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证券专业研究生毕业。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证券投资，伴随中国资本市场近三十年的成长，最终选择了企业基本面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相结合的个人长期投资实践，并逐渐把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作为了自己学习研究的一部分。2018年将一些投资心得和经济学论述编辑成册，以网名“有智思有财“出版，书名《择善固执》。

范拓，范勃之子。现于某大学就读经济学专业。

《货币价值》是第一部系统、全面论证货币非中性的经济学著述，首次符合逻辑地解释了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从而解决了所谓“水与钻石的悖论”。结合货币，定义了何为货币需求，并论述了货币需求的真实存在。首创以“债权性货币需求和债务性货币需求”双向定义货币需求，并首次提出了“潜在货币需求”、“安全债务人”、“高基货币”、“有智思有财不可能三角”、“贮藏性货币需求转向”等一批对货币理论极具价值的概念。

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故而只有摆脱了货币中性论，理解货币的价值（来自于它的需求，故而无论是不承认货币需求的存在，或装作承认货币需求存在，却认为货币没有价值和产出都是极为荒唐的事情）才能看清货币的供给、需求与传导的路径，进而认清市场经济的真相。但这也就决定了，这本书的诞生标志着与抱有货币中性信仰的传统经济学的决裂。

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基于均衡理论，由此派生出了萨伊定律、货币面纱论、货币中性论、货币外生论和货币数量论下的通货膨胀理论等诸多脱离现实的经济学理论。而本书则从贮藏性货币及闲置入手，是研究现实的非均衡条件下的经济学理论，因此不可回避地涉及了价值与价格、公平与效率、储蓄与投资等市场经济中经常被人们所误解的问题，详细论述了作为人类最重要的财富保有形式的货币在这些问题中所起到的穿针引线的作用，以及由此形成的市场经济中的分配逻辑:各生产要素中的个体依其产出率（代表价值）参与生产， 整体却依其稀缺性（表现为价格）对产出品进行分配。

书中根据货币的效用和职能，将货币需求分解为债权性货币需求与债务性货币需求，论述了这两种货币需求在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两个不同市场中所扮演的真实角色，从而解决了经济学界多年来对货币需求的混淆。由于摆脱了传统经济学均衡理论的束缚，进而确立了闲置的经济学地位，由此得出这样一些推论:人们所说的“储蓄”不仅包括投资，也包括闲置;价格并不是稀缺性比对（供需比对）唯一的表达方式;货币是非中性的，它可以将包括劳动力要素在内的各种资源从闲置中解脱出来;货币当局对货币的供给能力以社会闲置水平为限;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原因表面看都是货币供给不足，深入地看，经济危机是具备承债能力的经济主体不肯承债，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不具备承债能力的经济主体过多地承债，等等。前人的理论中，马克思和凯恩斯都对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假设提出过质疑。但由于时代不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着重论述的是金银货币。本书则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一般等价物”理论在信用货币时代的延伸。凯恩斯对古典经济学均衡假设下的几个推论均有所反驳，但他所列举的古典经济学的几个基础假设，包括充分就业假设（劳动力要素数量供需均衡假设）、实际工资假设（劳动力价格与劳动力正、负效用均衡假设）、需求与供给自动均衡假设等，只不过是古典经济学诸多均衡假设的“冰山一角”。这恰恰证明了凯恩斯并不能彻底放弃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他老师马歇尔传承给他的均衡理论，自然也就无法形成真正非中性的货币理论。正如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前言中所描述的那样，尽管他倾向于把货币论推广为社会总产量理论，但是由于难以摆脱先入为主的束缚，因此既没能对产量改变所引起的后果做动态的讨论，同时也对货币的技术细节做了略去不论的处理。

由于货币非中性的逻辑所依赖的恰恰是社会总产量与货币数量的互动关系。故而可以说，在古典经济学的长期熏陶之下，凯恩斯尽管已经深刻地 认识到了货币的巨大作用，但实际上仍旧无法完全摆脱货币中性论。然而，从马克思的“一般等价物”理论入手讨论货币时，货币中性论的荒谬便已经无处藏身。由于书中涉及了马克思和凯恩斯的一些既有理论，对相关理论不熟悉的读者，阅读起来可能会有些许困难，但大部分内容是相互关联、反复论证的，只要不是对货币中性抱有根深蒂固的信仰，理解起来必不会过于吃力。然而对于书中的观点，一些自认为经济学基础较好的读者，由于受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的熏陶太深，接受起来反而会非常困难。

名词解释（6条）

1、债权性货币需求与债务性货币需求：

债权性货币需求与债务性货币需求是范勃与范拓父子所著《货币价值：国民财富的保有形式与经济危机》中首创的概念。书中把货币需求从债权、债务和银行货币中介三个主体的角度分别进行了描述。书中认为，在分配过程中，社会的产出品首先表现为一种对货币的索取权，它是一个将特殊等价物交换为一般等价物，从而将自身产品价值贮藏的过程。这种商品的货币化需求，是货币需求的最初形式。 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之下，货币是一种债权，故而我们将这种商品对货币的索取权称为“债权性货币需求”。这个债权性货币需求被满足的过程，就是商品行使其货币索取权的过程，同时也是将商品转换为债权的过程。如果我们把整个银行体系看作一个仓库，经济社会商品货币化的过程就是商品所有者将其手中的商品存入库房，从而把商品转换为存货凭证（货币）的过程。这一凭证既是存货单，又是提货单，但所提货物并不需要与所存货物相同，它们只是相对于货币具有相同的稀缺度（资产及其他财物货币化过程也是如此）。这种“入库”的需求就是债权性货币需求。这些仓单的持有者，有些很快就会用它们换取库中自己需要的商品，以一种债权兑付（行使债权）的形式与原有债权性货币需求相抵消，完成存货单向提货单的转化，达到平衡。这两个过程、两个反向的货币需求，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货币的交易性需求，是一种自行兑付的债权债务关系，独立完成入库和提货的全过程。

但是，还会有另外一些仓单的持有者不急于从仓库中提取货物，他们会长期持有这一债权，我们称这部分债权性货币需求为“贮藏性货币需求”或“货币的贮藏性需求”，这部分仓单就是贮藏性货币。这些仓单持有者把仓单作为自身财富的保有形式，使它的兑付过程变得十分漫长。这些不急于兑付的贮藏性货币需求，需要在银行体系中沉淀下来。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仓库，那么仓库中的商品就是一般等价物，是通过仓库的作用将入库的特殊等价物标准化为一般等价物。由此生成的提货单便是一般等价物的索取权。然而，事实上这样的仓库并不真实存在，这部分仓单所对应的资产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只能以银行对外债权，而不是商品库存的形式存在。银行想要满足这部分沉淀下来的债权性货币需求，就必须将这些未能自行兑付的银行的负债，通过信贷转化为银行对第三方的债权（银行的资产）。银行只能通过把形形色色的商品转化成债权的方式，实现其标准化。这些贷款人的需求为债务性货币需求。银行通过自身的资产和负债业务，来满足市场中货币的贮藏性需求与债务性需求。也就是说，银行把一个贮藏性货币裂变成两个货币:一个用于满足贮藏性货币需求，另一个用于满足债务性货币需求。

贮藏性货币需求使货币从交易中分离出去，债务性货币需求把这些分离出去的闲置的货币替换下来，重新投入交易。这个循环过程与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循环过程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中间多了一个环节和一个参与者，更在于由商品到货币再到商品的过程完成之后，并没有回到初始的债权债务状态。两方与银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始终保持着。也就是说，微观地看，货币的交易性需求，由一个债权性货币需求被满足的过程和一个债权核销过程实现自我平衡，它是货币的债权性需求中不需要银行系统以外的债务人相平衡的部分，它需要的只是流量;货币的贮藏性需求，是一个需要由银行系统之外的债务人所提供的债务性货币需求来平衡的债权性需求，它需要存量。但是，从银行端观察，银行的负债是不能够孤立存在的。用于融通市场交易的银行负债，同样需要资产去平衡。宏观地看，从来不存在完全效率的市场，交易过程中由卖到买，总是会有时滞的。那些微观层面上短暂的贮藏性货币一闪即逝，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然而，在任何一个时点上，把它们汇集在一起，都占用着大量的货币。因此，市场流通中，如果没有足够的沉淀下来的货币，就无法保证足够的流量，而这部分货币并不是通常理解的、以保有财富为目的的贮藏性货币，它的存在并不是出于人类的某种主观的动机，而是市场交易的效率，在客观上不足以消除这部分货币闲置。这显然是以萨伊定律为信仰的古典经济学所不愿意接受的又一个事实。现实之中，这部分交易性货币沉淀也需要有债务性货币需求与之相平衡。

2、高基货币

是范勃与范拓父子所著《货币价值：国民财富的保有形式与经济危机》中首创的概念。一般而言，央行货币被普遍称为基础货币，这个概念是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端定义的，故而这个概念本身便会模糊央行资产结构的差别，从而夸大了央行货币投放能力，并由此引出了所谓的货币外生论。事实上，揭开表面形式去看本质，购买资产才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投放方式，它的负债端则是流通和回笼的货币，故而央行的信用能力取决于它的资产端，它的承债能力取决于它把吸收储蓄所形成的债务转嫁给了谁。所以央行货币称为“高能货币”“强力货币”都没有问题（因为央行的信用能力高于商业银行，央行货币可以经商业银行体系进行放大），但那不是杠杆的起点，而是经中央银行加杠杆后形成的货币。因为尽管同样是信用交换，央行货币与国债间的信用交换是政府对央行的信用背书，而央行与商业银行间的信用交换是央行对商业银行的信用背书，是央行以国债为储备发放的贷款，所以“基础”则应该由中央银行的资产端定义。

为了尊重“基础货币”这一用语现行的习惯性使用，书中把中央银行通过购买（包括本国政府和外国政府所发行的）国债所投放的货币称为“高基货币”。

除高基货币外，中央银行所投放的其他货币皆为央行以国家信用为背书和储备向市场投放的自身信用，属加杠杆范畴。

3、有智思有财不可能三角

是范勃与范拓父子所著《货币价值：国民财富的保有形式与经济危机》中首创的概念。在市场经济之下，即使是最强势的经济主体，价格与交易量，二者最多只能决定其一。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如果想作为价格的决定者，成交数量就只能交由市场决定;相反，如果想作为成交数量的决定者，价格就只能交由市场决定。本书作者之一范勃将这一市场法则用自己的网名命名为“有智思有财不可能三角”。这一法则广泛地存在于一切商品买卖和出租的交易之中，其中价格既可以是买卖价格，也可以是租金。所谓“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也称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三元悖论）只不过是这一法则在货币这一特殊商品上的应用。

4、贮藏性货币需求转向

是范勃与范拓父子所著《货币价值：国民财富的保有形式与经济危机》中首创的概念。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尽管在经济繁荣时期部分国内的储蓄者并不会因为本国政府将本币设置为某种商品或货币的索取权而行使这一权利，大量交易性货币需求，因为无法得到“良币”的满足，在格雷欣法则的作用下，也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然而一旦各式各样的危机出现，不仅交易性货币需求会大量转向贮藏性货币需求，被当作良币索取权使用的各种劣币也会集中流向良币。这种原本指向某种货币或索取权的贮藏性货币需求，转而指向另一种货币或储蓄品的现象，我们称为“贮藏性货币需求转向”。现今这种情况多发生于原本指向本币的贮藏性货币需求转为指向美元。在信仰的作用下，产出越高的货币，遭受贮藏性货币需求转向的打击就越大。这又是一个稀缺与价值的悖论。

假设100美元的投资（交易性货币需求）进入一个国家，产生50美元的收益。当这150美元的交易性货币退出交易环节转为贮藏性货币并发生贮藏性货币转向时，只需要兑付150美元的美元储备。但进入另一个国家的100美元产生500美元的收益。当最初同样的100美元交易性货币退出交易环节转为贮藏性货币并发生转向时，却需要兑付600美元的美元储备。显然，越是高产出的货币，在贮藏性货币转向时，贬值的压力就越大。因此一个高产出的货币， 用外汇储备去兑付贮藏性货币需求转向是完全不现实的。 交易性货币需求是货币稳定的基础，而威胁货币安全的是贮藏性货币需求。随着社会储蓄水平的不断提高，储蓄需求需要靠多级索取权的叠加才能得以满足。因此当贮藏性货币需求转向时，货币贬值的压力是不可能靠任何储备品予以对抗的。而此时如果用紧缩银根和提高利率的手法去应对，不仅会使贮藏性货币需求进一步丧失信心，更严重的问题是会伤及交易性货币需求，进而伤及货币的产出。因此，遭受贮藏性货币转向的国家如果动用外汇储备或加息回笼本币，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贸易处于顺差的后发国家，由于贮藏性货币需求转向所形成的资本流动的方向与货币购买力所形成的贸易顺逆差的方向是相反的，故而如果发生贮藏性货币转向，本币仍需要大幅贬值，并逐步用自主的货币投放和回笼替代购买和抛售美元调节货币量，为自己赢得更大的货币政策空间。在货币贬值时，只要本币供给是充分的，交易性货币的产出就是币值最强大的后盾。诚然，贬值的货币就是劣币，不足以支撑贮藏性货币需求，但它却能将良币逼出流通变成单纯的贮藏性货币。然而，单纯的贮藏性货币是不存在的，所谓的“良币”由纯粹的收藏品到弃品，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

总之，贮藏性货币需求确立所依赖的是信仰;交易性货币需求确立所依赖的是产出。交易性货币需求带来的产出所形成的复利，是抵消贮藏性货币需求流出的不二法门。拥有国际主义精神的美国的债主们宁愿零利率地把钱借给美国， 也不愿意留在本国实现复利，当贮藏性货币需求的信仰撞击交易性货币需求产出能力的时候，高产出的货币暂时会遭到重创，此时如果以减少货币数量的方法去抑制货币的流出（实则是抑制了产出），这种失败将无法逆转。但只要是货币当局保证国内的货币供应，不因贬值而紧缩银根，国内的扩大再生产就不会受到阻碍。短期资本流动所带来的币值波动在时间这把屠刀面前，将完全经不起复利的打击。以交易性货币的产出相对抗，最终高产出货币动摇贮藏性货币的信仰，就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5、潜在货币需求

是范勃与范拓父子所著《货币价值：国民财富的保有形式与经济危机》中首创的概念。书中论述：债权性货币需求基于的是与商品或产出的对应。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潜在的货币需求，它对应潜在的产出。它与潜在储蓄所对应的生产者闲置不同，后者是一种产出品闲置，前者是一种生产要素或产能的闲置。它是由于生产者闲置和高利率所造成的投资诱导不足，或其他原因所导致的生产能力的不充分应用，所形成的对货币的潜在的吸收能力。由于它并没有形成真实的产出品这一货币索取权，所以它的货币化需求是潜在的。故而书中没有把它列入债权性货币需求及储蓄的考察范围。但它的存在证明了货币数量并没能保证正常经济运行所需，因此对“货币超发”这一概念的影响是显著的。

6、安全债务人

是范勃与范拓父子所著《货币价值：国民财富的保有形式与经济危机》中首创的概念。书中论述，穷日子过惯了，观念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转变的。如果说几百年前，社会剩余产品严重不足的条件下，基于货币数量论的通货膨胀理论还有它一点点道理的话，那么今天，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这个理论应该说已经完全失去了其广泛的适用性。短缺型经济下，如果有人额外地从有限产出品中“借去”一部分，那就意味着，其他人会因此而挨饿受冻。然而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远超个人消费能力的提升，社会产品愈加丰富，有效需求明显不足，这才是社会的常态。此时如果仍旧坚信，货币投放（说它是强迫储蓄也好，向全民举债也罢）是对国民财富的掠夺，就过于迂腐了。就如凯恩斯所说的那样，从李嘉图开始，“有效需求不可能不足”就被当作毋庸置疑的“宗教裁判所”而征服了这个世界。如果说那个年代认不清有效需求不足只是由于无知，那么经历过大萧条及之后数次危机洗礼的今天，人们的观念已经完全没有理由仍旧停留在农业社会了。大家都能明白，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从事生产，却都在举债，是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但仍旧有人不明白，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积极地从事生产，却没有人肯举债，同样是一个灾难！所以这个世界需要的是，有人在储蓄，拥有债权，与之对应，必须有另一部分人举债，提供债权。只有这两者平衡了，经济才能平稳发展。如果一味地被储蓄不足之下所谓“通货膨胀的教训”蒙住眼睛，而忽视了举债不足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的生产相对过剩，便必然会把经济一步步地带入深渊。

但是要想让这种债权债务的形成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就必须保证经济体内有足够的安全的债务人。那种既具有承债意愿，又具有承债能力的经济主体，书中称之为“安全债务人”，这样的主体所提供的承债需求，才是有效需求。它所提供的（债务或货币）供给为有效供给。

明斯基提出过类似的概念。“明斯基设定的债务类型是分期还本付息，并将借款的企业分为三类。第一类企业的预期收入不仅在总量上大于债务额，而且在每一时期内，其预期的收入流也大于到期需要偿还的债务本息。这是最安全的借款人。第二类企业的预期收入在总量上也大于债务额。但在借款后的前一段，预期收入只够付息，而不足以归还到期应付的债务本金。过了这一段，企业的预期收入将足以偿还到期 本息以及前期所欠的本金。问题是前一段，为了支付到期应还的本金，要么重组其债务结构，要么变卖其资产。由于市场条件可能发生的变化，该企业将承担不确定性风险，其财务状况有可能恶化。第三类企业的预 期收入在总量上也大于债务额。但直到最后还款的前一期，每一时期的预期收入不仅小于到期债务本金，甚至还小于到期债务利息。这类企业比第二类企业承担了更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要维持运营，必须在长时间内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一旦利率升高，这类企业的财务状况就会更加困难。“在明斯基看来，在一个新经济周期开始时，绝大多数的融资企业属于第一类企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市场一派利好气氛，企业预期收益上升，纷纷扩大借款，第二类企业、第三类企业迅速增多，而且它们在借款人中的占比越来越大。因此，金融脆弱性越来越严重。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周期必然迎来滑坡。 任何打断信贷资金流入生产部门的事件都将引起违约和破产，而这又进一步反馈影响金融体系。随后，金融 机构的破产迅速扩散，金融资产价格的泡沫迅速破灭，金融危机爆发。”（黄达、张杰编著:《金融学》，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64页。）

明斯基在这里描述的安全的借款人，与我们所提出的安全债务人的概念有相似之处，但他只涉及企业，并没有把政府作为经济主体考虑在内。很明显，在政府不参与承债的前提下，经济社会承债能力不足是一个 常态。然而对于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政府而言，其税收的稳定性及其主权货币的法定性决定了，它在本币的范围内有着明显高于企业的承债能力。但如果政府不具有承债意愿，则只能称之为“潜在的安全债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