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国学基本典籍丛刊》之一种,为了更好体现原本的效果,兼顾读者阅读体验,本书正文用70克黄胶、保留真灰印刷。数百年来底本流传的沧桑痕迹,藏书家印张、题跋等,均真实可见,层次分明。
本书装帧风格保持丛书的一致性,简单大方。定价低廉,使更多读者能够一睹善本风采。版心设计在遵照丛书编辑标准的基础上,做了适当调整,更加美观。页码用汉字置于书口下方,与底色对齐,这都是细节用心之处。在书前加入底本原书的收藏单位和板框尺寸,便于读者了解和著录相关信息。虽然是平装书,但仍然采用锁线胶钉,利于长时间的保存,满足部分读者的长期收藏愿望。
本书由南宋学者王应麟所著,和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并称宋代三大考据笔记。《困学纪闻》一书博涉经史子集,展示了其精湛的考据学功力。全书包括说经八卷,天道、地理、诸子二卷,考史六卷,评诗文三卷,杂识一卷,共二十卷。翁元圻注此书序称:“《纪闻》一书,盖晚年所著也。先生博极群书,入元后寓居甬上,足迹不下楼者凡三十年,益沈潜先儒之说而贯通之。于汉唐则取其核,于两宋则取其纯,不主一说,不名-家,而实集诸儒之大成。”本书刊行以后,后世儒者均深以为重。本书底本采用元泰定二年庆元路儒学刻本。
王应麟,字伯厚,自号深宁居士,学者又称厚斋先生,其一生著述宏富,除《困学纪闻》外,还有《汉艺文志考证》、《汉制考》、《玉海》、《集解周书王会篇》、《词学指南》等二十余种著作,约六百多卷。
《困學紀聞》由南宋著名學者王應麟撰著,在我國古文獻學史上地位卓越,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愛好者來説,是當讀必讀之書。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鄞縣(今浙江寧波)人,生於宋寧宗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七月二十九日,卒於元成宗元貞二年(一二九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宋史》有傳。
王應麟初號厚齋,幼承父訓,刻苦攻讀,宋理宗淳祐元年(一二四一)進士,因素有成通儒而濟天下之志,雖年少及第却毫不矜伐,歷官各地而苦學不輟,寶祐四年(一二五六)考取博學宏詞科,自此,應麟除因直言敢諫而被罷官、被排擠外放,均任職朝中。宋度宗咸淳年間與宋恭帝德祐元年,更是執掌兩制訓辭,以博學雄文知名於時,朝野以蘇軾比擬之。德祐元年(一二七五)冬,王應麟時任禮部尚書兼攝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因彈劾丞相任用降元之臣,三次上書而無音信,衹得依舊制辭官還鄉,遂改號深寧居士。南宋滅亡後,王應麟杜門不出,以讀書著述育子教徒爲生,因祖籍開封府祥符縣(今河南開封),又改號浚儀遺民,在其晚年,亦常自稱深寧叟、深寧老人。門人、學者則尊稱其厚齋先生、深寧先生。
王應麟性格謹慤寡欲,不苟同流俗,居官行端履潔,遇事忠直敢言,其一生跨越遇新舊王朝之更迭,集國家重臣、儒林領袖、末世文人、易代遺民數種角色於一身,在我國文學文化研究史上極具典型意義。
在學術方面,王應麟博綜兼取,在治學底蘊、治學態度、治學方法上受朱熹、陸九淵、呂祖謙等大儒影響很深,可謂集有宋三百年文獻之大成。王應麟的著述非常宏富,據《宋史》卷四三八《王應麟傳》,其平生著作有二十三種、六百九十五卷,涵括經史子集四部,涉及天文地理、典章制度、文獻目録、詩文評論等方面。而據清人張大昌統計,則共三十一種、七百四十四卷。正因此,傅璇琮先生在《王應麟著作集成總序》中説:“在我國學術發展史上,王應麟堪稱第一流學者。”
遺憾的是,王應麟的著作在元明時期散佚嚴重,僅有《困學紀聞》與《玉海》(附其他著作十四種),因元代慶元路儒學刊刻之故,得以完整保存。
《困學紀聞》在王應麟現存著述中最爲殊勝。全書共二十卷,卷一至卷八對《易》《書》《詩》《周禮》《禮記》《儀禮》《大戴記》《樂》《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孟子》《小學》依次考察,對我國古代歷史、政治、儀禮、習俗等,都能借助事例來闡述發明,末又總爲“説經”二十餘條,論述亦側重於明其事理;卷九至卷十爲天道、曆數、地理、諸子,保存了大量相關史料;卷十一至十六考史,修訂歷代史籍記載之錯訛,評判歷史故實和人物之得失,點評諸家史書之優劣,總結修史之良法,對各朝掌故尤其宋代典故,又多有正史所不備者;卷十七至十九品評詩文,考證詩義詩體,以詩文證史是其特色;卷二十爲《雜識》,談古論今,補此前各卷之不足。《困學紀聞》是王應麟治學劄記的合編,其內容涵括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八云:“是編乃其劄記考證之文……皆考證是非,不相阿附,不肯如元胡炳文諸人堅持門户,亦不至如明楊慎、陳耀文,國朝毛奇齡諸人,肆相攻擊。蓋學問既深,意氣自平,能知漢唐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柢,未可妄詆以空言。又能知洛、閩諸儒,亦非全無心得,未可概視爲弇陋,故能兼收並取,绝無黨同伐異之私。所考率切實可據,良有由也。”可見撰著《困學紀聞》之時,王應麟的學問已經深邃到了心平氣和的至高境界。又,四庫館臣有一點未曾指出,那就是王應麟在《困學紀聞》中所寄寓的家國憂思。清人全祖望在《王尚書汲古堂》詩中對此有所揭櫫:“棱棱風節遭殘宋,大聲疾呼終何益。從此扃户畢殘年,日聞空堂三太息。可憐《困學紀》中語,此志倔强固猶昔。”
王應麟撰寫《困學紀聞》,是在其晚年,具體而言,是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其自作《〈困學紀聞〉跋》曰:“幼承義方,晚遇艱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困而學之,庶自别於下民。開卷有得,述爲紀聞。深寧叟識。”短短三十八字,高度概括了王應麟的一生,也點出了其著書目的。《論語·季氏》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因困惑而向學,在困境而猶學,使自己有别於“下民”,使學子不至於淪爲“下民”,是王應麟撰著《困學紀聞》的出發點。王應麟的入室弟子袁桷所作《〈困學紀聞〉序》,也談到了其師撰著《困學紀聞》的原因。文章開篇指出,治學的最高境界是“明理”與“辭達”二者兼擅,又認爲要達此化境“非卓然有識者不能”,“必在乎聞見之廣,旁曲通譬”,進而説“揚雄氏作《法言》,其意亦有取夫是”,又接云:“後千餘年,禮部尚書王先生出,知濂洛之學淑於吾徒之功至溥,然簡便日趨,偷薄固陋,瞠目拱手,面牆背芒,滔滔相承,恬不以爲恥。於是爲《困學紀聞》二十卷,具訓以警,原其旨要,揚雄氏之志也。先生年未五十,諸經皆有説,晚歲悉焚棄,而獨成是書。其語淵奥精實,非紬繹玩味不能解。”依其所述,王應麟有感於士子們的學風“簡便日趨,偷薄固陋”,長此以往不足以傳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故“具訓以警”。全祖望《王尚書汲古堂》云:“莫謂兹堂僅百弓,足爲故國扶殘脈。”“爲故國扶殘脈”,高度評價了王應麟撰寫《困學紀聞》的初衷。
再者,《玉海》網羅古今天下之見聞故實,以“貫串奥博”著稱;《困學紀聞》則考訂評論經史子集,“爲清代考據學先導”,以精深知名。博大精深,是王應麟學術體系的鮮明特色。由博返約,撰寫《困學紀聞》是王應麟學術發展的必然歸向。
《困學紀聞》成書後,王應麟家族備有抄本。據元至治二年(一三二二)牟應龍所作《困學紀聞序》知,王應麟之子王昌世即以抄本示之而求序。《困學紀聞》泰定二年(一三二五)得以在慶元路儒學刊刻,是緣於當時行政長官的倡議,也得力於袁桷的推動。《玉海》等書因卷帙龐大,十五年後纔在慶元路儒學刊刻。即因此,《困學紀聞》元刻本與《玉海》元刻本版式非常接近。《困學紀聞》在明代有南監本、保定本和吴獻台刻本,南監本所用當爲慶元路儒學的刻板,保定本乃據元刻本而來,吴獻台刻本則據保定本刊刻。《困學紀聞》在清代的抄本與刻本繁多,爲之作箋注者超過十家,其主要版本有馬氏叢書樓刻本、汪垕桐華書塾本、全祖望三箋本、萬希槐集證本、四庫全書本、餘姚守福堂刻翁元圻注本等,以翁注本爲集大成。
本次影印,所據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傅增湘一九二六年收購之《困學紀聞》元刻本,也是目前國內唯一的元刻本。此本序跋等已佚,卷一右下有“內閣典籍廳”官印一方,卷一至卷八標題下有于右任藏書章,個别頁有漫漶不清處,當爲元刻後印本,然已非常珍貴難得,《中華再造善本》即據其影印,惜價高而難以普及。今天,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將元刻《困學紀聞》列入《國學基本典籍叢刊》影印出版,定價低廉,雖小而精,實乃便利讀者、造福學林之盛事。
張驍飛
二○一七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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