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两国无邦交的敌对状态时期(1945-1972年),按照日本的政权更迭,其中国观的演进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战后初期至1950年代末,中日关系敌对态势逐渐形成并走向恶化;1960年代,民间往来和经贸关系有所发展;1970年代初期,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对华政策开始从敌对走向正视。
《凤凰文库: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5卷(1945-1972)》论述了日本各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及其形成的来龙去脉,并对几个主要政府首脑及“知华派”各界人物的中国观做了专题论述。“台湾问题”是这一时期中日政治关系中的最大症结所在,也是本书的重点议题。日本各在野党在中日关系方面,发挥了制约自民党政权对华政策以及促进、中介、调和等作用,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中日两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千变万化也是影响日本对华认识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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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旧金山媾和会议之后,日本政府于1951年11月17日在台北开设了日本的“海外事务所”。在此前的10月29日,吉田茂在参议院和平?安保条约特别委员会上就台北事务所的性质答询社会党议员曾祢益时说:“设置海外事务所的主旨,主要着眼于商业或保护当地日本居民等方面,……当前,发展贸易是日本最重要的课题,所以,我再三强调把有关外交、政治等方面的问题暂时放在一边,全力以赴致力于贸易和经济方面,……如果因此而发生了中共问我们是不是在上海设置海外事务所这样的事情,我想设置一个也没有关系。不管意识形态如何或政治组织如何,只要是有通商关系或者有日本居民的地方,为施行保护,不管什么样的国家我都想设置”。应该说,这些话也反映了吉田茂想发展中日两国贸易经济关系和保有沟通渠道的真实想法。此后,如前所述,在美国的压力下,1952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吉田书简》,明确了与台湾方面缔结和约的意向,这件事被公认为是吉田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开对抗。《吉田书简》公布之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发表声明,明确指出,“这一信件是战败后的日本反动政府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起来,对中国人民与中国领土重新准备侵略战争的铁证”,是美日政府继旧金山对日和约之后,“又一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严重、最露骨的挑衅行为”。中国政府当时的态度和立场,一方面,坚决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合法性,更没有做在旧金山会议之后单独与日本政府媾和的准备;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吉田政府的批判不断升级,表现出对吉田政府的极大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已经不存在实现媾和与签订媾和条约的可能。不过,从《吉田书简》产生的整个过程来看,《吉田书简》也只说明吉田政府与台湾方面准备着手解决战争状态问题,并不意味着正式承认台湾方面代表整个中国。对此,在书简发表当天日本外务省作了如下解释:“一、书简所说的两国间条约并不意味着是在适用于对日和平条约第26条(加入条项)的基础上所订的‘两国间和平条约’。二、并非承认中国国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政府”。吉田茂本人在书简发表10天后的1月26日的参议院大会上,回答咨询时也说:“与台湾政府间缔定条约,并非即认为对方代表中国而与之缔结和约,目前台湾政府在某些地区握有统治之实权,日本系根据此种事实,谋求友善关系,而与之缔定媾和条约。
评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评分该套全书向上追溯至汉代,下限止于2010年,以近代以来日本出版的各种文献作为研究的材料,使用了大量日本公文、报刊时论文章、各类调查文献及学者著述。所依据的日本文献,绝大部分国内尚没有翻译出版,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对近代日本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及社会各界人物如胜海舟、宫崎滔天、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等的中国观做了详细论述。“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当今世界格局以及中、日两国和中日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回溯近200年来日本中国观的演变过程,对于认识日本的过去及现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府建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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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从日本方面观察中国社会的一部好书,对认识当今中日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评分一套还算不错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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