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书系·纽伦堡来信：爱与正义的亲密档案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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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行书系·纽伦堡来信：爱与正义的亲密档案》是关于“纽伦堡大审判”所有著作中独特的一部。
　　《知行书系·纽伦堡来信：爱与正义的亲密档案》事实上是将两部重要且精彩的书二合为一：作为父亲和纽伦堡大审判亲历者的托马斯·J。多德的一封封家书将我们的情感带回到那场为后世确认纳粹罪行的复杂审判中去，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世纪审判期间人性的美丽与丑恶、法律的力量和魅力，事实上，从信中我们可以发现，六十年前的纽伦堡法庭恰是一个“人性与法律的较量场”，这其间夹杂着亲历者个人的家国情怀，动人心弦；而作为儿子的克里斯多夫·多德的思考与反省则将纽伦堡审判的重要意义呈献给了六十年后的我们——人类终以法制思想战胜了野蛮统治。
　　《知行书系·纽伦堡来信：爱与正义的亲密档案》是“知行书系”推出的第四部著作，进一步延续了这个书系“洞察世界，寻路中国”的宗旨，将纽伦堡大审判的现实意义清楚呈现，倡导着公正和法制精神。是对二战历史、纽伦堡审判感兴趣的读者非常好的选择。

内容简介

　　《知行书系·纽伦堡来信：爱与正义的亲密档案》作者的父亲托马斯·多德以律师团成员的身份奔赴满目疮痍的纽伦堡，参加那场的对反人类罪行的审判。凭借其敏锐的思维，特别是在预审诸如赫尔曼·戈林、阿尔弗雷德·罗森堡、阿尔伯特·施佩尔、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普、鲁道夫·赫斯等罪恶昭彰的纳粹战犯时的出色表现，托马斯迅速成为了美国代表团的次席检察官。
　　在长达十五个月的审判过程中，托马斯每夜都将他的工作情况和对审判的看法写信告诉妻子格蕾丝。这些信被束之高阁数十年，直到子承父业的国会参议员作者无意中接触到了这些信件，大量秘辛内幕、情感故事、对纳粹战犯形形色色的描绘和那场审判的历史意义得以重现世人。

作者简介

　　〔美〕克里斯多夫·多德，已故参议员托马斯·J·多德的儿子，康涅狄格州美国国会参议员。他是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对外关系委员会与劳工和人力资源委员会高级委员。
　　拉瑞·布鲁姆，美国知名作家，《纽约客》、《时代》、《连线》等杂志撰稿人。

精彩书评

　　在保存至今的数百封家书中，多德以一个参与者的视角真实记录下了那场审判。如今，纽伦堡审判的意义可能看似已被淡忘。但信中的生动文字为我们揭示了盟国与盟国之间、检诉官与法官之间的隔阂如何差点毁掉人类有史以来一次以法制思想战胜野蛮统治的审判。
　　——约瑟夫 E. 珀西科Joseph E. Persico
　　《审判恶行》Nuremberg: Infamy on Trial作者

　　当我们追忆60年前向世界证明法制伟大力量的那一刻，且努力重寻对法制精神的敬畏时，这些信件显得弥足珍贵。
　　——美参议员 爱德华·肯尼迪

　　《纽伦堡来信》事实上将两本重要且精彩的书合二为一。托马斯·多德用一封封信将我们的情感带回到那场为后世确认纳粹罪行的复杂审判中去。而克里斯多夫·多德的思考则将其父亲在纽伦堡的重要意义呈现给60年后的今天。
　　——迈克尔·波斯勒斯 Michael Beschloss
　　《总统的勇气》Presidential Courage作者

　　托马斯·多德不仅是一位出色的预审官和检察官，更为我和所有与他一起共事的人所敬佩。《纽伦堡来信》为世人展现了那场著名的审判如何仍然影响着今天的你我。信札具有小说般的直观和情感力量。本书是对纽伦堡审判非常好的补充。
　　——理查德 W.桑尼福德 Richard W. Sonnenfeldt
　　纽伦堡审判美国检诉首席翻译，《见证纽伦堡》Witness to Nuremberg作者

目录

序言
第一篇　遗产
参与纽伦堡审判的那些人始终选择坚守法治，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甚至让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罪犯有权利全面审查他们自己的犯罪证据，并运用一切能运用的法律武器为自己申辩。

一　被破坏的纽伦堡
二　“恐怖的惩罚”
三　种族屠杀的证据

第二篇　家书
格蕾丝，我最亲爱的，现在我正在纽伦堡这个死亡之城……
战争因此继续，当然过去它就一直存在。战争也带来了改变——让世界变得更糟糕的一系列持续的改变。据我所知，战争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所有那些愚蠢的人们都在谈论科学的进步，而这样的谈话常常让我觉得不寒而栗。我只想要和平，以及一个不太发达的科学。

四　无法直视的眼睛
五　废墟之上的囚犯
六　“最残忍的措施”
七　觐见
八　晋升——并处理“混乱”
九　暴行受审
十　捷克战争罪
十一　审判戈林
十二　政治野蛮人
十三　背信弃义——高调地、明目张胆地、大方地
十四　最终辩论

后记　最后的判决

精彩书摘

　　12月12日，父亲不得不在庭上出示好几个证据，而且即便这些证据内容繁缛，也要把它们都逐一读遍：1943年2月，乌克兰主要委员会主席克拉科夫所写的证据，文件号1526-PS，证据号USA-178；希特勒的中央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节选，文件号R-124，证据号USA-179；被告绍克尔写给被告罗森堡的信件，文件号019-PS，证据号USA-181。
　　当时父亲为了做好他的关于纳粹出于经济因素考虑而使用奴隶劳工的案件，仅在一天之内，他就凭自己的刻苦努力，从大约有三打的文件里引用和提出了相关的证据。
　　这些证据都在这些文件的字里行间。而这些文件都晦涩难懂，很难消化。这还只是一方面，举个例子，以文件号EC-68，证据号USA-205的审判证据中的15点为例，“对波兰籍的外国农场工人的待遇的相关指令”，其中包括了限制旅行，禁止去剧院、电影院、餐馆，禁止性交、聚会等。而要证明这些禁令对人所造成的后果，只是将这些文件内容摆出来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具体的受害人站出来指证，从受害人的角度引起所有人的共鸣，才能证明以上禁令对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毫无疑问父亲曾将他在12月13日下午要实施的计划告诉过他的同僚。父亲的这个计划在《星条旗报》的报道中被认为是：将使法庭产生分歧，同时也会改变诉讼期限的计划。
　　事实上，在那天下午，托马斯?J. 多德一如既往地走着程序——在宣读长篇累牍的文件的过程中，开始了他令世人惊讶的举动。一直以来，所有来旁听审判的人肯定都想知道，在出庭证人所站的附近的那两张桌子上，覆盖着白布的下面，放的是什么。然而就在那时，父亲在法庭之上全然依据各种证据文件，正集中火力进行控诉。他的句句控诉都是在为揭晓白布下面所放置的东西所作的铺垫。
　　他向法庭陈述道：
　　1943年，希姆莱曾表明，把犹太人关进集中营的做法并不只是由纳粹的种族主义所激发的行为。希姆莱指出那样做的动机还出于担心犹太人会成为德国进行侵略扩张的阻碍。现在，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去考虑这样的担心是否有道理。重要的是，这种担心当时就已经存在；要参考以上说法，可以详见文件号为1919-PS以及证据号为USA-170的相关证据。这份文件是1943年10月4日希姆莱在波森召开的纳粹党卫军主要将领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讲稿。在这次会议上他力图证明纳粹的反犹太政策是有道理的。我们回到这份文件或希姆莱的这份演讲稿中的部分段落，英文译版的第四页上的第四段，从以下文字开始：“我的意思是把犹太人清除掉，灭绝犹太种族。这是很容易谈论的许多事情之一。‘灭绝犹太种族正在进行，’一名纳粹党员说，‘这件事情非常清楚。这件事情在我们的计划中；消灭犹太人，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消灭他们。’”
　　父亲继续陈述，并称集中营一直就是“战争策划者用来成功形成社会凝聚力的最主要利器之一。而正是有了这样的社会凝聚力，才能顺利启动他们的侵略计划。而当他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之后，他们的军队横扫欧洲，他们还把集中营建到了占领的各个国家，同时也把占领国的人民转移到德国，让这些人受尽纳粹残暴的国家机器的摧残。”
　　一个小时后，父亲的言行震惊全场：
　　我们已经提交了我方提供的两个证据。我们在庭上再次出示这两个证据只是因为这两个证据能深刻说明这些就在不久前才完蛋的几个集中营的管理状况，至少是在盟军解救这些集中营之前的状况。通过接下来放映的影片，请庭上法官及在座所有的人一起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影片中，有一组在其中一个集中营拍摄的关于人皮的镜头。这些人皮都是从人身上剥下来后，作为装饰品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被发现的。这些特别不幸的受害者，他们都是因为身上有文身而被选出来遭到杀害的。我们手上所出示的这个是证据编号为USA-252的证物。此证物还附带了美国军方出具的一个报告，作为它的摘录说明。报告描述了此证物是在何种情况下获得的，而此摘录已在文件3420-PS中有所阐述。现在，我就援引此文件中的一部分。它开头标题如下：
　　“移动野外讯问组：2号；PW情报公告：13；集中营：布痕瓦尔德。作以下陈述的人是PW安德鲁?普法芬伯格，43周岁，教育程度有限。他的职业是屠夫……”
　　“他说……所有有文身的犯人被命令必须向集中营医务处报告。没有人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但有文身的犯人接受检查之后，那些身上纹有最好的或最有艺术价值文身的犯人被留在医务处，然后就让一个刑事罪犯给他们注射毒药将他们杀害。然后尸体被移送病理部，在那里他们将那些纹有漂亮文身的皮肤部分从尸体上剥离下来并进行处理。最后的成品会被送到纳粹党卫军斯坦达特恩弗赫尔?孔赫的妻子处，她用这些成品来做灯罩和其他家居需要的艺术装饰品。我亲自见过那些人皮，上面有着各式各样的文身设计，比如‘汉赛尔和葛丽特’，这个作品是杀掉了一个叫沃尔纳巴赫的犯人做成的。”
　　在集中营找到的令人发指的遗物在所有人面前展露无遗。仅靠严正地指控和宣读一些文件资料，远不及将各种形状不同、大小不一的人皮灯罩摆在世人眼前更能证明纳粹所犯下的泯灭人性的重罪。于是，父亲将当时最新的、也是最震撼的（最让人恶心的）证物带到了法庭之上。他一边说，一边将眼光转向放置在法庭正前方的一张桌子上。桌上覆盖着的白布下面，放着另外一件证物。
　　“我们并不希望纠缠于病态的纳粹文化的这个阶段；但我们却觉得非常有必要出示另外一个证物。之前，这个证物在我们提交的证据USA-254中提到过……”
　　此时，父亲示意一位法庭上的法警揭开了那块白布。全场因过度震惊而陷入了沉默。在一个戏剧化的停顿之后，父亲继续道：“一个人头，头骨已被去除，表面完全干枯，内里装满填充物而且还做过防腐处理被保存了下来。这明显是为了讨好一个德国女人，纳粹们不惜将众多受害者中的一位处以绞刑之后斩首，并且将斩下的头颅制作成了这可怕的装饰品。”
　　很明显，这个可怕的证物在法庭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接下来不久，全世界数百家报纸刊登了父亲手捧干枯头颅的照片。这张照片所再现的情景实在恐怖。而把这张照片用作代表审判情形的封面照刊登出来，也确实只能让父亲的工作暂停。但在审判的节骨眼上，父亲想在法庭上展示的不只是一些空洞的数据，或搬出堆积如山的文件；他更想展示的是那些被深埋在地底下、多年鲜为人知的不人道行为的证据。
　　当庭出示文身的人皮和干枯的头颅，与当庭播放反映暴行的影片效果在很多方面是一样的，但法庭并没有在父亲出示这些证物的时候宣布休庭。父亲得以继续——又重回对相关文件进行引证的老套路，但他用的是多年以来都能引起他共鸣的方式对文件进行援引——把深不可测、令人一头雾水的文件原文，变作浅显易懂，甚至画面感十足，令人有身临其境的语言。父亲在从纽伦堡回国之后所作的演讲中，经常援引文件493-PS、证据USA-251。
　　我们至今没有确切地估计有多少人死在这些集中营，也许这个数目永远不得而知【后来在庭上，鲁道夫?赫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承认了仅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大概就有250万～300万人被谋杀】，但是根据之前在审判中出示过的证据显示，纳粹份子是一群总是一丝不苟地保存记录的人。但关于集中营的记录，他们却明显保存得相当不完整。
　　可能这也是因为纳粹们对残害这些人的生命也感到不安的结果。但我们会偶尔发现一本日记或一套索引卡片。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很明显受害者的死亡都没被记录在案。这点可以从一套死亡记录本上所记载的一场集中营行动的规模所知。现在我们参见文件493-PS、证据USA-251。这个证据一套共七本，是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死亡总账本。每本封面上都这样写着：“Totenbuch（死亡本）Mauthausen（毛特豪森）”。
　　这些死亡本记录下了一部分死在集中营里或在那里被杀害的囚犯的姓名；这些死亡本的记录涵盖了从1939年1月到1945年4月的这整个时间段。这些本子中记载了每位死者的名字、出生地、被冠上的死亡原因，以及死亡的时间。此外，每具尸体都被编上序号。若将这些序号全部累加起来，在这五年里，尸体的总数达到35318具之多。
　　对这些死亡本的研究能清楚地揭示，在其所描述的程度上，集中营每天惯常死亡的人数是相当可观的。于此，我恳请法庭特别注意死亡本第5本的568页至582页。这部分内容的影印本已经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过了。这部分内容记载了在1945年3月19日的这天，从凌晨1点15分到下午2点的这个时间段内，所有的死亡记录。根据记录，在这整整12小时45分钟的时间里，有203个人被报已经死亡。他们的序号从8390排到8593。死者的名字也已经列出。但有趣的是，所有的受害者都被记上相同的疾病——因心脏病而死亡。他们的死亡时间相隔短暂。他们按照名字的字母顺序相继丧生。第一个身亡的人叫Ackerman（艾克尔曼），死于凌晨1点15分，而最后一个身亡的人叫Zynger（辛格），死于下午2点整。
　　我只能想象父亲是如何在那天晚上与他在纽伦堡的室友聊天的。他的感情肯定相当复杂——作为一名律师很好地完成了工作，他一定感到很满意；但作为一个人，当庭出示那些没有人性的证物，他应该觉得自己对自己都很反感。
　　……

前言/序言

　　父亲三十八岁时被派去处理纳粹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1946年10月，即十五个月之后，他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返回，整个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样的转变直到五十年后他去世我都无法完全理解。
　　追溯到战后的那些日子，我的父亲托马斯·J. 多德和母亲玛丽·格蕾丝·多德以及他们的六个孩子——汤米、卡洛琳、杰里米、玛莎、尼古拉斯和我——一起住在康涅狄格州西哈特福市协和大街63号。在这个平静的街区里，只有在我们家里才能找到一些第三帝国的遗物——一面纳粹党十字旗、一些德军头盔和奖章，而这些奖章曾被纳粹用于奖励那些尽力为党诞下纯种雅利安婴儿的母亲们。直到今天，只要想起这些东西我都会不安。然而在当时，这些东西却被视作美国及其同盟军击溃邪恶力量的战利品。
　　现在仔细想来，当时可能唯有我们家在阁楼里藏有能证明纳粹肆虐的黑暗年代的东西。多德家的孩子从来不许翻看这些证据，因为它们是不祥之物。父母担心这些罪证会对我们造成不良影响，于是明令禁止我们进入三楼的储藏间。然而，他们应该知道，越是禁止的事情，孩子们就越想做。
　　经过多次偷袭，我们六个孩子将储藏间里的那些箱子翻了个底朝天。面对发现的东西，我们也惊骇不已。在箱子里集中营的照片中，有成堆的骨瘦如柴的尸体和一些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场景。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旧的德军漫画书，尽管上面的德文我们看不懂，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漫画的目的都是将犹太人刻画成非人类，并斥责犹太人将疾病传染给了德国人。还有一些照片则记录了纽伦堡审判的关键时刻。其中一张照片给我们的印象都很深——照片上父亲向新闻摄影师们展示他控诉的证据：一个波兰囚犯干枯的头颅。
　　当时因为我们根本不被允许见到这些罪证，当然就不可能和父母谈论它们。在那个年代，“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等字样都还未被广泛使用，且关于纳粹时期的重量级影像资料还未能公之于世。那时大多数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些国际时事上，如朝鲜和苏联以及原子弹激增这样的事件上。
　　即便如此，父亲总是不失时机地提及纽伦堡审判中的经验教训。他曾在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H. 杰克逊领导的起诉团队中担任美国次席检察官。在与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会时不时回忆起在纽伦堡的日子。他曾向我们描述那些被告，但他从不偏袒那些罪犯的罪行，也不避言那些可怖的细节。我的兄弟姐妹都能证实，父母亲想让我们在了解国际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尽可能地为我们创造一个安如天堂的家庭环境。因此，纽伦堡审判的一些细节他们仍会对我们保密。
　　随着时间推移，我对世界的好奇心也逐年增长，关于纽伦堡审判的那些事，我总想问问父亲。毕竟，除了我父亲，还有谁认识赫尔曼·戈林、阿尔弗雷德·罗森堡、阿尔贝特·施佩尔、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以及其他那些他口中所称的“纳粹头头”们？
　　当我学习法律的时候，我对纽伦堡审判的思想及其他所涉及的道德准则非常着迷。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审判像它一样，它存在的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争议。
　　我认为父亲参与的那次审判不仅是寻求惩处战犯，同时也向世界证明，即使全世界的复仇之声一呼四应，同盟军仍能遵守并坚守法律原则；文明的国家仍然会对大屠杀的凶手进行公正的审判，即便他的罪行令人发指。温斯顿·丘吉尔曾反对这一观点——并且支持草率处决所有战犯。那时从未同心联手抗击纳粹的苏联也赞成立即处决战犯。而当时众多知名美国批评家，包括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哈兰·费斯克·斯通，都把纽伦堡审判的构想斥之为“杰克逊的高档私刑舞会”。其他人认为起诉应依据过去的事实情况来定，因为纳粹须以国际犯罪论处，而这些国际罪犯在过往的法律里则是一片空白。
　　最后胜出的论点基于两个强有力的观点。第一，通过审判这些发动战争的罪犯，将完整地记录下他们的滔天罪行，并向全世界展示，由此便可一劳永逸地向全世界宣布，文明的人类社会绝对不会宽恕这样的罪行；第二，在列举出被告们罪证的同时也给他们一个辩解的机会，将彰显出同盟军所代表的高尚道德和法律基础。
　　正如杰克逊开庭所述：“为胜利而兴奋、为战争伤害而愤怒的四个伟大国家，如今虽然复仇的情绪高涨，但都自愿地将已落入己手的仇敌送予神圣的法律裁决。这就是人类理性行使权力的最好证明、人类文明的最高赞歌。”
　　父亲及其同道之人设立了一个明确且必须履行的标准，确切地说，就是一切暴行以及任何想要将暴行重复的尝试都会得到应有的惩罚。当然，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当时都还太天真了。自从纽伦堡审判开始之后，在柬埔寨、卢旺达、波西尼亚、达尔福尔等地所发生的一次又一次骇人听闻的事件以及暴行令我们深感震惊。然而，毫无疑问，纽伦堡审判不仅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而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也成为一个语言标志。每当看到它，我们就会自省要齐力为侵略、种族主义和反人类罪行最大限度地负起责任。
　　所有这些我都已明了。但纽伦堡审判的具体内幕是什么呢？父亲是如何从一个地位相对较低的审判组成员，在人才济济的杰克逊团队中脱颖而出，成为主要参与审理过程的人？整件事情对我来说似乎都很不寻常，同时也非常讽刺。纽伦堡审判的被告在审判之时所认识的父亲是我及我的兄弟姐妹们所不了解的。阿尔贝特·施佩尔曾在《第三帝国内幕》中将父亲描写为“尖锐而咄咄逼人”。在德国副总理弗兰茨·冯·帕彭——他是审判后三个无罪释放的被告之一——的回忆录中，用“礼貌、得体甚至友好”这样的词来刻画父亲，在审判结束时父亲还曾赠给他一盒哈瓦那雪茄。德国的《明镜周刊》杂志曾在纽伦堡审判六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再次提及父亲在法庭上所取得的成就：“当年纽伦堡法庭上的明星当属托马斯·J. 多德，他天赋辩才，能让证据‘歌唱’。他当庭出示了整个审判过程中最为骇人的一个证物，那是一个被绞死的波兰人的干枯头颅。这个头颅是在集中营指挥官卡尔·科赫的书桌上发现的，科赫用这个头颅当镇纸。”
　　我很少有机会向父亲问及这些事情。大多数关于父亲在纽伦堡审判期间的事情，皆是从旁人口中得知的。例如，沃尔特·克朗凯特曾告诉我，希特勒青年组织的头目巴尔杜·冯·席腊赫当年就想混淆视听、颠倒黑白；他指出控告他的人和他有诸多相同之处——比如都是天主教徒，都领导了一些大型的青年组织（父亲曾有三年在国家青年管理局工作，期间作为领导负责了康涅狄格州的计划）。父亲断然否定了他的这种说法，“我们之间毫无共同之处。”
　　我对这些故事非常感兴趣，但由于环境限制和其他要先处理的事一直让我未能如愿。父亲在康涅狄格州从事法律工作几年后，凭他的实力在美国众议院占据了一席之地，继而顺利进入参议院。那时我也展开了自己的人生旅程——先参加了美国和平队，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个荒野山村中服役，继而到法学院学习。等到我有机会集中精力研究纽伦堡审判的时候，父亲已因心脏病突发而早早过世，享年六十四岁。母亲当然也了解一些当年纽伦堡审判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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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让人类见识了世界性战争的残酷性，也认识到战争对于人类文明的延续已经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但是，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虽然在《十四点和平原则》中提出了国际联盟的设想，但出于孤立政策等美国传统思潮的影响及其他一些因素未能推动美国加入国联，而欧洲各国在战后问题处理上一味地采取报复性惩戒措施，最终导致人类第一次国际社会秩序化设想沦为又一个维也纳体系，导致了二战的爆发。二战结束后，盟军各国在利益博弈的基础上，达到了对轴心国惩戒与报复的平衡点，不再以对敌国进行彻底失活为原则，转以惩罚、改造并最终接纳的理念。在这样的契机下，纽伦堡审判适时地承担起来这份人类文明迈向正义与秩序的重要责任。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再以历史的眼光打量德意日三国今天的成就，不得不向那些在战后国际格局秩序化进程中作出贡献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与家人都对话中娓娓道出了二战后的德国民众生活和作者作为法官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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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一个月后，他又强调：“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不等条件完全具备，就果断作出发展“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一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纷纷聚集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下，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 　　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有了原子弹之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预言：中国五年内不会有运载工具。然而他们又一次低估了中华民族的能力。仅仅两年之后，即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几个月后，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又不到三年，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把中国“两弹一星”的发展速度和其他国家作比较，会发现中华民族具有怎样的聪明才智——美国从1939年开始研究原子弹，到1957年生产导弹核武器，用了近18年时间；中国从1956年开始导弹和原子弹的研究，到1966年成功进行导弹核试验，仅用了10年时间，比美国缩短了7年多。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中国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以最快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这两个发展阶段的跨越。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重量为173公斤，比苏联（83。6公斤）、美国（8。2公斤）、法国（38公斤）、日本（9。4公斤）等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重量总和还要重。卫星的跟踪手段、信号传递方式、星上温控系统也都超过了其他国家第一颗卫星的水平。 　　正如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大会，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为23位科学家颁奖授勋。江泽民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全面总结了“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精辟阐述了“两弹一星”的伟大精神，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科技强军的战略目标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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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我们之所以记住纽伦堡审判，不仅仅是因为这是对20世纪乃至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集体犯罪的审判，更重要的是纽伦堡审判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第一次组成国际法庭来审判战争罪及反人类罪，对于人类的文明社会实现了一次伟大的推进。在漫长的人类演化史中，充斥着为了争夺资源和生存空间甚至仅仅为了彰显武力而进行的战争行为。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称这个你征我伐的宏观世界环境为“无政府状态”，也就是缺乏世界政府来对利益进行分配、对争端进行强制裁决以及对罪行进行惩戒。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国家暴力便成为了无法进行合理裁决的集体性犯罪行为，遵循成王败寇的准则，用句不很恰当的中国古语比喻，可以说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由于仇恨的延续和历史的循环，人类社会陷入无休止的种群争斗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有记载的5 560年的人类历史上，共发生过大小战争14531次，平均每年2.6次”。

　　 可是，文明演进的伟大精神，是否能够消弭仇恨带来永无止境的报复？至少在20世纪最大的一场人类浩劫的余烬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微弱的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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