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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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工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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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073585
版次:1
商品编码:10611969
品牌: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
包装:平装
丛书名: 珞珈史学文库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0-1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36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是李工真教授的学术论文集,共收录德国史研究方面的论文18篇。《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重点关注的是德意志现代化与德意志知识界,通过对德国历史上的德意志民主主义、反犹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研究,揭示德国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深刻变革,在这个线索之下,作者关注点也自然牵涉到知识分子在德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对德国现代化进程中,德意志知识界的种种表现进行了深入挖掘,试图再现德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在国家重大决策中的影响和作用。《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对德国史研究者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

李工真,1952年生,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1990年和2009—2010年曾两度留学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曾任央视《大国崛起》审读专家,香港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特邀嘉宾。还曾多次应邀前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20多所著名高等学府从事讲学活动,受到这些高校师生们的一致好评。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着有《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德国现代史专题十三讲——从魏玛共和国到第三帝国》等书,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主持“文化的转移与接受一——纳粹统治时代的欧洲知识难民研究”(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十五”规划项目)和“战后西德意志社会研究(1945—194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项目)等多项课题。曾多次获得国家及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目录

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研究
普鲁士的启蒙运动
德国现代化进程与威廉时代的德意志民族主义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反犹主义
德意志“福利国家化”政策的起源及意义
德国魏玛时代“社会福利”政策的扩展与危机
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反犹主义
德意志中间等级与纳粹主义
德意志“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纳粹主义
德意志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居(1933—1941)
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来源
德意志知识界研究
“柏林大学模式”及其发展
哥廷根大学的历史考察
“美国主义”与文化批评——魏玛德国文化批评运动浅析
纳粹经济纲领与德意志“经济改革派”
德意志“历史学派”传统与纳粹主义
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洲际移转
阿尔文·约翰逊与“流亡大学”的创办
纳粹德国知识难民在美国的“失语性”问题
作者主要著述列表
后记

精彩书摘

1935年,在荷兰政府的允许下,由美国犹太人联合捐助委员会出资,在排干了海水的情况下,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在荷兰海岸边建立起第一个国外的职业培训班。“这个培训班占地达140公顷,有来自德国的150名学生。1937年,它的第一批结业生共41人,其中30人去了巴勒斯坦,7人去了阿根廷,1人去了南非,其余3人去了其他国家。”④这类国外职业培训班很快也在毗邻的丹麦、法国、意大利、卢森堡、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南斯拉夫等地开办起来,1936年,它已在10个以上的欧洲国家中开办,并接受了1131名来自德意志的犹太青年男女。②这就为德意志犹太人的拓荒者联盟提供了一种“绕道”培训的可能性。拓荒者联盟的培训班实践是有成就的,巴勒斯坦托管政府接纳的来自德国的C类移民,即持工人证明书者的数字不断上升证明了这一点。仅在1935年,来自德国的C类移民就达2719人,占当年移居巴勒斯坦者总数的一半以上。1937至1941年间,通过合法途径移往巴勒斯坦的1.8万多人中,培训班的结业生同样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另外,从1934-1939年3月底,共有3262名15至17岁的男女青少年作为“拥有确保收入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从德国移居到巴勒斯坦。“托管政府为这些青少年提供了B3类证书,这类证书是与这种条件相联系的:即两年的安置费与培训费已得到确保。”

前言/序言

“珞珈史学文库”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结集。第一批推出的是二十多位教授的文集。以后将根据情况,陆续推出新的集子。
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早在1913年,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设置历史地理部。1930年武汉大学组建史学系,1953年改名历史学系,2003年组建历史学院。一批又一批著名学者,如李汉俊、李剑农、雷海宗、罗家伦、钱穆、吴其昌、徐中舒、陈祖源、周谱冲、郭斌佳、杨人梗、梁园东、方壮猷、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吴廷缪、姚薇元、彭雨新、石泉等,曾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推动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和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繁荣的同时,在武汉大学和中国史学史上也留下了嘉名。其中,唐长孺、吴于廑两位大师贡献最为卓殊。改革开放30年间,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建设成效显著。1981年,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获得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年,历史地理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年,中国古代史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5年,历史系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7年,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帝国的回响:百年德国社会变革与思想流变》 本书并非对某一特定学术著作进行概要介绍,而是旨在勾勒出一部宏大的历史画卷,深入探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德意志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经历的深刻社会变迁与思想文化思潮的涌动。这段时期,是德意志告别分裂割据,迈向统一强盛的关键阶段,也是其在现代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奠基时期。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结构的重塑、经济力量的崛起、政治体制的演进以及国民意识的觉醒,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德意志现代化的独特轨迹。 一、统一的基石:从邦国林立到帝国崛起 19世纪中叶的德意志,依然是碎裂的邦国集合体。虽然“德意志”作为一个文化和语言的共同体早已存在,但政治上的统一却遥遥无期。奥地利帝国与普鲁士王国,两大强权并存,在争夺德意志领导权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法国、俄国等欧洲列强的制约。然而,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对改革的渴望,德意志统一的呼声日益高涨。 普鲁士王国,在俾斯麦的铁腕领导下,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战争,包括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成功地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1871年,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宣告成立,标志着一个全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这一过程,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迅速展现出其强大的凝聚力和发展潜力。 二、工业化浪潮:从农业社会到经济强国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为工业化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国家层面的统一,打破了邦国间的贸易壁垒,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形成。普鲁士作为德意志工业化的先行者,其经验和模式被推广至全国。煤炭、钢铁、化工、电气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科研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推动了德国经济的飞跃。 与此同时,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城市化进程也随之加速。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寻求工作机会,城市规模迅速扩张,但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的扩大、工人阶级的形成及其权益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提出了挑战。 三、政治体制的演变:君主立宪与权力博弈 德意志帝国虽然名为帝国,但其政治体制却是一种独特的君主立宪制。皇帝(德意志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同时也有帝国议会(Reichstag)作为民意代表机构。然而,帝国议会的权力相对有限,政府的决策权主要掌握在皇帝、首相(Reichskanzler)以及内阁手中。 俾斯麦作为帝国的第一任首相,通过其高超的政治手腕,巧妙地平衡了各种政治力量,维持了帝国的稳定。他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例如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工人阶级的矛盾,也为后来的福利国家模式奠定了基础。然而,他的政治遗产也充满了争议,其强权政治和对外扩张的政策,为日后德国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的政治格局也在不断演变。议会的作用逐渐增强,各政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社会民主党等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逐渐壮大,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构成了挑战。同时,普鲁士的保守势力与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权力博弈,也贯穿于整个帝国时期。 四、思想的碰撞:现代性的辩论与知识界的活跃 在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的宏大背景下,德意志的知识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时期。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等纷纷涌现,对现代性的概念、民族国家的意义、社会进步的方向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辩论。 哲学领域: 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在19世纪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但他对理性与历史辩证发展的强调,也在被新的思想所挑战。尼采的“权力意志”、“超人”等概念,以其激进的批判精神,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思想潮流。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则为理解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对工人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历史学与社会学: 历史学领域,兰克学派强调客观性和史料的研究,对历史叙述的科学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德国得到了迅速发展。韦伯对官僚制、理性化等概念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社会运作的内在逻辑。李凯尔特对社会分层和阶级问题的研究,也为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工具。 文学与艺术: 文学艺术领域,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思潮占据主导,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与人性的挣扎。易卜生、托尔斯泰等外国文学巨匠的作品也被广泛翻译和讨论,为德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新兴艺术形式也开始萌芽,预示着20世纪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民族主义的辩证: 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主义思潮在德意志知识界占据了重要地位。但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并非铁板一块,既有歌颂统一、强调国家荣耀的乐观论调,也有对民族主义潜在危险的警惕与反思。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德意志,其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应该是什么?其与邻国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五、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文化认同的重塑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德意志的社会结构。传统的贵族阶层虽然依然保留着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力,但新兴的资产阶级迅速崛起,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工人阶级的壮大,不仅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也催生了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他们开始为自身的权利而奋斗。 与此同时,教育体系的扩张和普及,也对社会文化的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提供了人才支撑,也为知识分子的涌现创造了条件。国家通过教育,努力塑造国民的统一认同感,强调德意志的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 然而,这种重塑并非一帆风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地域、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与矛盾依然存在。如何在统一的国家框架下,调和这些差异,构建一个包容而多元的社会文化认同,成为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六、历史的余音:现代化进程的遗产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德意志现代化进程,是一段充满活力、机遇与挑战的时期。它塑造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一个统一的民族实体,也孕育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思想碰撞。德意志知识界的活跃,为理解现代性、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然而,这段历史也留下了复杂的遗产。其激进的民族主义,其强权政治的倾向,以及未能有效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为20世纪德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走向埋下了隐患。理解这段波澜壮阔的“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的思想流变,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当下我们所处时代的深刻启示。它提醒我们,在追求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必须警惕潜在的危险,审慎地处理社会矛盾,并不断反思我们所创造的未来。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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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题目,《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在我看来,不仅仅是对一个历史时期的研究,更像是在探讨一种“精神动力学”。我一直对“现代化”这个概念抱有复杂的情感,它既意味着进步和繁荣,也常常伴随着失序与冲突。而德国,在我眼中,似乎总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极端案例,它在某些方面走得异常超前,又在另一些方面显得尤为曲折。这本书将“知识界”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这让我非常感兴趣。因为我总觉得,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那些思考者、创造者和批判者。他们是时代的瞭望者,也是历史的塑造者。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详细勾勒出德国知识分子群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图景:他们是如何形成的?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和论争?他们的思想是如何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的?我尤其好奇,在德国经历剧烈社会变革、政治动荡,甚至战争灾难时,知识分子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是引领社会走出困境,还是在动荡中迷失了方向?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初步感知是,它将是一次对德国现代化过程中深层精神力量的挖掘,一次对知识与权力、思想与现实之间微妙关系的深刻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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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本书之前,我脑海里对德国的印象大多停留在普鲁士的严谨、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以及战后的经济奇迹。然而,《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这个题目,立刻让我意识到,在我对德国的认知中,似乎遗漏了至关重要的一环——思想的驱动力。我一直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不是单纯的经济或政治范畴,它背后一定有强大的思想支撑和文化引领。这本书,我预感它将是一把钥匙,能够打开我理解德国现代化进程中那些“看不见”的变量。我迫切想知道,那些在德国历史上闪耀的名字,比如康德、歌德、马克思、尼采,他们是如何在各自的时代,为德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思想的土壤,或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又或者,他们是否也曾因为激进的思想而遭受排斥,甚至成为时代悲剧的牺牲品?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带领我穿梭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德国,感受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激情与彷徨,理解他们的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哲学思辨,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结构、国家政策乃至民族命运。这本书的出现,无疑为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德国的过去与未来,它承诺了对一种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叙事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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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我还没来得及细读,但就我目前的阅读体验来说,它触及了我一直以来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宏大主题——德国的现代化进程。我对德国这个国家总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它似乎总是走在时代的前沿,又带着某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性。这本书的题目本身就极具吸引力,将“现代化进程”与“知识界”这两个关键因素并列,立刻让我联想到那些塑造了德国思想史的杰出人物和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我好奇这本书会如何梳理从工业革命初期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漫长岁月里,德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变革。更令我期待的是,作者会如何描绘那些知识分子在这一进程中的角色——他们是推动者、反思者,还是时代的牺牲品?我设想书中会充斥着各种思想的碰撞,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尼采的超人哲学到歌德的浪漫主义,这些思想的火花是否真的在推动着德国走向现代?这本书给我的初步印象是,它不仅仅是在讲述历史事实,更是在试图揭示一种深层的内在逻辑,一种在德国独特的历史土壤上孕育出的现代化模式。我希望能在这本书中找到对德国民族性格、国家认同以及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形成原因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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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翻阅《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我的脑海中立刻勾勒出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其中交织着经济的腾飞、政治的变革,以及最重要的,思想的洪流。我一直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不能脱离其精神内核和思想根基,而德国,这个拥有悠久哲学传统和深厚人文底蕴的国家,其现代化进程必然与知识界的活跃密不可分。我迫切想要了解的是,那些在德国现代化浪潮中应运而生的重要思想流派,比如历史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唯意志论等等,它们是如何被当时的知识分子所孕育、传播和发展起来的?这些思想又对德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文化艺术产生了怎样的具体影响?书中是否会细致地描绘那些塑造了德国思想史的关键人物,他们的生平、他们的著作,以及他们如何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互动?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个连贯的叙事,将德国从一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分裂走向统一、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复杂转型,与知识分子在这个转型期内所扮演的角色、所进行的思想探索紧密地结合起来,让我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德国这个民族为何会走上那样一条独特而又充满张力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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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拿到这本《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就被它厚重的分量和严谨的编排所吸引。我一直对“知识精英”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深感好奇,尤其是像德国这样,知识分子群体如此活跃且影响力巨大的国家。这本书的标题恰好精准地捕捉到了我的兴趣点。我期待它能为我揭示,在德国从一个分裂的邦国走向统一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再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动荡与重建的过程中,那些学者、作家、艺术家、哲学家们是如何思考、如何发声,又是如何被历史的洪流所裹挟的。我很好奇,在那个思想激荡的时代,是否真的存在一种“德意志精神”,一种支撑着民族不断探索与前进的内在动力?作者是否会深入剖析那些塑造了现代德国面貌的观念,比如国家主义、理性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等等,并追溯它们的源头,探究它们与知识界的互动关系?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个宏观的视角,让我能够将德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脉络与思想文化演进相联系,理解两者之间盘根错节的因果关系。这本书带给我的初步感觉是,它是一部能够引发深度思考的学术著作,适合那些对历史、哲学以及社会思潮有着浓厚兴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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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态被许多肤浅的幻象所隐蔽。无论如何,我们相信我们的观点比那些最伟大的心智的观点更优越,更高级——这要么是因为我们的观点是我们的时代的观点,而可以设想,比最伟大的心智的时代更为晚近的我们的时代,也比他们的时代更优越;要不然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最伟大的心智从他们的观点出发都是正确的,但是,和他们声称的不一样,他们不绝对正确:我们知道不可能有唯一的(the)绝对真实的实质性的见解(substantive view),只有绝对真实的形式性的见解(formal view);那种形式性的观点在于这样一种洞见,即,一切整全性的见解都与某种特定的视角相关,或者说,所有整全性的见解都是相互排除的,没有一种可能是绝对真实的。那些对我们隐藏我们真正的处境的肤浅的幻象根本上是这样的(是这样一个幻象):我们比,或者说我们可能比过去的最明智的人更明智。我们因此而受惑扮演(剧院)经理和驯狮人的角色,而不是专注而驯顺的聆听着的角色。然而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惊人的处境,这一出境是为这样一种必然所创造的,即,我们试图成为比专注而驯顺的聆听者,也即,裁判,更多的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能力成为裁判。就我而言,在我看来,这一处境的原因在于,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我们可以信赖的,绝对可靠/权威的传统,给我们权威的指导的nomos(法,规范),因为我们的直接的教师和教师的教师相信一个绝对理性的社会的可能性。这里我们每个人都被迫凭借他自己的力量来寻找他自己的方向,无论它们是多么地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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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篇重要论文的合集,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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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教育——与最伟大的心智的持续的神交——是一种在形式上最谦虚,更不用说最具人性的训练。它同时也是一种大胆的训练:它要求我们与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敌人的虚荣的嘈杂、鲁莽、无思(thoughtlessness)、廉价彻底决裂。它要求我们蕴含在把公认的见解仅仅视作意见,或把一般的意见视为至少和最奇怪的、最不流行的意见一样可能错误的极端的意见(的行为)中的那种大胆。自由教育是破除庸俗的解放。希腊人用一个美丽的词来表达“庸俗”;他们把它称作apeirokalia(粗鄙,粗俗),对美好的事物的经验的匮乏。自由教育为我们提供对美好事物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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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预想的好,内容也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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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 自由教育在于聆听最伟大的心智之间的对话。但这里我们遇到一个巨大的困难,及,这种对话不会在没有我们的帮助的情况下发生——事实上我们必须促成那种对话。最伟大的心智说出的是独白。我们必须把他们的独白转变为一种对话,把他们的“肩并肩/并排”转变为“一起”。最伟大的心智甚至在写作对话的时候说出的也是独白。在我们考察柏拉图对话的时候,我们观察到,在最高级的心智之间从来没有过对话:所有的柏拉图对话都是一个更高级的人和低于他的人之间的对话。柏拉图显然感觉到,一个人不可能写作两个最高级的人之间的对话。因此我们必须做某些最伟大的心智所不能做的事情。让我们直面这个困难——一个如此巨大以至于看起来把自由教育宣告为一桩荒唐事的困难。由于最伟大的心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相互抵触,故而,他们迫使我们裁判他们的独白;我们不能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说的话。另一方面,我们也只能注意到这点,即我们的能力不足以成为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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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教育——与最伟大的心智的持续的神交——是一种在形式上最谦虚,更不用说最具人性的训练。它同时也是一种大胆的训练:它要求我们与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敌人的虚荣的嘈杂、鲁莽、无思(thoughtlessness)、廉价彻底决裂。它要求我们蕴含在把公认的见解仅仅视作意见,或把一般的意见视为至少和最奇怪的、最不流行的意见一样可能错误的极端的意见(的行为)中的那种大胆。自由教育是破除庸俗的解放。希腊人用一个美丽的词来表达“庸俗”;他们把它称作apeirokalia(粗鄙,粗俗),对美好的事物的经验的匮乏。自由教育为我们提供对美好事物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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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 自由教育在于聆听最伟大的心智之间的对话。但这里我们遇到一个巨大的困难,及,这种对话不会在没有我们的帮助的情况下发生——事实上我们必须促成那种对话。最伟大的心智说出的是独白。我们必须把他们的独白转变为一种对话,把他们的“肩并肩/并排”转变为“一起”。最伟大的心智甚至在写作对话的时候说出的也是独白。在我们考察柏拉图对话的时候,我们观察到,在最高级的心智之间从来没有过对话:所有的柏拉图对话都是一个更高级的人和低于他的人之间的对话。柏拉图显然感觉到,一个人不可能写作两个最高级的人之间的对话。因此我们必须做某些最伟大的心智所不能做的事情。让我们直面这个困难——一个如此巨大以至于看起来把自由教育宣告为一桩荒唐事的困难。由于最伟大的心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相互抵触,故而,他们迫使我们裁判他们的独白;我们不能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说的话。另一方面,我们也只能注意到这点,即我们的能力不足以成为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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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态被许多肤浅的幻象所隐蔽。无论如何,我们相信我们的观点比那些最伟大的心智的观点更优越,更高级——这要么是因为我们的观点是我们的时代的观点,而可以设想,比最伟大的心智的时代更为晚近的我们的时代,也比他们的时代更优越;要不然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最伟大的心智从他们的观点出发都是正确的,但是,和他们声称的不一样,他们不绝对正确:我们知道不可能有唯一的(the)绝对真实的实质性的见解(substantive view),只有绝对真实的形式性的见解(formal view);那种形式性的观点在于这样一种洞见,即,一切整全性的见解都与某种特定的视角相关,或者说,所有整全性的见解都是相互排除的,没有一种可能是绝对真实的。那些对我们隐藏我们真正的处境的肤浅的幻象根本上是这样的(是这样一个幻象):我们比,或者说我们可能比过去的最明智的人更明智。我们因此而受惑扮演(剧院)经理和驯狮人的角色,而不是专注而驯顺的聆听着的角色。然而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惊人的处境,这一出境是为这样一种必然所创造的,即,我们试图成为比专注而驯顺的聆听者,也即,裁判,更多的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能力成为裁判。就我而言,在我看来,这一处境的原因在于,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我们可以信赖的,绝对可靠/权威的传统,给我们权威的指导的nomos(法,规范),因为我们的直接的教师和教师的教师相信一个绝对理性的社会的可能性。这里我们每个人都被迫凭借他自己的力量来寻找他自己的方向,无论它们是多么地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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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 自由教育在于聆听最伟大的心智之间的对话。但这里我们遇到一个巨大的困难,及,这种对话不会在没有我们的帮助的情况下发生——事实上我们必须促成那种对话。最伟大的心智说出的是独白。我们必须把他们的独白转变为一种对话,把他们的“肩并肩/并排”转变为“一起”。最伟大的心智甚至在写作对话的时候说出的也是独白。在我们考察柏拉图对话的时候,我们观察到,在最高级的心智之间从来没有过对话:所有的柏拉图对话都是一个更高级的人和低于他的人之间的对话。柏拉图显然感觉到,一个人不可能写作两个最高级的人之间的对话。因此我们必须做某些最伟大的心智所不能做的事情。让我们直面这个困难——一个如此巨大以至于看起来把自由教育宣告为一桩荒唐事的困难。由于最伟大的心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相互抵触,故而,他们迫使我们裁判他们的独白;我们不能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说的话。另一方面,我们也只能注意到这点,即我们的能力不足以成为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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