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邦新造：1911-1917 [The Remaking of an Old Country]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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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 著

图书标签:

• 中国近代史
• 辛亥革命
• 民国初年
• 政治史
• 社会史
• 文化史
• 思想史
• 历史学
• 革命
• 转型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199480

版次：1

商品编码：10907681

包装：平装

丛书名： 政法：中国与世界

外文名称：The Remaking of an Old Country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1-1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14

字数：228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旧邦新造：1911-1917》是一本以中国1911-1917年间的政治大转型为研究对象的宪政史著作，探讨中国在多民族王朝国家瓦解、帝国主义列强环峙、军事力量控制权高度分散化、政治精英高度分化的恶劣环境中艰难的共和建设历程，并试图重构20世纪中国政治史的叙事。《旧邦新造：1911-1917》集中探讨了三大问题：（1）1911-1912年间以南北议和、清帝逊位和南北政府融合所构成的“大妥协”，突出其对于保持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的意义，并阐发了其作为共和基础的薄弱；（2）1912-1914年在共和旗帜下的政治精英就政体选择进行的博弈和冲突，强调了国家建设的缺陷对于宪政建设的压力以及晚清以来的政治精英分化对政体选择所造成的消极影响；（3）1915-1917年两次不成功的向君主制的回归，重新审视导致共和革命之后的君宪运动成败的因素。本书熔宪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哲学于一炉，观点新颖，内容丰富。

作者简介

章永乐，常用笔名海裔，浙江乐清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2008年）、北京大学法学学士（2002年），现任教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西方法律／政治思想史、中国宪法与行政法。

目录

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代序言）
导言
第一章 多民族王朝国家的共和转型：四国比较
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与清帝国这四个“老大帝国”在从帝制向共和的转型过程之中都发生了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唯有清帝国幸免于国家解体的命运。究其根本，“老大帝国”们复杂的民族、宗教构成与复杂的制度多元主义实践，导致其始终难以达到可与西欧民族国家比肩的内部团结。在19世纪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老大帝国”们被迫建构某种形式的“官方民族主义”，以塑造统一认同，对抗各种
离心势力，但建构“官方民族主义”的速度始终难于跟上国内地方民族主义的滋长速
度；列强对于地方民族主义的扶持使得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帝国政府推动的改革也往
往导致鼓励地方民族主义的意外后果。这一跨国比较，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晚清政府的国家建设努力何以导致了更激烈的反满民族主义革命，以及中国的共和转型何以避免国家的全面解体。

第二章 1911-1912年的“大妥协”：过程、意义与局限
辛亥革命中，许多革命党人对于这场革命的想象打上了浓厚的美国革命的烙印——各地方单位脱离帝国政府控制，然后联合成为一个共和国家。但这一设想面对没有联合意愿的蒙藏分离主义势力时完全无能为力。民国政府之所以能从法理上实现对清朝全部疆土的继承，离不开清皇室、南方革命派与袁世凯集团之间的“大妥
协”。在这场妥协中，清帝下诏，将统治权“公诸全国”，要求建立以五大民族完全领土为基础的民国，并委任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随后，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从法统上说，北方政府被南方政府吸收，尽管从实力政治的角度来看，南方政府被北方政府吸收。《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从法理上限制了以“效忠大清不效忠中国”为理据的边疆分离主义的空间，为袁世凯政府处理边疆危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然而，在这场“大妥协”中，北洋集团与南方革命派并来就民国的法理基础以及未来的政体安排达成真正的共识，这为以后的宪政危机埋
下了伏笔。

第三章 清末民初的“主权在国论”：一个理论命题的重构
1913年，在围绕民国正式宪法起草的大讨论中，出现了“主权在民”与“主权在国”两种不同的理论主张。国民党力主“主权在民”，试图建立一个以议会为中心的政体；而以康梁为代表的“主权在国论”的主张者认识到不成熟的政党一议会政治无法克服中国面临的深重的国家整合危机，试图以普鲁士一德国为楷模，赋予总统及其行政体系以更大的权力，通过后者来实现政治整合。梁启超对德国宪法学家伯伦知理与波伦哈克的引介，为中国的“主权在国论”提供了最为高端的理论支持。德国的“主权在国论”通过将“主权”赋予作为有机体的“国家”，为君主立宪国家中的君主提
供了一个强势而又不同于专制君主的地位。康梁试图借用此理论，加强民初孱弱的行政权力，实现国家重建。“主权在国论”者对于当时不成熟的议会一政党政治有着相当犀利的批评，但他们自身的理论却缺乏恰当的历史行动者载体——与普鲁士王室不同的是，北洋集团既缺乏足够理性化的军政组织，也缺乏对中国新旧政治精英进行全面整合的能力。

第四章 共和的诤友：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评注
立宪派领袖康有为于1913年深度介入了立宪大讨论，其所作的《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集中体现了其多年信奉的君宪原理在共和立宪上的运用。康有为认为在君宪政体中，君主占据最高荣誉位置但不行使实权，其他政治精英仅争夺实权而无法获得最高荣耀，可以降低党派斗争的激烈度；君主亦有助于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和礼乐的完整性。中国皇帝退位之后，释放出来的是各路政治精英的夺权野心，政治稳定成为值得担忧的问题。康有为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声称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宪政模式为基本参照，结合中国国情，创设中国自身的宪政模式，但其宪法方案实际上暗中参考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宪法模式，期望通过适度加强总统及其行政体系的权力来推进政治共同体的整合。同时，康有为主张保持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以孔教为国教，凝聚精英共识，塑造政治权威。
……
第五章 首届国会的解散与总统集权的诞生
第六章 渐行渐远的君主立宪制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由此引出康有为所列举的共和模式之第四种，英国的“虚君共和”。英国宪法设一虚君，但只有君主之礼，而无实际统治权，议会中各党派竞争首相位置，政争不至于动摇国本。在康有为看来，英国表面上有君主，但实际上是一个共和国。他称之为“共和爵国”。君主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前面所分析过的“无用之用”，但这只是“道之以政”的层面。在“齐之以礼”的层面，这一被英国宪法学家白哲特称为宪法的“尊荣部分”的王室还能起到保存礼法纲纪，正风俗人心的作用。与法国相比，英国的政治和风俗都居于上风。“英国虽为国会万能，民权至盛，而保守其纪纲礼俗，道揆法守，以成其整齐严肃。博大昌明之政俗美化良矣，比于法之俪纲错纪、恣睢自由者，其政俗皆远过之。”②用今天的政治术语来说，君主不仅是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环节，也是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环节。保持君主在政治文化中的地位，不仅能够支持政治制度的运作，也能保持一国伦理生活的完整性。
对以上四种模式，康有为是怎么评价的呢？英国有虚君，但今日中国已推翻君主，英国模式虽好，但已不能学；美国模式“易生祸变”，不可学；瑞士模式“至公”，但在中国这样的广土众民的大国中难以推行。③因而，最后只能退而求其次，以他不太赞赏的法国模式为基础，结合中国国情创设宪法。这就是康有为经过复杂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在这则交代宪法宗旨的“发凡”中，康有为既不是以“我们人民”的名义宣示固有权利，也不是历数作为“我们人民”对立面的专制统治的种种罪恶，而是将革命者们自豪的推翻帝制的成果表述为一种困境，这显然不是一种能够令主流共和派激动得起来的写法。
……

前言/序言

旧邦新造：1911-1917 历史的潮汐与新生的萌芽 1911年，一个古老的国度，在沉睡了一个世纪的积弊与屈辱之后，终于迎来了巨变的前夜。辛亥，一声惊雷，炸响了积蓄已久的暗流。这不仅是一场推翻帝制的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一次对民族未来方向的集体叩问。随之而来的，是长达六年的动荡与探索，是“旧邦新造”的艰难尝试，是无数个体在历史洪流中挣扎、选择与前行的缩影。 这段时期，宛如一场风暴骤雨，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的基石彻底动摇，但也留下了满目疮痍，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帝制的终结，并非意味着新生的即刻降临，而是将一个古老的帝国抛入了一个充满未知与挑战的全新时代。旧有的秩序崩塌，新的制度雏形尚未稳固，社会各界都在摸索着前进的道路。 政治的版图：从共和的宣言到军阀的割据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点燃了全国性的革命浪潮。各地纷纷响应，独立旗帜在各个省份飘扬。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正式宣告终结。这被视为“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然而，革命的果实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激烈的权力斗争和复杂的地缘政治。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试图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共和政体。他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确立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现代政治原则。然而，革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隔着一道鸿沟。袁世凯，这位北洋军阀的领袖，凭借其掌握的强大军事力量和复杂的外交手腕，逐渐攫取了民国初年的权力。 从临时大总统到正式大总统，再到短暂的洪宪帝制复辟，袁世凯的一系列举动，将刚刚诞生的民国推向了政治动荡的深渊。他的称帝企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加速了北洋政府的分裂。袁世凯死后，中央政府的权威日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各个军阀盘踞一方，他们各自为政，争夺地盘，导致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 政治的舞台上，既有志在复兴民族的革命者，也有追求个人权力的野心家；既有对共和理想的坚定追求，也有对旧式统治的留恋。这段时期，中国的政治格局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反复性。国民党、进步党等政治力量的兴衰，都反映了当时政治生态的变迁。北洋政府的内部倾轧，各派军阀之间的明争暗斗，都成为这段历史的鲜明注脚。 经济的转型：农耕的根基与工业的萌芽 在政治动荡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同样经历着艰难的转型。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以农业为主，小农经济模式根深蒂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对农村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并未立即展开，土地分配问题依然尖锐。 然而，在新的政治环境下，一些积极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清末以来兴起的民族工商业，在民国初年迎来了一定的发展机遇。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国家“实业救国”的希望，纷纷投入到近代工业的建设中。纺织、面粉、机械制造等行业，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尤其是在一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的暂时抽离，中国民族工商业一度出现了“短暂的春天”。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城市，成为近代工业发展的重要基地。 铁路、矿产、金融等领域，也开始出现近代化的尝试。交通事业的发展，为商品流通和经济交流提供了便利。一些新的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公司等，也开始在中国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但与此同时，西方列强的经济渗透依然严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使得中国在关税、航运等方面受到制约。外国资本的涌入，对民族工商业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国内战争频仍，社会秩序不稳定，也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商人的投资意愿受到影响，生产活动也常常被战乱所干扰。 可以说，这段时期的中国经济，是在旧有的农耕基础之上，艰难地孕育着工业化的种子。既有进步的动力，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社会的变革：思想的解放与文化的碰撞 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它打破了数千年来的思想禁锢，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思想观念置于了质疑之下。“民权”、“共和”、“民主”等新的政治概念，开始在社会上传播，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认知。 白话文运动的兴起，是思想解放的重要体现。作家们开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创作，使得文学和知识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专属。新文化运动的前奏，在这个时期已经隐约可闻，为后来的思想启蒙奠定了基础。 教育领域也发生了重要的变革。清末开始推行的新式教育，在民国初年得到进一步发展。学堂取代了书院，新的学科设置和教学方法开始出现。男女平等观念的提出，也促使女子教育得到了一定的重视。 然而，社会的变革并非一帆风顺。旧有的社会结构和传统观念依然强大，新旧思想的碰撞、文化的冲突，成为这个时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城市中，西方文化的影响日益增强，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开始发生变化。而在广大农村，传统的习俗和信仰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社会风气也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景象。一方面，是人们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另一方面，是社会秩序的混乱带来的迷茫和困惑。一些旧有的社会弊病，如吸毒、赌博等，在动荡时期反而有所滋生。 国际的舞台：列强的觊觎与民族的挣扎 1911年至1917年，中国正处于一个风云变幻的国际格局之中。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影响力依然举足轻重。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但列强并未因此改变其在华的既得利益。 甲午战争后，中国就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不平等条约，如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辛亥革命后，这些不平等条约并未被废除，反而继续被列强所利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它牵制了欧洲列强的精力，为中国的民族工业和政治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另一方面，日本趁机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企图进一步将中国变为其殖民地。袁世凯政府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接受了其中的大部分条款，这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也成为后来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之一。 中国政府也试图通过参与国际事务，提升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例如，中国加入了国际联盟，并派代表参加了一些国际会议。但由于国力衰弱，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仍处于被动地位。 历史的回响：一个时代的缩影 “旧邦新造：1911-1917”这段历史，如同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记录了一个古老国度在剧烈变革中的阵痛与希望。它包含了推翻帝制的革命洪流，共和理想的播撒与失落，军阀混战的混乱与无序，民族工商业的艰难崛起，新思想的萌芽与传播，以及列强在华势力的角逐。 这是民族命运的十字路口，是无数中国人用生命和血泪书写的篇章。这段历史，既有对过去的深刻反思，也有对未来的艰难探索。它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和民族复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旧邦新造”的尝试，虽然充满曲折与坎坷，但它所孕育的共和精神、民主意识和爱国热情，却如种子般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最终汇聚成推动中国走向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强大力量。这段历史，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文字，更是无数中国人在时代洪流中的真实写照，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追求进步的生动注脚。它让我们深刻理解，任何一个国家的变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都充满了挑战与牺牲，但对自由、民主和民族独立的不懈追求，终将引领一个民族走向新生。

评分☆☆☆☆☆

当我的目光落在“旧邦新造：1911-1917”这个书名上时，脑海中立刻浮现出的是那个充满动荡与希望的时代。1911年，辛亥革命的巨响，犹如一声惊雷，劈开了延续千年的封建专制；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曙光，又为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在这六年间，中国究竟是如何在旧有的躯壳里，孕育出新的生命？“旧邦”二字，仿佛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文化，而“新造”，则象征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探索。我非常好奇，作者将如何描绘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着重于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还是深入到社会肌理中的细微之处？是聚焦于宏大的历史叙事，还是关注个体的命运沉浮？我期待这本书能为我提供一个观察和理解那个关键时期的全新视角，让我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古老的中国是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进行着一次艰难而又伟大的“新造”之旅。

评分☆☆☆☆☆

“旧邦新造：1911-1917”——仅仅是书名，就足以让人心潮澎湃。1911年的巨变，推翻了帝制，开启了共和的艰难探索；而1917年，世界格局的重塑，又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契机与挑战。这六年的时间，中国究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新造”过程？我很好奇，作者会如何解读“旧邦”与“新造”之间的张力。是强调革命的彻底性，还是关注改革的渐进性？是探讨新思想的涌入如何挑战传统观念，还是分析经济发展如何重塑社会结构？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带领我深入那个时代，去感受当时人们的迷茫与奋斗，去理解那些重大的历史抉择是如何被做出的，以及这些抉择最终将中国引向了何方。这不仅是一段历史的回顾，更可能是一次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深刻反思，而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跟随作者的笔触，去探索其中的每一个细节。

评分☆☆☆☆☆

读到“旧邦新造：1911-1917”这个书名，我立刻被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变革的紧迫感所吸引。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而1917年，又是一个充满了世界性动荡的年份。这两端之间，是中国社会经历剧烈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好奇的是，作者会如何梳理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人物、事件和思潮？是会像一些宏大叙事的历史著作一样，以帝王将相、政治博弈为主线，还是会更深入地挖掘普通民众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起伏？“旧邦”二字，承载着几千年的文明遗绪，如何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得以保留或升华？“新造”又意味着什么？是全新的制度、全新的思想，还是全新的国家认同？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个视角，让我能更深刻地理解这段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堆砌。这或许是一次关于民族复兴、关于国家重塑的深刻反思，我迫不及待想要翻开它，去探索其中的奥秘。

评分☆☆☆☆☆

这本书的名字让我联想到了一段风起云涌的变革时期，1911年到1917年，这短短的六年，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惊涛骇浪，旧秩序被颠覆，新思潮涌动，社会面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很好奇作者将如何描绘这场“旧邦新造”的宏伟画卷，是侧重于政治制度的革新，还是着眼于思想文化的碰撞？亦或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剖析转型期的阵痛与机遇？“旧邦”二字，预示着根深蒂固的传统与历史积淀，而“新造”则充满了新生、重塑的勃勃生机。我期待作者能够带领我穿越回那个充满矛盾与希望的年代，去感受那份变革的激昂，去理解那份探索的艰难。这本书的名字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张力，仿佛一场史诗般的叙事即将展开，我渴望从中窥见那个时代人们的挣扎、奋斗与梦想，以及这些努力最终将国家引向何方。

评分☆☆☆☆☆

“旧邦新造：1911-1917”这个书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对那个波澜壮阔年代的无限遐想。1911年，一个王朝的终结，一个时代的开端；1917年，一个世界格局重塑的节点，也预示着中国近代史上的另一场深刻变动。我猜想，这本书可能会深入探讨，在推翻了旧的统治之后，如何才能真正地“新造”一个国家。这其中牵涉到的不仅仅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更包括了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文化观念等方方面面的革新。作者是否会聚焦于那些在这场变革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知识分子、革命家，还是会着墨于社会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旧邦”所象征的传统如何在“新造”的过程中被继承与扬弃，又或者被彻底打破？我对这本书充满了期待，希望它能带我走进那个充满挑战、机遇与未知的时代，去理解那个民族如何在迷茫中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

评分☆☆☆☆☆

在作者看来，法律文件只是“大妥协”的结果，南北双方实质力量的平衡才是达成妥协的基础。但这种力量的暂时平衡对于进一步建设共和宪政却是不足的。作者以主权理论与政体选择为切入点，展现了1913年参与制宪的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分歧。北洋系－立宪派的 “主权在国”与国民党的“主权在民”理论，分别对应着以行政还是以议会为中心实现国家整合的两种不同政体方案。康梁考虑到中国严峻的国家整合危机，试图以普鲁士-德国为参照，通过强势的行政体系来实现政治共同体的整合，并利用传统的权威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扩大政治参与。然而北洋政府并未成为这一理论的恰当实践载体。袁世凯1914年建立的新宪制试图加强中央集权，但只是压制了原革命派人士，并未实现政治精英的整合。作者对民初两次重建君主制努力的失败也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在共和革命之后回归君主制难度本来就很大，君主制的重建需要政治精英们就政治体制与具体君主人选达成双重共识，更需要拥君的力量能从军事上掌控全局，而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张勋主导的君主制重建，都无法满足这两个要求。在张勋复辟失败后，民国的法统很快就出现分裂，中国逐渐蜕变为一个军阀割据的共和国。民国的国家建设先天不足，难以支撑稳定的宪政，逼迫继续革命的政治势力将国家建设作为革命的自觉目标。

评分☆☆☆☆☆

最近出版的莫里循直击辛亥革命，论文集清代满汉关系研究，路康乐的满与汉等等诸多书籍都从史料上补充论证了高全喜立宪时刻论证的正确性。袁世凯其实在清末之际，一直认同中国适合君宪，而绝不适合共和，认为中国在没有社会基础的前提下草率建立共和，则必然失败。所以其南北谈判力主君宪绝非掩饰，而为内心认同。然武昌之乱后，南方立宪党人亦钦向革命，英国人也力主共和。然各方皆认为收拾时局者非袁世凯不可，当时反满主义兴起，种族屠杀不断，而孙文渴望时局越乱越好，以便其党乱中取利。袁世凯出于如再立扶清廷，则镇压时无把握，中国又沦为长期内战分裂之危局，故最终违心放弃君宪，创建民国。袁实乃消灭南北战乱，实得中国在辛亥年间避免分裂的伟大人物，是他还有君宪派等保守派的努力，刹住了孙文一类激进疯狂派的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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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不足之处在于，作为一本由一系列主题相关的论文集结而成的专著，本书的整体感仍有相当的提升余地，具体表现在本书前半部分对“大妥协”的一系列有力分析并未贯彻到后面对“主权在国论”以及君主制重建运动的分析之中。另外，史学界一直缺乏对清末民初源于日本的“国体”理论的详细梳理，本书有专章探讨清末民初的“主权在国论”，但并未对当时的“国体论”作专门处理，对于该章的历史深度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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