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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月峰 著

图书标签:

• 杜亚泉
• 近代思想史
• 中国近代思想家
• 思想文化
• 历史
• 哲学
• 传记
• 学术
• 文库
• 中国文化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187235

版次：1

商品编码：11493086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584

内容简介

　　杜亚泉活跃于清末至五四的言论界，身与清末立宪、民初尝试共和及新文化运动，“常好根据哲理以指导个人，改良社会”，在这一时期留下了不少对政局“当前一境”的即时观察及批评建议，其认知往往比很多时人更为深刻。杜氏论著除发表于《东方杂志》之外，亦散见于当时报刊。本卷辑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论述一百五十余篇，涵盖杜氏对清末民初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思考。

作者简介

　　人物简介
　　杜亚泉（1873—1933），浙江绍兴人，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笔名伧父、高劳。早年肄业于浙江崇文书院。曾任绍兴中西学堂教习，创办亚泉学馆，出版《亚泉杂志》等。1904年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理化数学部主任。1909年起任《东方杂志》编辑，继而掌其笔政，前后凡十一年。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中西调和，于1920年迫于情势辞去《东方杂志》主编职务。1933年病逝。论著多散见于当时报刊，单行本有《人生哲学》、《博史》等。

　　编者简介
　　周月峰，1979年生，浙江海宁人。浙江大学历史系本科、硕士，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清末至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与社会。

目录

导言
《亚泉杂志》序（1900）
《定性分析》后记（1901）
无极太极论（1901）
中国士流改进策（1901）
《支那文明史论》凡例（1901）
浔溪公学开校之演说（1902）
《文学初阶》叙言（1902）
物质进化论（1905）
伦理标准说（1905）
初印《妖怪学讲义总论》序（1906）
比较中法度量权衡说帖上会议政务处（1908）
《各省谘议局章程笺释》序言（1908）
致某君书（1909）
减政主义（1911）
政党论（1911）
《中国文字之将来》译者按（1911）
论今日之教育行政（1911）
论政策（1911）
论蓄妾（1911）
革命战争（1911）
中华民国之前途（1912）
论共和折衷制（1912）
《社会主义神髓》译者按（1912）
生活困难之研究（1912）
中央财政概论（1912）
论依赖外债之误国（1912）
论命令之性质及范围（1912）
论省制及省官制（1912）
论人民重视官吏之害（1912）
共和政体与国民心理（1912）
省制仿普鲁士州制之商榷（1912）
论切音字母（1912）
独立命令论（1912）
再论减政主义（1913）
吾人将以何法治疗社会之疾病乎？（1913）
论中国之社会心理（1913）
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1913）
现代文明之弱点（1913）
精神救国论（1913）
国民今后之道德（1913）
理性之势力（1913）
个人之改革（1914）
接续主义（1914）
策消极（1914）
大战争与中国（1914）
大战争之所感（1914）
破除享福之目的（1914）
社会协力主义（1915）
自治之商榷（1915）
论思想战（1915）
国家自卫论（1915）
差等法（1915）
戒早婚（1915）
度量（1915）
政争（1915）
战争与文学（1915）
波海会（1915）
隐逸（1915）
商会（1915）
国民对外方法之考案（1915）
国家意思之发表（1915）
禁酒与禁烟（1915）
产业组合（1915）
谈名利（1915）
消极之兴业谈（1915）
命运说（1915）
职业智识（1915）
知事试验（1915）
国情之歧异（1915）
读色纳嘉《幸福论》书后（1915）
劝业委员会（1915）
吾人今后之自觉（1915）
欧战之感想（1915）
慈善事业（1915）
国民共同之概念（1915）
家庭与国家（1916）
再论新旧思想之冲突（1916）
爱与争（1916）
论国音字母（1916）
陆先生应麟传（1916）
力之调节（1916）
天意与民意（1916）
集权与分权（1916）
论民主立宪之政治主义不适于现今之时势（1916）
梁任公先生之谈话（1916）
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1916）
予所想望于大总统者（1916）
《中西验方新编》叙言（1916）
外交曝言（1917）
豫言与暗示（1917）
中国人果惰乎？（1917）
男女及家庭（1917）
选举与考试（1917）
个人与国家之界说（1917）
妇女职业（1917）
农村之娱乐（1917）
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1917）
家庭之改革（1917）
自由结婚（1917）
文明结婚（1917）
说俭（1917）
未来之世局（1917）
恽代英《结婚问题之研究》附志（1917）
今后时局之觉悟（1917）
国会之解散（1917）
游场与公园（1917）
交友（1917）
真共和不能以武力求之论（1917）
宣战与时局之关系（1917）
国内调查（1917）
防盗（1917）
谨告阅者诸君（1917）
义勇农（1917）
战争时代多产男子之实据（1917）
力之经济（1917）
殖民（1917）
墓地（1917）
推测中国社会将来之变迁（1918）
矛盾之调和（1918）
政治上纷扰之原因（1918）
死之哲学（1918）
迷乱之现代人心（1918）
《工艺杂志》序（1918）
金权与兵权（1918）
中国之新生命（1918）
劳动主义（1918）
国家主义之考虑（1918）
国文典式例（1918）
对于未来世界之准备如何？（1918）
教育之指导（1918）
侨居都市者对于乡里之责任（1918）
言论势力失坠之原因（1918）
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1918）
大战终结后国人之觉悟如何？（1919）
欧战后中国所得之利益（1919）
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
不发生之原因（1919）
中国兴业之先决问题（1919）
新旧思想之折衷（1919）
智识阶级之团结（1919）
何谓新思想？（1919）
论通俗文（1919）
对《何谓新思想？》一文的附志（1920）
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1920）
不寐书怀（1922）
归乡卧病（1923）
《新中华学院简章》序言（1924）
对于李石岑先生演讲《旧伦理观与新伦理观》的
疑义和感想（1927）
关于情与理的辩论（1927）
《人生哲学》编辑大意（1929）
贡献给今日的青年（1932）
读孙先生家骥哭其德配陶夫人声绎文书后（1933）
杜亚泉年谱简编

精彩书摘

　　导言
　　从晚清、北洋时期到南京国民政府，不管是政局抑或时代潮流，其变化都可说是翻天覆地。杜亚泉身历其中，个人命运随着这“互起互伏，波波相续”的“过渡时代”而沉浮，也在观察与思考着这过渡时代，同时构想着未来。正如蔡元培所描述的，杜亚泉虽专攻数理，头脑较冷，却始终不肯以数理自域，常好根据哲理以指导个人，改良社会。参见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杜氏活跃于清末至五四的言论界，影响很大。但在很多年中均处于“失语”状态，“不但他的生平和功业很少人提及，就连他的名字也似乎湮没无闻了”
　　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见田建业等编：《杜亚泉文选》，2～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993年，王元化先生在读到杜亚泉的资料时感叹“读得越多，就越感到杜未被当时以至后代所理解，更未被注意”（《王元化集》，第8卷，《日记》，193页，1993年8月4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正是“失语”的最好诠释。。上世纪90年代后，思想界逐渐注意到杜氏之言行。不过，杜氏言行与时代风气互动互竞的一面仍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一
　　杜亚泉，1873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伧塘乡，原名炜孙，字秋帆，自号亚泉，后以号行。他曾对蔡元培解释“亚泉”二字之含义：“亚泉者，‘氩线’之省写，氩为空气中最冷淡之原素，线则在几何上为无面无体之形式。我以此自名，表示我为冷淡而不体面之人而已。”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60页。
　　杜亚泉自幼刻苦，青少年时曾勤于科举，治帖括、训诂。在有清一代，绍兴山阴县科举之风浓厚。杜姓为山阴望族，祖上屡有举人、进士出身者。杜亚泉的父亲杜锡三曾非常希望其科举入仕，光耀门楣。事实上，杜亚泉幼时对于举业也确实能“恒自奋勉”。我们不应因为后来杜氏不再参加科举，而忽略了他曾追随科举的读书脉络。
　　后来与杜亚泉共事的胡愈之便说杜“先生无意科名，幼年专攻数理化博物”（胡愈之：《追悼杜亚泉先生》，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杜亚泉之子杜其在也回忆说其父在变法图强热潮的影响下，“毅然抛弃科举学业，改学西方科学技术”（杜其在：《回忆我的父亲杜亚泉》，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42页）。
　　蔡元培后来这样记录杜亚泉这一时期的学术转变：
　　光绪己丑，年十八，入旧山阴县泮，次年娶薛夫人。谓乡居见弇陋，晋郡城，从何君桐侯受业，致力清初大家之文，上追天崇隆万。辛卯应乡试，报罢回乡，觉帖括非学效，从叔山佳治训诂，罗致许氏学诸家书。……甲午春，肄业省垣崇文书院，秋试后仍回乡。蔡元培：《杜亚泉传》，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七），168页。
　　当时读书人在考中秀才之前，一般都是学“制艺”，如长杜亚泉五岁的同乡蔡元培“十二岁而学为制艺，汩没者六七年”，在十七岁考中秀才后“乃迁于词章”
　　蔡元培：《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见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一），96页。。稍后，杜亚泉第一次乡试落榜，乃跟随族叔杜山佳“治训诂”。在清代科举考试中，秀才重文采，考举人除重文采之外，同时需讲求学问。此次乡试落榜，杜亚泉大概意识到自己学问不足，“以帖括为不足业”。于是跟随族叔杜山佳治训诂，“尤肆力于许氏之学，罗致群书”
　　张梓生：《悼杜亚泉先生》，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19页。。从帖括到治训诂考据的转变，在参加完童生试成为秀才的读书人中普遍存在。如蔡元培中秀才后先“迁于词章”，两年后“读王伯申氏、段懋堂氏诸书，乃治故训之学”
　　蔡元培：《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见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一），96页。。又如与杜亚泉同一年出生的梁启超，也是在考中秀才后先治帖括，治帖括一两年后“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
　　梁启超：《三十自述》，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我们可以看到，杜亚泉上述治学的转变，与同一时期的蔡、梁两人类似，读书、治学虽有变化，却仍在传统之内变。或可以说，在1895年之前，杜氏仍是一个科举制下传统的读书人。
　　中日甲午战争，“唤起中国四千年之大梦”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页。。杜亚泉也是在次年秋听到战耗后，“心知我国兵制之不足恃，而外患之将日益亟也”，“见热心科名之士，辄忧喜狂遽，置国事若罔闻知，于是叹考据词章之汩人心性，而科举之误人身世也”
　　杜亚泉：《〈定性分析〉后记》。已收入本书。。至此，杜亚泉虽对考据词章、科举有所不满，但似乎也并未毅然决然放弃科举，而是再一次调整了治学方向，改治筹人术。
　　自阮元编撰《筹人传》之后，天文历算已为治考据者所关注。杜亚泉的业师杜山佳本治训诂，但此时也在“治中算，习天元”张梓生：《悼杜亚泉先生》，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19页。，另一位与杜山佳为同科举人的何寿章也“治筹人家言”，并著有《圆锥曲线论心》一卷
　　参见绍兴县修志委员会辑：《绍兴县志资料》，第1辑，《人物列传》，3165页，绍兴县修志委员会，1939。。两人都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举人，均为杜亚泉所熟识，并一同应举。他们当时同治中算，对杜亚泉治学方向的转变当有直接的影响。事实上，最先指导杜氏治筹人术的也确实是曾指导他治训诂的杜山佳。
　　另一方面，杜亚泉这次治学的转变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在甲午前后，时代风气已经大变，取士的标准已是鼓励新旧学兼通。与杜亚泉相识的钱塘士子叶瀚后来回忆，他在年轻时所读多为西学，重西文、数理化、地理等，在其二十二岁（1884年）时，“新会潘学使衍桐为浙江学使，命题云《〈海国图志〉纠谬》。阅生作，诧而奇才，拔置第一。于是杭人士始知新学讲求之有益，闻风而起者大有人矣”
　　叶瀚：《块余生自纪》上，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47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这种风气未必始于叶瀚，但学使命题的改变造成当时学风的改变，大致属实。几年之后（1889年），另一位浙江士子汪康年应乡试，以第三艺作骚体，不合科场程式，依旧例应不取，却因在次题《日月星辰系焉》中，能“以吸力解‘系’字，罗列最新天文家言”，被主考官认为“新旧学均有根抵”,欲以首名取，终因犯规而以第六名中式。科场程式尚不熟，竟能以高名取，可知实以“新学”中式。
　　参见罗志田：《科举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17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杜亚泉正是在这样的风气下“改为畴人术，由中法而西法，读李善兰、华蘅芳二氏书，时以习代数所得，与叔山佳之习天者相印证，如是者二年”
　　蔡元培：《杜亚泉传》，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七），168页。。他在这两年间研习数学精进迅速，到1898年时，学使按临，考算学，他已是阖郡第一。精于数学后，又自修物理、化学及矿、植、动物诸科，并治哲学，通日语。他个人这一连串的治学转变，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始于追随科举而变，从训诂到筹人术，由筹人术到西方算学，再由西方算学进而接触到整个西方文化，直至放弃科举。杜亚泉后来也说直到戊戌政变发生，他才“知国难将作，绝意仕进”
　　杜亚泉：《智识阶级之团结》。已收入本书。。也正是在这时，他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以教书立身、用世。
　　二
　　甲午后两年，何寿章与徐树兰在绍兴办中西学堂，聘杜亚泉为算学教习。这很可能是何寿章与杜山佳、杜亚泉熟识，了解杜亚泉在这两年中算学精进。自此，他才开始以算学闻名于绍兴，并以算学谋生，在绍兴古城中，成了一个新人物。在学堂中，杜亚泉结识了后来影响其人生轨迹的蔡元培。
　　1898年冬，蔡元培受邀任中西学堂总理。杜亚泉始与蔡元培相识。蔡元培1884年十七岁时考取秀才，1889年中举人，次年成为贡士，1892年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得授职翰林院编修。他在甲午战争爆发后便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提倡新学。1898年九月受戊戌变法失败的影响，返回绍兴，任职中西学堂。与杜亚泉相比，蔡元培显然是一个全国性的人物，更能直接感受国家层面时局与时代风气的转变，且深受其影响。蔡元培回到绍兴，无疑影响了绍兴小环境的变化，也深深地影响了杜亚泉。
　　在结识蔡元培后，杜亚泉与之来往密切，一起学日文、英文，共同编和韵记号。其中，中西学堂开设日语课程便是蔡元培的主张，并由他引进日语教师。因此杜氏才有机会学习日语。在他们学习日语后，同读“日文书籍及杂志，间接的窥见世界新思潮”，都对传统学说“不免有所怀疑”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59～360页。，思想逐渐趋同。
　　不仅如此，蔡元培还通过中西学堂，将绍兴的精英集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群体效应。蔡元培曾说当时教员中马用锡、薛炳、马章、杜亚泉、寿孝天等，在当时的绍兴，“极一时之选”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七），194～195页。。这种群体氛围的存在，当对杜亚泉有不小触动。
　　在这样的交往与氛围中，杜亚泉的思想发生着不小的变化。到第二年，他曾向蔡元培提议“兴一蒙学会，集同志数人，分编课程书。先于府城开一学堂，会中人为教习，并立师范生数人，教学生二十余人，即以所编之书授之，借以知其善否，随时改定，俟部类略备，风气渐开，乃推之乡镇”。对杜氏建议，徐树兰听后“愿任刻书之资”。当时设计的课程有：初学惟识字、故事、公理三门，附以体操之易者。第二界分读经、阅史、舆图、数学、格致，皆由浅入深，大约以三年为限。当时拟编初学书，计划由蔡元培任识字书、马用锡任故事书、杜亚泉任公理书编撰。参见《蔡元培日记》（上），105页，1899年二月十一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组学会，开学堂，特别是以蒙学为名，正是当时的时代风气，趋新士人多从事于此。当时蔡元培、杜亚泉的旧交叶瀚曾在上海创办《蒙学报》，在蔡元培、杜亚泉等阅读的报刊中，《蒙学报》便是较为固定的一种。正因蔡元培已将这一群体结合在一起，故杜氏才会有“集同志数人，分编课程书”的提议。也因他与蔡在这一时期关系密切，思想趋同，故同被认为是“新派”，在“旧派”的反对下，一起离校。后来蔡元培回忆当时学校中新旧之争的情形：
　　每提出一问题，先生与余往往偏于革新方面，教员中如马湄莼、何阆仙诸君亦多赞同，座中有一二倾向保守之教员不以为然。然我众彼寡，反对者之意见，遂无由宣达。在全体学生视听之间，不为少数旧学精深之教员稍留余地，确为余等之过失，而余等竟未及注意也。卒以此等龃龉之积累，致受校董之警告，余愤而辞职，先生亦不久离校矣。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60页。
　　遭“旧派”反对固然使杜亚泉失去了这一教席，但在当时趋新尊西的时风之下，被看做“新派”一员，也是一种身份上升的渠道，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传统通过科举实现身份上升的方式。
　　可以说，从1898年与蔡元培相识到1904年入商务印书馆之间的几年中，蔡元培在杜亚泉事业中的地位，几乎无人能及。在这几年中，杜亚泉事业上每遇到困难，往往首先想到向蔡元培咨询，甚至求助。比如，杜亚泉于1902年受邀主持南浔浔溪公学，杜在赴任之前向蔡咨询；在任上出现学潮时，也向蔡求援，蔡从上海“特往南浔调停”。
　　参见《蔡元培日记》（上），196页，1902年二月十四日；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60页。杜亚泉要创办事业时，也往往首先邀请蔡元培加入。如在创办《普通学报》之前，事前先函商蔡元培，并“属元培任经学门”
　　《蔡元培日记》（上），80页，1901年七月二十九日。。
　　也正是通过蔡元培，杜亚泉得以结识活跃于上海文化界的张元济等人，并于1904年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立千1902年，由张元济推荐蔡元培兼任所长，仅数月，《苏报》案发生，蔡即避地离开上海。1903年，张元济正式任编译所所长，所内主要分国文、英文、理化数学三部。“又依蔡孑民的推荐，聘他的同乡人杜亚泉为理化数学部主任。”
　　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07～10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如果说，绍兴的算学教习仍是一个地方性人物，那加入商务印书馆负责理化数学部，特别是之后主政《东方杂志》，则显然已是一个全国性的文化人物。
　　三
　　清末数年，中国政治、社会变动极大，朝野空气也随之活泛。1905年清廷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改建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1908年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此后立宪的推进其实已相当快速，但仍未能赶上民间对宪政推行的期盼。当时民间士绅纷纷组社团，办杂志，进京请愿，要求加快立宪。
　　时局也牵动着杜亚泉。事实上，他进商务印书馆后，对时局非常关注，也热心于社会事务。1907年，他与张元济等创立浙江旅沪学会，被选为评议员；1908年参与江、浙两省反对清政府向英商出卖苏沪及沪杭两铁路修筑权的风潮，对于路事，极尽心力；在1909年浙江旅沪学会开会时，杜亚泉做题为“现值预备立宪时代当先研究宪政”的演说
　　参见《浙江旅沪学会开会纪事》，见《申报》，1909年3月29日第20版。。
　　这样的时代风气也影响到了商务印书馆。1908年，时在日本考察的张元济从报上看到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九年清单的报道，立刻写信给商务印书馆同人高凤谦、陶葆霖、杜亚泉，希望国内同志不要随声附和，“宜时时从高一层着想，以为国民之向导”，并建议立刻着手编译政法书籍。
　　参见《张元济致高凤谦、陶葆霖、杜亚泉》，见《张元济全集》，第3卷，《书信》，133页，1908年八月初五，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商务印书馆对自己的出版事业做了重大的调整，同时，对《东方杂志》也进行相应改革。
　　《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原是一种选报性质的刊物，只偶然发表几篇撰译的文字。1908年七月以前的编者为徐珂。
　　参见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11～112页。或正因时局的转变，选报不足以担当“国民之向导”的责任，故从七月开始，《东方杂志》改由更精通政法、热心时事的孟森主编。但孟森担任《东方杂志》主编不到一年，便因当选江苏省谘议局议员，无暇撰述，辞去主编。杜亚泉大致从这时起，开始参与杂志编辑。杜氏在数月前刚与孟森合作笺释《各省谘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章程》，由杜亚泉接替孟森主掌《东方杂志》合情合理。
　　杜亚泉于1909年初入主《东方杂志》。到1910年4月，《东方杂志》在第7卷第2期（1910年3月）刊出《改良序例》，重申“代表舆论，主持清议，对政府而尽其忠告，悯斯民而代为呼吁”的办刊宗旨，并以各种新栏目配合“宪政方新，世变益亟”的现状。又一年后，更在第8卷第1期（1911年3月）宣示了“本社之大改良”，表示随着“国家实行宪政之期日益迫近，社会上一切事物，皆有亟亟改进之观”。《东方杂志》也从内容到体例进行了较大的变动，以回应“随世运而俱进”的读者。或可以说，杜亚泉时代的《东方杂志》，就是与清末宪政偕行的。而他对清季新政的认知，却比很多时人更深刻。
　　关于杜亚泉在辛亥前后对时局的洞察，可参见罗志田：《五千年的大变：杜亚泉看辛亥革命（代序）》，见杜亚泉等著，周月峰整理：《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7～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在稍后，他又经历辛亥革命与随后的尝试共和。正因他要随时“为国民之向导”及“对政府而尽其忠告”，他的言论多有所为而发，有具体的针对，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对“当前一境”的即时观察及批评建议。
　　四
　　在杜亚泉任《东方杂志》主编期间，曾用“伧父”或“高劳”笔名撰写论文、杂感或译著三百余篇。在杜氏主持之下，《东方杂志》成为当时国内销量最大、最有影响的杂志。章锡琛评价：“《东方杂志》之有今日，君之力也。”胡愈之亦坦言：“《东方杂志》是在先生的怀抱中抚育长大的。”
　　章锡琛：《杜亚泉传略》，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16～17页；胡愈之：《追悼杜亚泉先生》，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12页。在这一时期，杜氏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杂志事，甚至在1917年时曾向张元济建议将编译所理化数学部委托其他人，自己专力主编杂志。
　　参见《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225页，1917年7月2日，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但当时新文化运动渐起，时代风气再次改变，杜亚泉渐渐因其不那么激进的主张，成为一个“不新不旧”的“落伍者”。
　　民初在对尝试共和挫败的反思中，时人的关注点有一从政治热到文化热的转向。但很快不满渐生，从1913年开始，有一迷茫徘徊时期。此时，杜亚泉已开始对此前国人所追慕的“西方”政治有所反思，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人多称为“欧战”）爆发之后，此种反思进而扩大到东西方文明全体，并使他卷入东西文明论争之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是步步深入模仿西洋，大致从坚船利炮到政治制度，再到西洋文化精神。正如杜亚泉所说：“近年以来，吾国人之羡慕西洋文明无所不至，自军国大事以至日用细微，无不效法西洋，而于自国固有之文明，几不复置意。”
　　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已收入本书。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使得很多时人对“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平佚：《中西文明之评判》，载《东方杂志》第15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81页。。如梁启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举凡一切国家社会之组织，皆将大异乎其前”，此后“新时代行将发生”
　　梁启超：《欧战蠡测》，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2页。。陈独秀认为受此次战争之洗礼，1916年以后欧洲的形势、军事、政治、学术、思想，“必有剧变，大异于前”
　　陈独秀：《一九一六》，见陈独秀著，任建树编：《陈独秀著作选编》（一），197、19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他们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了新潮流，不久后即会出现一更新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文化、政治、经济等都是全新的。但对具体是怎样一个新世界并不清楚，言人人殊。正是在这样一个“新者之取舍犹有待于研求”的“混沌时期”
　　胡政之：《世界新旧势力奋斗中之中国》，见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8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杜亚泉有其自己的判断，对“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对于固有文明，乃主张科学的刷新，并不主张顽固的保守；对于西洋文明，亦主张相当的吸收，惟不主张完全的仿效而已”。在杜氏看来，这比戊戌时代的“新”更新，是“现时代之新思想”
　　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新旧思想之折衷》。已收入本书。。这种论调与时代流风格格不入，陈独秀批评其对新潮流的判断为“梦呓”，而罗家伦攻击《东方杂志》“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
　　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见陈独秀著，任建树编：《陈独秀著作选编》（一），434页。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载《新潮》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1日），623页。。其实，当时双方都自认为代表了“新”，顺应了时代潮流，仅是对“新”与潮流的判断不同。更可见当时的新旧远比我们一般认知中的复杂。但因为五四前后，《新青年》一派的激进主张成为时代潮流，使杜亚泉显得格格不入。这就急坏了商务印书馆当局，竭力劝说杜氏不要再反驳，并要他改变立场，避免违反时代潮流。杜亚泉迫于情势，只得辞去《东方杂志》主编职务，专管理化数学部事。
　　参见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13页。
　　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杜寓所与商务印书馆俱被炮火焚毁，商务印书馆被迫停业并解雇职工。杜亚泉率全家回乡避难，变卖家产，举债为生。两年后，患肋膜炎，至12月6日去世。病笃时无钱医治，身后萧然，几于不克棺敛。
　　杜亚泉在民初时曾说，在当时新旧交替的社会，不规则的风潮常陡然而起，大多数人陷于漂泊沉沦之域，汩没于社会风潮之中，诸如“科举停罢，八股专家之老死牖下”，“法政速成，刑钱幕友之槁饿家园”。他曾忧虑，就算自己“澄其智虑，宁其神气”，临此大变，能否侥幸逃脱劫运，仍未可知。参见杜亚泉：《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已收入本书。当时尚是1913年，其个人事业正可谓如日中天。但一语成谶，仅仅五六年之后，新文化运动之风潮陡然而起，他自己也如之前的八股专家和刑钱幕友一般“汩没于社会风潮之中”。
　　五
　　杜亚泉知识广博，所撰文字，除数、理、化、动、植、矿外，自国际时事、经济、政治以至哲学、教育、科学、语言、考古，靡不具备。他的论著，除教科参考书外，多散见各杂志。单行者有《叔本华处世哲学》、《东西文化批评》、《人生哲学》、《博史》诸书。本卷辑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论著一百五十余篇（部），涵盖杜氏对清末民初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思考。
　　本书选取杜氏文稿，除记事与理、化文章不收外，尽可能多收、全收。以文章发表时间先后排列，亦不另行分类。所收文稿均以发表时的杂志（书）原件为底本，其中属明显错字，以〔〕内之字改正之；明显脱字，以〈〉内之字补之。虽多次校对，唯学识所限，自知错误仍多，尚祈读者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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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 概述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旨在全面、深入地梳理和呈现中国近代思想巨匠杜亚泉先生的学术思想、人生轨迹及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与深远影响。本书收录了杜亚泉先生的代表性著作、重要文章、书信以及相关研究文献，力求为读者构建一个立体、完整的杜亚泉思想图景，勾勒出他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进行的深刻思考与不懈探索。 作者简介 杜亚泉（1888—1957），字亚泉，号亚泉老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早年留学日本，深受西方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思想的影响，回国后积极投身于启蒙教育与思想启蒙事业。在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杜亚泉先生以其独特的思想视野和深刻的洞察力，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文化复兴以及教育改革提出了诸多富有创见的观点。他的思想融汇中西，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与继承，又不乏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性吸收与扬弃，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几个主要部分，力求从多维度、深层次地揭示杜亚泉先生的思想世界： 第一部分：早期思想与人生轨迹 童年与求学经历： 详细追溯杜亚泉先生的家庭背景、少年时代的学习经历，以及他在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萌发对知识的渴求与对社会变革的思考。 留学日本的洗礼： 深入剖析杜亚泉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的经历，包括他所接触的西方哲学流派（如实证主义、功利主义、进化论等）、社会思潮（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以及他对日本明治维新经验的学习与反思。重点分析这些经历如何塑造了他早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回国初期的实践与探索： 梳理杜亚泉先生回国后参与创办学校、组织学术团体、发表早期文章的历程。展示他在实践中如何将所学知识应用于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深化和修正自己的思想。 第二部分：核心思想体系的建构 关于“新文化”的论述： 杜亚泉先生是中国近代“新文化”思潮的重要推动者和理论家之一。本部分将深入解读他对“新文化”的定义、内涵、历史使命的阐释。重点关注他对西方文明的引进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反思，以及他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融合与创新。他关于“国民性改造”、“理性精神”、“科学与民主”等早期提出的核心概念，都将在本部分得到详尽的分析。 对传统文化的再审视： 区别于一些激进的“打倒传统”的论调，杜亚泉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一种更为审慎和辩证的态度。本部分将梳理他关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等在近代社会中的价值与局限性的论述。他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如何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契合点，将是本部分的重点。 社会改造的蓝图： 杜亚泉先生不仅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改革者。本部分将集中展现他对中国社会改造的设想，包括他对教育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社会伦理道德重建等方面的思考。他提出的“科学的社会组织”、“德育与智育并重”等观点，都将在此得到阐释。 人生哲学与道德伦理： 探讨杜亚泉先生的人生哲学，包括他对人生意义、幸福观、个人价值实现的看法。以及他对近代中国社会道德伦理秩序的思考，如何应对西方文化冲击下的道德困境，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合乎人性的道德规范。 第三部分：跨越时空的对话——杜亚泉与时代 与同时代思想家的碰撞与交流： 深入研究杜亚泉先生与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同时代重要思想家的思想联系、异同与论辩。通过考察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公开辩论以及相互评价，揭示杜亚泉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争鸣中的独特立场与贡献。 教育实践的探索： 详细介绍杜亚泉先生在教育领域的杰出贡献，包括他参与创办的学校、提出的教育理念、教材的编撰以及对教师培养的重视。分析他的教育思想如何回应当时的社会需求，如何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教育发展。 抗战时期的思想与担当： 梳理杜亚泉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思想转变与精神风貌。他如何看待民族危机，如何号召民众抗战，以及他在艰难岁月里如何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思想启蒙工作，展现其家国情怀与知识分子的担当。 晚年思想的回顾与反思： 呈现杜亚泉先生晚年的思想状态，包括他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进一步思考，对自身思想体系的梳理与总结，以及他对后世学人的寄望。 第四部分：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 杜亚泉思想的创新性与局限性： 本部分将对杜亚泉先生的思想进行客观的学术评价，分析其思想的原创性、深刻性，以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时代局限性。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定位： 深入探讨杜亚泉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他如何在激进与保守、东方与西方之间找到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他的思想对后来的中国思想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研究方法与文献梳理： 本卷在编辑过程中，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对杜亚泉先生的著作、手稿、信件以及相关研究资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梳理。尽可能搜集和整理了海内外现存的关于杜亚泉先生的珍贵文献，为学界提供了可靠的研究基础。 阅读价值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不仅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更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将能够： 深入理解中国近代化的复杂历程： 杜亚泉先生的思想是理解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思想文化激荡、中西文明冲突与融合的重要窗口。 领略一位伟大思想家的智慧与风骨： 了解杜亚泉先生如何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以其独立思考和深邃洞见，为民族的未来探索方向。 激发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关系的思考： 杜亚泉先生对中西文化的辩证处理，能够启发读者更深入地思考如何在新时代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 认识思想的力量： 感受思想如何影响一个时代，如何塑造一代人的精神面貌，以及思想家们在国家民族命运面前所肩负的责任。 本书适合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相关专业的学者、研究人员，以及对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感兴趣的广大读者。它将带领读者走进杜亚泉先生的思想世界，与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深刻对话。

评分☆☆☆☆☆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本书对我的冲击，那便是“穿透力”。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观点碎片化的时代，我们很容易迷失在各种即时的、表层的评论之中。而这本书，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开了历史的迷雾，直达问题的本质。它没有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教会了我如何去构建一个更具韧性的思考框架。特别是关于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论述部分，作者的分析角度相当新颖，没有落入非黑即白的窠臼，而是深入探讨了文化基因层面的深层结构性差异。读完后，我发现自己看待当前一些社会思潮的角度都发生了一些微妙但重要的转变，这才是真正优秀思想著作的价值所在——它改变了读者的认知底层逻辑。

评分☆☆☆☆☆

对于那些初次接触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个极佳的入门向导，但其深度和广度也足以满足资深研究者的需求。它的价值在于构建了一个极为稳固的知识脚手架。我尤其注意到它对特定历史文献的引用和注释，这些注释往往能帮助读者迅速定位到原始出处，避免了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打转。更重要的是，本书的结构安排，仿佛是精心设计的阅读路径，从基础概念的建立，到复杂理论的展开，再到对未来社会形态的展望，逻辑层层递进，一气呵成。这不仅仅是一本“读物”，更像是一套可以反复研读、每次都能发现新维度的思想工具箱，对于想要系统梳理那位思想家学术脉络的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指南。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着实让人眼前一亮，那种沉甸甸的质感，配合着略带复古的字体排版，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了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内页纸张的选择也很考究，不像现在很多新书那样追求廉价的光滑，这里的纸张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粗粝感，仿佛触摸到了历史的纹理。我特意翻阅了几页，发现编者在细节处理上非常用心，旁注和索引都做得极其详尽，这对于深入研究特定思想流派的读者来说，简直是福音。光是目录的梳理，就能看出背后付出了多少心血，它不仅仅是简单的章节罗列，更像是一张精心绘制的思想地图，引导着我们去探索这位近代思想巨匠的思维路径。整体来看，这套书的出版质量，完全对得起它所承载的思想重量，收藏价值和阅读体验都是上乘的。

评分☆☆☆☆☆

阅读的过程，与其说是吸收知识，不如说是一场与先哲的心灵对话。我尤其欣赏作者（或编者）对于那些晦涩概念的梳理方式。通常，研究近代思想，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术语的演变和语境的转换，但这本书似乎深谙此道，它没有生硬地抛出定义，而是通过大量的原始文本的对比和交叉引用，让概念的生长过程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举个例子，对于某个核心的“救国”思想的阐释，作者巧妙地选取了其在不同阶段的论述片段，通过细微的措辞变化，清晰地勾勒出其思想成熟的轨迹。这种“在现场”的阅读体验，远胜于任何二手解读的总结，让人仿佛能亲耳聆听彼时的辩论与挣扎，极大地增强了阅读的代入感和思辨的深度。

评分☆☆☆☆☆

坦白说，初次捧读时，我曾担心这会是一本学院派的“冷书”，充斥着过于枯燥的理论分析。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担忧是多余的。这本书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展现出了一种难得的人文关怀。在那些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探讨背后，我能感受到那位思想家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困惑、坚持与热情。编者在引言或篇章过渡处，穿插了一些与当时社会背景、个人经历相关的背景资料，这些“小插曲”虽然不直接构成核心理论，却极大地丰富了人物形象，使抽象的理论具有了鲜活的血肉。这种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让我在面对那些复杂的哲学思辨时，不至于感到精疲力尽，反而能保持住探究下去的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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