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的學術想象與教育反思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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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如何建構新聞傳播學科？如何推動新聞傳播教育？本書分為理解新聞傳播學、作為誌業的新聞傳播教育二個部分，第一部分從哲學、曆史、文化、社會、政治、心理等多角度建立新聞傳播學的想象力，並通過學術對話驗證瞭某些學術想象；第二部分圍繞全麵實現新聞教育的綜颱性、學木性和人文性展開探討，既有對新聞傳播教育的颱理性的深思，也有對教學改革、讀書與研究方法的分享。

作者簡介

　　單波，哲學博士，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雲山學者，中國外國新聞史學會副會長，法國濛恬大學客座教授、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訪問教授，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編輯顧問委員會委員，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編輯委員會委員。主要從事跨文化傳播、比較新聞學、新聞傳播思潮研究，代錶作有《跨文化傳播的問題與可能性》《中西新聞比較論》《心通九境：唐君毅哲學的精神空間》《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應用新聞學捲》《受眾研究讀本》(譯著)等。

目錄

自序　尋找理解與溝通的可能性／001
第一部分　理解新聞傳播學
“曆史嚮世界曆史轉變”與中國新聞業命運的整體觀照／003
重建新聞客觀性原理／013
論20世紀中國新聞業和新聞觀念的發展／027
西方受眾理論評析／042
現代傳媒與社會、文化發展／058
論我國新聞學想象力的缺失及其成因／075
西方媒介生態理論的發展及其理論價值與問題／084
如何錶現中國傳播研究的智慧？／107
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心理學路徑／112
媒介即控製及其理論想象／117
跨文化傳播的基本理論命題／133
麵嚮交流的無奈：傳播學自我救贖的路徑／156
邊緣人經驗與跨文化傳播研究／164
學術訪談／193
第二部分　作為誌業的新聞傳播教育
反思新聞傳播教育／225
媒介融閤時代的新聞傳播教育創新／237
《跨文化傳播》的案例教學：意義、問題與路徑／242
中西新聞比較的問題與方法／252
品評博士論文／274
讀書意義的分享／287
附錄　珞珈書香／417

前言/序言

　　自序　尋找理解與溝通的可能性
　　珞珈問學三十餘年，深感做學問如爬山，即便走齣瞭腳下的路，找到瞭“北”，可這個時候也知道瞭仰望學術的高度，難免因心嚮往之卻不能至而自慚形穢。內心稍微強大一點時，便以“半桶水”自嘲。我之所以在飽受煎熬之後把自己的“半桶水”呈現在讀者麵前，乃源於一種無奈的樂觀：半桶水的活力也許就在於能蕩幾下，蕩過之後，自然顯現知與無知的刻度，此時也許更知道如何引入知識的活水，衝走那無知的泥沙。
　　對我來說，學術是一個“坑”，它用理性誘惑著我，等到半生被埋進去之後纔意識到理性的限度，那些關於人與社會的解釋貌似閤理，甚至以真理的麵目示人，但離開一定的經驗、範圍、條件與情境，所言皆虛，都是一些等待人們去質疑的話語。在這種情況下，對自我的懷疑不可避免：我如何能把握認知對象？我如何能保證我的言辭是真實的？甚至在這個眾聲喧嘩的時代，我如何能保持思想的獨立性，做到“自說自話”？忍受不瞭懷疑的摺磨而放棄懷疑時，學術就隻能是一份“為稻粱謀”的工作，謀利越多，價值越少。於是，不期然養成為學的矛盾：一方麵為所獲而沾沾自喜，另一方麵又為“所獲能值幾何”而睏窘，以至於好多次都為這份睏窘而心煩意亂，彷徨不已。
　　好在從馬剋斯?韋伯那裏我得到瞭另一種啓發，緩釋瞭這種睏窘。他把學術與政治從眾多職業中挑選齣來，稱為“beruf”,對應於英文的“vocation”，即對人具有“召喚”意義的“追求”，這意味著從業者對自己的職業是經過認真選擇的，他深知自己從事的是一個什麼樣的職業或專業，而不是“碰巧”得到。這個詞翻譯過來，就是漢語裏的“誌業”，其根本含義是選擇要實現的“目標”（“立誌”）和認準要堅持的“價值”（“誌於道”）。韋伯給以學術為業和以政治為業的人預設瞭充滿責任感與榮譽感的理想人格，神聖味道十足，似乎不容易做到，但他指明的方法是切近於自我的，即忠於自己的良心，得齣終極的、內在的、有意義的結論。這使我悟齣一個道理，客觀的、真實的、獨立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比這更重要的是如何依據良心去做研究，以及是否基於一定的目標與價值去做研究。以韋伯的觀點來看，新聞傳播是以政治為業的一種工作，治新聞傳播學則是以學術為業的一種工作。兩種具有共同的神聖意味，即把新聞傳播作為一項公共事業貫注到生命中去，滋生齣“為政治而生存”的責任感與榮譽感。從學術層麵來看，新聞傳播學的終極問題是，新聞傳播為什麼不自由？新聞傳播如何自由？它由此顯現建構人類的意義分享的目標，而意義分享的價值便是使人從孤獨與冷漠中走齣來，生活在理解與溝通的世界裏。
　　可是，對我來說，“理解與溝通如何可能”始終是一個難解的問題，而且事關新聞傳播學的學科危機。這個問題就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的那隻老虎，使我在學海漂流中時時感到焦慮與絕望。也許就像老虎隻不過是少年派的幻想一樣，所謂的問題也隻不過是我的幻想，但你不能否認，少年派的幻想錶現的是生存的恐懼與絕望，我的問題凸顯的是媒介化時代的交流所引發的焦慮與睏擾。所以，我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時特彆激動，想到每個人心中其實都有一隻讓人不安的老虎，少年派因為它的存在而激發生命力，得以生存；我因為它的存在而激發思考力，得以麵對現實，尋求新知。
　　1985年從武漢大學畢業時，我的所有選擇都是學術研究，連留校教書都被排除在外，因為體弱多病的我悲觀地認為，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思考。當時最愛的是盧梭的《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那是盧梭去世前留給這個世界的思考。一個法國思想界的風雲人物在走嚮人生終點時，不再有鄰人、同類、兄弟，他獨自承擔著一個時代的懺悔與沉重，繼續尋找著人類精神的本源。我雖學不來思想傢的此種心境，但他那種在孤獨與黑暗中的遐想，卻給長期養病的我示範瞭某種活著的姿態。當時，我以對生命的孤獨與黑暗的體驗，居然在“遐想”中發錶瞭8篇青蔥味道十足的論文，以及若乾哲理性散文，得到瞭些許快樂。
　　承濛彭斐章老師的接引，我開始在《圖書情報知識》做學術編輯工作，一切似乎如願以償。也許是受到20世紀80年代理性精神啓濛的感染，比較愛琢磨知識的主體性、知識的分類與開放這類問題，但是，我對還沒有打破知識封閉圈的圖書館學漸漸失去瞭吸引力。記得剛剛留校的青年老師經常聚在一起爭論一個問題：哪一個學科對社會發展的貢獻更大？印象最深的是，搞科學技術研究的人模仿著阿基米德的口氣說“隻要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動地球”，言下之意是他們的學科可以改變世界；而文科中最牛的是研習哲學的人，他們的觀點是，沒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怎麼會有改革開放？顯然，在這樣的爭論中圖書館學是沾不上邊的。此時，我注意到新聞承載理性精神的可能性，以及在大興安嶺火災報道、關廣梅現象討論等媒體事件中，新聞展現齣來的作為社會變遷之工具的魅力。我忍不住從治圖書館學的平淡之中齣走，跨入熱鬧而又貧瘠、充滿創造機會的新聞傳播研究領域，於1989年轉入武漢大學新聞學專業攻讀碩士學位。可就在這一年，思想解放連同以新聞為本位的新聞觀啓濛都被畫上瞭句號。反資産階級自由化成為主流話語，媒介功能的多元化、媒介所有權的多元化、媒介聲音的多元化都遭受猛烈批判，引自西方的傳播、媒介等詞語被視為掩蓋階級性的概念，客觀、公正等專業主義信條被認為是掩蓋傾嚮性的說辭。一時間，我心中充滿疑惑：新聞改革的熱點已轉變為思想與實踐的僵化，我們還有求取知識、理性與智慧的可能性嗎？學問如此趨嚮主流話語或挾勢力以行，我們如何走在理性的道路上？20世紀80年代的理性啓濛給我烙下瞭深深的印記，我深知，既然要以學術為業，就必須具備理性的精神，即笛卡爾所謂“我思故我在”的懷疑精神，還必須保持理論的姿態，而理論的本意是指全神貫注地觀看，在開放心靈的過程中澄明世事，在澄明世事的過程中開放心靈，錶現感性的呈現與理性的觀照，在學術上“審時度勢”，隻會弄瞎我們的雙眼。
　　當時所做的一件逆流而上的事情就是，在導師樊凡教授的指導下進行中西新聞比較研究，探討中國新聞業走嚮世界的道路。所提的問題還帶有二元對立的味道：中國的傳播活動為什麼長期沉淪在邸報的黑暗中而顯現不齣自身的光輝？為什麼中國新聞業到近代纔齣現，而且要由西方的軍事侵略來催生？在“一個世界，多種聲音”的20世紀，為什麼西方的聲音強大，而我們的聲音卻那麼微弱？這種落差是怎樣造成的？應該怎樣改變？中國新聞業能更快更好地走嚮世界嗎？這些問題在當時是“齣格”的，難免心存擔憂。但是，馬剋思在《德意誌意識形態》裏所講的話可用來說明其“閤法性”：“每一個單獨的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曆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曆史的程度一緻的”，“僅僅因為這個緣故，各個單獨的個人纔能擺脫各種不同的民族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産（也包括精神生産）發生實際的聯係，並且可能有力量來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麵生産（人們所創造的一切）”。與此同時，我確認的另一個立論基礎是，新聞作為一種公開傳播的信息，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必具要素，並為人類社會所共有；新聞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又在各自的文化圈內成長，成為人類文化的一個重要分支，發揮著聯係各個文化圈的紐帶作用。由此，我著眼於開放的文化視野來審視中西新聞的差異，把內在的文化觀念及其在新聞傳播活動中的錶現作為比較研究的焦點，探尋中國新聞傳播如何走齣封閉的文化圈。這一做法曾被學界同行所稱道，其實，其中隱含另一種無奈，即對於政治體製問題的迴避。從內心來講，我信奉馬剋思關於實現人的全麵自由發展的論說，認為這是中國超越西方的目標所在，但自由所提齣的挑戰是嚴峻的，它一般包括兩方麵：一方麵是對封閉、集權的挑戰，另一方麵是自由交流中人與人、群體與群體、階層與階層之間權力關係的不平衡。我們的新聞體製與媒介文化改革最根本的問題在於應對自由的挑戰，更新社會控製模式以及權力關係，這樣纔有可能在更開放的心態中吸納西方新聞傳播觀念，並把它納入自主的創造活動之中，真正推動中國的新聞改革。帶著擔憂與遺憾，我在1992年完成瞭關於中西新聞思維比較研究的碩士學位論文，托鄧小平南方談話之福，論文順利通過，擔憂一掃而光，但迴避現實的那種遺憾卻加重瞭。後來，我協助樊老師主編的《中西新聞比較論》最終在1994年由武漢齣版社齣版，成為國內最早的比較新聞學著作之一（另一本是同年齣版的由陶涵主編的《比較新聞學》），可是，遺憾還是留在瞭書中。
　　在隨之而來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中，姓資與姓社的二元對立被消解，新聞傳播漸漸融入市場經濟大潮，人們再次把目光投嚮西方新聞傳播觀念，與浸泡在資本主義媒介體係中的大眾傳播學接軌，在多媒體競爭中把握媒介結構的變化，在傳播過程中觀察媒介功能的多元化錶現，聚焦受眾問題和傳播效果問題以尋求對媒介市場的控製，進而實現媒介經營方式的創新。同時，人們的視野也從新聞自由擴展至傳播權、信息自由，從媒介競爭擴展至新技術條件下的媒介融閤，從單嚮傳播擴展至多嚮、互動式傳播。我從中感受到一種危機，即舊的思想枷鎖沒有完全解除，新的思想統製卻已産生，人們逐漸遁入西方傳播學的象牙塔裏，生活在傳播學“諸神”的陰影裏，自覺地服從於西方傳播學所劃定的思想方嚮、執著或陷溺於所習知識，不能麵對中國傳播問題進行自主的創造，從而讓知識習氣障蔽、阻礙瞭傳播研究的智慧錶現。當時，我認為做西方傳播學的引介與研究雖然重要，但更有價值的工作是形成與西方傳播觀念的對話，而支撐這一工作的基礎還在於中西文化比較。
　　有瞭這種想法，我便在1994年開始攻讀武漢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師從郭齊勇教授研習中國哲學，側重於研究新儒傢的中西文化比較觀。在郭老師的接引下，我選擇研究新儒傢代錶性人物唐君毅的哲學思想。一方麵，唐先生的中華文化“花果飄零”的文化悲情、“靈根自植”的文化悲願以及超越涵蓋的文化精神吸引瞭我；另一方麵，他的哲學貫通著圓融會通、兩行並育的思維範式，既接通於儒佛道哲學思辨的精華，又遙契於西方現代哲學，這對於提高我的思想修養具有重要意義。我在研究中領悟瞭中西人文精神發展的不同階段與不同走嚮，以及中西人文精神在現代交相融閤的可能性，也體會到今天最圓滿的人文主義必須是中西會通的人文主義，以解除現代世界中的文化偏蔽。同時，我也審視瞭唐先生思想的矛盾，即返迴儒傢心性之學的根本，開齣現代科學與民主政治，我認為這僅僅是一種理想的創設，缺少曆史和現實的依據，並且還形成瞭文化批判精神的有限性。我的博士學位論文《道德理想主義的重建——唐君毅哲學研究》最終在1997年香港迴歸前完成（在此基礎上修改完成的書稿《心通九境：唐君毅哲學的精神空間》由人民齣版社於2001年齣版，北京大學齣版社2011年再版），我備感中華文化走齣封閉圈、走嚮世界的潮流已不可逆轉，毅然將自己的研究方嚮確定為比較新聞學和跨文化傳播研究，從此不再改變。
　　1996年，我第一次獲準主持教育部“九五”社會科學基金規劃項目“中西新聞傳播理論比較研究”。很快我就體會到這種比較的不對稱，把內容一分為二，即西方新聞傳播理論研究和中國新聞傳播觀念研究。前一方麵的係列成果錶現為：《重建新聞客觀性原理》《大眾傳播與文化——丹尼斯?麥奎爾的“傳播—文化”觀評析》《比較與整閤：西方新聞傳播學理論新動嚮》《西方新聞傳播理論錶述的曆史與邏輯》《西方受眾理論評析》等；後一方麵的研究成果則主要集中於2001年齣版的專著《20世紀中國新聞學和傳播學?應用新聞學捲》。
　　寫作《重建新聞客觀性原理》（《現代傳播》1999年第1期）不僅是因為發現新聞客觀性問題並未在西方新聞傳播理論中得到解決，存在很多悖論，還發現新聞傳播活動本來立足於自由、民主、理性、道德、市場、文化、技術等方麵，但這些基礎在中國還沒有建設好，呈現齣理論意義的迷失，新聞的客觀性問題就是其中一個方麵。當時的哲學界正在熱烈討論精神交往、主體間性、解構傳統哲學的主客二元對立等問題，我被這些討論吸引瞭，感覺這種觀念的轉嚮對於新聞傳播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意義，很自然地就把新聞客觀性的研究納入精神交往與主體間性的理論之中，並找到瞭重建新聞客觀性原理的基本路徑：新聞的客觀性原則植根於人的精神交往需要和人的社會性道德意識，即交往中的人們為瞭維持主體間的相互關係網，必然要形成一個使交往各方聯成一個共同體的道德準則紐帶，而客觀、公正、平等、自由等，即是這一道德準則紐帶中的重要一環；新聞的客觀性指嚮新聞傳播主體的理性的互動，這種理性的互動即是一種擺脫主體對客觀事實單麵的符閤、超越個體理性能力的限製與片麵而達於“綜閤的理性”的實踐活動。雖然這篇文章所提供的僅僅是一種理論的重建，但從這個研究中我開始真正意識到，傳播研究的根本意義不是對人類傳播現象的反映和概括，而是對人類傳播實踐的設計和開拓。如果我們隻把自己當作人類傳播現象的“認識者”，我們就會停留於理解、分辨、總結，而如果我們在此基礎上還把自己當作“創造者”，我們就會進一步帶著“做什麼”和“怎麼做”的問題，去設計和開拓我們所需要的傳播實踐。唯有如此，中國傳播研究纔能錶現應有的智慧。
　　同樣受到主體間性哲學的啓發，我在2001年的全國受眾研究會議上發錶《西方受眾理論評析》（後刊登在《國外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這篇文章因觀點另類而受到廣泛關注。在學界時而流行貶抑受眾的論調，時而崇尚“受眾中心論”的情況下，我通過反思西方受眾理論，提齣傳播者與受眾的關係根本不是傳播主體和傳播客體的關係，而是同一傳播活動中共生的兩個主體，要準確理解受眾，僅僅有文化批判眼光是不夠的，還必須迴到主體與主體的傳播關係中，亦即在“主體間性”中把握受眾，從而改變瞭傳統受眾理論的單一視野。後來，在翻譯齣版《受眾研究讀本》（華夏齣版社2006年版）時，我以這篇文章為基礎，寫瞭近4萬字的序言，更加細緻地評價瞭西方受眾理論，進一步指齣，迴到日常社會層麵可能是激活受眾研究的良方，既可在理論上揚棄概念化、類型化的受眾，建構為人而存在的主體間性傳播關係，又可在實踐上應對意識形態對人的宰製，消費主義所帶來的同質化、單一化，把握受眾的真實存在。
　　作為世紀轉摺點，2000年使總結20世紀新聞傳播發展的活動達到高潮，我也加入其中，完成瞭《20世紀中國新聞學和傳播學?應用新聞學捲》（復旦大學齣版社2001年版）。為瞭設計和開拓新聞傳播實踐，我循著新聞業務的發展綫索，以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以及媒介競爭為背景，匆匆瀏覽瞭中國新聞觀念的百年演變，試圖在曆史記憶的深處尋找中國新聞發展的生命，以證明那些“以新聞為業”的人的存在，發掘他們源於內在生命體驗的、麵嚮世界、麵嚮未來的創造活力。在為這本書寫後記的時候，我突然感悟到瞭新聞學和傳播學的終極問題：新聞傳播為何不自由？新聞傳播如何自由？並堅信在這一問題的牽領下，能一步步實現學術的超越。
　　進入21世紀以後，全球化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主潮，當人們在分析媒介全球化而使全球化成為一種觀念、一種意識、一種認識方法時，思想前所未有地嚮世界敞開。在全球化思潮的裹挾之下，我把比較新聞學研究延伸到跨文化傳播領域，實際上是進入文化交往語境的比較研究。其中最幸運的事情是與法國學者歐梯也（Hugues Hotier）先生結成忘年之交，從2003年開始，我們往返於波爾多與武漢之間，共同主持跨文化傳播國際學術會議。到2013年會議滿十周年之際，老先生動情地說，他已把兩地學術交流當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瞭。而對我來說，會議就是一座無限延伸的“橋”，讓我通嚮思想的大觀園，親近智者的美麗心靈，呼吸學術的新鮮空氣。涵泳於東西方思想之際，追求理解與溝通的可能性，就成瞭我的一種信念。
　　根據我的理解，雖然跨文化傳播與傳播學都關注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理解，但兩者看問題的角度迥異，傳播學注意的是大多數傳播發生在同質的個體間，同質傳播比異質傳播更有影響，個體間的有效傳播導緻知識、態度和行為的更大同質，而跨文化傳播注意的是傳播在社會距離度不同的個體間發生，某類傳播在一段時間後變得相對穩定，並由此錶現瞭文化和社會結構，其核心問題就是我們與他者如何交流的問題，這種問題直擊來自人類心靈深處的疑惑：在我心與他心之間，理解與溝通的可能性在哪裏？我把中西新聞比較研究看作尋找中西方理解與溝通的可能性，而跨文化傳播研究則是尋找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理解與溝通的可能性。這種充滿智慧的工作讓我感覺趣味無窮。
　　在跨文化傳播研究過程中，我深受美國傳播學傢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的啓發，認同他的一個觀點：交流的挑戰不是忠實於我們的地盤，而是對彆人抱原諒的態度，他們不可能像我們看自己一樣來看我們。但是，我並不認為交流的無奈已使“我們能夠交流嗎”成為無意義的問題，隻留下“我們能夠互相愛護，能夠公正而寬厚地彼此相待嗎”這樣的道德追問。2003年，我在第一次跨文化傳播國際學術會議上直麵“跨文化傳播的基礎與障礙”這一問題，發現跨文化傳播首先來自人與人之間的文化差異以及文化陌生感，或者說，它就在有文化距離感的個體間發生。這時，跨文化傳播更多地錶現齣人類認識自我的需要、對新奇的需要、通過認識“他者”而擴大精神交往領域的需要，這些需要始終是跨文化傳播的內在心理動因，並且構成瞭人的跨文化特性的重要組成部分。《聖經》裏的巴彆塔最終因耶和華對人類取代上帝統治天下的擔心而沒能修建成功，空留下“巴彆塔”（Babel）的“混亂”之意。在當今世界，我們完全有智慧消解“混亂”之意，從多樣性的統一之中重建“巴彆塔”，即重建一座跨越不同國傢、民族、種族、宗教、語言、文化等多種不同因素，促進人與人之間能夠對話並相互理解的“巴彆塔”。這種可能性深植於人類渴望交流、相互依賴的本性，它不取決於《聖經》中的上帝，而取決於我們智慧的錶現。這些都構成瞭我在跨文化傳播方麵的基本學術信念。
　　經過長達十餘年的研究，我在2010年完成《跨文化傳播的問題與可能性》（武漢大學齣版社）一書，算是對自己的跨文化傳播研究做瞭一個小結。迴想整個寫作過程，自始至終深受“跨文化傳播如何可能”這一問題的摺磨，常常感覺在學海漂流的絕望。好在“人類理解與溝通的可能性”那個彼岸一直在提醒著自己，要把對於交流的焦慮與不確定性控製在閤理範圍之內。為此，我首先考察瞭跨文化傳播的思想發展史，試圖從社會文化語境、跨文化問題的結構性以及思想的相互關聯性、衝突性等層麵，弄清楚人類對跨文化傳播問題的解決及其思想的限度。其次，我在廣泛體驗人類跨文化傳播實踐的基礎上，提煉齣跨文化傳播的四大基本問題，即我能夠交流嗎？“我、我們與他們”的關係如何走嚮自由、平衡？文化的多樣性統一如何可能？如何麵對媒介作為橋與溝的雙重文化角色？由此建立跨文化傳播的基本理論命題，即文化與傳播同構、人是傳播關係的總和、他者是主體建構自我意義的必備要素、跨文化傳播的基礎與障礙，形成跨文化傳播的基本思維路徑：把“我與他”的主客體思維轉換為“我與你”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思維；把主體間性轉換成文化間性，形成文化的互恵結構，提高每一個個體超越自身和與其他文化互動的能力，從而建構完整的自我意識；把文化互動建立在“從他者齣發”的基礎上；從自由的文化多元主義層麵建構跨文化傳播的政治問題，即保護文化的多樣性和文化選擇權，反對把文化多樣性作為文化隔離和封閉的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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