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宝(1878-1933)字衮父,号太玄,江苏吴县人。近代著名学者、外交家。汪荣宝日记起自宣统元年正月初一,止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三年中无一日间断,反映了清王朝最后三年中的社会风貌和重要历史事件。其间汪氏供职民政部,同时在修订法律馆、资政院等多处重要机构兼职,是清末立宪运动的核心成员,其所交往如善耆、那桐、徐世昌、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杨度等,皆一时名流,日记所述完整保留了这一时期的真实记录,弥足珍贵。其中协纂宪法的记述,是研究清末立宪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评分从日记这个短短的起源,我们可归纳出日记的一些特征。日记和回忆录不同,它是一种即时的记录,而且这种文体是个人的、私密的。虽然后来日记发生了很多变异,但它的这些特征,仍是重要的。中国古代类似日记的文字很多,它们一般被称为笔记,如张岱《陶庵梦忆》、王士稹《池北偶谈》等,但它们仍然不能被看作日记。一是因为它缺乏年月日这种即时要素,另外,它是属于作者的存心著述,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展示,并不属于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或对自己隐秘情感的记录,这大概是日记与备忘录、笔记之类文体最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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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不错,也挺实惠。
评分既然官方如此重视“日记”,民间自不在话下。起初中国并没有日记这个说法,但与日记相近的文体,倒是有很多。比如《论语》就与日记体相近,它不能被视为日记的理由,除了没有标明具体时间,还有就是它是弟子们对孔子言行的记录,属于一种公共文体。从这种比较我们可得出,日记是个人对自己的思想、生活、行动的一种记录。在中国古代,关于日记的叫法很多,比如叫日录、日志、日谈、偶记、余记等。纪游、纪程、行记、游录等也属于日记范畴,只不过它的重点是记录所游所感;笔录、杂录、笔记、庸谈、札记等也是日记,只不过是一种读书日记。而“侍行记、随使记”等,则为工作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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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早起,冷水浴。到宪政馆。饭后到部,四时顷散。仲和约往东安饭店晚饭,并约润田同谈。九时顷散归。
评分汪荣宝以国势凌夷,非墨守旧闻所能匡救,乃入上海南洋公学为特班生,多识海内豪俊,如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后东渡日本,先后肄业早稻田大学及庆应义塾,治东西历史,旁逮政法。在日本三年之间与各方多所接触,曾经造谒孙中山先生,有过接谈,可能因此影响他对革命运动的同情。他学成归国后,便赴京任职。1906年任京师译学馆教习,讲授近代史,他找来找去没什么教科书可用,就干脆自己动手写了一本,名叫《京师译学馆本朝史讲义》(后来改名为《学部审定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进入民国之后,有位许国英,把这书修改增补了一番,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改名为《清史讲义》,那已是1912年的事了。国民政府时代,这本书流传不多,几乎不见踪影。据藏书家傅月庵说,一直到1960年代,在台湾大学任教的黄大受教授在旧书摊找到了一本原本讲义,寄给了当时在非洲马拉加西共和国当“大使”的汪荣宝的公子汪公纪。汪公纪从抗日战争之前,便到处在找这书,寻寻觅觅30年,先人著作终于寻获,感激涕零之余,接受黄教授的建议,将这书影印传世,书名也改成《清史讲义》,但与许国英删修者,内容颇有出入。论者指出,《清史讲义》的写法,不仅在晚清颇为新颖,就在今日,也少有能比得上的。因为写史多数仅注重在“时”,而忽略了同时期其它地区所发生的现象;足以影响这一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发达或衰亡。《清史讲义》首先看破了此点,而将清史中一切外来因素分析得十分透彻。该书文字的简洁优雅,以及提纲挈领地扼要记述每一件大事的来龙去脉,有条不紊,都值得当今的人效法。而尤其令人敬佩的,便是史笔的勇敢,虽触时忌亦所不顾。
评分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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