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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廖平先生深通六經，洞徹天人，能闡孔孟遺言，承周漢絕學。時值國社危於纍卵，舉國莫不思變圖強，群以六藝為用之學，震眩於先生多變之論，鮮能得其旨要，甚者更以怪誕視之。而先生獨能度越群倫，以“推倒一時，開拓萬古；光被四錶，周流六虛”自許，首揭“素王改製”為經學微言大義之核心；以《王製》為主腦，遍說群經，擇善取同，新義創製，冀以保國、保種、保教，救亡而圖存；且能順應時代之變易，發展其改製理論之內涵；晚年更萌生突破六經藩籬之微意，自改製而進談說革命，一掃魏晉以來近兩韆年傳統經學之迂腐積習，開創一途轍新穎、立論高遠獨特之新經學。編者本此意選錄先生講論以為此捲，天學之論亦略備之，醫經、刑法則概不與。

作者簡介

人物簡介
廖平（1852—1932），四川省井研縣人，初名登廷，字旭陔，又作勖齋，後改名平，字季平。1874年中秀纔，1876年補廩餼，調尊經書院肄業，至1886年始主講井研來鳳書院，居尊經前後十年，為研究經學之重要時期。1879年，得陪貢第一名，同年應鄉試中舉。1887年分教尊經，次年任尊經襄校。1889年中進士，依例當用知縣，先生以親老請改教職，部銓龍安府教授，並先後任嘉定九峰書院、資州藝風書院、安嶽鳳山書院山長，並任射洪縣訓導、安嶽縣教諭、四川國學專門學校校長。1906年停科舉辦學校後，先生為成都各學堂講經學三年。民國二年（1913年）齣席北京讀音統一會，八月齣席麯阜孔教會第一次全國大會。1919年在國專校長任內，忽患風痹，自是以後，言語蹇澀，右手右腳均拘攣，行動眠食非人不舉。1922年辭校長職。1924年返井研。1932年逝世。

編者簡介
濛默，1926年生，四川省鹽亭縣人。1951年畢業於四川大學，20世紀50年代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工作，60年代初調至四川大學，曆任講師、副教授、教授，1992年退休，受聘為四川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曾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之邀赴港訪問並做學術演講。先後發錶論文六十餘篇，撰寫專著五種（三種係閤作），四次獲得四川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奬，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退休後專誌於研究、整理濛文通先生遺稿，齣版《濛文通文集》六捲及《經學抉原》、《中國史學史》等專集八種。
濛懷敬，1987年畢業於重慶師範大學，現任中學教師。

目錄

導言


今古學考
古學考
知聖篇
知聖續篇
經學六變記
四益館經學四變記
五變記箋述
經學六變記
經學初程
經話
《經話》甲編捲一
《經話》甲編捲二
《經話》乙編
群經凡例
《穀梁》三種
起起穀梁廢疾
釋範
《穀梁春鞦經傳古義疏》凡例

何氏《公羊解詁》三十論
公羊春鞦經傳驗推補證（選錄）
群經總義講義
改文從質說
尊孔篇
大同學說
天人論
《倫理約編》李序及附錄
哲學思想論
上南皮師相論學書
與宋蕓子論學書
答江叔海論《今古學考》書並序


廖平年譜簡編
後記

精彩書摘

導言

廖先生名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清鹹豐二年（1852年）生，傢貧。
1872年，年甫二十一，即設帳授徒。1874年，中秀纔。次年，尊經書院立，
擇府縣高材生肄業其中。又次年，先生應科試，以優等補廩餼，調讀
尊經書院。1889年成進士。曆任蜀龍安、綏定府教授，尊經書院襄校，
嘉定九峰書院、資州藝風書院、安嶽鳳山書院山長。入民國，任四川國學
專門學校校長。1919年，病風痹，雖愈而偏癱。1922年，辭國專校長職，
兩年後，返井研，1932年卒，享年八十一歲。終生從事教育治學，著述達
百餘種，以講今文學著稱。範文瀾先生《中國經學史的演變》中說：“
始終專心講論，堪稱今文學大師的要算井研廖平”，是也。
（一）
先生逝世已八十餘年，先生終生從事之經學研究，亦多年人道及，而在上
世紀80年代開始，忽漸有人研究先生，雜誌上有文章論及先生，齣版社有
先生文集和評傳齣版，是先生尚未為學林淡忘，亦雲幸矣。
各種作品對先生之學術評價頗不同，學術乃天下公器，見仁見智，各有自由。
然有一說法頗令人難解。“廖平的經學六變，標誌著經學到此終結。”
（《廖平學術思想研究》）“四變以後……往往荒誕可笑，正說明經學到瞭
終點，這條路行不通瞭。”（《四川思想傢·廖平》）“廖平的經學理論有著
自己的意蘊，這就是情地宣告瞭經學的終結。”（《廖平評傳》）此種異口同聲
將先生與經學終結聯係在一起之說，實為令人難於理解。先生之學多變，後期愈變
愈奇，幼眇難知，此先生之個人學術風格與思想方法，究與經學這門學科的終結
有何內在聯係？當時尚有被稱為最後一位古文學大師的章太炎先生，名氣比廖先生更大，
又廖先生之多變與幼眇，為何竟不能挽迴“經學終結”（如果經學真的終結的話）？
任何學術之産生、發展、變化皆受時代之製約，個人對學術之影響雖皆存在，但任何
個人皆不可能影響某種學術使之“終結”，對廖先生給予此種評價，實毫意義。
廖先生之學確為多變，後期尤為奇縱難知，遂緻學人常因此而法把握先生學術之
核心。然先生多變之中有不變者在？學者率多能以先生之言：“某畢生學說，
專以尊經尊孔為主”作答。然此尊經尊孔之具體內核為何？則多茫然。其實，先生對
此亦自有迴答，先生《廖氏經學叢書百種解題·序》言：

……或曰：學已三變，安知後來更異同？曰：至變之中有不易者存。故十年以內學已再易，而三傳原編尚仍舊貫。唯大統各
經以宗旨未明，不敢編定。名曰三變，但見其求深，初未嘗削劄。（《光緒井研誌·藝文》）

先生於此明確指齣：“至變之中有不易者存”。學雖三變而三傳則其未變者。三傳為三部大書，
內容至為復雜，此“不易者存”之所“存”為何？《經話》甲編捲二言：

改製為《春鞦》大門，自來先師多不得其意。
凡《春鞦》所譏“非禮”皆周製。《春鞦》斟酌
四代以定一尊，故即事見譏，以起改製之意。……

很清楚，《春鞦》主旨即為改製。而《春鞦》三傳尤以《公羊》所言最多。《〈公羊補證〉凡例》言：
今於捲首刊《改製宗旨三十問題》以明旨趣……
此《改製宗旨三十問題》，《傢學樹坊》作《素王改製本旨三十題》，而在《公羊補證》刻本中
則又改作《素王製作宗旨四十問題》，於此可知，“改製”與“製作”實為同義詞。先生於
《〈穀梁古義疏〉凡例》又言：
《春鞦》改時製，所謂因監損益、擇善而
從。托之六藝，於時事關。人多不明此
意，流弊甚多，今於各條間輯周製遺文佚
事，以見《春鞦》改製之跡。
《春鞦》雖以改製為主，然改製之事並不限於《春鞦》。故先生又言：
經學以素王為主，受命改製乃群經大綱，
非《公羊》一傢之言，惟《公羊》盛行於
漢，故其說獨詳耳。今以此為微言。（《群經凡例·〈公羊補證〉凡例》）
此處指齣，此貫穿群經之“改製”，同時又被稱為“微言”。吾人皆知，“微言大義”為今文經學
之特點，然“微言”者何？或釋為：“精微之言”，或釋為“隱微之言”，皆可。然“微言”之具體內涵
為何？先生《王製學凡例》言：
孔子以匹夫製作，行事具於《春鞦》，復
推其意於五經。孔子已歿，弟子紀其製度以為《王製》。《論語讖》：子夏六十四人撰
仲尼微言以事素王，即《王製》也。此篇
皆改製事，不敢訟言；所謂微言,王即素王也。（《群經凡例》）
此處“製作”亦即“改製”之同義詞（同前），“訟言”即“明言”、“公言”之意。此不能明言、公
言之內容亦即改製。此處並言，改製亦不僅具於《春鞦》，同時亦“推其意於五經”。故先生又言：“孔子修述六藝，其道則一，六藝皆孔子新訂之製，迥非四代舊典。”（《群經凡例·〈四代古製佚存〉凡例》）
《素王製作宗旨四十問題》又說：“改製為聖人微言，自明心跡”，“譯改之製，全在六經。空言立說，非乾預時政”。是“空言”亦即“改製”之言。《今古學考》言：“《論語》因革、損益，唯在製度”。是“因革”、
“損益”亦皆“改製”之同義詞。
在先生書中，“改製”或稱“孔子改製”，或稱“素王改製”，又或稱“孔子素王改製”，其義皆同。先生又以孔子倡言改製乃受命於天，故又多作“受命改製”，或“受命製作”。《知聖篇》言：
孔子受命製作，為生知，為素王，此經學
微言傳授大義。帝王見諸事實，孔子徒托
空言，六藝即其典章製度，與今六部則例
相同。素王一義為六經之根株綱領，此義
一立，則群經皆有統宗……
先生此文將“受命改製”在經學中之核心地位及其統領作用言之極明，苟能把握此旨以讀先生之書，
則欲通曉先生之學固非大難矣。
（二）
改製為廖先生經學思想核心之義既明，則將進而考察廖學六變與改製學說之關係。
先生言經初變之學為“平分今古”。蓋經學以漢代最盛，自武帝立五經博士、罷黜百傢，
而經學獨居學術統治地位。至西京之末，劉歆倚王莽之勢於平帝時增立《古文尚書》、《毛詩》、
《周官》、《左氏春鞦》四博士。然莽末喪亂，諸傢博士皆不存。至東漢中興復立學官，歆學四
博士未得復立，雖數次爭立，皆未如願。然其學大行民間，世稱古學。而立於學官之今學十四博士
則日益衰微，魏晉而後，兩京博士之學殆成絕響，唯《公》、《穀》二傢偶見孑遺。由行世而立於
學官者皆為古學。嗣經學中曆衰落者韆數百年，學者竟漸不復知有“今、古”之事，“微言大義”之
旨亦不復明。故先生以分今古為兩韆年不傳之絕學。至於清代，經學再盛，然亦不知今古之彆，
乾嘉漢學鼎盛，常州有莊存與者，喜好《公羊》，著《公羊正辭》，專求微言大義，不事訓詁名物，
與當時戴段顯學大異。然尚不明傢法，同時猶治《毛詩》、《周官》。其從子述祖始略知今古之說，
傳學其甥劉逢祿，逢祿嘗言：“後從舅氏莊先生治經，始知兩漢今古文流彆。”所著有
《春鞦公羊經傳何氏釋例》、《左氏春鞦考證》，頗為學者所重。莊氏另甥宋翔鳳亦從莊氏學，著《漢學今文古文考》、《擬漢博士答劉歆書》等，以反對古文經學，於是今文之幟乃張。莊、劉、宋皆
常州人，而常州學派之名遂揚於遠近。劉弟子龔自珍、宋弟子戴望並善說《公羊》，其後魏源著
詩、書《古微》，《公羊春鞦論》，皆以譏刺時政、經世緻用為歸依。而是時國事日非，今文之學乃日
昌，尤以南方各省為盛。此清世今文學興起、發展之事，近世學者類皆能詳。廖先生為晚清今學之殿，
然於常州之學與，對其影響最大者為張之洞，然張非學人，導其治學之啓濛而已。後湘潭王闓運來
長尊經書院，“闓運以治《公羊》聞於時，故文人耳，經學所造甚淺；其所著《公羊箋》，尚不逮
孔廣森”（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王初來，先生從王治《公羊》，乃知今古事，殊不久即與
王不閤，次年轉治《穀梁》，時在1880年，當年即纂《穀梁先師遺說考》四捲。次年，為《穀梁注》，
成書八捲，1884年改為《穀梁春鞦經傳古義疏》十一捲，嗣編定《穀梁春鞦內外編目錄》三十七種，
都五十捲。先生治《穀梁》專明大義、求古說，分彆三傳異同，於是乃見傢法之事，遂能度越前賢成
一傢之學。先生以治《穀梁》讀《王製》，見《王製》與《穀梁》所載禮製有不閤，乃悟《王製》
於治經之重，嗣治《王製》，時引《穀梁》以相印證，偶參《五經異義》，見其多載今古製度異同之
事，乃作《〈異義〉今古學異同錶》，“初以為十四博士必相參雜，乃古與古同，今與今同，雖小有不閤，
非其巨綱，然後恍然悟博士同為一傢，古學又彆為一傢也。遍考諸書，曆曆不爽，始定今古異同之論”。
於是乃著為《今古學考》。前此之言今古者，雖論爭數十年，皆未知其立異之根本所在。
學者或以文字為說，於是有“今文”“古文”之名，實則今古傢之五經文本並齣古文，所異者個彆文字耳，
故以文字論，則或今與今不同，古與古不同，此顯不足以彆古今之為異派。學者又或以是否立學官為判，
而不彆義例，則更不足訓。先生據許、鄭《五經異義》，所載幾盡禮製，故先生言：“今古之分以禮製為主”，
“不在異文”。“今古禮製，以《王製》、《周禮》有明文者為正宗。”《學考》刊齣三年，先生過蘇州，
謁當時古文大師俞樾，樾亟稱“不刊之書”。入民國，古學大師章太炎亦言：“井研廖平說經，善於分彆今古，
蓋惠（棟）、戴（震）、淩（曙）、劉（逢祿）所不能上。”“廖平之學，與餘絕相反，然其分彆今古，確
然不易。”（《程師》）劉師培先生亦古文大師，“方其作《王製集證》，猶不信有今古之分，及既接廖氏，晚成
《周官古注集疏》、《禮經舊說考略》，遂專以禮為宗”（《經學抉原》）。而先
君子又言：“先生依許、鄭《五經異義》以明今古之辨在禮製，而歸納於《王製》、《周官》……平分江河，
若示諸掌，韆載之惑，一旦冰解。”後之學者“胥循此軌以造說，雖宗今宗古之見有殊，而今古之分在禮，則
皆決於先生說也”（《廖季平先生傳》）。近世以來之論清代經學者，莫不述及道鹹以後之今文學，雖其評價有
殊，其今古並論，則莫之能易也。然學者中亦似有持異議者，錢賓四先生在其《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自序》
中言：“本書所收四文……皆為兩漢今古文問題，其實此問題僅起於道鹹以下，而百年來掩脅學術界，幾乎
不主楊、則主墨，各持門戶，互爭是非，渺不得定論所見，而夷求之兩漢經學之實況，則並如此所雲雲也。”
“蓋今古文之分，本齣晚清學者之偏見。”先生此語，含義模糊，把握為難。或據先生此言，謂：“可見，
錢先生認為兩漢經學本今古文兩派之爭的事實。”餘以為，如此理解未必符閤錢先生之本意，蓋先生於
《自序》中使用“門戶之見”及“門戶之偏見”二詞，二詞含義顯不同，不可混淆。首言“門戶”，古言“門戶”
猶今言“學派”、“派彆”。此為古今事實之不可避免者。學派、派彆之不同，則其對某事物之認識、理解亦
必不同（或不全同），認識、理解不同，其見解亦不同，此可謂“門戶之見”，此亦不可避免者。然由於
門戶不同、見解不同，而又摻和“標新立異為自錶襮之資”，雜以門戶意氣之私，此等見解則為“門戶之偏見”，
此則處於可避免、不可避免之間。而餘則認為：門戶之偏見不可有，門戶之見不能。不可因門戶之見而滋生門戶之偏見，亦不可因門戶之偏見而否定門戶之見。餘讀先生《自序》，揣其本意，當謂：晚清經師，論主張今文經師
之所說，抑主張古文經師之所說，皆不可信。蓋其今古文之分，本齣於今（古）文學者門戶之偏見。其間雜有
“標新立異為自錶襮之資，而又雜有門戶意氣之私”，所說都不符閤“兩漢經學之實況”，故“同樣不可信”
而非“兩漢經學本今古文兩派之爭的事實”。苟謂餘不信，請共讀錢先生《兩漢博士傢法考》一文。
世俗所稱兩漢經學中之“今文學”、“古文學”皆為誤以其起源於文本之為“今文”、“古文”，此種誤解早已
為學者辨明（龔自珍、吳汝綸皆有文），實當棄置毋論，然此名沿用已久，學人皆心知肚明其實指當為“今學”、
“古學”，可毋庸置辨。錢先生對此亦知之甚悉，於文中亦言之至明。先生文中明確指齣：文字之古今，“本不
為當時所重，當時辨學術分野，則必曰‘古學’、‘今學’，不稱‘古文’，‘今文’”。又言：“‘今學’、
‘古學’之辨，此東漢經學一大分野，亦不可不知也。”二學分野既大，且今學雖立學官，而古學則朝野並盛，
則二學之爭勢所難免，故錢先生文中亦特立有“白虎觀議奏與今古學爭議”一節，專論其事。其他數次爭論，文中
亦皆略有道及。由此不難見齣，錢先生必不會在《自序》中提齣與經過修訂而匯刊之論文中相反之論斷。對錢
《序》作“兩漢經學本今古文兩派之爭的事實”之理解，顯為誤解。此誤解之産生，可能因錢《序》措辭有欠準確明白之故。
廖先生分今古之學，蓋上承漢末兩韆年不傳之絕學，竭二十年之力扶而復之，使儒經微言大義之宗旨復明於天下，故學者
多贊之，以之比於顧亭林之發明古音、閻百詩之攻《僞古文尚書》，“專精《王製》，恢復今古舊學，雖原本漢人，
然其直探根本，分晰條流，規畫乃在伏賈之間，西漢以來此識力。以之比於顧、閻二君，未審何似”
（《何氏〈公羊解詁〉三十論》蕭藩跋）此言是也。先生之分今古確為經學曆史之一大貢獻，然僅就“平分今古”以尊先生，
遠不足以盡先生，蓋平分今古隻為經學之一學派問題，乃其錶層意義，而分今古之深處，則更有經學思想之精微者存焉。
先生之分今古蓋基於禮製，而今古之禮製則顯然大異，廖先生言：古禮為周製，今禮為新製，“周製到晚末、積弊最多，
孔子以繼周當改，故寓其事於《王製》”。而改製之說創焉。《今古學考》為專言分今古之作，捲上為二十錶，專以
示今古之異同盛衰，捲下為經話，其一一條，所以演今古異同之關係，其中言及改製者竟達三十處之多，明確指齣：
孔子之時弑君滅國者接踵，禮壞樂崩者相繼，孔子感到實有不得不改之苦衷，欲改周文以相救，書之《王製》，寓之
《春鞦》，並數言：“改製之文全在《王製》”。“為孔子手訂之書，乃改周救文大法”。“《王製》
所言皆素王新製，改周從質，見於《春鞦》”。故先生之學，特重《王製》、《春鞦》二書。《王製》雖為《禮記》之一篇，
而其內容則囊括治國全局，先生概括為：“以後來書誌推之：其言爵祿，則職官誌也；其言封建九州，則地理誌也；
其言命官、興學，則選舉誌也；其言巡狩、吉凶、軍賓，則禮樂誌也；其言國用，則食貨誌也；其言司馬所掌，則兵
誌也；其言司寇，則刑法誌也；其言四夷，則外夷諸傳也。大約宏綱巨領，皆已具此，宜其為一王大法歟！”故先生又言：“
孔子所改皆大綱，如爵祿、選舉、建國、職官、食貨、禮樂之類”，“至於儀禮節目與一切瑣細威儀，皆仍而不改。
以其事文鬱足法，非利弊所關，全用周製”。
先生經學一變之時，自今古禮製之異，乃悟孔子見周製積久弊多，繼周當改，創立改製理論，訂《王製》為改製標本。
（三）
《今古學考》刊行後，次年又寫《續今古學考》，多變舊說。1888年分寫為《知聖》、《闢劉》二篇，皆未即刊。1889年，先生應張之洞召去廣州，住廣雅書局，康有為（字長素）曾來相訪。《經話》甲編嘗記其事：
廣州康長素，奇纔博識，精力絕人，平生專以製度說經。戊己
間從瀋君子豐處得《學考》，謬引為知己。
及還羊城，同黃季度過廣雅書局相訪。餘以《知
聖篇》示之，馳書相戒，近萬餘言，斥為
好名騖外，輕變前說，急當焚毀。當時答
以麵談再決行止。後訪之城南安徽會館，
黃季度病未至，兩心相協，談論移晷。明年，
聞江叔海得俞蔭老書，而《新學僞經考》
成矣。（《新學僞經考》刊於1891年，《孔子改製考》刊於1898年——筆者注）
《闢劉篇》、《知聖篇》為先生經學二變之代錶作，《闢劉篇》後改為《古學考》，
1897年付梓；《知聖篇》於1902年成續篇，同年一並付梓。先生自謂：《闢劉篇》
所言為闢古，《知聖篇》所言為尊今。世人喜用“尊今抑古”以概括先生二變之旨，
然先生所著《孔經哲學發微》引己酉本則作“尊今僞古”，明斥古學為僞，實即不承認其
經學地位，此意實早已萌芽於《今古學考》，其《今、古學宗旨不同錶》已明言：“今為經學派，
古為史學派”。書中雖言“從周”為孔子少壯之說，燕趙弟子未修《春鞦》以前辭而先返，唯聞孔子從周之言，
是為古學起源，故“專用《周禮》”，而“古經多學古者潤色史冊”。是皆以史學派視之，不以其為經學派也。
而《古學考》中則更謂“弟子亦聞古學先歸之事”，且言“古學始於劉氏”，是所謂“古學不祖孔子”也。
又謂“劉歆取《佚禮·官職篇》刪補羼改，以成《周禮》”，“以為新寶法”，此所謂“新學僞經”也。又言
“劉氏弟子乃推其書以說《詩》、《書》、《孝經》、《論語》，此皆東漢事。馬融以後，古乃成傢”。且更進
而否定“古學亦皆有經”之說，謂“凡經皆今學，即《孝經》、《論語》、《左傳》、《國語》亦然，則固古經矣”。
又言“今、古學之分，師說、訓詁亦其大端。今學有授受，故師說詳明。古學齣於臆造，故師說。……古學師承，
專以難字見長，其書難讀，不得不多用訓詁；本師說，不得不以說字見長。師說多得本源實義，訓詁則望文生訓，
銖稱寸量，多乖實義”。苟古學真如此說，其為“僞學”尚何足疑。
茲再論《知聖篇》之所以“尊今”。《古學考》首句即言：“舊著《知聖篇》專明改製之事”。錢賓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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