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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參數

《王曾瑜先生八秩祝壽文集》
	曾用價	268.00
	齣版社	科學齣版社
	版次	1
	齣版時間	2018年06月
	開本	16
	作者	無
	裝幀	圓脊精裝
	頁數	679
	字數	736000
	ISBN編碼	9787030573353

內容介紹
無 目錄
目錄
不必美化趙宋王朝——宋代頂*論獻疑 張邦煒（1）
宋代路級地方行政區劃虛與實 龔延明（27）
試論宋代資序體製的形成及其運作 鄧小南（41）
走齣“漢學心態”：中國古代曆史研究方法論芻議 包偉民（55）
宋代的誠敬理論及其當代價值 羅傢祥 高士捷（67）
兩宋攤丁入畝趨勢論析 葛金芳（81）
宋代“衣服變古”及其時代特徵——兼論“服妖”現象的社會意義 劉復生（98）
對王安石縣政思想的曆史思考 虞雲國（109）
道統之爭與政統之爭：兩宋時期的一樁公案 湯勤福（120）
宋代的傢內神崇拜 範 熒（136）
宋代奴婢問題再探討 戴建國 劉宇（151）
撥雲見日 激濁揚清——評王曾瑜先生《盡忠報國：嶽飛新傳》 趙治樂 楊果（167）
“玄武門之變”探源 魏明孔（174）
葉適經濟思想在海外——以哥大和京大為中心 葉坦（181）
南宋女兒繼承權的考察——《建昌縣劉氏訴立嗣事》再解讀 邢鐵（197）
宋代女性形象背後的社會性彆觀念與階級分層 程鬱（205）
《營造法式》與宋代建築領域中的經濟管理問題 王興文 吳夢柔（221）
學術史視野下的曆史研究與宋代紀實小說創作——王曾瑜先生“宋代紀實小說係列”述評 劉紅（233）
對南宋《龍泉誌》及其作者的重新解讀——兼論南宋《青田誌》《縉雲誌》的編纂 王菱菱（243）
淺析《宋人佚簡》中的官稱過呼問題 楊倩描（255）
宋代民間的武器及政府管製 程民生（263）
唐宋之際陸路與海路東西交通比較 李華瑞（283）
宋代軍功集團在政治上的消亡及其影響 陳峰（295）
濛哥釣魚城之敗與忽必烈滅宋之成 薑锡東（306）
論黨項宗族 杜建錄（318）
論“臨川之辨”——硃熹、陸九淵關於王安石其人其政其學的爭辯 王書華（329）
秦檜與王安石新學 高紀春（344）
耶律乙辛集團與遼朝後期政治格局 王善軍（360）
鬍應麟《華陽博議》編成時間考 王嘉川（377）
宋代鄉役人數變化考述 刁培俊（387）
《磧砂藏》宋人題記研究 遊彪（403）
王安石市易法與政府購買製度 李曉（420）
清規考述 瀋鼕梅（435）
遼金元貴族政治體製與選官製度的特色 關樹東（446）
元朝城市公共空間夜禁考論 王茂華（457）
宋代地方豪民與政府關係研究 賈芳芳（465）
嶽傢軍指揮機關的名稱與演變 史泠歌（477）
宋儒在《治平要覽》中的地位及其影響 ［韓］洪承兌（485）
閤變時節：北（宋）嘉祐、治平年間理財思潮初探 任仁仁（497）
略論元豐改製前北宋“司天颱（監）”的機構設置及其管理績效 呂變庭（506）
西夏的“二十四節氣” 彭嚮前（522）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中方劑注釋初探 韓 毅（530）
論宋代地方政府縮減行政設施修建費用的舉措 王曉龍（542）
金代收藏行為分析 符海朝（554）
南宋東南地區民事案件執行狀況考述——以《名公書判清明集》中的財産案件為中心 高楠（570）
俄藏黑水城金代《西北諸地馬步軍編冊》新探暨重命名 範學輝（579）
論蔡京茶法與宋徽宗時代財經領域的集權 楊小敏（594）
宋代州縣倉管理製度初探 楊芳（608）
纔兼文武：宋初能吏何亮考論 邱誌誠（620）
宋代鬍寅《敘古韆文》研究 紀雪娟（634）
水洛城事件再探究 劉雙怡（646）
北宋廢止皇帝“田獵”之禮考述 孫方圓（655）
附錄：王曾瑜先生學術編年 李曉 瀋鼕梅 關樹東（667）
後記 李華瑞（678） 在綫試讀
不必美化趙宋王朝——宋代頂*論獻疑
　　張邦煒？
　　一、“往前多走瞭一步”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趙宋王朝真可謂時來運轉——30 年前，備受貶損：“守內虛外，積貧積弱”；30 年後，博得贊美：“，登峰造極。”宋朝頂*論，據說齣自史界泰鬥。的確，陳寅恪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韆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①鄧廣銘講過：“宋代的文化，在中國封建社會曆史時期之內，截至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的時期為止，可以說，已經達到瞭登峰造極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鄧氏強調“曆史不能割斷”，既重視隋唐兩代的“傳承”，又在時間上嚴格予以限製，“截至明清之際”。②對於陳氏的論斷，應當正確理會，不能無限引申。正如那句名言所說：“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是謬誤。”
　　宋朝頂*論的代錶作，當推肖建生先生所著《中國文明的反思》一書。該書有被稱“當代中國的《盛世危言》”，某些媒體在高度評價之餘，也曾指齣：“作者對每個時代史料的把握真切與否，有待曆史學傢去評說。其中有些分析和解釋，似乎有些牽強。”③肖先生曾言“中國文明的頂*不是唐朝而是宋朝”，“宋朝達到中國文明的頂*”，並情不自禁地將宋代艷稱為“大宋朝”。書中有關宋朝的論述不乏閤理的內核，但渲染過分之處似乎較多。諸如：“宋朝是一個言論自由、思想開放的時代”，“是一個君子時代”；宋代社會“是一個充滿人性化的社會，是一個適閤人類居住的社會”，是“一個自由開放和積極健康的多元化社會”；其“開放程度是我國曆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都不可比擬的”；“在這個社會中，沒有愚民政策，沒有文字獄，沒有特務橫行，人民無憂無慮，具有安全感，所以充滿瞭寜靜、祥和、自然而又健康的氣氛”，“齣現瞭欣欣嚮榮的景象，使人民過上瞭300 年自由、富裕、文明而有尊嚴的生活”。在作者筆下，宋代是“知識分子、官員士大夫以及廣大民眾的黃金時代”，“不僅宋朝人的生活水平遠遠高於曆史上的任何一個朝代，而且文化和普及率也遠遠高於中國曆史上的任何一個朝代”；“知識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確實活得很有尊嚴，思想獨立自由，人格高貴”；“農民比以往的朝代生活得開心和幸福，在中國的曆史上，像宋朝的農民那樣自由、快樂地生活的朝代是的”，“生活在大宋王朝的人民真正是幸運的、幸福的”。甚至還認為：“宋朝對婦女是一個非常尊重的社會，宋朝的婦女活得非常獨立而有尊嚴”；“做宋朝的女人是相當幸福的”。作者將“大宋文明的成功”歸功於宋朝統治者及其推行的政策。他在書中提到，“為瞭達到和平發展的目的，宋朝的統治者都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展國內經濟、文化、教育之上，關注民生”。宋朝“實行和平發展和自由開放的政策，保護人權，具備瞭現代文明的許多特徵”；“宋朝非常尊重人的自由，對人的活動不加乾涉”；“官府對人民不是采取控製、壓迫和剝削的政策，相反，官府對人民采取瞭尊重、保護、幫助和開放的政策”；“切實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權利，實行包容和鼓勵各種思想自由發錶的政策，所以在宋朝，沒有思想的禁區”；“官方鼓勵的言論自由，直接導緻瞭整個社會思想的空前開放。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罕見的”；“實行瞭300 年自由、開放的政策，創造瞭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從而大大激發瞭中國人的創造精神和進取精神，使中國人敢想敢說，敢於打破舊的思維方式和傳統”。作者尤其贊揚宋朝官員“具有獨立的人格而不趨炎附勢，不巴結權貴”，“是中國曆史上*高傲、*有骨氣的一群知識分子”，“貪汙受賄、官官相護、吹牛拍馬、阿諛奉承、見風使舵等等官場遊戲規則，在宋代是沒有市場的”。作者高度評價宋朝的政治製度：“國傢政權完全嚮人民開放”；“齣現瞭黨派互相監督、互相製約的政治格局”，“君相互製的政治體製，比較有效地防止瞭君主專製現象的發生”；“改變瞭中國社會一言堂的專製傳統，有力地防止瞭腐敗的發生”。在作者看來，宋朝“集權加仁政的政治模式”，“是留給現在中國人的寶貴遺産”。作者還引用英國曆史學傢湯因比所說：“宋朝是*適宜人類生活的朝代，如果讓我選擇，我願意生活在中國的宋朝”，以錶達對宋朝的“敬意”。①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其中不少結論性判斷頗具顛覆性。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對於宋代並無固執的偏見，相反倒是較為頑固的宋朝“積貧積弱”論的反對者。“人雲宋史本痛史，我謂宋史亦壯篇。”30 年前，當宋朝“積貧積弱”論盛行於世時，筆者認為：“這種看法不免失之偏頗。平心而論，北宋弱而不貧。”後來又在《瞻前顧後看宋代》一文寫道：“宋代縱比前代，超*前代，是中國古代曆史上繼漢朝、唐朝之後又一座新高峰。”不用頂*而用“高峰”，以免引起誤解。通史貴在一個“通”字，曆朝曆代均各有其獨特的曆史地位和認識價值。為瞭避免陷入“揚宋抑唐”的泥潭，強調：宋代“足以同漢朝、唐朝前後相輝映，相互爭妍麗。揚唐抑宋，或揚宋抑唐，均大可不必”②。另瀏覽網絡不乏與《中國文明的反思》同調，“宋朝是*好的朝代”“無缺的朝代”，“是幸福指數*高的時代”“沒有文字獄的時代”，過甚之詞不勝其舉。當年王國維之次子王仲聞以“宋朝人”自詡③，可謂寥若晨星；如今“希望迴到宋朝，生活在宋朝”④者，不計其數。既有《夢裏迴到宋朝》的文章刊布⑤，又有《夢迴宋朝》的著作印行⑥。《迴到宋朝當書生》《迴到宋朝當將軍》《迴到宋朝當公主》《迴到宋朝當皇帝》《迴到宋朝當王爺》《迴到宋朝中狀元》一類的網絡小說，俯拾即是。甚至認為迴到宋朝做“剩男”⑦、當寡婦也很幸福。唐朝宋朝，各有所喜，“希望迴到宋朝”是各自的權利，他人無權乾預。隻是愚意以為，上述種種說法大抵齣自對有宋一代曆史的誤讀。人們難免會問：一傢一姓坐天下的趙宋王朝果真那麼嗎？
　　提筆寫此文，主要齣於兩種考慮：第*，時下宋朝炒得太熱，說得太玄乎，是否會物極必反，否則不要30 年，宋朝“積貧積弱”論恐怕又將再度盛行於世。第二，某些片麵的說法與筆者仿佛不無乾係，如《宋代“剩男”的幸福生活：富紳爭相“榜下捉婿”》《宋朝之寡婦好嫁》一類的提法，有可能是筆者《宋代的“榜下擇婿”之風》《宋代婦女再嫁問題探討》等文⑧的引申，筆者似乎有必要齣麵加以說明和澄清。對於《中國文明的反思》一書作者勇於探索、勤於鑽研的精神，筆者由衷地敬佩。另對書中某些較為具體的枝節問題提齣學術性質疑，恰恰是尊重作者說話的權利，希望得到批評指教。
　　二、沒有“量”，怎麼“計”？
　　足以為宋代頂*論張目的數據莫過於：“北宋時期的國民生産總值，占當時世界的80%，是明朝的十倍之多”①；北宋有“2280 美元的人均GDP”②；可是，這些數據均查無實據。英國經濟史傢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期錶現：公元960—2030 年》一書中，將宋代的人均GDP 估算為450—600 美元③。我國已故知名經濟史傢吳承明、彭澤益對此均不錶認同。吳氏說：“但在18 世紀以前，無論中國或歐洲的GDP 都無法計算，麥氏自己也說這隻是guestimate（美俚語瞎猜）。”④“他高估宋代的經濟成就、低估明代的經濟發展。”⑤彭澤益“對麥迪森進行瞭不點名的批評”，認為：“因為對中國經濟史上的數量資料就很難搞清楚，沒有‘量’，怎麼來‘計’呢？”⑥
　　沒有“量”，怎麼“計”？前輩經濟史傢說得很中肯。在古代曆史研究中，以例證為依據對研究對象作定性分析，其局限性之大顯而易見。以數量為依據的定量分析使研究對象由模糊變清晰，由抽象變具體，其優越性不言而喻。然而史籍提供的數據本身就不甚可靠，研究者在換算、推算、估算的過程中又容易齣錯。筆者在采用數據時，就曾齣過笑話。例如，為證明北宋“弱而不貧”，斷言：“北宋疆土雖然狹小於唐代，但耕地麵積比唐代至少增加600 萬頃左右。”⑦《宋史·食貨誌》載，北宋治平年間的天下墾田為“四百四十萬餘頃”，同時又說“賦稅所不加者十居其七”⑧。於是，筆者便相信加上隱漏的墾田，治平年間的耕地總麵積為1460 多萬頃。按一宋畝等於0.9 市畝換算，治平年間的耕地總麵積為13.14 億畝有餘。須知，北宋並非大一統王朝，其管轄區的麵積不足300 萬平方韆米⑨，不到當代我國國土麵積的1/3。當前我國的耕地總麵積不過略多於18 億畝，宋代竟高達13.14 億畝，這一推算顯然有悖常理。葛金芳先生認為：北宋*高耕地總麵積“可能接近800 萬頃”，南宋時期“當在600 萬頃上下浮動”。①相比之下，這個估算要閤理些。“有實事求是之意，無嘩眾取寵之心”是句老話，然而古人的言論並非一概可信。至道元年（995 年）九月，參知政事張洎稱：當今“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②。這分明是句模糊乃至誇張的片言隻語，竟被解釋為：“宋朝的京城人均財富是漢、唐的十倍”，並進而引申為：“宋朝人均財富是漢、唐的十倍”，“兩宋財富也許已經超過瞭秦、漢、晉、隋、唐、元、明、清這八朝的總和”。③依據宋代史籍關於財賦收入的記載來估算宋代的財富，很難得齣正確的結論。宋人的統計采用不同名數相加的辦法，往往以貫石兩匹或貫石兩斤等為單位。這種統計方法本身就很不科學。
　　《中國文明的反思》一書不時以數據說明問題，所用數據均有來源，隻是個彆數據仍有斟酌的餘地。如作者所言：“宋朝時平均每個農民每年生産糧食為4158 斤，而在兩浙、江東、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等發達地區，每個農民平均每年生産糧食為6930斤。”“再拿當代農業生産率來比較，1980 年我國糧食總産為6363 億斤，每個勞力平均生産糧食為3421 斤，依然遠遠低於宋朝的農業生産率。可見宋代農業之發達。”然而這組數據齣自推算，且有疑點。估算者在宣稱“這的確是個令人驚異的成就”之後，又缺乏自信地說：“估測不會離譜太遠。”④這類有些“離譜”的數據，*好不予引用。又如作者說：“宋朝的城市化水平已經很高。”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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