣。
　　但另一方麵，我也力求用一種並不是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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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驗感性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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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采訪的學者，無一不是曆史學的領軍人物，他們的故事，各具個性，栩栩如生，構成瞭史學史的一方角落；對年輕的學子們，亦是一種激勵和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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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你值得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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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還沒看，不過根據之前的瞭解應該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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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還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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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納：我開始做研究的時候，可以說還是一個傳統的政治史學傢。我當時的研究題目是意識形態，但我實際上真正研究的是政黨政治和政治領袖。這樣的研究直到現在還有人在做。我認為，隻要“政治”這個概念不是局限在國會辯論和選舉這類狹隘的範圍內，政治史的研究仍然是十分有用的。研究選舉活動和過程本身也沒有什麼不妥，但在政治史的研究中，“政治”這個概念的內涵一定要擴展。“政治”應該包括政治權力在現實生活中的許多領域內運作和運用的內容和方式。“政治”不僅存在於社會生活中，也存在於傢庭生活之中。譬如說，傳統的婦女史很重視婦女選舉權的研究，這幾乎是婦女史的一個經典課題。但新婦女史卻使我們認識到，婦女對於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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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學之後，學校裏麵巴不得孩子整天都在看課文，而根本很少有老師關心孩子讀不讀其他的圖書，學校也沒有能提供孩子豐富選擇的圖書館，所以在選擇這個環節，我們的孩子就已經沒有多少可以自己做主的餘地瞭。 到瞭閱讀這個環節，大多數傢長都認為，孩子上學瞭，他們怎麼讀書就是學校老師的事情，迴傢來之後，更是很少還有傢長像對待沒上學的幼兒那樣，和他們一起讀書的。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看到錢伯斯特彆提到過，在這個環節，是需要閱讀時間的，但是當孩子所有的時間都被老師布置的作業占據瞭的時候，他還有多少時間可以用來閱讀自己選擇的書？ 而且有的孩子一旦沒有把大量時間用在做作業上，而是用在瞭閱讀上的時候，傢長就會齣來乾預瞭，說孩子太貪玩，不用功讀書，所以在這個環節，孩子仍然是不自由的，既沒有多少時間去閱讀，也沒有多少人支持他閱讀。 最後一個環節，讀後的交流，不僅僅是最不受大人重視的環節，而且還往往成為扼殺孩子閱讀興趣和思考能力的環節，因為孩子讀瞭書，就會有各種想法自然地冒齣來，但是在我們的學校裏麵，他隻能按照一個標準答案去理解書本。我印象特彆深刻的一件事是一個傢長在他的博客裏麵寫，孩子讀三國演義後，老師齣題讓學生迴答，這本書裏最聰明的人是誰？孩子答瞭自己覺得最聰明的人是孔明和龐統，但是老師就在批改的時候打瞭叉叉，說標準答案是：諸葛亮。 我相信任何一個成年人都知道，文學閱讀和數理化考試是不一樣的，文學閱讀中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一韆個人心裏有一韆個林妹妹，所以，我們纔能在文學中收獲獨立思考和個性化創造的果實。但是現在這種消滅個性、扼殺創造力的教育模式，根本已經讓文學閱讀變成瞭文字背誦。所以，在錢伯斯描述的這個兒童閱讀循環圈裏麵，中國孩子最缺少的東西——就是自由。 有一本書叫“誰偷走瞭我的奶酪”，我想每一個中國傢長也可以捫心自問一下，是“誰偷走瞭我孩子的自由”？我不想在這裏給齣一個標準答案瞭，但是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是能想得齣這個答案的。 而在錢伯斯的閱讀循環圈裏麵，還有一個最最大的疏漏，就是兒童文學的創作者，也是這個循環圈裏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他之所以會有這種疏漏倒也並不奇怪，因為在他的國傢裏麵還不存在我們國傢目前的這麼多文學創作的怪圈。在自然的狀態下，文學創作當然是作者想到什麼就寫什麼。每個人肯定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寫齣來的作品也自然是百花齊放的。但是，在中國，首先，作者能寫什麼，是受到很多的因素製約的。其次，因為長期以來教輔的獨霸市場，以兒童文學為專職的作者非常少。僅有的幾個能以創作養活自己的作者，都是如鄭淵潔、楊紅櫻那樣的，完全走通俗低俗路綫的作者。 現在正在徵集意見的著作權法修改草案，裏麵有一條就是，教科書的編寫可以隨意拿彆人的作品使用，不需要經過著作權人許可。所以可想而知，還有什麼頭腦清醒的人會願意進入兒童文學這個領域來任書商宰割呢？更何況，大傢很可能還不知道的一點是，中國的教輔讀物基本上是民營書商通過買書號、然後東拼西湊一些文字，粗製濫造齣來的，而大部分教輔讀物的收入是給瞭教育部門和學校的，因為不打通這些關節，他們的書就不可能有市場。 所以實際上這個修改法保護的就是——民營書商、教育部門這兩方麵的利益，如果這樣的草案得到通過，我們還能指望中國的兒童文學創作有什麼發展？當中國獨立的兒童文學撰稿人都不存在瞭，我們在選擇童書的時候，就隻能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國外引進的兒童圖書，一個是由教育部製定的兒童圖書。當我們選擇的自由就剩下這一點點的時候，無論有多少有思想的成人閱讀者，想給自己的孩子創造一個自由閱讀的空間，都將是不可能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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