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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参数

《王曾瑜先生八秩祝寿文集》
	曾用价	268.00
	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版次	1
	出版时间	2018年06月
	开本	16
	作者	无
	装帧	圆脊精装
	页数	679
	字数	736000
	ISBN编码	9787030573353

内容介绍
无 目录
目录
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论献疑 张邦炜（1）
宋代路级地方行政区划虚与实 龚延明（27）
试论宋代资序体制的形成及其运作 邓小南（41）
走出“汉学心态”：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方法论刍议 包伟民（55）
宋代的诚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罗家祥 高士捷（67）
两宋摊丁入亩趋势论析 葛金芳（81）
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征——兼论“服妖”现象的社会意义 刘复生（98）
对王安石县政思想的历史思考 虞云国（109）
道统之争与政统之争：两宋时期的一桩公案 汤勤福（120）
宋代的家内神崇拜 范 荧（136）
宋代奴婢问题再探讨 戴建国 刘宇（151）
拨云见日 激浊扬清——评王曾瑜先生《尽忠报国：岳飞新传》 赵治乐 杨果（167）
“玄武门之变”探源 魏明孔（174）
叶适经济思想在海外——以哥大和京大为中心 叶坦（181）
南宋女儿继承权的考察——《建昌县刘氏诉立嗣事》再解读 邢铁（197）
宋代女性形象背后的社会性别观念与阶级分层 程郁（205）
《营造法式》与宋代建筑领域中的经济管理问题 王兴文 吴梦柔（221）
学术史视野下的历史研究与宋代纪实小说创作——王曾瑜先生“宋代纪实小说系列”述评 刘红（233）
对南宋《龙泉志》及其作者的重新解读——兼论南宋《青田志》《缙云志》的编纂 王菱菱（243）
浅析《宋人佚简》中的官称过呼问题 杨倩描（255）
宋代民间的武器及政府管制 程民生（263）
唐宋之际陆路与海路东西交通比较 李华瑞（283）
宋代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亡及其影响 陈峰（295）
蒙哥钓鱼城之败与忽必烈灭宋之成 姜锡东（306）
论党项宗族 杜建录（318）
论“临川之辨”——朱熹、陆九渊关于王安石其人其政其学的争辩 王书华（329）
秦桧与王安石新学 高纪春（344）
耶律乙辛集团与辽朝后期政治格局 王善军（360）
胡应麟《华阳博议》编成时间考 王嘉川（377）
宋代乡役人数变化考述 刁培俊（387）
《碛砂藏》宋人题记研究 游彪（403）
王安石市易法与政府购买制度 李晓（420）
清规考述 沈冬梅（435）
辽金元贵族政治体制与选官制度的特色 关树东（446）
元朝城市公共空间夜禁考论 王茂华（457）
宋代地方豪民与政府关系研究 贾芳芳（465）
岳家军指挥机关的名称与演变 史泠歌（477）
宋儒在《治平要览》中的地位及其影响 ［韩］洪承兑（485）
合变时节：北（宋）嘉祐、治平年间理财思潮初探 任仁仁（497）
略论元丰改制前北宋“司天台（监）”的机构设置及其管理绩效 吕变庭（506）
西夏的“二十四节气” 彭向前（522）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方剂注释初探 韩 毅（530）
论宋代地方政府缩减行政设施修建费用的举措 王晓龙（542）
金代收藏行为分析 符海朝（554）
南宋东南地区民事案件执行状况考述——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财产案件为中心 高楠（570）
俄藏黑水城金代《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新探暨重命名 范学辉（579）
论蔡京茶法与宋徽宗时代财经领域的集权 杨小敏（594）
宋代州县仓管理制度初探 杨芳（608）
才兼文武：宋初能吏何亮考论 邱志诚（620）
宋代胡寅《叙古千文》研究 纪雪娟（634）
水洛城事件再探究 刘双怡（646）
北宋废止皇帝“田猎”之礼考述 孙方圆（655）
附录：王曾瑜先生学术编年 李晓 沈冬梅 关树东（667）
后记 李华瑞（678） 在线试读
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论献疑
　　张邦炜？
　　一、“往前多走了一步”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赵宋王朝真可谓时来运转——30 年前，备受贬损：“守内虚外，积贫积弱”；30 年后，博得赞美：“，登峰造极。”宋朝顶*论，据说出自史界泰斗。的确，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①邓广铭讲过：“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邓氏强调“历史不能割断”，既重视隋唐两代的“传承”，又在时间上严格予以限制，“截至明清之际”。②对于陈氏的论断，应当正确理会，不能无限引申。正如那句名言所说：“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是谬误。”
　　宋朝顶*论的代表作，当推肖建生先生所著《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该书有被称“当代中国的《盛世危言》”，某些媒体在高度评价之余，也曾指出：“作者对每个时代史料的把握真切与否，有待历史学家去评说。其中有些分析和解释，似乎有些牵强。”③肖先生曾言“中国文明的顶*不是唐朝而是宋朝”，“宋朝达到中国文明的顶*”，并情不自禁地将宋代艳称为“大宋朝”。书中有关宋朝的论述不乏合理的内核，但渲染过分之处似乎较多。诸如：“宋朝是一个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时代”，“是一个君子时代”；宋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人性化的社会，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社会”，是“一个自由开放和积极健康的多元化社会”；其“开放程度是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可比拟的”；“在这个社会中，没有愚民政策，没有文字狱，没有特务横行，人民无忧无虑，具有安全感，所以充满了宁静、祥和、自然而又健康的气氛”，“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使人民过上了300 年自由、富裕、文明而有尊严的生活”。在作者笔下，宋代是“知识分子、官员士大夫以及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不仅宋朝人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而且文化和普及率也远远高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确实活得很有尊严，思想独立自由，人格高贵”；“农民比以往的朝代生活得开心和幸福，在中国的历史上，像宋朝的农民那样自由、快乐地生活的朝代是的”，“生活在大宋王朝的人民真正是幸运的、幸福的”。甚至还认为：“宋朝对妇女是一个非常尊重的社会，宋朝的妇女活得非常独立而有尊严”；“做宋朝的女人是相当幸福的”。作者将“大宋文明的成功”归功于宋朝统治者及其推行的政策。他在书中提到，“为了达到和平发展的目的，宋朝的统治者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国内经济、文化、教育之上，关注民生”。宋朝“实行和平发展和自由开放的政策，保护人权，具备了现代文明的许多特征”；“宋朝非常尊重人的自由，对人的活动不加干涉”；“官府对人民不是采取控制、压迫和剥削的政策，相反，官府对人民采取了尊重、保护、帮助和开放的政策”；“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权利，实行包容和鼓励各种思想自由发表的政策，所以在宋朝，没有思想的禁区”；“官方鼓励的言论自由，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思想的空前开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实行了300 年自由、开放的政策，创造了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从而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和进取精神，使中国人敢想敢说，敢于打破旧的思维方式和传统”。作者尤其赞扬宋朝官员“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趋炎附势，不巴结权贵”，“是中国历史上*高傲、*有骨气的一群知识分子”，“贪污受贿、官官相护、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等等官场游戏规则，在宋代是没有市场的”。作者高度评价宋朝的政治制度：“国家政权完全向人民开放”；“出现了党派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政治格局”，“君相互制的政治体制，比较有效地防止了君主专制现象的发生”；“改变了中国社会一言堂的专制传统，有力地防止了腐败的发生”。在作者看来，宋朝“集权加仁政的政治模式”，“是留给现在中国人的宝贵遗产”。作者还引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宋朝是*适宜人类生活的朝代，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以表达对宋朝的“敬意”。①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中不少结论性判断颇具颠覆性。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对于宋代并无固执的偏见，相反倒是较为顽固的宋朝“积贫积弱”论的反对者。“人云宋史本痛史，我谓宋史亦壮篇。”30 年前，当宋朝“积贫积弱”论盛行于世时，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不免失之偏颇。平心而论，北宋弱而不贫。”后来又在《瞻前顾后看宋代》一文写道：“宋代纵比前代，超*前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汉朝、唐朝之后又一座新高峰。”不用顶*而用“高峰”，以免引起误解。通史贵在一个“通”字，历朝历代均各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认识价值。为了避免陷入“扬宋抑唐”的泥潭，强调：宋代“足以同汉朝、唐朝前后相辉映，相互争妍丽。扬唐抑宋，或扬宋抑唐，均大可不必”②。另浏览网络不乏与《中国文明的反思》同调，“宋朝是*好的朝代”“无缺的朝代”，“是幸福指数*高的时代”“没有文字狱的时代”，过甚之词不胜其举。当年王国维之次子王仲闻以“宋朝人”自诩③，可谓寥若晨星；如今“希望回到宋朝，生活在宋朝”④者，不计其数。既有《梦里回到宋朝》的文章刊布⑤，又有《梦回宋朝》的著作印行⑥。《回到宋朝当书生》《回到宋朝当将军》《回到宋朝当公主》《回到宋朝当皇帝》《回到宋朝当王爷》《回到宋朝中状元》一类的网络小说，俯拾即是。甚至认为回到宋朝做“剩男”⑦、当寡妇也很幸福。唐朝宋朝，各有所喜，“希望回到宋朝”是各自的权利，他人无权干预。只是愚意以为，上述种种说法大抵出自对有宋一代历史的误读。人们难免会问：一家一姓坐天下的赵宋王朝果真那么吗？
　　提笔写此文，主要出于两种考虑：第*，时下宋朝炒得太热，说得太玄乎，是否会物极必反，否则不要30 年，宋朝“积贫积弱”论恐怕又将再度盛行于世。第二，某些片面的说法与笔者仿佛不无干系，如《宋代“剩男”的幸福生活：富绅争相“榜下捉婿”》《宋朝之寡妇好嫁》一类的提法，有可能是笔者《宋代的“榜下择婿”之风》《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等文⑧的引申，笔者似乎有必要出面加以说明和澄清。对于《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作者勇于探索、勤于钻研的精神，笔者由衷地敬佩。另对书中某些较为具体的枝节问题提出学术性质疑，恰恰是尊重作者说话的权利，希望得到批评指教。
　　二、没有“量”，怎么“计”？
　　足以为宋代顶*论张目的数据莫过于：“北宋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80%，是明朝的十倍之多”①；北宋有“2280 美元的人均GDP”②；可是，这些数据均查无实据。英国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 年》一书中，将宋代的人均GDP 估算为450—600 美元③。我国已故知名经济史家吴承明、彭泽益对此均不表认同。吴氏说：“但在18 世纪以前，无论中国或欧洲的GDP 都无法计算，麦氏自己也说这只是guestimate（美俚语瞎猜）。”④“他高估宋代的经济成就、低估明代的经济发展。”⑤彭泽益“对麦迪森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认为：“因为对中国经济史上的数量资料就很难搞清楚，没有‘量’，怎么来‘计’呢？”⑥
　　没有“量”，怎么“计”？前辈经济史家说得很中肯。在古代历史研究中，以例证为依据对研究对象作定性分析，其局限性之大显而易见。以数量为依据的定量分析使研究对象由模糊变清晰，由抽象变具体，其优越性不言而喻。然而史籍提供的数据本身就不甚可靠，研究者在换算、推算、估算的过程中又容易出错。笔者在采用数据时，就曾出过笑话。例如，为证明北宋“弱而不贫”，断言：“北宋疆土虽然狭小于唐代，但耕地面积比唐代至少增加600 万顷左右。”⑦《宋史·食货志》载，北宋治平年间的天下垦田为“四百四十万余顷”，同时又说“赋税所不加者十居其七”⑧。于是，笔者便相信加上隐漏的垦田，治平年间的耕地总面积为1460 多万顷。按一宋亩等于0.9 市亩换算，治平年间的耕地总面积为13.14 亿亩有余。须知，北宋并非大一统王朝，其管辖区的面积不足300 万平方千米⑨，不到当代我国国土面积的1/3。当前我国的耕地总面积不过略多于18 亿亩，宋代竟高达13.14 亿亩，这一推算显然有悖常理。葛金芳先生认为：北宋*高耕地总面积“可能接近800 万顷”，南宋时期“当在600 万顷上下浮动”。①相比之下，这个估算要合理些。“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是句老话，然而古人的言论并非一概可信。至道元年（995 年）九月，参知政事张洎称：当今“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②。这分明是句模糊乃至夸张的片言只语，竟被解释为：“宋朝的京城人均财富是汉、唐的十倍”，并进而引申为：“宋朝人均财富是汉、唐的十倍”，“两宋财富也许已经超过了秦、汉、晋、隋、唐、元、明、清这八朝的总和”。③依据宋代史籍关于财赋收入的记载来估算宋代的财富，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宋人的统计采用不同名数相加的办法，往往以贯石两匹或贯石两斤等为单位。这种统计方法本身就很不科学。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不时以数据说明问题，所用数据均有来源，只是个别数据仍有斟酌的余地。如作者所言：“宋朝时平均每个农民每年生产粮食为4158 斤，而在两浙、江东、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等发达地区，每个农民平均每年生产粮食为6930斤。”“再拿当代农业生产率来比较，1980 年我国粮食总产为6363 亿斤，每个劳力平均生产粮食为3421 斤，依然远远低于宋朝的农业生产率。可见宋代农业之发达。”然而这组数据出自推算，且有疑点。估算者在宣称“这的确是个令人惊异的成就”之后，又缺乏自信地说：“估测不会离谱太远。”④这类有些“离谱”的数据，*好不予引用。又如作者说：“宋朝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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