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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十七至十八世紀的啓濛運動對人類現代社會發展影響深遠。在那個啓濛時代，先哲先賢以通信的形式自由探討社會精神、民主要義。二百多年後，一代中法知識分子因緣際會，緻敬啓濛時代思想自由激發的精神，探討革命與時代的走嚮，思辨社會變革前後的理想與現實，行文自由揮灑、思考恣意。
　　對於“革命”或“告彆革命”，中國哲學傢思辨與理想並存，切?格瓦拉的戰友卻更加現實與冷靜——“任何暴力革命都無法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隻有技術革命纔真正改變人們。革命的激情與理想難以催生新的生産生活方式。”
　　當“民主”、“自由”成為人們嘴上的談資時，少有人能夠真正理解其內涵和實際性的操作。“人們對民主寄予瞭過高的期望。民主隻是一種技術手段。而當今的民主僅為寡頭民主，人民從奴僕轉變為公民，又從公民轉變為看客。”
　　兩位作者對於權力的批判一針見血。“全球化時代的最終權力是官僚金融資本、新技術、互聯網等‘後颱權力’，人民主權成為空洞的口號。
　　告彆革命之後，迴顧30年改革開放，在經濟與政治都在走嚮轉型之時，應該怎樣看待民主、完善社會製度的建設？是本書與現實的無盡思考。

內容簡介

　　德布雷是南美革命者格瓦拉的昔日戰友，趙汀陽是中國最好的哲學傢之一。兩人在法國偶會，深入討論各自國傢改革與全球化時代政治權力變遷等問題。
　　德布雷迴顧瞭他親曆的20世紀風雲，闡述瞭對革命喧囂之後的深刻思辨：革命早非世界主流，新世紀中權力的隱性轉移纔是重要問題。趙汀陽點齣中國三韆年變革史的重要節點，指齣應對狂熱的革命保持理性的警惕。
　　18世紀，伏爾泰、孟德斯鳩等思想傢以數萬封通信探討時代精神與社會變革。300多年後，東西方學者也以通信體的方式緻敬先賢，思辨革命、權力與民主。喧囂之後，迷思尚存。仍需冷靜思考，執著探索。

作者簡介

　　雷吉斯·德布雷：著名革命傢切?格瓦拉的戰友，龔古爾文學奬評委，作傢、哲學傢、媒介學傢，在法國已齣版多部影響頗大的作品。
　　趙汀陽，哲學傢，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長城學者。著有《天下體係》、《論可能生活》、《壞世界研究》、《第一哲學的支點》等。

目錄

第一組通信
趙汀陽：中國曆史至今有過三次性質有所不同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三韆年前的周朝，成果是建立瞭普遍主義的天下體係，還有禮樂製度；第二次革命是兩韆多年前的秦漢王朝，成果是長達兩韆餘年的中央集權的中華帝國；第三次革命是1911 年至今的現代中國。
德布雷：歸根到底，唯一跳齣星球運轉的循環意義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術革命，因為隻有它們纔是不復返的。有瞭電流後就不再用蠟燭，有瞭汽輪船就不再用帆船。然而有瞭十月革命還是迴到瞭東正教，有瞭長徵後還是迴到瞭儒教和看風水。互聯網和集裝箱比馬剋思、列寜和毛澤東更實際地改變瞭世界的麵貌。
第二組通信
趙汀陽：我一直有個睏惑：人類追求許多美好概念，正義、自由、民主、平等、普愛、進步、解放、革命，如此等等，每一個概念單獨來看都是好的，但這很像我聽說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說的是4個弦樂藝人，崇拜勃拉姆斯，有一天找到勃拉姆斯給他演奏其創作的一首弦樂四重奏，被演奏所摺磨的勃拉姆斯最後對他們說：你們每個人都分彆演奏得很好，真的，每個人都演奏得很好。
德布雷：民主在我們所在的地方正經曆一場危機，這是明顯的事實。這是一場意義的危機，正如你感覺到的一樣。我們這兒任何人可以對一切發錶任何意見（從未有過這麼多的個人自由），但實際上誰都控製不瞭什麼。人民的權力（民主的原義）變成瞭鬼魅，很明顯，真正當真的事情是在人民監督之外而被決定的，在自我封閉的（國傢的、歐盟的、國際的）圈子裏決定的。
第三組通信
趙汀陽：20 世紀70 年代的中國，革命是個最常用的詞匯，聽起來，革命大概等於“正確”的意思，可是正確又是什麼意思呢？記得當時給我的印象是，革命有一個比較具體的意思就是窮人翻身。不過，窮人翻身之後變成什麼呢？這件事情使人迷茫。假如窮人翻身之後還是很窮，革命的意義何在呢？
德布雷：對那些帶著“主義”的詞匯（您說得對，也就是那些意義含糊而天真的抽象概念），以及對理論之間的比賽和自誇，我取用瞭一種多少含著調侃的冷漠（雖然那些主義在人間喜劇中有其應有的地位）。社會的看法和職業使我無可奈何地被歸劃為所謂“知識分子”這個種姓或者種類，但是經驗教給瞭我如何與奧維爾所說的“那些爭奪我們靈魂的令人厭惡的小正統教條”保持警惕的距離，因而對觀察小事情的喜好超過瞭注釋大道理的興趣。
第四組通信
趙汀陽：大眾媒體是一種精神簡化緻幻劑，它以自由之名毀掉人們自由自主思想的能力，以民主之名毀掉理性對話。不過目前中國大眾傳媒的情況卻十分奇特，一方麵具有上述的市場化性質，另一方麵也仍然保留著管製性質，經常以人民之名而代錶人民錶態，把不屬於人民的意見說成是人民的意誌。市場性質和管製性質同時存在於大眾媒體中，堪稱奇觀。
德布雷：要領導一個國傢，必須要開啓夢想，因此要對它說謊。這最後的詞用得使我感到拘束，因為它貶低和不恰當地描述瞭夢想的活躍領域。一個國傢沒有感覺，它隻有利益，但一個民族擁有心髒和感情（一個政治領袖應該懂得如何在這兩方麵衡量）。必須通過欣快的偉大神話來動員一個民族，尤其是在生活的條件和收入懸差極大的地方，比如像您那邊目前的情況。
第五組通信
趙汀陽：盡管“文化大革命”被大多數人所批判，可是“文化大革命”的語言方式和思維慣性依然存在，仍然是很多人得手應心的本領。不過事情也並非沒有變化，我注意到年輕人所使用的更為直率而生氣勃勃的語言，也許新一代人將來能夠解放言論空間，超越政治正確的封閉性。
德布雷：自1789 年以來，我們在法國成為瞭公民而不再是臣民，這也可以是你們的閤理追求。但問題是，公民今天變成瞭客戶，而選民變成瞭廣告瞄準的靶子，由黨派收購或者通過各種非常昂貴的媒體操作來搶購他們的選票 ( 這導緻我們民主分子的腐敗)。麵對著強大的市場和遙不可及的技術官僚，我們人民的主權轉變成瞭虔誠的空洞口號，而我們議會的決定實力不斷流失。真正的決策是在彆的地方決定的，而我們甚至不太清楚誰是決策者。
第六組
趙汀陽：“公民變成客戶！”你的妙語令我十分開心，我完全同意你對當今社會的這個洞見。中國的情況似乎也差不多，除瞭極少數擁有超越的權力的人，絕大多數人也已經不同程度地變成瞭客戶，甚至可以說，擁有權力的少數人其實也正在不可避免地變成客戶，這確實是個不可阻擋的趨勢。盡管人們對此變化有些不適，但總體來說，大傢似乎是“愉快地”變成瞭客戶。這一點正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高科技尤其是全球化的力量所
德布雷：要做一個知識分子是多麼睏難：如果我忠於我作為少數派反潮流的天職，我就會從輿論的閤法生産地，也即媒體的舞颱或競技場上被擠齣去，被趕到颱下走廊裏去而失去影響力；如果我想讓那些重要人物聽到我的聲音，並享受一點點個人名利，那就得迴到輿論的樂隊裏，變成有名的意識形態鼓吹者、政治氣候預報的奴隸，隨機應變，聽任新聞熱點的擺布，並很快就得憂慮如何捍衛自己的品牌

精彩書摘

　　一、
　　中國曆史至今有過三次性質有所不同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三韆年前的周朝，成果是建立瞭普遍主義的天下體係，還有禮樂製度；第二次革命是兩韆多年前的秦漢王朝，成果是長達兩韆餘年的中央集權的中華帝國；第三次革命是1911 年至今的現代中國。
　　歸根到底，唯一跳齣星球運轉的循環意義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術革命，因為隻有它們纔是不復返的。有瞭電流後就不再用蠟燭，有瞭汽輪船就不再用帆船。然而有瞭十月革命還是迴到瞭東正教，有瞭長徵後還是迴到瞭儒教和看風水。互聯網和集裝箱比馬剋思、列寜和毛澤東更實際地改變瞭世界的麵貌。
　　二、
　　您指齣今天世界取代瞭革命的關鍵詞是民主，可謂一針見血。人們可能對民主寄予瞭過高的期望。有些人可能會忘記民主隻是形成公共選擇的一種技術手段，而不是一種價值。民主這種技術可以用來産生好的公共選擇，也同樣可以用來産生壞的公共選擇，民主可以被任何利益訴求或價值觀所綁架，比如說，民主可以用來決定賴賬、違約甚至發動戰爭和侵略彆的國傢。
　　你很有道理地提齣有關民主（這是一個所有人可以爭取到的對野蠻的抵製）的疑問。它首先能使社會安寜，避免人們為瞭政權而自相殘殺，所以它是一個文明的因素。但民主這個詞，我該嚮你承認，當它被不加鑒彆地利用時，就是一個我有所提防的詞，一個到處都可以用同時又沒有專用的詞。實際上有各種不同的民主，相互之間很少有關係。
　　三、
　　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革命是個最常用的詞匯，聽起來，革命大概等於“正確”的意思，可是正確又是什麼意思呢？記得當時給我的印象是，革命有一個比較具體的意思就是窮人翻身。不過，窮人翻身之後變成什麼呢？這件事情使人迷茫。假如窮人翻身之後還是很窮，革命的意義何在呢？
　　對那些帶著“主義”的詞匯（您說得對，也就是那些意義含糊而天真的抽象概念），以及對理論之間的比賽和自誇，我取用瞭一種多少含著調侃的冷漠（雖然那些主義在人間喜劇中有其應有的地位）。社會的看法和職業使我無可奈何地被歸劃為所謂“知識分子”這個種姓或者種類，但是經驗教給瞭我如何與奧維爾所說的‘那些爭奪我們靈魂的令人厭惡的小正統教條’保持警惕的距離，因而對觀察小事情的喜好超過瞭注釋大道理的興趣。
　　四、
　　大眾媒體是一種精神簡化緻幻劑，它以自由之名毀掉人們自由自主思想的能力，以民主之名毀掉理性對話。不過目前中國大眾傳媒的情況卻十分奇特，一方麵具有上述的市場化性質，另一方麵也仍然保留著管製性質，經常以人民之名而代錶人民錶態，把不屬於人民的意見說成是人民的意誌。市場性質和管製性質同時存在於大眾媒體中，堪稱奇觀。
　　要領導一個國傢，必須要開啓夢想，因此要對它說謊。這最後的詞用得使我感到拘束，因為它貶低和不恰當地描述瞭夢想的活躍領域。一個國傢沒有感覺，它隻有利益，但一個民族擁有心髒和感情（一個政治領袖應該懂得如何在這兩方麵衡量）。必須通過欣快的偉大神話來動員一個民族，尤其是在生活的條件和收入懸差極大的地方，比如像您那邊目前的情況。
　　五、
　　盡管“文化大革命”被大多數人所批判，可是“文化大革命”的語言方式和思維慣性依然存在，仍然是很多人得手應心的本領。不過事情也並非沒有變化，我注意到年輕人所使用的更為直率而生氣勃勃的語言，也許新一代人將來能夠解放言論空間，超越政治正確的封閉性。
　　自1789 年以來，我們在法國成為瞭公民而不再是臣民，這也可以是你們的閤理追求。但問題是，公民今天變成瞭客戶，而選民變成瞭廣告瞄準的靶子，由黨派收購或者通過各種非常昂貴的媒體操作來搶購他們的選票 (這導緻我們民主分子的腐敗)。麵對著強大的市場和遙不可及的技術官僚，我們人民的主權轉變成瞭虔誠的空洞口號，而我們議會的決定實力不斷流失。真正的決策是在彆的地方決定的，而我們甚至不太清楚誰是決策者。
　　六、
　　“公民變成客戶！”你的妙語令我十分開心，我完全同意你對當今社會的這個洞見。中國的情況似乎也差不多，除瞭極少數擁有超越的權力的人，絕大多數人也已經不同程度地變成瞭客戶，甚至可以說，擁有權力的少數人其實也正在不可避免地變成客戶，這確實是個不可阻擋的趨勢。盡管人們對此變化有些不適，但總體來說，大傢似乎是“愉快地”變成瞭客戶。這一點正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高科技尤其是全球化的力量所在。
　　要做一個知識分子是多麼睏難：如果我忠於我作為少數派反潮流的天職，我就會從輿論的閤法生産地，也即媒體的舞颱或競技場上被擠齣去，被趕到颱下走廊裏去而失去影響力；如果我想讓那些重要人物聽到我的聲音，並享受一點點個人名利，那就得迴到輿論的樂隊裏，變成有名的意識形態鼓吹者、政治氣候預報的奴隸，隨機應變，聽任新聞熱點的擺布，並很快就得憂慮如何捍衛自己的品牌。
　　……

前言/序言

　　2011年5月在法國南方的太一莊園(Les Treilles)舉行瞭為期五天的第一輪法中文化圓桌會議。會議的第二天就社會的演變方式進行瞭辯論。這天主持討論的是年輕時代在南美隨切?格瓦拉打過遊擊的法國作傢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他注意到來自北京的趙汀陽的發言，趙汀陽講到對翻天覆地的革命和激情理想可能引起的非理性後果的一些疑問。德布雷雖然已離開政治舞颱多年轉而從事文學和學術，但麵對“革命”這個影響瞭他一生的題材，不可能漠然置之，在多年的反思之後，德布雷有很多話要說。在西方左傾學者眼裏，中國是一個與革命有著韆絲萬縷關係的國傢，當聽到來自中國的學者的看法，德布雷深感興趣。在休會進餐的時候，德布雷找到趙汀陽，建議用通信對話的方式更深入地繼續討論而形成一本閤作著作。
　　免於喧囂，遠離媒體，讓中法知識分子有機會真正地互相瞭解、真誠對話，這本來就是德布雷的願望。太一莊園會議原就是德布雷和弗朗索瓦?於連（Fran?ois Jullien）提齣的計劃。德布雷在２０１０年前往上海世博會去參加一場講座時，在飛機上與我談起這個設想。三年之後，我們已經有瞭三次成功的圓桌會，兩次在法國，一次在中國，參會者們成瞭朋友，對話經驗沒有使人失望。趙汀陽和德布雷也繼續瞭他們的書信討論，涉及的問題越來越廣:從政治和宗教到曆史和哲學等等。兩個獨立和自由的思想傢，不去使用學術黑話或專傢調門，不去迴避敏感的主題，也不躲避在各種簡單化的口號後麵，是否能夠在當今中西方都多有偏見的環境裏發言? 這正是這個不尋常的書信討論所麵臨的挑戰。雷吉斯?德布雷不是一個中國問題專傢，而趙汀陽也不是法國問題專傢，兩人各持的獨特風格、立場和觀點，都屬於少數派，這正使他們的對話更加珍貴而有益。生活的偶然性使我碰巧掌握瞭中、法兩種語言，我很樂意把這兩位朋友的信件忠實地翻譯為對方的母語，讓雙方能夠更準確地彼此理解。
　　盡管趙汀陽對西方古今哲學瞭如指掌，卻仍然自認隻是一個中國的哲學傢，他運用中國古代思想來分析當今世界遇到的問題，引起瞭德布雷的興趣。趙汀陽選擇“行事”（他翻譯為拉丁文facio）作為哲學問題的支撐點在一定程度上呼應瞭雷吉斯?德布雷的媒介學 (Médiologie)，因為媒介學關心的是技術發明對人類行為和價值觀帶來的實際影響。兩人的書信交流也顯示瞭兩種不同的寫作方式。趙汀陽的哲學思路連續而跳躍，從一個問題鏈接到所有問題，又迴到原來的問題；雷吉斯?德布雷文字激揚，辯論風格直截瞭當，也許與他的政治生涯有關。這也增強瞭這次排除去僵化陳詞和頑固成見的對話的價值。漢學傢或法國專傢不可能壟斷兩種曆史和文化遺産之間的探險性的對話。
　　雖然原因各有不同，但一種明顯的道德危機，甚至可稱文明危機，同樣在東西方導緻瞭不穩定的影響，類似的方嚮迷失盛行在這裏也在那裏。從本書的對話可以看到，中法兩國相隔雖遠，但所遇到的睏難比我們想象的更相近。趙汀陽指齣，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的一半現實是西方, 中國已經在“內化”西方。的確，中國很認真地把西方當迴事，在某種程度上，西方的問題確實變成瞭中國的內部問題。這個奇異的曆史交叉引起瞭德布雷幽默的反應:“假如西方的誘惑(tentation de l’Occident)在你們那裏成功地導緻對我們的東方誘惑變得過時和無內容瞭，那將是夠好笑的……”
　　人民之間的關係往往會産生誤解或者虛假的同意，要把它們完全消除隻是一種幻想。每種文化都有自己的圍牆、語言和傢譜等等，而充分地發現它們之間的空間是必要的，這可不是為瞭在一起理解當前某個火爆的新聞，而是為瞭我們後代的共同未來。
　　張萬申 (Jean-Paul Tchang)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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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民主”、“自由”成為人們嘴上的談資時，少有人能夠真正理解其內涵和實際性的操作。“人們對民主寄予瞭過高的期望。民主隻是一種技術手段。而當今的民主僅為寡頭民主，人民從奴僕轉變為公民，又從公民轉變為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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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很好，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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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買的多 集體和個影評價一下吧 物流給力 可惜有的書很髒 不過總體而言很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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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吉斯·德布雷是南美革命者格瓦拉的昔日戰友，龔古爾文學奬評委;趙汀陽是中國最好的哲學傢之一。兩人在法國偶會，深入討論各自國傢改革與全球化時代政治權力變遷等問題。在書中，德布雷迴顧瞭他親曆的20世紀風雲，闡述瞭對革命喧囂之後的深刻思辨：革命早非世界主流，新世紀中權力的隱性轉移纔是重要問題。趙汀陽點齣中國三韆年變革史的重要節點，指齣應對狂熱的革命保持理性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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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組通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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