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无战事系列1（套装共3册）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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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名家推崇的大师，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作品畅销全球，写尽时代暗涌、人性本色

　　精选佳作，立体呈现经典魅力

　　名家译本，全新译本，重磅推出

　　雷马克是20世纪著名小说家，茨威格、君特?格拉斯、林语堂、巴金、王朔、木心、王小波、周国平等名家推崇的大师。作品畅销全球。他的一生从德国小城到西线战场，从瑞士乡间到巴黎街头，从好莱坞到曼哈顿；他的作品写战火中的青春，乱世中的爱情，都市中的漂泊……见证半个世纪的残酷与浪漫，他的故事是他一生的影子。

　　本合集精选三部佳作，立体呈现雷马克的经典魅力，读者可由此了解这位大家的不同侧面。套装中，《西线无战事》和《里斯本之夜》是翻译家朱雯老师的经典译本，均已绝版多年。《应许之地》是丁娜老师的全新译本。精彩译文，重磅推出。

内容简介

　　本合集是雷马克作品系列（共9部）的第一辑，收录了雷马克创作于不同阶段的风格各异的3部作品。

　　《西线无战事》根据雷马克在一战中的亲身经历创作，朴实而有力的文字震撼了千万读者，畅销全球，成为影响几代人的经典，他也因此书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里斯本之夜》是雷马克生的柔情之作，结构精巧而笔触动人，写一对夫妻以疯狂的爱对抗疯狂时代的逃亡之路。《应许之地》是雷马克的遗著，如散文般娓娓道来，描绘出一群流离失所者在纽约的生活百态

作者简介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 ~ 1970），德裔美籍小说家。出生于德国一个工人家庭，18岁时志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前线负伤，战后做过教师、记者、编辑等多种工作。1929年，小说《西线无战事》出版，引起轰动，迅速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使他成为蜚声世界的作家。因为他的反战立场，纳粹上台后，将他与托马斯?曼等人的作品公开焚毁。1938年，他被剥夺德国国籍，后流亡美国。1947年，他加入美国国籍，次年返回欧洲并定居瑞士。1970年9月25日，雷马克在瑞士逝世。1991年，雷马克的家乡奥斯纳布吕克设立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和平奖。

　　雷马克的著作大多带有自传色彩，用词精练，抒情的书写中却透出客观、冷峻的气质，被比作德国的海明威。他一生共著有15部小说、3部剧本和2部文集，其中，《西线无战事》《凯旋门》《三个伙伴》《爱与死的年代》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

精彩书评

　　雷马克是伟大的作家。毫无疑问，他有一流的文笔，能自如地驾驭语言。不管是写人还是写物，他的笔触都敏锐、稳重、坚定。

　　——《纽约时报》

　　雷马克对现代战争残酷性的刻画，其威力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有丝毫减弱。

　　——《泰晤士报》

　　“不需劝诱，你就会被他（雷马克）的作品征服；无需夸张，他就能震撼你的心灵。”

　　——斯蒂芬?茨威格

　　Remarque给我们看的不是英雄，只是与你我相同的丘八，恐怖，恐怖，永远在恐怖及神经错乱如醉如狂的状态中自卫与杀人，而且杀人是所以自卫，自卫不得不杀人。这才是战争的真相，是英雄的本色。

　　——林语堂

精彩书摘

　　《西线无战事》

　　想起来也觉得奇怪，在我家里一张书桌的抽屉里，还藏着一个刚写了个开头的剧本《扫罗》，还有一叠诗稿。不知有过多少个夜晚，我曾从事剧本和诗文的写作。我们差不多人人都做过这种事。可是现在在我看来，那一切已经变得那么虚无缥缈，我都不能理解那时的自己了。

　　自从我们来到这里，早年的生活就被完全割断了，没费我们吹灰之力。我们常常试着回顾过去，想找到一种解释，可是并不怎么成功。对我们这些二十岁的年轻人而言，对克罗普、缪勒、勒尔和我而言，对我们所有被坎托列克称为“钢铁青年”的人而言，偏偏一切都特别模糊。凡是年纪大一点的人，跟他们过去的生活总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都有立足之地，他们都有妻子，有儿女，有职业，有爱好，这种种联系是那样牢固，便是战争也破坏不了。我们这些二十岁的年轻人，却只有父亲和母亲，有些人也许还有一个姑娘。那也算不了什么，因为在我们这种年纪，父母的影响是最微弱的，而姑娘们呢，也还不能把我们控制起来。除此以外，也没有多少别的东西了，有几分热情，有一点业余爱好，还有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生活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而这些东西，现在却一点也没有留下来。

　　坎托列克会说，我们正好站在生活的门槛上。看来也正是这样。我们还没有扎下深根，战争就把我们给冲走了。对其他的人，对那些年纪大一点的人来说，这不过是个中断，往后的事情他们可以想象出来。但我们却被它抓住了，也不知道将来的结局会是怎样。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眼下我们已经以一种奇特而忧伤的方式变成了被荒废的人。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是常常感到愁闷。

　　尽管缪勒很想弄到克默里希的那双长筒皮靴，但他跟别人一样并不缺少同情心，这种人不敢在痛苦面前想到同情。他不过把事情看得更加透彻罢了。要是这双靴子对克默里希还有一点用处的话，那么缪勒宁可赤着脚在带刺铁丝网上走路，也不会去考虑怎么样才能够弄到手。可是按照眼下的情况，那双长筒靴就克默里希目前的处境来说毫无用处，而缪勒却可以很好地利用这双靴子。克默里希就要死了，不管谁能得到那双靴子，反正都不重要了。那么为什么缪勒就不能得到呢？跟那个护理员比起来，他更应该得到这双靴子。克默里希一死，那就来不及了。因此，缪勒老早就在注意了。

　　我们早就失去进行其他考虑的能力了，因为其他的考虑全是假的。只有事实是真的，对我们来说才是重要的。何况，漂亮的长筒靴又很少见呢。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当初到区指挥部应征入伍的时候，我们一个班级总共有二十个青年，其中很多人在进营房之前，还生平第一次高兴得忘乎所以地一起刮了胡子。对于未来，我们没有确定的计划。事业和工作的想法只是我们人生理想的一种不切实际的点缀。我们仍然满脑子都是模糊的观念，把人生乃至战争理想化了，甚至给它们增添了一层浪漫的色彩。

　　我们受了十个星期的军事训练，这段时期所进行的培养改造，比在学生时代的十年影响更加深远。我们懂得了，一颗擦亮的纽扣要比四卷叔本华的著作更为重要。先是惊讶，接着是怨恨，最后是满不在乎。我们意识到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思想，而是靴子刷；不是智力，而是制度；不是自由，而是磨炼。我们怀着热情和渴望成为了士兵，可是他们却千方百计把这些东西从我们身上打下来。三个星期过后，我们再也不觉得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了：一个穿着镶边制服的邮递员，对我们来说要比从前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从柏拉图到歌德的全部文化都有着更大的权威。我们用那年轻的已觉醒了的眼睛，看到我们的老师们所保持的关于祖国的传统观念，此刻在这里已经化成对个性的抹杀，即使对最卑贱的奴仆也绝不会被要求这样做：敬礼，立正，分列前进，举枪致敬，向右转，向左转，鞋跟相碰的声音，辱骂以及故意想出的千百种折磨。我们之前设想我们的任务也许会有所不同，但没料到发现我们接受着英雄主义的训练，竟同马戏团里的马匹完全一样。可是不久，我们也就习惯了。我们甚至还懂得，这些事情中有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其余部分只要做样子就够了。在分辨这两类事情上，士兵倒是有着一种出色的嗅觉。

　　我们一个班级，三人一群，四人一伙，分散在各个排里，跟弗里西亚的渔夫、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在一起，大家很快就成了朋友。克罗普、缪勒、克默里希和我，编在第九排，排长是希默尔施托斯下士。

　　他在营房里被看作是折磨人最残酷的家伙，而他也因此颇为自豪。他身材矮小，肢体结实，两撇赤褐色小胡子打了蜡，已经服了十二年军役，原来的职业是邮递员。他特别不喜欢克罗普、加登、韦斯特许斯和弗里西亚群岛，位于北海，分成三群：西弗里西亚群岛属荷兰，东弗里西亚群岛属德国，北弗里西亚群岛分属德国与丹麦。我，因为他感觉到我们身上有种无声的反抗。

　　有一天早晨，我给他整理了十四次床铺。每次他都能找出些差错，把叠好的床铺又抖乱了。我曾花了二十个小时——中间当然也歇过几回——把他那双古老的、硬得像石头一样的皮靴揉得和黄油一样软，连希默尔施托斯自己也挑不出瑕疵来。我又曾奉他的命令，用一柄牙刷去擦干净下士住的宿舍。克罗普和我还曾奉命拿着一把笤帚和一只铁簸箕，去清扫营房庭院里的积雪，若不是偶然被一位中尉撞见，把我们打发走，还申斥了希默尔施托斯一顿，那么我们准会继续干下去，直到冻死为止。可惜这件事的后果，只是使希默尔施托斯更加怀恨我们。接连四个星期，每逢星期日都轮到我站岗，还在营房里值了四个星期的班。我得背着全副行军装备和步枪，在那又松又湿、新翻耕的田地里练习“预备，跑步走”和“卧倒”的动作，直到我变成一团污泥，筋疲力尽为止。四小时之后，我还得向希默尔施托斯报告，那时身上的衣服已经换洗干净，不过擦破的双手还在流血。我曾和克罗普、韦斯特许斯、加登一起，没戴手套在严寒之中一口气“立正”了一刻钟，光手指搭在那冰冷的步枪钢管上，而希默尔施托斯还暗中监视着我们，看我们的手指是不是有挪动。我曾在凌晨两点钟，只穿一件衬衣，要从营房的最高层跑到下面的庭院，一连八次，因为我的抽屉冒出放东西的矮凳边缘仅仅几厘米。下士希默尔施托斯挨在我旁边奔跑，往我的光脚趾上乱踩。在训练拼刺刀的时候，我经常得跟希默尔施托斯对打，我拿的是一件沉重的铁质武器，而他用的是一支轻便的木枪，因此他很容易打着我的胳膊，直到把我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有一回，我实在气疯了，便不假思索地朝着他冲过去，往他肚子上狠命地撞了一下，把他撞倒了。他到连长那里去诉苦，连长只是对着他发笑，跟他说应该自己留心才是。他知道希默尔施托斯的为人，看到他当众出丑，似乎没有一点不乐意的样子。我练成了一个双杠能手，还逐渐成了举重行家。我们本来一听到他的声音就会发抖的，可是这匹脱缰的驿马毕竟制服不了我们。

　　《应许之地》

　　由于我的英语知识有限，我走在纽约大街上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大约五岁的小男孩。我在令人亢奋的喧闹的生活之流中穿行，到处五光十色，扑面而来的是喧嚣、话语、车辆、欢笑和呼喊，这一切虽然还与我无关，但它们像风暴一样盲目地冲击着我的感官。我只知道这是喧嚣，却不明白它的意义，就像我只知道光，却不再知道它是如何产生的，也不知道它的作用。我穿行一座城市，这里的每个人看上去都像是一个不知名的普罗米修斯，他正在以一种陌生的方式做着熟悉的手势，而他使用的语言又是我根本不懂的。因为我不能掌握这种语言，所以这一切都可能有我不理解的多种含义。这与欧洲各国截然不同，那里只有唯一一种我明白的意思。我觉得自己犹如行走于一个巨大的圆形舞台上，周围的行人、侍者、司机和售货员彼此在上演一出费解的戏剧，我既置身于这部戏的中心，同时却又被排除在外，因为我不明其意。我领会到，这将是个绝不会再重复的一次性瞬间。明天我就会参与其中，其实今天就得参与。一旦我到了那家旅馆，就必须重新开始与各种现象展开战斗：屈服、造假、讲价以及一大堆半真半假的谎言，我的生活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可眼下，在这个瞬间，这座城市还没有接纳我，它展现给我的面孔是粗暴、喧闹、陌生与疏离，所以它也是清晰、客观和强大的，同时它像用金银丝编织的饰物那般透明，犹如一个发光的巨大圣体匣。在此重大转折关头，我觉得似乎时间也停顿了一分钟，这时一切都有可能，什么抉择都可以做出，万事万物都失去了重力和方向，好像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无论他是否选择了沉沦。

　　我悠哉游哉地穿行于这座喧闹的城市，置身其中，却又似乎对它视而不见。长期以来，我满脑子都想着一个最原始的问题，即如何活下来，因此而导致对另一种生活的漠然，也成为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这是一种不顾一切的求生本能，就像一艘轮船在沉没之前因恐惧而产生的唯一愿望：不能丧命。可眼下，在这个奇怪的时刻，我感到生活可能会重新开始，它像扇面一样再次打开。生活将会重新拥有未来，尽管未来的期限还如此短暂，随着未来，过去也会重现，带着它那股血腥和坟茔的气息。我模糊地感到，我所经历的过去会轻易地置我于死地，但现在我不想咀嚼它了，起码不在此刻：眼下我看见的是店铺那反光的橱窗，呼吸的是自由那带着野性的气息。中午时分，街上到处是熙熙攘攘的陌生人潮，无名的喧嚣和贪婪，艳阳普照。此刻，我仿佛是一名非法的流浪者，正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这一瞬间我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世界。这情景类似于我置身于一部电影中，这部电影的声音与画面对不上号，它产生的远远不是一般那种令人惊讶的魔力，那种通过光、色、不解以及因为不解而生发的一种幼稚的安全错觉。我觉得似乎生活本身想要重新接纳我，此前它迫于无奈，曾很长时间把我隔离在坚果似的硬壳中。现在它呼唤我，向我提出问题，打开了我的眼界，它让我产生了洞察力，它让我越过回忆的泥沼看到了一线难以捕捉的希望。难道有这等事吗？我边思索边呆呆地望着一家正在开门营业的大店铺，里面到处是闪闪发光的镀铬游戏机，店里彩灯闪烁，游戏机叮当作响——这一切都是真的吗？难道一切不是都已经枯萎和死绝了吗？幸存还会转变成继续生存和生活吗？有从头开始这种事吗？从头，就像有待我去学习的语言那样，既陌生又充满一切可能性，等着我去领会？我可以重新开始而不用出卖他人，不用再次杀害那些无法被遗忘的死者吗？

　　我继续向前走着，不是按照街名而是根据街道编号。待我找到位于偏僻地段的劳施旅馆时，街道已经变得狭窄而肮脏了。门的周围镶嵌着假大理石，有一块还裂了缝。我走进门站住了，因为街上的光线太强烈，所以进门后我仅仅能辨认出一个柜台、几把丝绒沙发和一张摇椅。有个熊一样的黑影立刻从摇椅上站了起来。“您是路德维希· 佐默？”那只“熊”用法语问道。

　　“是我，”我惊讶地回复，“您怎么知道是我？”

　　“罗伯特· 希尔施告诉我们您这几天会来的。我叫弗拉基米尔· 莫伊科夫，是这儿的经理、领班兼打杂。”

　　“幸亏您说法语！否则我就要像条死鱼似的张不开嘴了。”

　　莫伊科夫与我握了握手。“据说鱼在水中是交际能手，”他解释道，“它们什么都会，就是不会沉默。这是最新的科学研究证明的。您也可以跟我说德语。”

　　“您是德国人？”

　　莫伊科夫的宽脸上涌现出许多褶子。“不是。我从许多场革命中侥幸活了下来，现在我是美国人。从前我曾经是捷克人、俄国人、波兰人、奥地利人，全看我母亲出生的那个小地方被谁占领着。在被占领期间，我甚至曾经是德国人。您看上去很渴，来杯伏特加？”

　　我犹豫着，想到我那总数在减少的钱。

　　“您这儿房价是多少？”我问。

　　“最便宜的两美元一宿，当然只是个蜗居了。”莫伊科夫朝挂钥匙的地方走去。“条件算不上奢华，但在同一层走廊里有浴室。”

　　“我要一间。按月租是不是便宜些？”

　　“五十美元，预付四十五美元。”

　　“行。”

　　莫伊科夫微笑时像只老狒狒。

　　“签约后得喝杯伏特加庆祝一下，旅馆免费赠送的。这是我自己制作的，味道不错。”

　　“我们在瑞士造过这酒，用黑醋栗花蕾果酒和酒精掺兑，各百分之五十，再加些糖。”我回答说。“一位药剂师为我们提供酒精。这样我们的伏特加就比最便宜的烧酒还便宜。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1942 年的冬天。”

　　“在狱中？”

　　“在贝林佐纳的监狱里。可惜只待了一个星期，因为非法越境。”

　　“黑醋栗花蕾，”莫伊科夫感兴趣地念叨着，“好主意！可在纽约上哪儿去弄这玩意儿呢？”

　　“这种味道几乎喝不出来，”我回答道，“主意是一个白俄人想出来的。您这伏特加味道真好。”

　　“听您这么说我很高兴。您下棋吗？”

　　“下监狱棋，不下竞技棋。就是流亡者下的那种棋，为了转移注意力。”

　　莫伊科夫点了点头。“还有一种语言棋，”他说，“这儿的人常下。下棋可以让人抽象地集中注意力，所以可以用来很好地复习英语语法。现在我带您去看看您的房间。”

　　斗室很小，光照不足，窗子朝向内院。我付了四十五美元，放下自己的箱子。屋里有铸铁的顶灯和一个绿色的小台灯。我试了试灯亮不亮，这里可以整夜开着灯，这让我安心。自从在布鲁塞尔那家博物馆待过以后，我就厌恶在漆黑的地方睡觉。然后我看了看自己剩下的那点儿钱，我不知道在纽约靠四十九美元可以过多久，但我并不为此担忧，过去我经常身边的钱还不到这个数目的几分之一。只要活着，就不会满盘皆输，这是死去的佐默去世前对我说的，我现在用的就是他的护照。真奇怪，这句话同时既可以是错误的，也可以是正确的。

　　《里斯本之夜》

　　我目不转睛地瞅着那条船。它亮着耀眼的灯光，停泊在塔霍河上。我来到里斯本虽然已经有一个星期，可是对它那种无忧无虑的灯火通明还不太习惯。在我离开的那几个国家里，一到夜晚，个个城市都像煤矿一样漆黑，昏暗中的一盏提灯，简直比中世纪的瘟疫还要叫人害怕。我来自二十世纪的欧洲。

　　那条船是一艘客轮，这会儿正在往船上装货。我知道明天下午它就要出航了。在裸露的灯泡那刺目的光芒里，一箱箱的肉、鱼、罐头、面包，还有蔬菜正在被装进下面的货舱里；甲板上，搬运工人正在搬运行李，他们把一只只箱子和一个个捆包悄没声息地扛起来，仿佛它们一点儿重量也没有。那条船正在为出航做准备——如同洪水时代的方舟一样。它确实是一艘方舟。在1942 年的那几个月里，每一艘离开欧洲的船都是方舟。亚拉腊山乃是美国，而洪水还在一天天上涨。很久以前，洪水就已经席卷吞没了德国和奥地利，现在波兰和布拉格也被淹没，而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哥本哈根、奥斯陆和巴黎也都沉在水下了，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已经闻到了一股渗水的味道，而西班牙也不再安全了。葡萄牙的海岸成了流亡者的最后希望。对他们来说，正义、自由和容忍远比家园和生计更有意义。这是通往美国的大门。要是到不了那边，那你就倒霉了，你就会注定要在领事馆、警察局、政府机关的丛莽之中奔走得精疲力尽，那里既不给你签证，也不让你得到工作和居留许可，那是一个拘留营、官僚习气、凄凉寂寞、怀乡病以及无处不在、叫人萎顿的冷漠的丛莽。在战争、恐惧和苦恼的时日，这变得稀松平常： 作为个体的人不再存在了，只有一样东西是重要的——一份有效的护照。

　　那天下午，我到埃斯图里尔赌场去赌钱。我还有一套漂亮的衣服，他们便让我进去了。这是向命运讹诈的孤注一掷。我们那张葡萄牙的居留许可，再过几天就要到期，而露特和我都没有别的签证了。我们在法国曾经考虑过一些计划，草拟过一张可能去纽约的船期表。眼下停泊在塔霍河上的这条船，是我们的船期表上的最后一艘。可是早在几个月前，船票都已经卖光了。我们没有美国签证，连船费都还短缺三百多美元。我至少得试一试筹集这笔款子，用作为身在里斯本的一个外国人唯一还可以采用的办法——赌博。这是个荒谬的念头，因为即使我把钱赢到手，要让我们搭上那条船也还得出现一个奇迹。但是，在危急和绝望的时候，你会相信奇迹；要是没有这个信心，那你也就完蛋了。我们还剩下六十二美元，结果我输掉了五十六美元。

　　夜已经很深了，码头区差不多没有什么人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发觉有个人就在离我不太远的地方。最初，他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随后他停下来，也开始朝那条船盯着看。又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流亡者，我想，也就不再去注意他了，直到我发觉他正在看着我。流亡者对警察的恐惧是怎么也不会消失的，即使在睡着的时候，或者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时候——因此我就装出一副无动于衷又充满厌烦的神气，转过身子，挪步离开码头，走得慢悠悠的，如同一个毫无理由感到害怕的人。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背后传来脚步声。我继续往前走，可并没有加快脚步，心里思忖，万一我被捕了，怎么才能让露特知道。码头尽头那一幢幢彩色粉墙的房子，如同一羽羽蝴蝶在黑夜里沉睡着，离得还太远，我没办法奔到那里消失在一条条湫隘街道的迷阵中间。

　　这会儿，那个人已经走到我身边了。他个头比我稍微矮些。“你是德国人吗？”他用德语问我。

　　我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着。

　　“是奥地利人？”

　　我没有回答。我望着那一幢幢彩色粉墙的房子，觉得它们挨近得实在太慢了。我知道有些葡萄牙警察德语讲得很流利。

　　“我不是警察。”那个人说。

　　我不相信他的话。他穿的是便衣，可是在欧洲，我被这种穿便衣的人逮捕就已经有六次了。我有证件，还挺像模像样，是在巴黎由一位从布拉格来的数学教授给我做的，可是也经不起仔细的检验。

　　“我看见你在盯着那条船，”那个人说，“所以我很好奇……”

　　我漫不经心地打量了他一眼。看样子，他的确不像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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