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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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是对现代医学、心理学影响巨大的人物。他在这本自传里,以生动的语言,回忆了自己辛勤追梦的一生,首次向读者呈现了其成长、工作、生活乃至婚恋的非凡历程。
《弗洛伊德自传》是一本全面认识精神分析之父奥秘与学说、智慧与魅力的入门书。让我们追随大师的脚步,揭开潜藏在你我内心深处的奥秘与真相。
像我这样的人,活着不能没有嗜好,一种强烈的嗜好——用席勒的话来说,就是暴君。我已经找到了我的暴君,并将无条件地为之服务。这个暴君就是心理学。
作者简介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影响20世纪最大的思想家之一。
出生于奥地利摩拉维亚(现属捷克)的弗莱堡市的一个犹太家庭。四岁时移居维也纳,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终生从事写作和临床治疗。1939年病逝于伦敦。
他提出了自恋、生和死的本能及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三分结构论等重要理论,使精神分析成为了解全人类动机和人格的方法。其学说不但在心理学方面有卓越的贡献,而且几乎影响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
主要著作有:《歇斯底里研究》(1895),《梦的解析》(1900),《多拉的分析》(1905),《性学三论》(1905),《精神分析运动史》(1906),《图腾与禁忌》(1913),《论无意识》(1915),《焦虑问题》(1926),《幻想的未来》(1927)。
顾闻,曾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任教,现为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教授。
目录
自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补记(1935年)
弗洛伊德生平
弗洛伊德年表
书中出现的专门术语解释
译后记
附录:弗洛伊德解梦
精彩书摘
第一章
这套《自传》丛书中有几位作者,他们在自己传记的篇首就担心接受这项任务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我觉得和他们相比,我面临的困难更为艰巨;因为,这类文章我发表过不止一篇,从那些文章题目的性质来看,我个人经历的记述已经超过了通常所需要的,或者在有些情况下必需占有的篇幅。
我第一次介绍精神分析学的进展和内容,是1909年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当时,我应邀参加了该校二十周年的校庆活动,并在那里作了五次讲演。就在前不久、美国准备要出一本介绍20世纪初有关情况的集子,鉴于该书编者认识到精神分析学的重要性,打算专辟一章予以介绍,我又欣然为他们写了一篇内容相仿的文章。在这两次中间,我还发表过一篇名为《精神分析运动史》的论文,我在这里要讲的基本内容,其实在那篇文章中皆已有所论及。因此,为了避免前后不一,避免完全重复,我必须将主观态度和客观评价、个人生平和历史材料重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叙述。
1856年5月6日,我出生在摩拉维亚一个名叫弗赖堡的小城镇里,那地方现在属于捷克斯洛伐克。我父母都是犹太人,我也保持着这一血统。我有理由相信,我的祖辈很早就在莱茵河畔(科隆)定居生活;由于14、15世纪那里对犹太人大肆迫害,他们才背井离乡,向东逃难;到了19世纪,他们又离开了立陶宛,穿过加西里亚,迁返德奥故地。我四岁时来到了维也纳,在那里完成了全部学业。在中学里,我在班上连续七年名列前茅,并曾经享受到一些特别优待,几乎所有的课程都免试通过。那时候,家里生活非常拮据,但父亲对我选择职业一事,则始终主张由我自己去决定。无论是那时还是在晚年,我对医生这一职业并无特别的偏好。倒是一种对人而不是对物的好奇心,使我改变了想法;可是,我那时还不懂,观察乃是满足这种好奇心的最好方式之一。我差不多从识字的时候起,便迷上了圣经故事,正像我很晚才发现的那样,这对我的兴趣爱好具有长久的影响。我在学校里有位高年级的好友,后来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政治家,在他强有力的影响下,我曾经萌生过像他那样去学习法律,从事社会活动的想法。那些年头,达尔文的学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这些理论使人们觉得,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可望产生一个重大的飞跃,所以它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然而就在毕业离校前夕,在卡尔?布吕尔教授(Carl Brühl)给我们上的—堂大课上,我听了他朗诵的歌德描写大自然的优美动人的散文,于是决定攻读医学专业。
1873年我刚进大学不久,就觉得有些失望。我先是发现,周围人满以为我会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自卑和疏远。我绝对不会这么认为。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出身或者如人们所说的“种族”感到羞耻。于是,我就在这样不受欢迎的情况下置身于大学这个社圈,并没有感到太多的遗憾;我认为,对于一个积极的进取者来说,再怎么排挤,他还是能在社会的某个角落,寻得一块立身之地。但话又要说回来,在大学里的这些最初感受对我的影响,后来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年纪轻轻便已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尝到了被“紧密团结的大多数”压制的命运。这为我以后的独立判断力的形成,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础。
除此之外,在大学的头几年里,我还发现,自己以前求知心切,曾同时涉足多门学科,但由于天赋中的某些特性和局限,使我难以在其中大部分领域有所作为。这时,我才深深领悟到靡菲斯特告诫的真谛:
你不用为学问东奔西忙, 每个人只能学习他所能学到的东西。
我终于在思斯特?布吕克的生理实验室里找到了归宿、得到了满足,结识了我所敬慕并引为楷模的师友:伟大的布吕克本人,他的助手西格蒙德?埃克斯纳和思斯特?弗莱施尔?冯,马克索夫,能与后面这位很有天赋的弗莱施尔?冯?马克索夫结为好友,我感到不胜荣幸。布吕克把一个神经系统组织学方面的问题交我研究;我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且独立地将这项工作推进了一步。从1876年到1882年间,除了几次短暂的停歇,我始终在生理实验室工作,那时一般都认为,我已被确定替补将空缺的助教位置。我对医学的各个领域,除了精神病学以外,一概不感兴趣。由于自己放松了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直到1881年,我才得到了多少有点来迟的医学博士学位。
1882年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那—年尊师布吕克见我经济上有困难,认为我父亲不该在我身上破费大量钱财,他极力劝我放弃理论性工作。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了生理实验室,来到维也纳总医院当了一名“临床实习医师”。不久,我又升任住院医师,在各个科室工作,并有半年多时间跟从梅涅特。对于梅涅特的工作及其人格,我早在大学时代就已有了颇深的印象。
虽然工作变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依然守着自己最初开创的路子。以前布吕克交给我的课题,是研究一种属于最低级鱼类(幼态八目鳗Ammocoetes Petromyzon)的脊髓;后来我的工作转到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方面。就在那时,弗赖西希(Flechsig)发现了神经纤维髓鞘形成的非共生性,这一发现清楚地揭示了髓鞘束产生的复杂过程。我一开始就选择延髓作为一个并且是唯一的研究课题,这正是我工作延续发展的又一标志。在大学的前几年,我搞研究的特点是题大面广,层层铺开,这时已经大为不同了,我开始集中力量专攻一个课题或难点。以后我始终坚持这种方式,为此常常招来以偏概全的指责。
进大脑研究所以后,我又像早先在生理实验室那样积极从事研究。在医院几年,我写了若干篇短文,讨论髓鞘束的过程以及延髓中的中心起端问题,这些成果皆由埃丁格尔正式记录了下来。有一次,以前我还未在他手下时就破例让我出入他的实验室的梅涅特,谈到自己年事已高,对新事物已力不从心,因此建议我专搞大脑解剖,并答应把他的课程交给我上。但我对委以如此重任深感惶恐不安,婉言谢绝了他的建议;另外,也许那时我就已经在猜想,这位权威人物是不会对我友善相待的。
从本质上来说,大脑解剖实际上就是生理学,我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开始转而研究神经方面的疾病。那时的维也纳,这方面的专家寥寥无几,用于研究的材料也都分散在医院的各个部门,科研条件极差,因此只有靠自己来摸索。就连因著述大脑定位而刚获得提升的诺特纳格尔,也未能将神经病理学和医学的其他分支区分开来。这时,远方响起了沙可的大名;于是,我定了一个计划,打算先在维也纳获得神经病学讲师的职称,然后前往巴黎继续深造。
以后的几年里,我在继续住院医生工作的同时,发表了多篇神经系统器质性疾病的临床观察报告。我对这一领域的情况逐渐熟悉起来。我对延髓损伤的位置定域之准确,以致几乎成为定论。在维也纳,是我第一个将诊断为急性多神经炎的病例,送去作尸体剖检。
我的这些诊断以及事后的确认,使我渐渐有了名气,并引来了一批美国医生上门求教,于是,我用半生不熟的英语,给他们讲解科里的病例:我对神经症一窍不通,有一次讲课时,我把持续性头痛的神经症患者介绍成患了慢性局部脑膜炎;听者顿时愤然起身,离座而去,我这个教学上的新手只得收场作罢。不过,我还要为自己说几句话,在这种事发生的年代,即使是维也纳的一些大名鼎鼎的权威,也常常要把神经衰弱诊断为脑瘤。
1885年春, 由于发表了组织和临床方面的论著,我升任为神经病理学讲师。过后不久,承蒙布吕克热心推荐,我被授予一笔数目可观的出国奖学金。是年秋天,我就动身前往巴黎。
我在萨尔帕屈里哀医院就学,不过,作为外国来访者中的一员,我开始时并不引人注意。有一天,我听沙可叹道,自从战争爆发后,他和他的讲稿的德译者之间断了联系;他很希望有人能把他手头一部新的讲稿译成德文。我给他写了封信,表示愿意一试。如今,我仍然记得信中有一句话的大意是:我只是苦于“l'aphasie motrice”,而不是“l'aphasie sensorielle du francais”。沙可接受了我的建议,这样,我便进入了他私人关系的圈子里,并从那以后,参与了医院里的全部活动。
写上面这些内容的时候,我收到了不少来自法国的论文和文章,那些文章不但对接受精神分析学表示强烈的反对,而且还不时对我和法国学派的关系妄加评断。比如,有人说我借游访法国之际,熟悉了皮埃尔?雅内的理论,然后搜为己有。在此,我想明确地指出,我在萨尔帕屈里哀医院访问学习之时,雅内的名字还尚未引起太多的注意呢。
与沙可在一起的日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癔病的几项最新研究,其中有些是我亲眼目睹的。例如,他证实了癔病病象的真实性及其规律性(“introite et hic dii sunt”),确认男性身上也常常会产生癔病,他还证明催眠暗示能够引起癔病性麻痹和挛缩,而且这些人为症状的特征甚至在细微末节上,也和创伤引起的自发性发病完全一样。沙可的不少演证,一开始就使我和其他来访者感到震惊与怀疑,我们曾试图求助于当则的某种理论,以证明我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对于诸如此类的怀疑,沙可总是耐心听取,善意对待,但同时,他也有自己的决断。在一次类似的争论中,他(谈到理论时)评论说:“这不影响它的存在”,此话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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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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