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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泰先生曾受教陈寅恪弟子刘节先生、师从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主要在先秦两汉史学、清代及近代学术史、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耕耘，《陈其泰史学萃编》是他三十余年勤勤恳恳治学的结晶。
陈其泰先生探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途径，阐发其理论意义，高度珍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思想遗产。这些研究成果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梁启超评传》《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有集中展现。“近代史学”的正式产生，以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以及在此前后出版的新型学术史和通史著作为标志。近代史学是发扬传统学术的精华与接受西方新学理二者结合的产物。由于中国文化悠久的优良传统的滋养，又适逢中西文化交流提供的相互对话、切磋和启示，加上大量考古文物和稀有文献重见天日，凭借这些难得的时代机遇，20世纪中国史家人才辈出、成果丰硕。20世纪中国史学遗产丰厚，形成了“三大干流”：新历史考证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新史学流派。
内容简介
《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是陈其泰先生《陈其泰史学萃编》的第7本，如书名所示，论述了从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10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全书共分四部分，总论“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趋势”、上编“19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下编“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以及“增订篇目”。通过分析龚自珍、魏源、徐继畬、夏燮、黄遵宪、梁启超、夏曾佑、陈寅恪、陈垣、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王国维、胡适等人的在史学研究上作出的贡献，探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途径，并阐发其理论意义。
作者简介
陈其泰先生1939年出生在粤东韩江边的一个小镇，1957年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受教于陈寅恪弟子刘节先生，1963年7月从中山大学毕业，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招考研究生之后，考取了白寿彝先生指导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从这时候起，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正实现了大学时代从事本专业的梦想”。“我念研究生时已三十九岁，深感时间珍贵，时不我待，因而认真读书、写作。先后出版的著作有十一种，主编的著作二种，另有合著三种。”这本身就是一段历史和传奇。
目录
总论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趋势
近代史学：跨世纪的历程
近代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批判继承
近代史家对通史体例的探求
上编 19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
龚自珍的社会历史观
《圣武记》对清代盛衰的探索
魏源与鸦片战争史
魏源与中西文化撞击
徐继畲《瀛寰志略》的价值
近代爱国史家夏燮
《海国图志》《日本国志》比较
黄遵宪的中西文化观
黄遵宪与客家研究
《人境庐诗草》与近代文化觉醒
下编 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
梁启超：近代学术文化的开拓者
夏曾佑与通史撰著
20世纪初宣传革命的历史思想
陈寅恪治史风格
陈垣学术思想的升华
郭沫若史学的时代精神
范文澜：从国学向唯物史观的跨越
侯外庐学术的特色
增订篇目
龚自珍：锻造新的哲学武器
张穆的经世学风与《蒙古游牧记》的撰著
何秋涛《朔方备乘》的著史宗旨和史学价值
黄遵宪文化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形成及其意义
陈垣：宗教史的开山之作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新范式
民国初年历史观领域的新变革
“民族一文化”观念与傅斯年、陈寅恪治史
陈寅恪治史风格续议
跋语
精彩书摘
《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
龚自珍认为考察现实和总结历史两者的关系，是“纵”与“横”的关系。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要从“纵”和“横”两方面来考察。《尊隐》一文中所提出的“三世说”，就是从这两方面考察而得出的重要成果。他用“早时、午时、昏时”来表示封建统治从兴盛到衰亡的三个阶段。“早时”，统治集团处于兴盛时期，“吸引清气，宜君宜王”，“百宝万货，人功精英，不翼而飞，府于京师”。“午时”，统治集团仍有力量，“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饮和气，宜君宜王”，“百宝万货，奔命涌塞，喘车牛如京师”。在这两个阶段，处于无权地位的“鄙夫”“窒士”都没有形成力量。到了“昏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统治集团气息奄奄，“京师”与“山中”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京师之气泄，则府于野矣”；“豪杰轻量京师；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矣”；“京师如鼠壤；如鼠壤，则山中之壁垒坚矣”。到最后，统治集团陷于孤立，山中之民一呼百应，时代大变动的事件就要发生了。“朝士寡助失亲，则山中之民，一啸百吟”，京师“夜之漫漫，鹗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①这并非龚自珍的臆想，而是根据历史经验和接连发生的起义事件而作出的预言，“山中之民”是什么人。没有明说，实际上应该包括隐于野的有不满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数量众多的流民群众。龚自珍死后不过十年，果然爆发了惊天动地的太平天国起义。
尽管龚自珍对“三世说”的表述过于简单，但它却是龚自珍的社会历史观中的重要部分。他的“三世说”是否就是公羊学的“三世说”呢？自从梁启超提出：龚自珍“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①之后，人们便袭用这一说法，似乎龚自珍的观点是直接从公羊学来的，龚自珍的“三世说”与公羊学的“三世说”是一回事。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西汉时代的公羊学，是把《公羊传》解释经书所谓“微言大义”的说法，与阴阳五行说糅合而成的一种神学思想体系。董仲舒讲“春秋分十二世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东汉何休注《公羊传》演变为“据乱、升平、治平”三世的说法，其目的，都是为了论证汉家皇权的神圣，龚自珍用“早时、午时、昏时”象征三世，其作用是论证封建统治的腐朽。他虽然用过“据乱、升平、治平”三世的说法，但显然决不是简单地运用。至于阴阳五行的迷信学说，他更坚决反对。所以龚自珍只是吸取了公羊三世说中“变”的观点，抛弃它神秘的唯心体系，进行了改造，提出自己论证封建衰世到来的“三世说”。在近代，借用儒家经典上某种说法来批判封建主义，这是常见的一种迂回战术。
龚自珍积极倡导变革。他的关于改革的言论同样犀利而深刻。他论述变革是历史的必然主张，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言论的先河。他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②又说，夏朝亡商朝兴，难道不是夏为商提供了六百年统治的机会吗？商朝亡周朝兴，难道不是商为周提供了八百年统治的机会吗？历史上没有八百年不亡的朝代，可是还有十年五十年就亡的朝代，又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堕，以俟踵兴者之改图耳”。因此他向清朝统治者发出警告：“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③正因为龚自珍把变革提高到历史必然规律，提高到关系封建统治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论述，他的言论才会对后来的改革派起到启迪和激励的作用。他在皇帝殿试对策时，就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
……
前言/序言
自序（节选）
1957年高考，我幸运地考上中山大学历史系。踏进美丽的康乐园，见到一座座古典式建筑的教学楼，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宽敞的操场……这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特别是，历史学系拥有一批全国著名的教授，陈寅恪、岑仲勉、刘节、梁方仲、戴裔煊、董家遵、金应熙，还有当时比较年轻的李锦全、蔡鸿生等先生，他们有的亲自为我们授课，有的虽未授课却能读到他们的著作或耳闻师生对其为人为学的讲述，让青年学子感受到他们的学术风范。我就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认真读书，吮吸着智慧的甘露。
在中大，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著名史学家刘节教授。他于192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研习古代史。曾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金石部主任，自1946年起长期在中山大学任教授（1950至1954年兼任系主任）。他于1927年撰成的《洪范疏证》是学术界首次对《尚书·洪范》篇撰成年代进行系统、严密考证的名文，梁启超曾称赞文中提出的见解“皆经科学方法研究之结果，可谓空前一大发明”。其后撰著的《好大王碑考释》《管子中所见之宋钘一派学说》均受到学界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刘先生曾撰有《西周社会性质》等多篇文章，主张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并论述由低级奴隶社会向封建制度的过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一贯性等带规律性问题。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对于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详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称誉该书和金毓黻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同为必传之作”。我在校即听了刘节先生开设的“历史文选”课程，对他渊博的学识和认真教学的态度深感敬佩。后来先生为研究生讲授《左传》，也让我去听讲。1963年初，全国第一次统一招考研究生，我即选择了刘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为报考志愿。大约至5月初，正值等待录取消息的时刻，有一次恰好在路上遇到刘先生，那时他是校务委员会委员，高兴地对我说：你已被录取，校务委员会已经讨论批准，报教育部备案，你可准备下学期初开学要用的书籍。当时我们都绝未料到，一场批判刘节先生的风暴即将刮起，后来发生的一切就都完全事与愿违。虽然自毕业离校后我再无机会见到刘节先生，但我今日从事的专业，渊源则始自大学时代受业于先生，师恩难忘。
1963年7月由中山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河南省工作，一直担任高中语文教师，至1978年。虽然在基层工作与科研机构差别很大，但我认真从事，十五年下来，自觉在对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认识，对古今名著名篇的钻研阐释，对语言文字的精心推敲运用等项，都有颇为深刻的体会，实也为此后学术研究之一助。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历史进入新时期，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招考研究生，我有幸考取了白寿彝教授指导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真正实现了大学时代从事本专业的梦想。
这时，正值全国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年代，举国上下意气昂扬、千帆竞发，彻底批判极左路线、砸烂思想枷锁，呼唤科学的春天、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我深深庆幸自己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庆幸投到名师门下受业深造。白寿彝先生在多个学科领域均深有造诣，他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民族宗教三个研究所学术委员等多项职务，而他的主要精力则放在学术工作上，尤其专注于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和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其时先生已届七旬，但他不知老之将至，相反地是迎来他学术上最辉煌的时期，许多重要著作，正是在他人生道路最后二十年中完成的。他热爱伟大祖国的历史文化，同时他坚信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学术研究和各项工作。“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事新的理论创造”这句掷地有声的话，精当地概括了白寿彝先生的学术宗旨。他真正做到了把认识和总结客观的历史、体现当今的时代要求、关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他几十年的著述，则是把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丰富详实可靠的史料、恰当优美、雅俗共赏的表现形式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白先生担任总主编、汇集国内众多学者共同完成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共十二卷，二十二巨册，总字数约一千四百万字），于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压轴之作”。白先生又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他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达半个多世纪，出版有一系列重要著作，如：《史记新论》、《史学史教本初稿（上册）》、《历史教育与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论集》、《白寿彝史学论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并主编了《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教本》、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等。他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点和推进学科建设的构想，如，于50年代提出史学史研究要摆脱书目解题式格局，至80年代初进而提出要突破学术专史的局限，要总结史学如何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成功史书撰成之后又如何推动时代前进；论述研究史学史应区分精华与糟粕，传统史学是一笔宝贵遗产，应当根据时代的需要，大力继承和发扬；对于史著或一个时期的史学成就，应从历史思想、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四个方面来分析评价。又如，论述古代史家提出的问题可以作为今人观察历史与社会的思想资料；论述不应以凝固不变或互相孤立的观点看待古代几种主要史书体裁，而应看到其发展和互相联系，要从传统史学提出的改革历史编纂的主张获得启示，并设想以“新综合体”来撰写通史或断代史。事实证明，白先生提出的这些重要观点和命题，对于推进史学史研究均有指导性意义。先生领我走进学术殿堂，我研究生毕业后，即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任教，前后跟随先生达二十一年，时时聆听教诲，使我受益终生。
用户评价
我刚刚翻阅了其中关于“五四”前后史学革命的部分，那种如饥似渴吸收异域学说的精神气息扑面而来，让人不禁感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与学术抱负。作者似乎采用了非常清晰的时间轴和问题导向来组织材料，使得原本看似零散的学术转向变得有迹可循。我注意到它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讨论颇为深入，不仅仅停留在方法论的层面，更探讨了这种方法论如何在实际操作中，为当时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哪些新的视野，又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制约。不过，我对某些关键转折点的论述还存有一丝疑虑：比如，在论述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的“统一性”时，是否充分展现了在主流叙事框架下，仍然存在的“地下”的或边缘化的学术探索？历史研究的演进往往是螺旋上升的，主流的清晰化必然伴随着对某些非主流声音的压抑或吸收，这种动态的、充满矛盾的生态环境，是史学史研究中最富魅力的部分。期待后半部能对这种“范式转换”的复杂性给出更具批判性的审视，而不是仅仅展示一种线性的进步图景。
评分从阅读体验上来说，这本书的文字组织颇具匠心，学术性与可读性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它避免了传统学术著作的晦涩堆砌，使得非专业背景的读者也能大致领会到近代史学思想演变的逻辑。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作者在梳理不同学派的论战时，常常会引用大量的原始文献片段，这使得我们仿佛置身于当年的学术沙龙或辩论场中，亲身感受历史学家们思想交锋的激烈。例如，在处理“中国社会性质”这一核心议题时，作者巧妙地穿插了不同时期对“封建”“半殖民地半封建”等概念的细微差别阐释，这揭示了概念的背后其实是深刻的时代关切。遗憾的是，对于一些关键的境外汉学界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反思和对话，篇幅似乎略显单薄。近代史学的建构并非是一个内向的过程，全球史观和跨文化史学的兴起，对我们如何看待自己近代的历史书写本身也是一种挑战。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多关于这种“他者视角”如何反哺本土史学研究的探讨。
评分这本书的视角非常宏大，它将中国近代史学的演变，不仅仅视为一门学科内部的自我完善过程，而是将其置于整个国家现代化、民族觉醒的宏大叙事之中进行考察，这一点非常到位。作者似乎深受结构主义和思想史的影响，善于从宏观的历史结构中抽取影响学术生产的深层动力。比如，书中对战争与和平时期学术资源分配差异的分析，就很有启发性——在资源匮乏的年代，基础性的史料整理工作往往占据了学者的主要精力；而在相对稳定的时期，理论建构和解释性研究才会占据上风。这种对外部环境与内部学术实践的紧密勾连，是本书最扎实的地方。不过，我总感觉，在对个体的“天才”或“偏执狂”式的史学家群体的关注上，略显不足。历史的进程固然由结构决定，但那些不合时宜的、坚持独特路径的学者，往往是推动范式偏离的催化剂。期待能有更生动的笔触，来描绘那些“非主流”但极具韧性的学术生命。
评分整本书读下来，给人一种脉络清晰、论据翔实的整体印象，它为理解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出发点”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作者在结尾部分对当代史学研究趋势的展望，也体现了其审慎的态度，既肯定了数字化、跨学科研究带来的机遇，也隐晦地指出了信息爆炸可能带来的碎片化风险。这种对未来的预判，建立在对过去百年教训的深刻汲取之上，显得尤为可信。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一些敏感的、争议性大的历史解释流派时所展现出的克制与客观，既不盲目褒扬，也不轻易贬抑，而是力求还原其历史发生的场域与逻辑。如果说有任何可以进一步挖掘之处，那就是对史学教育体系如何影响史学流派传承的讨论。一代代史学家的培养，离不开高校的课程设置和研究生的指导传统，这些“隐形”的制度因素对学术风貌的塑造作用，同样深远且值得深思。
评分这本新近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似乎抓住了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痛点，即如何系统梳理和评估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学界在理解和阐释近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学术脉络与思想演变。我个人认为，一部优秀的史学史著作，其价值不仅在于罗列史家与学派的更迭，更在于深入剖析特定历史背景如何形塑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选择。例如，从早期受西方史学思潮冲击下，学人如何试图建立“科学”的历史观，到后来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史学研究如何服务于国家构建与民族认同，其中的张力与妥协，是极其值得玩味的。我期待作者能细致地描绘出不同学派之间论辩的火花——比如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的批判与重构，与抗战时期民族史观的强化之间的逻辑关联。如果能将陈寅恪、梁启超、范文澜等巨擘的学术思想置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语境中进行深层次的比较分析，而不是仅仅做传记式的叙述，那么这本书的学术厚度将大大提升。我尤其关注其中对“史料学”发展脉络的梳理，近代中国史料的发现与整理本身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如何评价口述史、档案史料在不同阶段的利用率和被认可度，将是检验本书洞察力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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