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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公布的十二五期间科研立项项目，研究的重点是归纳20世纪中东各国语言政策措施，并探讨语言政策形成的历史根源。全书比较客观地总结了推动现代伊朗语言政策制定的原因，力求有所创新。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每一个国家都在试图保留自己的民族特色、强化国家认同，这是中东国家制定语言政策的根本原因；而想要加入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中，推动国家的发展，是中东国家语言政策制定的直接原因。实现民族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平衡，正是中东国家制定语言政策的立意所在。

作者简介

　　冀开运，1966年生于陕西省洛南县，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常务理事。2014年获得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称号。2004年8月—2005年6月在伊朗德黑兰大学做访问学者。2009年8月—2010年6月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做访问学者。先后发表论文73篇，其中在《世界历史》《世界民族》《西亚非洲》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篇。先后主持并完成10个省部级和国家课题，合著或独著10本专著，翻译出版3本译著。

目录

绪论/
一、语言与语言政策理论分析/
二、国内外学术史回顾/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以色列语言政策与实践/
第一节以色列的希伯来语政策/
第二节以色列的阿拉伯语政策/
第三节以色列的英语政策/
第二章伊朗语言政策与实践/
第一节伊朗语言概况/
第二节伊朗的官方语言政策/ /
第三节伊朗少数民族语言政策/
第四节宗教语言政策/
第五节伊朗外语教育政策/
第六节伊朗语言政策形成的原因/
第三章土耳其语言政策与实践/
第一节土耳其语言改革与语言政策/
第二节土耳其的外语教育政策/
第四章阿拉伯国家语言政策与实践/
第一节《古兰经》降世与古典阿拉伯语/
第二节阿拉伯帝国语言政策/
第三节阿拉伯语的规范化过程/
第四节1258年后中东阿拉伯语的地位/
第五节北非阿拉伯国家语言政策异同比较/
第六节埃及的语言思想/
第七节沙特阿拉伯双语制与英语教学/
第八节约旦中小学英语教学/

精彩书摘

　　一、语言与语言政策理论分析
　　什么是“语言”，语言是对人类的认同、发展和文明的一种反映，是一种被人们用来交流沟通、传达信息和维持人类社会地位的工具。人们凭借语言能够传达他们的愿望、规范、情感和价值观。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通过民族语言可以认识到自我和其他民族，同时民族语言也是一种文明、进步的工具，是反映某个民族现实存在的一面镜子。只有通过一门共同的语言，才能使同一群体实现行动的一致性，从而写就一段共同的历史。尼古拉斯·奥斯特勒著，章璐、凡非、蒋哲杰等译：《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3页。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语言政策，共同书写世界语言史上的绚丽篇章。
　　那么何谓“语言政策”，目前学术界对语言政策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界定，但是无论定义如何界定，都必须以特定国家和历史文化背景为基础。语言政策是语言冲突与矛盾的产物，它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战略意图，并且深受一个国家的历史、民族、宗教、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同样它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以色列语言学家博纳德·斯波斯基对“语言政策”有过这样解释：语言政策是由语言实践语言实践，即对语言库（linguistic repertoire）中各种语言变体（variety）所做的习惯性的选择模式。、语言信仰或语言意识形态语言信仰或语言意识形态，即对语言本身和语言使用的信念。和语言规划或者语言管理语言规划或语言管理，即通过各种语言干预、规划或者管理的方法来改变或影响语言实践的具体行为。这三部分组成。博纳德·斯波斯基著，张治国译：《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版，第7页。著名语言学家豪根认为，语言政策的制定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标准的选择（selection of a norm）和标准的制定（codification），后两个阶段是标准的实施（implementation）和标准的扩建（elaboration）。“标准的选择”，是指某人发现了语言问题；“标准的制定”，是指语言的书面或者口头形式、语法和词汇的标准制定；“标准的实施”，是指确保政策受到目标人群的接受和执行；“标准的扩建”，是指不断修改已经制定的标准，以满足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语言学家克洛斯（Kloss 1969）则把标准的选择叫作“地位规划地位规划，是指选择一种语言的某一种具体变体作为常用语言。”，把标准的制定叫作“本体规划本体规划，是指在同一语言的使用过程中对具体语言成分的选择。比如，塞尔维亚人要剔除塞尔维亚语中的克罗地亚语的成分；2005年1月19日，韩国汉城市市长李明博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把汉城市的中文名称改为“首尔”，“汉城”一词不再使用，这就是本体规划的具体体现。”。
　　斯波斯基在《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一书中将语言政策定义为是“对语言做出选择。这种选择可能是对于语言中某一具体的语音语调或表达方式的选择，也可能是对语言中某一具体的语言变体的选择；这种选择可能是由个人来做出，也可能是由一个社会制定的群体来做出，还可能是由一个对这种群体有管理权的机构来做出；这种选择可能从个人或群体的语言行为（即语言实践）中找到，也可能从个人或群体的语言意识形态或语言信仰中找到；最后，这种选择可能以显性的方式表现在正式的语言管理中或权威机构所做出的承诺中”。博纳德·斯波斯基著，张治国译，赵守辉审订：《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版，第244页。
　　语言政策可以应用于语言的各个方面，例如：语音、拼写、词汇选择、语法或问题、不良语言、种族歧视语言、猥亵语言或标准语言；语言政策也可应用于非自立语言；也可应用于得到认可的自立语言，如何处理语言编译以及如何对语言变体进行分类，这些成为语言政策的中心内容。不可否认的是把语言政策的关注焦点放在政治单位上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语言政策与权利权威密切相关。在当今世界，国家是权力彰显的地方，政府机构是依靠宪法建立起来的，它拥有公民管理权。原则上任何政府都能够依照宪法、法律或规章制度来制定语言政策，并且有办法实施或执行这些语言政策。
　　语言政策理论的第一大特点是语言政策成分的三位一体性，即语言实践、语言信仰或语言意识形态、显性的语言政策或语言规划。第二个特点是语言政策不仅与某一特定的语言变体有关，还与语言各个层面的个体成分有关。第三个特点是语言政策运行于各种大小不一的语言者社区中。第四个特点是语言政策在复杂的语言生态关系中所发挥出来的作用。博纳德·斯波斯基著，张治国译，赵守辉审订：《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版，第320页。
　　语言作为有效的信息传递者和创造者的特征，导致它经常被思想政治家所控制，因为他们发现这是实现他们改造社会以及实现他们想象的多种方法中最有吸引力的一个领域。政治集团根据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出于维护自身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并参照当时的语言实践，制定出相应的语言政策。通常来讲，19世纪时，在一个民族国家出现紧急情况之后，语言的使用就已被当作区别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方法，产生的结果则是语言与政治的关系更加靠近。肖哈米（Shohamy）将语言政策描绘为“建立语言习惯的原则”。在权利中，这些常常发展成为一些原则，在特定的国家这些原则是母语和外语的适当使用。因此，语言政策的制定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既打上了统治阶级的烙印，也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诉求。
　　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政治学特别是社会语言学这些学科的发展为语言政策的正式化铺平了道路，在1960年成为了一个新的学术性领域。该领域的发现给教育领域带来了许多与语言相关的问题，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力。
　　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可能呈现许多不同的语言政策；在它们具体制定语言政策时，语言政策决策者可能都会意识到历史、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差异，调整政策和为满足公众最基本的需要及为权力提供解决方法，在他们制定政策时，如梅尔（Mey）和麦克豪尔（McHoul）宣称的那样：为了获得合法的公众的忠诚以及实际使用，一种语言必须要在文化习俗以及社会实践中有明显的使用价值……；必须提供一个合理的结构，还要与经济体系和部分问题保持一致。同样的思路，奥马尔也主张：为了能代表作为国家和官方的荣誉，一种语言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形象。在这座荣誉大厦中使用者的自信是其组成部分，这份自信将会把这种语言带向一个新的高度。
　　因此，建立一个合适的语言政策模式需要仔细分析语言使用者的需要，全面地科学研究在语言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包含的因素。例如，在一个多语种和多方言的背景下，种族的语言权力就需要完整的说明。一方面，在多语种或多方言的国家中在大力提倡官方语言和国语的同时，也要照顾民族团体的需要与他们对自己语言和文化的忠诚；另一方面，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上官方语言具有优先权。在如此多语种和多方言的背景下，如果过分重视各地方言和少数民族的语言，将会导致社会语言的混乱以及国家认同的弱化，妨碍整个社会的交流与整合。
　　通过所列举出来的这些思考，可以得出政策制定者在制定语言政策时要努力避免种族的和语言学的倾向，要尊重在国内所使用的每一种语言，反对任何一种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例如，在教育领域，他们应该尝试着扩大少数民族在语言上的权利，让他们平等地获取知识和其他的教育服务，阻止因语言分布不均而造成的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虽然这一过程极度困难，但是却非常有必要的。豪内特（Howlett）和拉梅什（Ramesh）概述了这样一个方法：制定语言政策的四步模型，在这里面所有的阶段都是分离的又是相互关联的；在这个模型中的四步分别为：设立原因，规划，决策制定，评估和执行。
　　语言政策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与社会语言学同步发展。目前，语言政策的研究至少有50年的历史，尤其是最近20年来，人们对语言政策越来越感兴趣，而且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政策与政治科学、历史学、公共管理学和教育学（尤其是教育语言学）之间出现了自然的重叠现象。一般而言，研究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最好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研究该国的语言教育政策。
　　在语言教育政策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基本问题。其中第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解决选择何种语言作为学校教学媒介语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儿童在未上学之前，就已经掌握了众多本地语变体或者方言中的一种或者多种，但是他们在学校期间就需要掌握一门定制的语言，该语言一般是本国的官方语言、国语官方语言和国语在有些国家是对等的，但是在有些国家则不同。例如，中国的官方语和国语都是汉语，而新加坡的官方语是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但是新加坡的国语只是马来语。国语是国家身份的象征，所以，国语一般是本土语言。、宗教语、古典语或者标准语。博纳德·斯波斯基著，张治国译：《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版，第55页。第二个基本问题就是学校要解决的相关问题是：何时开始教授儿童学校指定的语言，以及何时开始把学校语言作为教学用语。语言政策的第三个基本问题是母语和学校语言之外的语言教学。在大多数国家的教育体系中，一般都开设至少一门外语课。这些外语往往都是主要的国际性语言、重要邻国语言或者外语。博纳德·斯波斯基著，张治国译：《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版，第56页。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英语作为一门全球性语言越来越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的首选外语。总之，学校是语言政策应用与研究的一个中心领域，博纳德·斯波斯基著，张治国译：《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版，第57页。也是本书主要研究的对象。
　　二、国内外学术史回顾〖1〗（一）国内研究现状随着语言政策研究的兴起，国内相关的期刊论文也逐渐增多，一般从语言与民族关系、希伯来语的复兴、以色列教育、阿拉伯人的教育、阿拉伯语的地位等角度研究。
　　1�庇胫卸�国家语言政策相关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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