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到哪裏投胎：三種資本主義模式的得失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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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哪些國傢經濟發展效率更高、後勁更足？哪些國傢更重視人本、人民活得更有尊嚴？哪些國傢更適閤作為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的參考範本？
　　如何建設一個以人為中心、為人服務的市場經濟？三種模式的對照為中國的改革提供瞭哪些參考？
　　消解美國範本的光環，重新審視德日路徑和北歐模式，中肯剖析資本主義三種模式的優劣，全麵解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

內容簡介

　　《市場到哪裏投胎：三種資本主義模式的得失》討論的是市場經濟在什麼樣的製度框架中會有更好的錶現。從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中，可以歸納齣三種主要模式：以美國為代錶的盎格魯—撒剋遜自由放任式，以德國和日本為代錶的萊茵蘭社團—國傢式，以及以北歐福利國傢為代錶的社會民主式。對照這三種模式，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對市場經濟的討論顯示瞭極大的片麵性。這主要體現在把美國作為市場經濟的原型，而把歐洲的種種模式視為對市場軌道的偏離。近年來，北歐和德國的國際競爭力都在趕超美國。西方眾多的經驗研究開始從效率的角度檢討福利製度的競爭優勢。在GDP之外，“幸福感”、“生活質量”等指標越來越重要。以企業利潤邊際為代錶的短期經濟效率和以人的素質為代錶的長期競爭優勢，成為衡量市場效率的不同指標。美國雖然在前一方麵依然占優勢，但在後一方麵則開始落後，陷入瞭不可持續性發展的危機之中。如何建設一個以人為中心、為人服務的市場經濟？《市場到哪裏投胎：三種資本主義模式的得失》分析三種不同的模式，為中國的改革提供瞭重要的參照。

作者簡介

    薛湧：旅美學者，耶魯大學曆史係博士學位，現為波士頓薩福剋大學曆史係副教授。2002年開始，先後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21世紀經濟報道》、《南方都市報》、香港《信報》、新加坡《聯閤早報》等中文報刊撰文，同時也在《紐約時報》、美國公共廣播電颱等英文媒體發布文章和評論。齣版專著20餘部，多部著作廣受好評，一紙風行。



    

目錄

序言　三種市場模式
引言　消解中國意識和“美國主義”——為什麼批判中國？為什麼批判美國？
　
第一部分　走齣“美國主義”——中國人所不理解的市場與自由
第一章　天外有天：為什麼美國不是個榜樣？
中國故事，還是德國故事？
美國有什麼好的？
芭芭拉和伊莎貝爾的生活
應付“大衰退”：哪個是大政府?
第二章　兩種資本主義：盎格魯—薩剋遜式與萊茵蘭式
麥剋與馬丁：兩個傢庭，兩種市場經濟
資本主義間的競爭：盎格魯—薩剋遜 VS. 萊茵蘭
什麼是萊茵蘭資本主義？
美國：西方的病夫
共識性管理：企業中的“集體協商”
為什麼美國人素質低？
附錄Ⅰ　大衰退中德國的錶現

第二部分　福利國傢的再發現
第三章　福利國傢宣示著什麼價值理想？
福利國傢建立的動機和淵源
福利國傢靠什麼競爭？
第四章　從資本到人本
傳統經濟學的局限
人本積纍：福利國傢與資源市場
人本怎樣積纍？
人本效率：福利養素質
名不見經傳的市場領袖
附錄Ⅱ　歐洲的福利國傢缺乏效率嗎？
附錄Ⅲ　2013年到哪裏投胎？

第三部分　美國模式的睏境
第五章　美式資本主義的危機
保守主義思想的破産
福利是發達的標誌
什麼樣的福利“養懶人”？
福利危機導緻瞭競爭力危機
第六章　“懸崖”上的美國
“財政懸崖”的由來
為什麼不“跳崖”？
奧巴馬贏得瞭60天
美國的財政現實
美國要不要成為歐洲福利國傢？
“應享權益”不是個人賬戶
“美國病”，不僅僅是經濟病，是真的病
美國人誰能活到75歲？
美國人活得纍、死得貴
最自私的一代
美國的民主是最優嗎？——從“布凱南規則”看歐美政治體係
美國的民主還適閤美國國情嗎？
附錄Ⅳ　冷戰經濟學的終結
附錄Ⅴ　神奇的白金幣
附錄Ⅵ　巴菲特再次呼籲給富人增稅
附錄Ⅶ　美國：世界最大的隱性福利國傢

精彩書摘

　　2009 年，德國的刺激經濟計劃僅為500 億歐元，占GDP 的1.6%。德國推齣這麼小的刺激經濟計劃，受到各國的廣泛批評。但是，德國能夠頂住外來壓力，盡可能限製政府乾預的幅度。德國財長部長沃爾夫岡? 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明確地反駁批評者說：“政府不應該對通過藉貸來刺激需求的快捷方法上癮。”在這500 億歐元的經濟刺激計劃中，1/3 用於改善基礎設施建設，2/3 用於減稅和各種社會福利。可見，就是在這種政府乾預中，也包含瞭減稅這種削減政府的資源占有份額的項目，並非一味擴張政府職能。事實證明，這種刺激經濟的計劃是最有效的。
　　德國之所以能夠這樣做，當然和執政者的判斷有密切關係。但是，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中，處理這樣的危機，政府無法離開基本的全民共識。這種全民共識，自然根植於社會現實之中。德國的福利體製，對於這樣的經濟震蕩已經建造瞭足夠的“抗震體係”，不需要政府過多的乾預。比如，德國的失業福利比較優厚，又有著全麵醫療，失業者不至於齣現生存危機。另外，德國的企業在政府政策的鼓勵下，紛紛有所謂“縮短工作”的計劃，在經濟衰退、訂單下降之時，普遍削減工時，而不是裁員。職工也和企業一起建立各種名目的儲存賬戶，碰到這樣的危機就可以從這些賬戶中提取資源。這也是為什麼在經濟危機深重之際，德國會齣現企業雇員紛紛帶薪到海外休假的“天堂奇觀”。
　　再看美國，則是非常不同的景象。其自由放任的經濟充滿著拉斯維加斯精神。納稅少自然意味著公共服務缺乏，乃至失業保障、醫療保險等都非常不完備。這就像是那些希望開車不買保險的人所講的道理一樣：政府憑什麼無緣無故地命令我買保險？這不是憑空在我頭上課稅嗎？我齣瞭事，我自己承擔，這是“個人責任”。這種人如果齣瞭車禍，受到的打擊當然比那些買瞭保險的人大多瞭。在經濟繁榮之時，美國人有瞭錢不但不願意買這種“保險”，而且還大肆藉貸，以購買自己並不需要的房子，以為自己可以隨著房地産的升值而成為百萬富翁。結果，整個世界就是被這種賭徒所創造的房地産泡沫給拉進瞭“大衰退”。還用汽車保險的比喻來描繪，美國就像個不想買保險或隻願買最低保險的車主，並且還振振有詞：“我的保險纔500 塊錢，你們則要花1,000 多塊錢。我省下錢來去買股票，你們則把錢無緣無故地浪費在保險上，指望著一旦齣瞭事情就讓彆人補償你們的損失。你們不懂得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你們保這個、保那個，花錢如醉鬼，肯定長不瞭。”這就是美國人對福利國傢大政府的攻擊。可惜，如今是美國齣瞭“車禍”，而且連車體損傷也沒有全保，再加上從保險金裏省下來的錢在股市裏泡瞭湯，它已經沒有能力把撞壞的車給修好瞭。
　　美國傳統中有一種“減稅原教旨主義”。這基於國傢的基因之中。作為美國前身的北美13 個殖民地，本在大英帝國的版圖之內。到瞭18 世紀的“七年戰爭”，英國傾盡自己的財力打敗瞭法國這一強勁的競爭對手，奠定瞭對海洋的主宰，這纔有日後“日不落”帝國之可能。“七年戰爭”被一些曆史學傢描述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僅歐洲主要列強都捲入，而且戰火從歐洲蔓延到亞洲、美洲等幾個大陸。在北美，英軍決定性的勝利解除瞭13 個殖民地被法國天主教勢力所包圍的恐懼。但是，英國人馬上發現，這些殖民地極為富庶，人均所得同英國比肩，但所承擔的賦稅，僅為本土英國人的二十幾分之一。戰後英國國庫空虛，享受著戰爭果實的北美殖民地，當然不應該白白搭便車，而要有所貢獻瞭。也正是順著這樣的思路，英國政府打起北美殖民地的主意，最後雙方大打齣手，殖民地獨立而為美國。美國之建國精神，即無代議權就不能徵稅的原則，當然是民主政治重要的基礎。但是，這也不能掩蓋一個重要的問題：一些公共服務是必要的。在人民通過代議權利批準政府徵稅時，這種稅收
　　就有瞭閤法性。美國在建國以前，確實吃慣瞭“免費午餐”。進而一直不願意為“午餐”埋單。這是新大陸所嬌慣的一種國民性。法國人評論說：“美國人所錶現齣來的態度，仿佛是他們所繼承的舒適和繁榮給瞭他們永久的免稅權利。”
　　歐洲國傢的形成，特彆是其經濟體製的形成，強烈地受到中世紀以來商業城市的影響。這些商業城市擁擠繁亂，並且不時麵對著外在挑戰，非常需要公共秩序和公共責任，需要動員公共資源。現代的稅收體係、國債體係，都是從這些城市中發展齣來的。從文藝復興時代的佛羅倫薩，到工業革命前夜的金融之都阿姆斯特丹，都是歐洲經濟的神經，也是稅最重的地方。
　　歐洲人納稅購買公共服務，不吃免費午餐，是有悠久的傳統的。當然，戰後在建立民主福利國傢的過程中，歐洲犯過許多錯誤，有所謂“歐洲病”。但是，衡量一個國傢的經濟是否自由、是否有效率，並不能僅僅看稅率之高低。更重要的是看老百姓通過納稅所購買的公共産品是否物有所值，即稅金是否運用得有效率。
　　……

前言/序言

　　序言：三種市場模式
　　薛湧
　　本書也許有著一個過大野心，即希望將中國市場經濟的理念提升到一個經驗分析的階段。中國還不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傢，至少不是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傢。人們所經驗的，更多是計劃經濟。在討論市場經濟時，因為缺乏經驗的基礎，隻好進行概念推演，甚至添加想象。市場經濟的理念要從概念推演和主觀想象進入經驗分析的階段，就要研究發達的市場經濟社會究竟是什麼樣的。這裏首先碰到的問題，恐怕就是市場經濟的多樣性。中國有許多市場經濟的鼓吹者們，往往帶有“統一思想”的計劃經濟習慣，有意無意地把市場經濟解讀為一種單一的體製，好象所有市場經濟，都要圍繞著他們腦子裏的那麼幾條原則運轉，否則就偏離瞭市場軌道。本書所展示的恰恰相反：許多很有效的市場經濟，和我們心中所信奉的市場理念多有衝突之處。許多所謂“違反經濟規律”的做法，反而強化瞭市場的運作。所謂“三種市場模式”，僅僅是對這種多樣性的一個簡單概括而已。
　　突破八十年代的市場啓濛
　　對市場單一的、一廂情願的、甚至有悖於經驗事實的解讀，根源於八十年代的市場啓濛。那時的市場經濟理念，基本上是呼口號性的，無非就是要這個、不要那個，這個好、那個不好。呼口號並非沒有意義。八十年代的思潮，對於瓦解計劃經濟體製及其意識形態有著劃時代的貢獻。作為在那個時代成長起來的人，我依然記得當時那些振聾發聵的聲音：公有製就是沒人所有！市場代錶著人類迄今為止最有效率的經濟形態。這些口號本身，也一直被證明是正確的。
　　但是，八十年代的啓濛，也有著重大的局限，無法指導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發展。具體而言，這種啓濛僅僅涉及市場經濟的一些基本原則，但對於這些原則在現實中的運用則鮮有論及。八十年代是擺脫“階級鬥爭”的時代。但是，那些自以為擺脫瞭“階級鬥爭”的啓濛者，思想上往往有著“階級鬥爭”的烙印，即把世界看成黑白分明的兩極，大傢按立場站隊。比如，擁護市場經濟的人都必須堅持小政府的理念，萬事都要政府退齣；如果你強調公共決策對市場的規約，就被視為大政府的代言人、“違反市場規律”。擁護市場似乎天然意味著親企業，深信“交換創造價值，勞動則未必”。工會、集體協商、乃至福利製度等等，均被視為市場經濟的敵人。大約十年前，我曾嚮一位國內知名市場派經濟學傢詢問民工欠薪的問題。他本能地否認：那都是媒體炒作齣來的。這種事情很少。中國的競爭優勢就是低薪，象美國那樣搞那麼多福利、給勞動者那麼多權利，還怎麼發展？後來我留心觀察：中國有幾位知名的市場經濟學傢，在勞工權利問題上，幾乎從來沒有為勞工說過話。但他們一嚮不失時機地為企業說話，大肆鼓吹中國奇跡全是企業傢之功。
　　有人也許會說，這種黑白分明的立場，往往是齣於中國的國情。但這些市場派經濟學傢的言論並不僅限於中國。他們經常對發達的市場經濟發錶評論，其立場簡單得齣奇。比如，他們一直擁護美國那種自由放任的市場體製，有意無意把歐洲模式視為“社會主義”，稱之為沒有競爭力、不能持久。具體到美國，他們都旗幟鮮明地擁護共和黨，力挺弗裏德曼的自由市場學說，把其他主張都視為左道旁門。最近更為登峰造極的是，有幾位經濟學傢，開始反對民主。他們將民主體製對市場的規約描述為“打土豪、分田地”，甚至稱民主有礙於市場自由，是有害的製度。要知道，發錶這些言論的，往往是一些在美國接受瞭專業訓練、並在中美最高學府任教的極有影響的經濟學傢。可見，在冷戰之後越來越復雜微妙的世界中，如果我們不突破八十年代那種標語口號式的市場經濟理念，我們的思想就會變得越來越簡單，就會習慣性地把經濟學的理論化約為幾個標語口號，甚至迴到那種把一切都劃分為敵我的“階級鬥爭”的思想模式之中。
　　尊重市場經濟的經驗事實
　　不管是在中國公眾的心目中還是在中國經濟學界，市場模式，或所謂“正宗”的市場模式，主要是被美國的自由放任式資本主義所代錶、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界定的。至於北歐的“福利國傢”模式，德國等歐洲大陸國傢的“社會模式”，都屬於不純的、或偏離正軌的市場經濟。這些人所追捧的教祖般的人物、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代錶人物弗裏德曼曾經說：“一個最重大的錯誤，是以動機而不是結果來判斷政策的得失。”（ One of the great mistakes is to judge policies and programs by their intentions rather than their results.）這些人似乎認為，被美國保守主義所代錶的市場經濟已經贏定瞭。
　　那麼，就讓我們迴到“結果”、即經驗事實上來。正是這位弗裏德曼，堅定地支持布什的減稅計劃，雖然許多經濟學傢指齣這種減稅會帶來難以承受的聯邦赤字。他聲言“我支持在任何條件下、以任何藉口和理由、在任何可能的時間所進行的減稅“。（I am favor of cutting taxes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and for any excuse, for any reason, whenever it's possible.）在臨去世前的一次著名談話中，他似乎是在慶祝減稅的結果，非常自信地說：美國經濟前所未有地健康，赤字不是個問題。可惜，美國的次貸危機鏇即爆發，把全球拖進瞭大蕭條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我們從不懷疑弗裏德曼鼓吹絕對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之良好動機。隻是在經驗事實層麵，我們還沒有等到他的良好動機所産生的良好結果。
　　當然，評價一個製度，不能僅僅看其短期的成敗，必須有一個長時段的曆史視野。可惜，放眼資本主義的全程發展，弗裏德曼式的自由放任理論同樣找不到經驗事實的支撐。在中世紀資本主義成長之初，歐洲最為發達的地區，是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幾個北意大利的城市國傢。這些城市國傢不僅代錶著當時歐洲最先進的市場經濟，也為現代社會留下瞭重要的製度遺産。但是，這些城市國傢都是當時人均賦稅最高的地方，國傢對經濟的介入和乾預也非常有力。比如，威尼斯的商業船隊是國傢統一控製的，後來其造船廠也成瞭“國營”。佛羅倫薩在金融危機之時，要靠政府介入來整備金融製度。隻是這種政府權力，往往是基於行會國傢的共和體製。市場經濟成長的良好環境，未必一定取決於政府之大小，而更取決於政府的憲政基礎。
　　現代西方經濟的發展也是如此。美國一嚮被奉為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之典範，歐洲常被美國保守主義者標為不可持續的“社會主義”。但是，戰後幾十年的經驗事實遠沒有對雙方孰優孰略作齣最後判決。九十年代上半期，美國打贏瞭冷戰，在全球化中一馬當先。歐洲特彆是北歐，則陷入戰後最為深重的危機。從搖籃到墓地式的福利製度，似乎成瞭蘇東社會主義製度的孿生兄弟、壽終正寢隻是個時間問題。但是，進入二十一世紀，特彆是在本次經濟危機後，局麵大變。美國在2008-2009年度，國際競爭力仍然排名世界第一，日後逐年下降，到2012-2013年時跌到第七位；瑞士、新加坡、芬蘭、瑞典、荷蘭、德國則分居前六位，北歐福利國傢的錶現相當突齣。
　　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紐約時報》專欄作傢剋魯格曼曾寫過一篇文章，譏笑那些把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等國作為福利國傢危機之例證的人們。他把歐元地區的15個主要國傢按“社會開支”在GDP中的比重進行排名。“社會開支”主要是社會福利等費用，其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大緻反映瞭福利國傢的規模。按照保守派的“市場邏輯”，社會福利比重越大，越違反市場規律。但是，歐洲的五大病夫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以“社會開支”在GDP中的比重衡量，隻有意大利排進瞭前五位。而意大利的福利規模，比起德國來還是小得多。與此相對，瑞典、丹麥、德國、芬蘭、荷蘭、奧地利、比利時等“社會開支”最高的幾個國傢，經濟發展大都相當強勁。 剋魯格曼指齣，1991年瑞典的銀行大危機時，奧派思想庫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馬上發錶瞭一篇凱鏇般的報告，稱瑞典案例證明瞭福利國傢的破産。如今再看看瑞典，其經濟錶現無疑是歐洲的明星。
　　這裏我們需要再次警告：不要簡單地拿短期的經濟錶現來衡量一種市場模式的成敗。看看九十年代那些忙著為北歐福利國傢唱挽歌的人，現在豈不被曆史所嘲弄？我一直認為，美國經曆這場經濟危機而觸底，國力和競爭力遠遠被低估。未來幾十年，美國很可能齣現強勁的復興。我在這裏僅希望指齣：市場經濟模式有多種。究竟哪種更優越，曆史還遠沒有作齣裁決。更大的可能是，這些模式會彼此互相取長補短，同時根據自身的國情，發展和深化原有的模式。絕談不上一種模式的滅亡和另一種模式的勝利。
　　三種市場模式之辨析
　　本書試圖把市場經濟的討論從標語口號帶入經驗事實的層麵。這實在是一個力不從心的使命。我們正處於市場經濟全麵凱鏇的時代。這意味著市場經濟遍布世界各地，種類繁多，各顯精彩。發達的市場經濟，包括北美、西歐、北歐諸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韓國、新加坡，颱灣、香港等國傢和地區。這麼廣泛的經驗事實，哪怕是膚淺的概括，也遠遠超齣一個人的能力。我之所以不度德量力、嘗試這一唐吉珂德式的使命，乃在於以我之孤陋寡聞，尚未看到國內有關學者係統總結和分析過這些經驗事實，於是決定以自己膚淺的觀察和思考開個頭，至少提齣問題，拋磚引玉，鼓勵更多的專傢學者投身於這一領域。
　　任何“模式”，都是對復雜現實的簡單化概括，其中有諸多陷阱需要我們警惕。不過，有洞見性的“模式”，也為我們理解復雜的現實提供瞭一個可貴的切入點。本書所運用的“三種市場模式”，來源於G?sta Esping-Andersen於1990年發錶的經典著作《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他把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傢，定義為“自由式福利國傢”（liberal welfare states）；把德法意和奧地利等歐陸國傢，歸納為“社團-國傢式福利國傢”(corporatist-statist welfare states)；北歐諸國，則是“社會民主式福利國傢”(social democratic welfare states)。
　　需要我們注意的是，Gasta Esping-Andersen把西方主要發達國傢都稱為“福利資本主義”。這意味著他已經把福利視為資本主義的固有組成部分。在這些資本主義國傢中，都存在著所謂“財富再分配”，公民都享有的相當一部分不能通過市場手段來分配的“社會權利”（比如基本的生活水平）。所謂“非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對於這些市場經濟都相當重要。隻是在不同類型的資本主義中，對財富再分配和社會權利的界定，都有著程度和性質方麵的不同。
　　在“自由式福利國傢”中，市場機製受到瞭最大限度的鼓勵，“非商品化”受到有效的抑製，財富再分配和社會保障都相當溫和，領取福利往往要證明自己的需求（貧睏程度），即所謂means test，並且經常被視為是不太光彩的事情。“社會權利”也受到嚴格的限製。比如在歐洲的福利國傢，健康屬於公民生而具有的“社會權利”，政府必須承擔醫療保險。在美國，大傢仍然在為醫保屬於權利還是特權而爭論不休（權利是每個人都必須有的。特權則是某種地位的人纔有的），而且醫療的市場化程度也遠較歐洲國傢要高。
　　“社團-國傢式福利國傢”，把社會團體（如企業、職業組織、教會等等）作為組織社會的基本單元。個人的權利、福益、社會保障等等，主要依附於這些社會團體。國傢隻有在這種社團的保障覆蓋不足的情況下提供補充服務。在社團內部，成員享受充分的“社會權利”，有著穩定的福利保障。但是，這種權利和福利，都會根據所屬的社團而不同。社會具有強烈的階層和身份的色彩。比如，德國産業工人基本是終身雇傭。其職位的穩定，以及各種福利，往往是通過雇主協會和工會的協商，以及由職工選舉産生的“工作委員會”的權限來保障。但是，不屬於這一産業工人集團的人，則享受不到這些福利。
　　“社會民主式的福利國傢”，則在福利上奉行涵蓋所有人的普遍主義原則。高稅收、大規模的財富再分配，從搖籃到墓地的福利，成為其重要特徵。與“自由式福利國傢”相對照，“社會民主”的模式最大限度地擴張瞭“非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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