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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化里是否有自由主义传统？他要请当代中国人照照哪面镜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说的是什么？是什么力量将要塑造中国的未来？
　　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当代中国文化人！

内容简介

　　

　　《与大师一起读历史：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以历史为切入点，选编了作者对于治史方法、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思考等方面的文章，以期带领读者走近胡适，走近那一段迷雾重重的历史，走近我们民族的一段精神史。在百年前那个大师云集的时代，胡适的出现几乎成为半个多世纪的神话。在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惊涛骇浪里，他开新风气、写新文章、做新文化人，留下大量著述。

作者简介

　　胡适（1891～1962），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作家和著名学者。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有“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之称。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倡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著作宏富，主要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胡适文存》、《胡适文存二集》、《胡适文存三集》、《胡适文存四集》、《胡适自传》、《戴东原的哲学》、《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选》、《胡适论学近著》、《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胡适日记》、《齐白石年谱》等。

精彩书评

　　

　　胡适处于中国现代史学两个重大的转折之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提出的经过实证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使中国史学终于挣脱传统经学的系绊，得到一个真正独立发展的空间，是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一次转折。
　　——逯耀东
　　
　　胡适与鲁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双峰并峙，谈鲁必谈胡，谈胡必谈鲁。两者角度不同，鲁迅比较感性，主要透过文学的渠道批评传统，而胡适比较理性，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反思，在我看来，胡适的批评更直接。……如果说鲁迅是兴奋剂的话，胡适就是清凉散，他的理性、温和、渐进，能让人们的头脑冷静下来。
　　——周质平
　　
　　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人！
　　——唐德刚
　　
　　在胡适眼中，中国文化并不是笼统一片，他尊重其正流——“人文与理性的传统”，但坚决反对其逆流——“小脚、太监、八股”之类的负面成分。
　　——余英时

目录

第一编 诸子评议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
论墨学
汉初儒道之争
司马迁替商人辩护
再论王莽
欧阳修的两次狱事
记李觏的学说

第二编 治学门径
再谈谈整理国故
读《北史》杂记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
演化论与存疑主义
杜威先生与中国
十七年的回顾

第三编 旧邦新命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名教
少年中国之精神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
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看法
中国传统与将来
信心与反省
再论信心与反省
海外归来之感想
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
当前中国文化问题
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
政制改革的大路

第四编 斯人斯事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
五四运动纪念
爱国运动与求学
追想胡明复
追悼志摩
国府主席林森先生
追忆曾孟朴先生
高梦旦先生小传
追念熊秉三先生
“老章又反叛了！”
《软体动物》的公演
……

精彩书摘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
　　几年前，有人问我，美国开国前期争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原文是PatrickHenry在1775年的“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Givemeliberty，orgivemedeath”），在中国有没有相似的话。我说，我记得是有的，但一时记不清是谁说的了。
　　我记得是在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里见过有这样一句话，但这几年我总没有机会去翻查《困学纪闻》。今年偶然买得一部影印元本的《困学纪闻》，昨天检得卷十七有这一条：
　　范文正《灵乌赋》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当时往往专指谏诤的自由，我们现在叫做言论自由。
　　范仲淹生在西历989，死在1052，他死了903年了。他作《灵乌赋》答梅圣俞的《灵乌赋》，大概是在景佑三年（1036），他同欧阳修、余靖、尹洙诸人因言事被贬谪的时期。这比亨利柏德烈的“不自由，毋宁死”的话要早740年。这也可以特别记出，作为中国争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话。
　　梅圣俞名尧臣，生在西历1003，死在1061。他的集中有《灵乌赋》。原是寄给范仲淹的，大意是劝他的朋友们不要多说话。赋中有这句子：
　　凤不时而鸣，
　　乌哑哑兮招唾骂于里闾。
　　乌兮，事将乖而献忠，
　　人反谓尔多凶。
　　胡不若凤之时鸣，
　　人不怪兮不惊！
　　乌兮，尔可，
　　吾今语汝，庶或我（原作汝，似误）听。
　　结尔舌兮钤尔喙，
　　尔饮啄兮尔自遂，
　　同翱翔兮八九子，
　　勿噪啼兮勿睥睨，
　　往来城头无尔累。
　　这篇赋的见解、文辞都不高明。（圣俞后来不知因何事很怨恨范文正，又有《灵乌后赋》，说他“憎鸿鹄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远己不称，昵己则誉”。集中又有《谕乌诗》，说：“乌时来佐凤，署置且非良，咸用所附己，欲同助翱翔。”此下有一长段丑诋的话，好像也是骂范文正的。这似是圣俞传记里一件疑案，前人似没有注意到。）
　　范仲淹作《灵乌赋》，有自序说：
　　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之意同归而殊途矣。
　　因为这篇赋是中国古代哲人争取自由的重要文献，所以我多摘抄几句：
　　灵乌，灵乌，
　　尔之为禽兮何不高飞而远翥？
　　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
　　方将折尔翅而烹尔躯，
　　徒悔焉而亡路。
　　彼哑哑兮如愬，
　　请臆对而忍谕：
　　我有生兮虑天地之覆露。
　　长慈母之危巢，
　　托主人之佳树。
　　母之鞠兮孔艰，
　　主之仁兮则安。
　　度春风兮既成我以羽翰，
　　眷高柯兮欲去君而盘桓。
　　思报之意，厥声或异：
　　忧于未形，恐于未炽。
　　知我者谓吉之先，
　　不知我者谓凶之类。
　　故告之则反灾于身，
　　不告之则稔祸于人。
　　主恩或忘，我怀靡臧。
　　虽死而告，为凶之防。
　　亦由桑妖于庭，惧而修德，俾王之兴；
　　雉怪于鼎，惧而修德，俾王之盛。
　　天听甚迩，人言曷病！
　　彼希声之凤凰，
　　亦见讥于楚狂。
　　彼不世之麒麟，
　　亦见伤于鲁人。
　　凤岂以讥而不灵？
　　麟岂以伤而不仁？
　　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
　　焚而可变，孰为英琼？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胡不学太仓之鼠兮！
　　何必仁为，丰食而肥？
　　仓苟竭兮，吾将安归！
　　又不学荒城之狐兮，
　　何必义为，深穴而威？
　　城苟圮兮，吾将畴依！
　　……
　　我乌也勤于母兮自天，
　　爱于主兮自天，
　　人有言兮是然。
　　人无言兮是然。
　　这是九百多年前一个中国政治家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
　　赋中“忧于未形，恐于未炽”两句，范公在十年后（1046），在他最后被贬谪之后一年，作《岳阳楼记》，充分发挥成他最有名的一段文字：
　　嗟夫，予尝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当前此三年（1043）他同韩琦、富弼同在政府的时期，宋仁宗有手诏，要他们“尽心为国家诸事建明，不得顾忌”。范仲淹有《答手诏条陈十事》，引论里说：
　　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
　　这是他在那所谓“庆历盛世”的警告。那十事之中，有“精贡举”一事，他说：
　　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乎教以经济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或谓救弊之术无乃后时？臣谓四海尚完，朝谋而夕行，庶乎可济。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乱哉？
　　这是在中原沦陷之前八十三年提出的警告。这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忧于未形，恐于未炽”；这就是他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从中国向来知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
　　……

前言/序言

　　导读

　　重新发现胡适/耿云志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其国际声望亦最隆。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一场批判胡适的运动。这场运动的规模与影响之大，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代大师遭到全盘否定。从此，他的名字除了作为批判的对象，几乎不再被人提起。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年轻人几乎都不知道胡适是何人。稍年长的人所知道的胡适，则是得自过去大批判的文字所构建的形象。

　　1979年，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策付诸实施，带动起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还胡适以本来的面目，成为思想界、学术界颇为关注的课题。那一年的5月初，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会上有多篇研究胡适的论文提出，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的历史地位被充分肯定。这是在1949年以后的整整30年里第一次恢复了胡适应有的一项名誉。

　　以这次学术讨论会为开端，重新认识胡适成为学术界、知识界一个明显的趋向。从那时以来，每年都有十几篇，乃至数十篇研究或讨论胡适的文章在全国各地发表。从1985年起，差不多每年都有一两种研究胡适的专著出版，单是胡适的传记与年谱，迄今已有七八种之多。而这些书受读者欢迎的程度，远非一般历史著作可比，它们往往出版不久，就销售一空，有关胡适的著作，在青年知识界尤其有吸引力。有不少青年学者选择有关胡适的题目作他们的学位论文。

　　有关胡适的书今天如此受人欢迎，受人关注，胡适研究今天如此热门，许多青年对这位前代人物表现出这样大的兴趣，我想最主要的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道义方面的。我们这个民族，历经磨难，始终保持了一种要求公正的道义精神。大家都知道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过去对胡适的批判是过分的，是不公正的。把胡适说得一无是处，能够想象得出的罪名差不多都堆到胡适的头上了。从那以后，数十年间无人敢提出任何异议，他的朋友、他的学生都无法为他作任何辩护。只有当这种“大批判”的狂热，把国家民族推向悬崖的边缘的时候，人们才猛醒过来，才开始平心静气地思考问题。数十年里造成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对胡适的全盘否定自然也可算是其中之一。当青年学子们重新走进书斋，走进图书馆、档案室，他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胡适——同30年来由大批判塑造出来的胡适形象完全不同的胡适。他并不崇洋媚外，更不曾卖国；他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有一颗爱国家、爱民族的心，只不过他比常人多一些理智。他并不曾毒害青年，他只不过希望青年人多学一些知识，多长一些经验，多一点独立思考的习惯。充其量只能说，他的一些思想言论，在那个充满动荡和革命的年代，有一点不合时宜罢了。自然，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尤其反对暴力革命。在这些方面，人们尽可以批判他。但对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对手进行批判是一回事，进行口诛笔伐、把人搞臭、打入十八层地狱则又是一回事。我们不能不承认，过去那样对待胡适，是很不公正的。古语云，不平则鸣。既然过去做得不公正、不公平，现在人们希望和要求恢复公正，就是很自然的了。所以，对胡适研究，现在学术界，特别是青年学子们普遍发生兴趣，普遍地希望了解一个真胡适，实有其必然性。

　　第二方面的原因，则是一种客观的需求，一种时代的回应。胡适有些思想和主张，当年颇有不合时宜的地方。现在和过去大不相同了，过去是战争、动荡、充满内忧外患的时代，是很容易使人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年代。现在，全体人民希望安定，热望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改革和建设。第一是要改革，第二是要建设。不改革，国家不能进步，不能发展；不建设，无以图富强，无以图幸福。但改革和建设都只能在安定和平的环境中进行。这种客观形势的重大变化，必然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胡适的思想主张，除了纯粹的学术内容以外，归结起来，最重要的就是和平地改革，和平地建设。当然，他的改革和建设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模式，这同我们今天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然有不同。但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在知识和经验的层次上，美国的也好，欧洲国家的也好，任何发达国家的优秀的东西都值得我们借鉴。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作为中国人的胡适，他的思想、主张、学识和经验，何以不能参考借鉴呢？今天，人们对胡适的著作、胡适的思想，所以表现出那么大的兴趣，实则，最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此。这也正是我们这些研究胡适的人，不避嫌疑，撇开成见，努力探究胡适思想的真实内容和实际意义的最大动机。

　　根据我个人的研究所得，胡适的言论著作中，至少有以下几点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中国人加以思考、加以借鉴的。

　　（一）充分理性地面对一切挑战。

　　他要求人们充分考虑运用自己和前人的知识、经验，进行合乎逻辑的思考，弄清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找出解决问题、战胜困难的方法，决不可任凭感情的冲动。任何个人的热情，或群体的热情（群众运动），若没有成熟的理性指导，必难持久，必难有成。理性是我们人类真正的优势所在，是我们获得进步、获得发展的真正凭借。所以，无论在顺利的时候，或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决不可任凭感情蒙蔽我们的理性。这在和平改革和建设的年代，是极端重要的。

　　（二）提倡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改革，反对“目的热，方法盲”。

　　过去人们责备胡适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革命，但是，在和平改革的年代，在建设的年代，不可能用革命战争年代那套办法来解决问题。改革的事业，建设的事业，不可能有痛快的“根本解决”，只能循序渐进，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去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解决。当年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时，李大钊并没有完全否定胡适的意见，他承认胡适的说法有合理的一面。如果完全拒绝对一个一个的实际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寻找解决方法，不但改革和建设的事业难以有成，就是革命战争也无法取得胜利。提出一个美好的目标是很容易的，但解决通向这一目标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胡适始终告诫人们要关注眼前的具体问题，要从实验中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把目标当作事实，不要醉心于口号和主义，而要把最大的注意力用来解决具体的问题。这些见解，如果说在过去的年代，不能为人们所接受，那么，在今天这个改革和建设的年代，人们只要不被偏见所蒙蔽，必然能够理解其中的道理。

　　（三）反对武断迷信，提倡独立思考。

　　我们这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有许多优秀的传统，值得珍视和发扬。但不容否认，也确有一些不好的遗传，有待我们去克服。例如，科学思想、逻辑思想欠发达，有权发号施令的人容易武断，而无权无勇的小民则易于迷信，迷信古人，迷信教条，迷信权威。武断就不尊重事实，不研究事实，专己恃强，滥唱高调，以想象代替事实，随意下决心，随意盲动，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往往还不肯虚心总结教训，而是怨天尤人，下一次还要故技重演。不用说人们也知道，在现代的改革和建设事业中，这种思想方法和作风是绝对要不得的。必须提倡科学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随时注意观察事实、研究事实，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不做没有把握的事，不随意下决心，不热衷于唱高调，时时力戒武断和迷信的思想弊病。

　　如果说武断带有明显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色彩，那么迷信则是太无主观、太无独立意志的表现。在中国有长期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造成这样两极的现象是并不奇怪的。胡适一生都坚持反对这种两极的不健全的思想倾向，反对对名词、口号的迷信，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提倡独立思考，提倡不信任任何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样一种态度，这样一种健全的思想习惯的养成，对于从事现代化的改革和建设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四）以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对待中西文化。

　　差不多从19世纪中期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伴随着列强侵略而来，大多数中国人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都难以摆脱中西文化冲突引起的困惑。胡适本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初到美国时，他还是一个对西方文化怀有强烈戒心的人。但寝馈久之，他逐渐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第一，他明白地承认西方文化的长处；第二，他相信，不同质的文化是可以互相融通的，因为人类的文化在本质上是有同一性的。他在二三十年代极力提倡以一种开放而自信的态度来对待中西文化。第一，要开放，要虚怀迎受优秀的世界文化。第二，要相信两种文化长期接触、融通之后，本民族的优秀的东西决不会消失，在中西结合的基础上，会产生一种适合新世界和新时代的新文化。可惜，胡适生前死后，他的中西文化观常常被误解，被说成是所谓否定传统、不要祖宗的“全盘西化”。为了和这种所谓“全盘西化”针锋相对，不少的人，动辄拿祖宗的文明来炫耀、来安慰自己。当遇到民族危难和任何阻挡进路的困难问题发生时，他们就躲在祖宗的神龛后面，指望祖先显灵去降妖捉怪，替他们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当然，胡适的见解并非都十分正确，无可挑剔。他在批评传统文化、批评国粹主义的时候，颇讲过一些过激的错误的话，这正是一些并非顽固保守的人也不赞成他的意见的原因之一。但从总体上说，相对于那些迷信祖宗、迷信古董的人来说，胡适的文化心态毕竟是开明的。他一生都在努力沟通中西文化，希望新一代的中国人，在总结自己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世界的新文化，理当比他们的前辈更高明一些。我认为，人们只要撇开先入的成见，在胡适那里，肯定可以得到一些处理今天的文化冲突时可以借鉴的东西。

　　（五）中国百业待兴，应以树人为本。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滞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改革和建设千头万绪，究竟什么是根本？胡适早在留学时期就认识到，中国应以树人为本，以教育为本。他归国时，打定主意要在思想文艺方面为国家建立一个改革的基础。这正是从树人为本的观念出发的。胡适一生主要服务于教育事业，所以，他的心思精力绝大部分也是用于教育，用于树人。他在任北大校长时，提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所谓独立，就是通过扶持若干个重点的大学和科学学术机构，培养出一大批世界水平的人才，使国家在教育、科学和技术方面可以在世界上占一席地位，使国家现代化具备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胡适所坚持的在现代化事业中应以教育为本，以树人为本的观念，并非是他个人的独创，实则是世界上一切发达国家的共同经验。

　　（六）关于青年人的使命。

　　青年决定着国家民族未来的命运，所以世界上一切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特别关注青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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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严重残疾与疾病，每每是一个家庭的不幸。一个群体的不幸，当然也应视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不幸。个人的不幸命运既需要社会来予以关怀，也需要个人来进行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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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论怎样，不幸是具有较客观性的人生状况。这世界上没有人因残疾和疾病反而有幸福感。而某些自认为很不幸的人之所以并不能引起普遍人的深切同情，乃因他们的不幸不具有较客观的标准。所以我们才未将失恋也列入不幸范畴，尽管许多失恋的少男少女往往痛不欲生，自认为是天下第一不幸，第一值得同情者。当然，于连是有几分值得同情的，因为他的失恋也反映了一种社会疾病，那就是社会所公开维护的等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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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了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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