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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顾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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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04-19

商品介绍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ISBN：9787512504653

版次：1

商品编码：11177776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3-0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56

字数：132000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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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德文原版翻译，学者解读。他是影响二十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他是追梦“盗梦”之王，“心灵世界的哥白尼”，刀锋般的先知！
　　真实呈现“精神分析之父”的秘密与奋斗！
　　全面认识弗洛伊德智慧与魅力的经典读物！
　　追随大师的脚步，揭开我们内心的欲望和真相！

内容简介

　　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是对现代医学、心理学影响巨大的人物。他在这本自传里，以生动的语言，回忆了自己辛勤追梦的一生，首次向读者呈现了其成长、工作、生活乃至婚恋的非凡历程。
　　《弗洛伊德自传》是一本全面认识精神分析之父奥秘与学说、智慧与魅力的入门书。让我们追随大师的脚步，揭开潜藏在你我内心深处的奥秘与真相。
　　像我这样的人，活着不能没有嗜好，一种强烈的嗜好——用席勒的话来说，就是暴君。我已经找到了我的暴君，并将无条件地为之服务。这个暴君就是心理学。

作者简介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影响20世纪最大的思想家之一。
　　出生于奥地利摩拉维亚（现属捷克）的弗莱堡市的一个犹太家庭。四岁时移居维也纳，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终生从事写作和临床治疗。1939年病逝于伦敦。
　　他提出了自恋、生和死的本能及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三分结构论等重要理论，使精神分析成为了解全人类动机和人格的方法。其学说不但在心理学方面有卓越的贡献，而且几乎影响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
　　主要著作有：《歇斯底里研究》（1895），《梦的解析》（1900），《多拉的分析》（1905），《性学三论》（1905），《精神分析运动史》（1906），《图腾与禁忌》（1913），《论无意识》（1915），《焦虑问题》（1926），《幻想的未来》（1927）。
　　
　　顾闻，曾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任教，现为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教授。

精彩书摘

　　第一章
　　这套《自传》丛书中有几位作者，他们在自己传记的篇首就担心接受这项任务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我觉得和他们相比，我面临的困难更为艰巨；因为，这类文章我发表过不止一篇，从那些文章题目的性质来看，我个人经历的记述已经超过了通常所需要的，或者在有些情况下必需占有的篇幅。
　　我第一次介绍精神分析学的进展和内容，是1909年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当时，我应邀参加了该校二十周年的校庆活动，并在那里作了五次讲演。就在前不久、美国准备要出一本介绍20世纪初有关情况的集子，鉴于该书编者认识到精神分析学的重要性，打算专辟一章予以介绍，我又欣然为他们写了一篇内容相仿的文章。在这两次中间，我还发表过一篇名为《精神分析运动史》的论文，我在这里要讲的基本内容，其实在那篇文章中皆已有所论及。因此，为了避免前后不一，避免完全重复，我必须将主观态度和客观评价、个人生平和历史材料重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叙述。
　　1856年5月6日，我出生在摩拉维亚一个名叫弗赖堡的小城镇里，那地方现在属于捷克斯洛伐克。我父母都是犹太人，我也保持着这一血统。我有理由相信，我的祖辈很早就在莱茵河畔（科隆）定居生活；由于14、15世纪那里对犹太人大肆迫害，他们才背井离乡，向东逃难；到了19世纪，他们又离开了立陶宛，穿过加西里亚，迁返德奥故地。我四岁时来到了维也纳，在那里完成了全部学业。在中学里，我在班上连续七年名列前茅，并曾经享受到一些特别优待，几乎所有的课程都免试通过。那时候，家里生活非常拮据，但父亲对我选择职业一事，则始终主张由我自己去决定。无论是那时还是在晚年，我对医生这一职业并无特别的偏好。倒是一种对人而不是对物的好奇心，使我改变了想法；可是，我那时还不懂，观察乃是满足这种好奇心的最好方式之一。我差不多从识字的时候起，便迷上了圣经故事，正像我很晚才发现的那样，这对我的兴趣爱好具有长久的影响。我在学校里有位高年级的好友，后来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政治家，在他强有力的影响下，我曾经萌生过像他那样去学习法律，从事社会活动的想法。那些年头，达尔文的学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这些理论使人们觉得，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可望产生一个重大的飞跃，所以它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然而就在毕业离校前夕，在卡尔？布吕尔教授（Carl Brühl）给我们上的—堂大课上，我听了他朗诵的歌德描写大自然的优美动人的散文，于是决定攻读医学专业。
　　1873年我刚进大学不久，就觉得有些失望。我先是发现，周围人满以为我会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自卑和疏远。我绝对不会这么认为。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出身或者如人们所说的“种族”感到羞耻。于是，我就在这样不受欢迎的情况下置身于大学这个社圈，并没有感到太多的遗憾；我认为，对于一个积极的进取者来说，再怎么排挤，他还是能在社会的某个角落，寻得一块立身之地。但话又要说回来，在大学里的这些最初感受对我的影响，后来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年纪轻轻便已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尝到了被“紧密团结的大多数”压制的命运。这为我以后的独立判断力的形成，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础。
　　除此之外，在大学的头几年里，我还发现，自己以前求知心切，曾同时涉足多门学科，但由于天赋中的某些特性和局限，使我难以在其中大部分领域有所作为。这时，我才深深领悟到靡菲斯特告诫的真谛：
　　你不用为学问东奔西忙，每个人只能学习他所能学到的东西。
　　我终于在思斯特？布吕克的生理实验室里找到了归宿、得到了满足，结识了我所敬慕并引为楷模的师友：伟大的布吕克本人，他的助手西格蒙德？埃克斯纳和思斯特？弗莱施尔？冯，马克索夫，能与后面这位很有天赋的弗莱施尔？冯？马克索夫结为好友，我感到不胜荣幸。布吕克把一个神经系统组织学方面的问题交我研究；我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且独立地将这项工作推进了一步。从1876年到1882年间，除了几次短暂的停歇，我始终在生理实验室工作，那时一般都认为，我已被确定替补将空缺的助教位置。我对医学的各个领域，除了精神病学以外，一概不感兴趣。由于自己放松了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直到1881年，我才得到了多少有点来迟的医学博士学位。
　　1882年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那—年尊师布吕克见我经济上有困难，认为我父亲不该在我身上破费大量钱财，他极力劝我放弃理论性工作。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了生理实验室，来到维也纳总医院当了一名“临床实习医师”。不久，我又升任住院医师，在各个科室工作，并有半年多时间跟从梅涅特。对于梅涅特的工作及其人格，我早在大学时代就已有了颇深的印象。
　　虽然工作变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依然守着自己最初开创的路子。以前布吕克交给我的课题，是研究一种属于最低级鱼类（幼态八目鳗Ammocoetes Petromyzon）的脊髓；后来我的工作转到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方面。就在那时，弗赖西希（Flechsig）发现了神经纤维髓鞘形成的非共生性，这一发现清楚地揭示了髓鞘束产生的复杂过程。我一开始就选择延髓作为一个并且是唯一的研究课题，这正是我工作延续发展的又一标志。在大学的前几年，我搞研究的特点是题大面广，层层铺开，这时已经大为不同了，我开始集中力量专攻一个课题或难点。以后我始终坚持这种方式，为此常常招来以偏概全的指责。
　　进大脑研究所以后，我又像早先在生理实验室那样积极从事研究。在医院几年，我写了若干篇短文，讨论髓鞘束的过程以及延髓中的中心起端问题，这些成果皆由埃丁格尔正式记录了下来。有一次，以前我还未在他手下时就破例让我出入他的实验室的梅涅特，谈到自己年事已高，对新事物已力不从心，因此建议我专搞大脑解剖，并答应把他的课程交给我上。但我对委以如此重任深感惶恐不安，婉言谢绝了他的建议；另外，也许那时我就已经在猜想，这位权威人物是不会对我友善相待的。
　　从本质上来说，大脑解剖实际上就是生理学，我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开始转而研究神经方面的疾病。那时的维也纳，这方面的专家寥寥无几，用于研究的材料也都分散在医院的各个部门，科研条件极差，因此只有靠自己来摸索。就连因著述大脑定位而刚获得提升的诺特纳格尔，也未能将神经病理学和医学的其他分支区分开来。这时，远方响起了沙可的大名；于是，我定了一个计划，打算先在维也纳获得神经病学讲师的职称，然后前往巴黎继续深造。
　　以后的几年里，我在继续住院医生工作的同时，发表了多篇神经系统器质性疾病的临床观察报告。我对这一领域的情况逐渐熟悉起来。我对延髓损伤的位置定域之准确，以致几乎成为定论。在维也纳，是我第一个将诊断为急性多神经炎的病例，送去作尸体剖检。
　　我的这些诊断以及事后的确认，使我渐渐有了名气，并引来了一批美国医生上门求教，于是，我用半生不熟的英语，给他们讲解科里的病例：我对神经症一窍不通，有一次讲课时，我把持续性头痛的神经症患者介绍成患了慢性局部脑膜炎；听者顿时愤然起身，离座而去，我这个教学上的新手只得收场作罢。不过，我还要为自己说几句话，在这种事发生的年代，即使是维也纳的一些大名鼎鼎的权威，也常常要把神经衰弱诊断为脑瘤。
　　1885年春，由于发表了组织和临床方面的论著，我升任为神经病理学讲师。过后不久，承蒙布吕克热心推荐，我被授予一笔数目可观的出国奖学金。是年秋天，我就动身前往巴黎。
　　我在萨尔帕屈里哀医院就学，不过，作为外国来访者中的一员，我开始时并不引人注意。有一天，我听沙可叹道，自从战争爆发后，他和他的讲稿的德译者之间断了联系；他很希望有人能把他手头一部新的讲稿译成德文。我给他写了封信，表示愿意一试。如今，我仍然记得信中有一句话的大意是：我只是苦于“l'aphasie motrice”，而不是“l'aphasie sensorielle du francais”。沙可接受了我的建议，这样，我便进入了他私人关系的圈子里，并从那以后，参与了医院里的全部活动。
　　写上面这些内容的时候，我收到了不少来自法国的论文和文章，那些文章不但对接受精神分析学表示强烈的反对，而且还不时对我和法国学派的关系妄加评断。比如，有人说我借游访法国之际，熟悉了皮埃尔？雅内的理论，然后搜为己有。在此，我想明确地指出，我在萨尔帕屈里哀医院访问学习之时，雅内的名字还尚未引起太多的注意呢。
　　与沙可在一起的日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癔病的几项最新研究，其中有些是我亲眼目睹的。例如，他证实了癔病病象的真实性及其规律性（“introite et hic dii sunt”），确认男性身上也常常会产生癔病，他还证明催眠暗示能够引起癔病性麻痹和挛缩，而且这些人为症状的特征甚至在细微末节上，也和创伤引起的自发性发病完全一样。沙可的不少演证，一开始就使我和其他来访者感到震惊与怀疑，我们曾试图求助于当则的某种理论，以证明我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对于诸如此类的怀疑，沙可总是耐心听取，善意对待，但同时，他也有自己的决断。在一次类似的争论中，他（谈到理论时）评论说：“这不影响它的存在”，此话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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