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匯率的本質》具有較強的實踐價值。本書從匯率基本的概念講起，由淺入深地講述瞭匯率的相關問題。特彆是對匯率改革問題，作者不僅講到瞭關於匯改的理論性問題，更講到瞭匯改政策的製定過程，對讀者瞭解我國匯改過程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作者作為研究匯率問題的知名專傢，對匯率問題的問題、政策和執行有更加清楚的理解。同時，作者作為國傢外匯管理局收支司的司長，更加清楚和理解政策製定的來龍去脈和背景、意義等。本書對讀者瞭解匯率的理論性問題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也對讀者理解匯率問題、學習匯率問題、掌握匯率問題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

《貨幣政治：匯率政策的政治經濟學》

貨幣及其價值是經濟的核心，影響著貿易、投資、金融、移民及旅行，而匯率製度往往定義瞭經濟秩序。弗裏登評估瞭各個曆史時期政治和貨幣之間的關係，分析瞭歐洲貨幣一體化的政治經濟學以及拉丁美洲國傢過去40年的貨幣政策，闡釋瞭匯率政策的作用。融閤瞭數據和案例的分析，闡明瞭政治與經濟如何影響和決定匯率政策。

本書一部分著眼於19世紀美國金本位的經驗——這一時期的美國就像許多其他國傢一樣，經曆瞭激烈的貨幣政治鬥爭。第二部分轉嚮探索開放經濟體對固定匯率（以及其他匯率政策）的*新經驗——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終導緻瞭歐元的啓用。第三部分把重點放在拉丁美洲的貨幣經驗上，在開放程度以及政府實行的匯率政策多樣性方麵，各國之間都存在差異。

貨幣政治概括瞭一國政治經濟學的許多特性，因為匯率政策製定者必須考慮清楚其決策對社會上幾乎每個人的影響。

傑弗裏 A. 弗裏登（Jeffry A. Frieden）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專長於貨幣和金融關係政治學。

《匯率的本質》內容豐富、敘述準確、概念清楚、資料齊全。對於關心中國匯率問題和收支平和問題的讀者來說是一部很有價值的參考書。不僅如此，管濤對匯率、匯率製度改革、收支平衡、資本項目自由化等問題的敘述邏輯清晰、首尾一貫，非常充分地反映瞭中國學界和政府研究機構的主流觀點。僅就這點而言，《匯率的本質》就非常值得讀者認真研讀。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餘永定

管濤博士曾長期在國傢外匯管理局工作，是匯率改革、外匯儲備管理、人民幣化等重大政策決策的曆者。他理論功底深厚，一嚮被譽為學者型官員。如今，管濤博士已加盟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專職做學術研究。《匯率的本質》是他的新作，這本書對中國的匯率政策、資本管製和金融對外開放等問題均有深刻獨到的論述。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及首席經濟學傢 何帆

管濤研究員在外匯管理一綫奮鬥二十五載，從文件起草到新聞發布，見證並深度參與瞭中國外匯管理體製改革走到的全過程。本書是作者豐富閱曆和真知灼見的結晶，語言平實大眾，分析深入淺齣，有助於社會各界理解把握人民幣匯率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長助理 丁誌傑

這次真的不同！人民幣匯率怎麼瞭？外匯儲備去哪兒瞭？“8.11”匯改為何波瀾叢生？如何保衛人民幣並及時預警？看管濤博士以深厚學養、深涉政策、深遠情懷為您鞭闢入裏地將匯率那些事兒娓娓道來。

——北京師範大學、廈門大學教授、博導 鍾偉

序一 匯改不同的解讀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餘永定

管濤是中國收支和匯率問題的為人士之一。長期以來，作為國傢外匯管理局收支司司長，管濤為中國收支統計工作做齣瞭重要貢獻。由於其特殊地位和對收支和匯率問題的深入瞭解以及獨到見解，多年來我都十分關注管濤的觀點。管濤說：“如果說自己的研究還有些特色的話，那就是比懂理論的人稍懂點政策、比懂政策的人稍懂點理論、比懂金融的人稍懂點統計、比懂統計的人稍懂點金融。”在自謙之詞背後，我們可以看到管濤對自己所具有的學術優勢的自信。

管濤過去是學者型官員，現在已經徹底離開官場而成為一名非官方智庫的學者。這應該是一種很令人羨慕的經曆。中國經濟學傢大的缺陷可能就是缺乏在政府部門任職的經曆。我很懷疑，當他們（當然包括我自己）被政府部門邀請去提供谘詢意見時，政府官員究竟能從他們那裏得到什麼真正的幫助。反過來，當政府官員暗中嗤笑這些“書呆子”不瞭解情況時，他們是否意識到，自己建立在“情況”基礎上的政策會可能導緻一些違反他們初衷的長期後果？

中國還不存在西方國傢那種從校、研究機構到政府，再由政府迴到校、研究機構的“鏇轉門”。希望今後會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型政府官員能有管濤這樣的經曆，從政府轉到校、研究機構。隻有這樣，在政策討論中，學者們纔不至於因為信息不對稱，而隻能對政府官員點頭稱是。

管濤的專著——《匯率的本質》迴顧瞭人民幣匯率演變和中國匯率體製改革的進程。在討論匯率問題的同時，他對中國資本流動和資本流動跨境管理也進行瞭深入討論。管濤對央行的匯率政策和匯改的評價是積極的。特彆是他對目前央行的以參考籃子貨幣調節人民幣匯率走勢為錨、穩定市場預期的政策給予瞭充分的肯定。他非常認同周小川行長的想法，即匯率市場化的改革方嚮不變，但改革要講求藝術，有窗口就果斷推進，沒有窗口就耐心等待、創造條件。人民幣匯率改革，對內要處理好改革、發展、 穩定的關係，對外要做負責任的經濟大國。對此我也深以為然。

管濤對於央行的政策能夠實現匯率的穩定很有信心，因為“目前中國齣現資本外流，從渠道上看，一方麵是由於境內機構和個人增加瞭外匯資産或境外資産配置，即‘藏匯於民’；另一方麵是由於境內企業加速償還前期藉入的美元債務，利差交易平盤，以及境外主體部分減持人民幣資産，即‘債務償還’。但無論是藏匯於民還是債務償還，都不可能無休止地進行下去”。既然如此，“守匯率還是守儲備”就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因為應對臨時性的資本流動衝擊，用外匯儲備乾預市場是恰當的，本身也是持有外匯儲備資産的應有之義”。

《匯率的本質》內容豐富、敘述準確、概念清晰、資料齊全。對於關心中國匯率問題和收支平衡問題的讀者來說是一部很有價值的參考書。不僅如此，管濤對匯率、匯率製度改革、收支平衡、資本項目自由化等問題的敘述邏輯清晰、首尾一貫，充分地反映瞭中國學界和政府研究機構的主流觀點。僅就這點而言，《匯率的本質》就非常值得讀者認真研讀。

我一嚮尊重管濤的觀點，並且從管濤那裏學到瞭很多東西。但也必須承認，管濤在《匯率的本質》一書中所批評的一些觀點正是我所持有的觀點。例如，管濤認為，為瞭維持匯率穩定，對於外匯儲備的損耗不必過於擔心。而我的看法是：中國由於長期的收支不平衡而積纍瞭大量外匯儲備。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不再僅僅是熨平匯率的波動。在更大程度上，外匯儲備已經成為國民儲蓄的一種形式，是國傢掌握的一種戰略資源。因而，外匯儲備不應該大量用於單嚮、持續乾預外匯市場。

中國的外匯儲備有兩個來源：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按長期使用的舊定義）。在文獻上，來自前者的被稱為“掙來的外匯儲備”（earned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來自後者的被稱為“藉來的外匯儲備”（borrowed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通過經常項目順差積纍的外匯儲備可以視為過去三十年中國為迎接人口老齡化所做的儲蓄（至於通過積纍外匯儲備這種形式進行儲蓄是否是資源跨代配置的閤理形式，我們已經做過多次討論，這裏置而不論）。而通過資本項目順差所積纍的外匯儲備又可以分成兩部分：長期資本（主要是FDI）順差和熱錢。長期資本流入所積纍的外匯儲備，作為中國的海外資産，其收益可以部分抵銷中國對外負債（FDI）的利息負擔（外國人在中國的投資收入）。這部分外匯儲備的減少同樣意味著中國海外資産或儲蓄的減少，同樣會對中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産生不利影響。熱錢流齣使投機者實現瞭套利平倉。投資者所得就是中國所失。如果人民幣不貶值，投機者無法獲利。如果人民幣迅速貶值，投機者也難以實現套利平倉。而人民幣緩慢貶值，則是為投機者創造瞭為有利的平倉獲利條件。

在匯率穩定時期，如果銀行管理的外匯儲備完全轉移到國民手中，轉移到主權基金或一般國民手中，變成其他形式的資産，外匯儲備的減少可以稱為“藏匯於民”。但中國過去兩年8000億美元之巨的外匯儲備損耗，卻很難以“藏匯於民”一筆帶過。企業套利平倉（carry-trade unwinding）導緻的外儲下降隻是讓少數利益集團獲利，不能簡單地把外匯儲備減少說成“藏匯於民”。更何況其中的很多大企業是外國跨國公司。投機者賣空活動導緻的外匯減少不是“藏匯於民”。資本外逃更不能說是“藏匯於民”。即便上述活動的所有參與者都是中國居民，央行在人民幣升值和貶值期間分彆買入和賣齣美元，實際上是全體國民代替某些部門和利益集團承擔瞭本應該由它們承擔的與損失，從而增加瞭在不同部門和社會集團之間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