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以新中国初期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充分肯定的中南乡村社会改造为研究对象,将乡村社会改造置于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视野中,对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习等在内的乡村经济关系的革命、社会秩序的重建、民众思想观念的改造过程,以及乡村社会改造的性质及其在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特点、地位和意义等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深化了人们对乡村社会改造的性质、意义和由此决定的社会转型趋势的认识。
作者简介
汤水清,1966年3月生,江西省黎川县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历史学博士,研究员。现任江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部主任兼历史所所长、重点学科“中国苏区史与区域社会史”带头人。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术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当代社会史。已出版著作9部(含合著),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近10篇在国家权威学术期刊上刊登,多篇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省部级课题2项。成果获得省级图书奖一等奖1项、省级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院级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
目录
序【姜义华】/1
绪 论/1
第一章 社会改造前的中南乡村/27
第一节 土地占有与社会阶级状况/27
第二节 乡村社会组织与权力结构/43
第三节 民众生产与生活状况/55
第二章 土地改革:乡村经济关系的革命/70
第一节 中南解放与土地改革的准备/70
第二节 土地改革的逐步展开/96
第三节 乡村经济生活的新变化/141
第三章 秩序重建:国家与社会一体化机制的初步形成/163
第一节 阶级关系的新变化/163
第二节 社会组织的重构/174
第三节 乡村政权建设/191
第四章 文化重塑:从农民教育到婚姻改造/213
第一节 农民教育——乡村社会主体的思想改造/213
第二节 婚姻改造——乡村社会传统习俗的变革/229
第三节 对乡村社会特殊群体的改造/258
第五章 结论/273
附 表/283
南昌县被镇压反革命分子及恶霸罪恶登记表/283
1950年11月南昌县小蓝乡第一次土改复查成果表/285
河南省九个乡1952年各阶级比重/286
河南省九个乡1953年各阶级比重/286
鄂湘赣三省十个乡1952年各阶级比重/287
鄂湘赣三省十个乡1953年各阶级比重/287
广东省十二个乡1952年各阶级比重/288
广东省十二个乡1953年各阶级比重/288
河南省九个乡各阶级自土改时至1953年升降变化/289
鄂湘赣三省十个乡各阶级自土改时至1953年升降变化/290
广东省十二个乡各阶级自土改时至1953年升降变化/291
广东省海丰县农协组织情况调查统计表/292
广东省东江专区各县土改前基层政权状况/293
1952年广东省各区土改经费分配表/294
广东省粤中专区土改后群众思想发动统计表/294
中南六省九十七个县一百个乡解放前和土改后各阶级
比重及占有生产资料比例比较表/295
广东省106个典型村1950~1952年粮食增减情况表/295
江西省上饶专区部分地区妇女参加复查运动人口比较表/296
江西十四个典型乡调查统计资料/296
广东十一个土改县团县、团区工委干部情况统计表/301
中南区部分地区1950~1952年城乡出生死亡情况调查/303
参考文献/304
后 记/320
前言/序言
序
姜义华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2007年一项国家社科基金的最终研究成果。作者汤水清在复旦攻读博士期间,做的是上海城市生活史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上海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研究》,从计划供应这个当时还未引起学术界注意的视角探讨了统购统销问题,把统销制度的建立和当代中国城市发展联系起来进行了考察。他毕业到江西工作后,进入当代乡村社会史这个他以往并不熟悉的领域。汤水清大学时学的是中文,硕士修的是哲学,真正系统接受历史学训练是在博士阶段,开始这项新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将20世纪50年代中南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作为研究方向,他所提出的“传统与现代之间:建国初期中南乡村社会改造研究”选题,第一次申报国家社科基金便获准立项,说明他的思考方向是对的,也说明这项研究是有价值的。历经七年多时间,现在他终于拿出了这一成果,算是交出了一份答卷。
近些年来,许多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20世纪50年代,掀起了一场“1950年代”研究热潮。这些学者及许多新近毕业的博士,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来展开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区域社会、地方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尤为他们所关注。总的看来,在地域上,对老解放区的研究较多,对新解放区的研究较少;研究华北、江南的多,研究中南、西南等区域的少;在内容上,关注土地改革的多,对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重建过程进行系统全面梳理的少;在研究视野上,对事件或运动本身研究的多,将20世纪50年代的乡村社会改造与近代以来的乡村社会变迁加以纵向比较研究的较少,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改造的性质及其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地位问题则更少涉及。但 “1950年代”研究热潮从宏观转向微观,从上层转向下层,从经济、政治的层面转向社会层面,这种趋向仍然是相当明显的。这一趋向,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自然密切相关。
所谓社会转型,就是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从古代文明转变为现代文明。中国传统社会在文明形态上基本是农业文明、乡村文明,现代社会则突出表现为工业文明、都市文明。我曾说过,现代化进程,就是逐步“以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以工业大生产取代农业小生产,以城市化取代乡村化,以世俗化取代圣化、贵族化,以社会中产化取代普遍贫穷化,以理性与科学取代蒙昧与迷信,以法制与民主取代传统的德治、礼治及专制,以广泛的、直接的世界性联系取代地域性自我封闭”,就是“包含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在内的全方位的社会大变革”。传统社会的根在乡村,没有乡村社会的成功转型,就不会有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纵观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历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改造可以说是传统乡村转型的一个高潮。这个高潮,是依靠政权的强大力量,由国家意志主导,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主动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传统乡村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而掀起的。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在轰轰烈烈的运动过后,中国乡村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民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习俗在很大程度上仍为传统所笼罩。直到改革开放后,大批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形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自由流动浪潮;国内资本得以激活,海外资本大量涌入,劳动与资本的有机结合使中国社会蕴藏的巨大生产力开始得到释放,乡村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乃至乡村民众的思想观念、道德观念也由此发生了难以逆转的深刻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南乡村的社会改造,是中国乡村尤其是新解放区乡村社会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多次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1950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举行全会,准备通过《土地改革法》和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其间列席会议的杜润生向毛泽东汇报中南区分阶段土改的做法,提出第一步是先建立农会,第二步再分配土地。毛泽东听后称赞说:这个安排很好。以后毛泽东多次将中南区的土改报告以中央名义转发给有关中央局、省委。中南局1951年3月22日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土改必须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普遍进行清匪反霸退押减租,打掉地主政治优势;第二阶段,划分阶级,没收征收,消灭地主阶级;第三阶段,实行复查教育,发土地证。这三个阶段的土改,有破有立,实质上已超出了《土地改革法》规定的单纯没收征收与分配土地的范围,将土地改革扩大成为一个对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面改造过程。毛泽东在转发这份报告的批语中,再次对中南区的做法表示肯定,认为“将土改过程明确划分为三个阶段是很必要的,各新区均应教育干部照三个阶段的各项步骤去做,不要省略和跳跃。土改后,农村的任务规定为生产教育民主三项,也是对的,即除生产教育两项任务之外,还有一项建立民主生活的任务”。可见,中南区的土地改革是一个全方位的、革命性的改革,目标明确、步骤完整,堪当新区乡村社会改造的典范。
汤水清的这项研究,没有满足于一般的历史叙事,他将中南乡村的社会改造置于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视野中,将土地改革、秩序重建和文化重塑统一起来,考察了中南乡村社会改造的过程,比较深入地探讨了乡村社会改造的性质及其在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地位、意义与局限。作者通过实证研究后指出,土地改革在短期内迅速改善了大多数贫困农民的生活,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从长远看,以运动方式进行的改革,它所产生的激情也随着运动的消退而消退;没有生产力的提高,单纯的制度变革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活。在考察土地改革的展开过程后,作者认为,从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看,土地改革远远超越了经济关系革命的范畴,同时是一场深刻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考察乡村政治改造后,作者指出,通过乡村基层政治改造,中共确立了党在乡村中的领导地位,完成了自晚清以来国家权力持续向乡村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基层民众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加入到一个巨大的以党为核心、以农青妇民(民兵)等新社会组织为外围组织的政治网络中,因而在客观上空前地扩大了民众的政治参与;而且开启了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组织化、政治化的进程,初步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在考察文化习俗的改造后,作者提出,农民教育、婚姻改造,实际上是重塑乡村文化的主要方式。它们对于广大农民的思想解放,使之摆脱传统宗法观念、纲常礼教和迷信思想的束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乡村社会现代意识的形成,奠定了此后中国乡村社会发展进步的文化基础。作者同时强调,传统观念形态与文化习俗的变革是一个随着生产方式、社会方式的改变而逐步变化的过程,非通过一场运动所能转变。而本书的结论部分,作者在肯定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改造运动历史作用的同时,从社会转型这个角度概括了其局限性与趋势意义,指出从现代社会的型式上看,在经过表面的震荡后,传统乡村社会中诸如落后的耕作方式、发展的封闭性以及传统社会观念、文化习俗中的核心内容(如男权中心观念)并没有在改造后彻底而持久地改变,尤其在人的生存、发展方式上没有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阶级结构也仍残留着传统社会的痕迹,经过改造的乡村社会实质上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当然,从自觉的社会改造及其成果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村社会改造为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提供了政治基础,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正是在这个政治基础上展开的。作者强调,在当代中国,实现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必须坚持经济发展是一切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把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放在首位,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南行政区横跨南北,从中原到华南,不同地域内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风俗习惯甚至社会结构、经济结构都有很大的差异,区内各省社会改造的过程也并非同步。将地域广阔、情况各异的这一地区作为整体进行考察,仅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就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从书中看,为完成研究任务,作者走过了中南地区的大部分省份,搜集了广东省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广东省江门市档案馆和江西省南昌市档案馆、南昌县档案馆、黎川县档案馆等相关档案资料。在这些资料中,过去未被学术界重视的中南区若干调查资料尤其受到高度关注,成为支撑本书的基础资料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弄清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为即将进行的土地改革做准备,以及了解土地改革后的农村真实情况,中共在华东、中南、西南等几大新解放区都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就中南区而言,全区规模的大型调查至少有两次。一是1951年11月开始由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组织的97县100个乡调查;二是1953年11月至1954年2月,由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组织的全区五省(缺广西省)34县35个典型乡调查。前者形成了《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统计表》《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等资料汇编,内容涉及抗日战争爆发前(1936年)、解放前(1948年)和土地改革时期(1951年)农村的阶级关系与生产关系,土地改革运动中群众发动和组织及对地主阶级打击的情况,农业、副业的比重,中农生产水平,人口、劳动力及文化教育等。这些资料对于深入研究20世纪30至50年代中南乃至中国乡村的社会及其变迁,有着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后者形成了《中南区一九五三年农村经济调查统计资料》,内容包括各阶级比重及占有生产资料和收入情况,农业生产及互助合作情况,阶级变化及借贷、雇佣、土地买卖和租佃情况,农家收支、商品粮、购买力及农村供销情况。该资料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南各地农村土地改革后的经济与阶级变动情况,不仅具有研究区域经济社会变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厘清土地改革的实际成效和合作化运动前的农村经济、社会的真实情况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从整体上利用这些以及各省乃至县区调查资料,本书只是一个开端。深入挖掘这些调查资料的价值,全面展现中南及其区域内各地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图景,仍有待于作者以及其他学者今后的进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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