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是宽容的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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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孙犁读史部书的首次结集。正史为主，旁及纪事本末、诏令奏议、传记、政书、金石等。与金克木著《中国文化老了吗？》同属大家论中国文化系列书。

2.立论恢宏，联系人生境遇，发别人未发之高论，深刻而又动人。妙句迭出，通俗易懂，触类旁通。

3.望之俨然的孙犁与他宽容的历史观形成强烈对比。理解了晚年的孙犁，就能理解他早年何以创作出恬淡隽永、散发人性光辉的文学作品。

内容简介

　　《中国文化传统是宽容的》收录的主要是孙犁阅读史部书的文字，这些文章有读书笔记、有题记等。附录部分则是和史部书相关的议论文字，它们对于更好理解孙犁读史心得是有所裨益的。孙犁读史，读出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宽容的，并不以人废言。文人并无力摆脱他所处的时代。也不是每个文人，都能善处自己的境遇的”。

　　本书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对历史事实的再认识，有目录版本学的读书方法，反映了孙犁的阅读趣味和历史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孙犁其人其文。从孙犁的论述中，我们窥见到中国文化的堂奥。

作者简介

　　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荷花淀派”创始人。他的著名小说《荷花淀》、《风云初记》等，开启了中国“诗化小说”的先河。晚年，他的小说写得少了，除小说集《芸斋小说》外，他把时间大多用在了研读古籍，写作散文、杂文上。先后出版“耕堂文录十种”，其旺盛的写作实力和富有个性的思想艺术使他重获文坛关注。孙犁在《曲终集》之后隐退，彻底告别文坛。

目录

编选说明.....1

代序我的史部书.....1

我的《廿四史》.....1

读《史记》记（上）.....4

读《史记》记（中）.....12

读《史记》记（下）.....21

读《史记》记（跋）.....28

读《前汉书卷六十四`朱买臣传》.....31

读《前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33

读《后汉书》小引.....36

读《后汉书卷五十八`桓谭传》.....39

读《后汉书卷五十八`冯衍传》.....43

读《后汉书卷七十`班固传》.....46

读《后汉书卷五十四`马援传》.....50

读《后汉书卷六十六`贾逵传》.....54

读《后汉书卷七十三`朱穆传》.....58

《三国志`关羽传》.....61

《三国志`诸葛亮传》.....67

读《宋书`范晔传》.....70

买《魏书》、《北齐书》记.....77

读《旧唐书》记.....85

题《明史纪事本末》.....115

清代文献（一）.....116

清代文献（二）.....122

读《清代文字狱档》记.....130

读《哭庙纪略》.....135

读《丁酉北闱大狱纪略》.....138

买《宦海指南》记.....141

题《袁世凯奏议》.....144

《李文忠公外部函稿》.....146

读《东坡先生年谱》.....149

读《伊川先生年谱》记.....154

读《朱熹传》记.....158

读《求阙斋弟子记》.....162

《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174

《辽居稿》.....175

《言旧录》.....177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179

《能静居士日记》.....181

《翁文恭公日记》.....183

《缘督庐日记钞》.....185

《使西日记》.....189

理书四记.....190

题《秦淮广记》.....203

《吾学录初编》.....205

《续汇刻书目》.....206

《直斋书录解题》.....208

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210

《金石学录》.....217

《金石文钞》.....218

《古刻丛钞》.....220

题岳少保书武侯出师二表.....221

题《莲池书院法帖》.....222

题《汉娄寿碑》.....224

题模印砖画.....226

题《专门名家》.....228

题《南阳汉画像汇存》.....230

题《蒿里遗珍拾补》.....233

题《雪堂校刊群书叙录》.....235

题《簠斋藏镜》.....239

题《簠斋古印集》.....241

题《古泉丛话》.....243

附录

我和古书.....245

我的书目书.....249

谈笔记小说.....252

关于纪昀的通信.....257

与友人论传记.....262

谈读书记.....269

读《燕丹子》

——兼论小说与传记文学之异同.....276

精彩书摘

　　读《史记》记（上）

　　一

　　裴骃《史记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耕堂按： 索隐以刺客为游侠，非也）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骃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

　　耕堂曰： 以上，裴骃（裴松之之子）具引班固论司马迁之言，并肯定之。读《史记》前，不可不熟读此段文字，并深味之也。班之所论，不只对司马迁，得其大体，且于文章大旨，可为千古定论矣。短短二百字，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史记》所依据之古书；（二）《史记》叙事起讫；（三）《史记》详于秦汉，而略于远古；（四）班固所见《史记》缺处；（五）班固总结自刘、扬以来，对《史记》之评价，并发挥己见，即所谓实录之言，为以后史学批评、文学批评，立下了不能改易的准则。

　　事理本不可分。有什么理，就会叙出什么事；叙什么事，就是为的说明什么理。作家与文章，主观与客观，本是统一体，即无所谓主体、客体。过于强调主体，必使客体失色；同样，过于强调客体，亦必使主体失色。

　　“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也是很难做到的，要有多方面的（包括观察、理解、文辞）深厚的修养。因为既辩，就容易流于诡；质，就容易流于俗。辩，是一种感情冲动，易失去理智；文章只求通“俗”哗众，就必然流于俚了。

　　至于“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因为这常常涉及许多现实问题： 作家的荣辱、贫富、显晦，甚至生死大事。所以这样的文章、著述，在历史上就一定成为凤毛麟角，百年或千年不遇的东西了。

　　奉劝有志于此的同道们，把班固这三十个字，写成座右铭。

　　希望当代文士们，以这三十个字为尺度，衡量一下自己写的文字： 有多少是直的，是可以核实的，是没有虚美的，是没有隐恶的。

　　然而，这又都是呆话。不直，可立致青紫；不实，可为名人；虚美，可得好处；隐恶，可保平安。反之，则常常不堪设想。班固和司马迁，本身的命运，就证实了这一点。

　　无论班固之评价司马迁，或裴骃之论述班固，究竟都是后人议论前人，不一定完全切当，前人已无法反驳。班固指出的司马迁的几点“是非”，因为时代不同，经验不同，就不一定正确。这就是裴骃所说的：“人心不同，传闻异辞。”

　　二

　　班固谓：“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史记正义》曰：

　　大道者，皆禀乎自然，不可称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黄帝老子，遵崇斯道。故太史公论大道，须先黄老而后六经。

　　耕堂曰： 以上，余初不知其所指也。后检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有《文帝黄老之治》一节，所言不过慈俭宽厚。又有《黄老之疑义》一节，读后乃稍明白。兹引录该节要点如下：

　　一、 汉时与儒术为敌者，莫如黄老。

　　二、 黄老之名，始见《史记》，曾出现多次。

　　三、 《史记》以前，未闻此名。

　　四、 实与黄帝无涉，与老子亦无大关系。

　　五、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学道论于黄生，黄学贵无而又信命，故曰黄老。

　　六、 汉时民间盛行壬禽占验之术，谓之黄帝书，是民间日用之书。黄老学者，即以此等书而合之老子书，别为一种因循诡随之言。

　　七、 汉高、文、景诸帝，皆好黄老术，不喜儒术。以窦太后（景帝之母）为甚，当她听到儒生说黄老之学，不过是“家人言”（即僮隶之言）时，就大怒骂人：“安得司空城旦书乎！”并命令该人下圈刺猪。那时的猪，是可以伤人的。那人得到景帝的暗助，才得没有丧命。

　　延安整风时，曾传说，知识分子无能力，绑猪猪会跑，杀猪猪会叫。

　　“文革”时各地干校，多叫文弱书生养猪，闹了不少笑话。看来，自古以来，儒生与猪，就结下了不良因缘。然从另一角度，亦反映食肉者鄙一说之可信。本是讨论学术，当权者可否可决，何至如此恶作剧！

　　三

　　夏曾佑还指出： 司马迁在自序中引其先人所述六家指要，归本道家，此老学也。

　　在这段著名的文字中，司马谈以为： 阴阳家多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者“俭而难遵”；法家“严而少恩”；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

　　而道家能“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马迁遵循了以上见解，形成他的主要思想和人生观，这是没有疑义的。他这种黄老思想，当然已经有别于那种民间的占卜书，也有别于窦太后的那种僵化和固执，是思想家的黄老思想，作家的黄老思想。这种思想，必然融化在他的写作之中。

　　黄老思想，很长时期，贯穿在中国文学创作长河之中。这种思想，较之儒家思想，更为灵活开放一些，也与文学家的生活、遭遇，容易吻合，更容易为作家接受。

　　耕堂曰： 作家必有一种思想，思想之形成，有时为继承传统，有时因生活际遇。际遇形成思想，思想又作用于生活，形成创作。此即所谓“天人之际”。

　　人心不同，即思想各异，文人、文章遂有各式各样。然具备自身的思想，为创作的起码条件，具备自身的生活经历，则为另一个基本条件。两相融合、激发，才能成为作品。

　　然文场之上，亦常出现，既无本身思想，亦无本身生活的人。从历史上看，此等文人，约分数型： 有的，呼啸跳跃，实际是喽罗角色。或为大亨助威，或为明星摇旗。有的，以文场为赌场，以文字为赌注，不断在政治宝案上押宝。有时红，有时黑，有时输，有时赢，总的说来，还算有利可图，一般处境不错。但有时，情急眼热，按捺不住，赤膊上阵，把身子也赌上去，就有些冒险了。有的，江湖流氓习气太盛，编故事，造谣言，卖假药，戴着纸糊的桂冠，在街头闹市招摇。有的，身处仕途，利用职权之便，拉几位明星作陪，写些顺水推舟，随波逐流，不痛不痒的文章发表，一脚踏在文艺船上，一脚踏在政治船上，并准备着随时左右跳跃的姿态。此种人，常常一举两得，事半功倍。然都是凑热闹，戏一散，观众也就散了。

　　四

　　历代研究《史记》的学者，对班固的论点，也并不是完全同意的。裴骃说：“班氏所谓‘疏略抵捂’者，依违不悉辩也。”比较含蓄。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则对班氏进行尖锐反批评，并带有人身攻击的气味。他认为：“作史之体，务涉多时；有国之规，备陈臧否；天人地理，咸使该通。”他认为这是司马迁的著述精神。

　　“班固诋之，裴骃引序，亦通人之蔽也。而固作《汉书》，与《史记》同者，五十余卷。谨写《史记》，少加异者，不弱即劣。何更非剥《史记》？乃是后士妄非前贤！又《史记》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言，叙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汉书》八十一万言，叙二百二十五年事。司马迁引父致意；班固父修而蔽之，优劣可知矣！”此即有名的“班马优劣论”，多为后人好事者所称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班固指出的缺点，并非诋毁；多少年写多少字，是因为今古不同，时间有远近，材料有多少造成。并非文章繁简所致。称引先人与否，不能决定作品的优劣。张守节因治《史记》，即大力攻击《汉书》，殆不如裴骃之客观公正矣。

　　《正义》并时有矛盾。在后面谈到班固指出的这三条缺点时，他又说：“此三者，是司马迁不达理也。”使人莫名其妙。

　　先黄老，上面已经谈过。序游侠，羞贱贫，前人多以为，司马迁所以着意于此，多用感情，是与其身世有关。如遭到不幸，无人相助，家贫不能自赎等等。这都是有道理的，通人情的。但我以为，并非完全是这么回事。司马迁以续《春秋》自任，六艺之中，特重史学。史学之要，存实而已，发微而已。时代所有者，不能忽略；世人不注意，当先有所见，并看出问题。他对游侠、货殖，都看做是社会问题，时代症结。游侠在当时已形成能影响政治的一种势力，从缓解大政治犯季布的案子，即可明显看出。在货殖方面，司马迁详细记录了当时农、工、商各界的生产流通情况，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政治的影响。都是做了深入调查，经过细心研究，才写出的。两篇列传，都是极其宝贵的历史文献。

　　耕堂曰： 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班固指摘《史记》三点错误，实不足为《史记》病，反彰然表明，实为《史记》之一大特色，一大创造。

　　各行各业，均有竞争，竞争必有忌妒。学者为了显露自己，不能不评讥前人。如以正道出之，犹不失为学术。如出自不正之心，则与江湖艺人无异矣。

　　近人为学者，诋毁前人之例甚多，否定前人之风甚炽。并非近人更为沉落不堪，实因外界有多种因素，以诱导之，使之急于求成，急于出名，急于超越。如文化界之分为种种等级，即其一端。特别是作家，也分为一、二、三等，实古今中外所从未闻也。有等级，即有物质待遇、精神待遇之不同，此必助长势利之欲。其竞争手段，亦多为前所未有。结宗派，拉兄弟。推首领，张旗帜。花公家钱，办刊物，出丛书，培养私人势力，以及乱评奖等等。

　　以上，均于学术无益，甚至与学术无关。亦不能出真正人才。但往往能得到现实好处，为浅见者所热衷。

　　（原载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三日“满庭芳”）

　　读《史记》记（中）

　　一

　　《太史公自序》：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耕堂按： 包括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以上是司马迁自叙幼年生活、读书，以及两次旅行所至地方。这些，都是《史记》一书创作前的准备，即学识与见闻的准备。自司马迁创读书与旅行相结合，地理与历史相印证，所到一处，考察民风，收集口碑遗简，这一治学之道，学者一直奉为准则，直至清初顾炎武，都是如此去做。

　　后面接着叙述，他如何受父命、下决心，完成这一历史著作：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r史记（耕堂按： 抽彻旧书故事而次述之、缀集之）石室金匮之书。

　　这还是材料准备阶段，共用五年时间。《史记》正式写作，于武帝太初元年。又七年以后，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写作受到很大打击。在反复思考以后，终于继续写下去，完成了这部空前绝后的著作。

　　当时的汉朝，并不重视学术文化，他这部呕心沥血的著作，也没有人过问。《史记》的第一个读者，是著名的滑稽人物东方朔。东方朔确是一个饱学之士，文辞敏捷。但皇帝也只是倡优畜之，正在过着“隐于朝廷”、“隐于金马门”的无聊生活。志同道合，司马迁引他为知己，把著作先拿给他看。东方朔的信条是：“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司马迁的信条是：“不趋势利，不流世俗。”两个人所以能说到一处。东方朔在司马迁的书上，署上“太史公”三个字。后人遂以《史记》为太史公书。

　　班固说： 迁既死，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据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司马迁的《史记》，因为“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它的流传，以及研究注释，远远不及班固的《汉书》热闹。很长时间，是不为人知，处境寂寞的。

　　二

　　关于司马迁及其《史记》，原始材料很少，研究者只能根据他的自序。班固所为列传，只多《报任安书》一文，其余亦皆袭自序。

　　耕堂曰： 后之论者，以为《史记》一书，乃司马迁发愤之作。然发愤二字，只能用于李陵之祸以后；以前，钦念先人之提命，承继先人之遗业，志立不移，只能说是一种坚持，一种毅力，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遇到意外的打击、挫折，不动摇，不改变，反而加强，这才叫做发愤。发愤著书，这种人生意境，很难说得清楚，惟有近代“苦闷的象征”一词，可略得其仿佛。

凡是一种伟大事业，都必有立志与发愤阶段。立志以后，还要有准备。司马迁的准备，前面已经说过了。

　　人们都知道，志大才疏，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但才能二字，并非完全是天地生成，要靠个人努力，和适当的环境。努力和环境，可以发展才能，加强才能。

　　所谓才能，常常是在一个人完成了一种不平凡的工作之后，别人加给他的评语，而不是在什么也没有做出之时，自己给自己作的预言。自认有才，或自称有才，稍为自重的人，也多是在经过长期努力，在一种事业上，做出一定成绩的时候，才能如此说。

　　在历史上，才和不幸，和祸，常常联在一起。在文学上，尤其如此。所谓不幸、祸，并非指一般疾病，夭折，甚至也不指天灾；常常是指人祸。即意想所不及，本人及其亲友，均无能为力，不能挽救的一种突然事变，突然遭际。司马迁所遭的李陵之祸，他在《报任安书》中，叙述、描绘的，事前事后的情状，心理，抉择，痛苦，可以说是一个有才之士，在此当头，所能做的，最为典型、最为生动的说明了。

　　这种不幸，或祸，常常与政治有密切联系，甚至是政治的直接后果。姑不论司马迁在书信前面，列举的西伯以下八个王侯将相，他们之遭祸，完全是政治原因，他们本身就是政治。即后面他所引述的文王以下，七个留有著作的人，其遭祸，也无不直接与政治有关。

　　司马迁把遭祸与为文，联结成一个从人生到创作的过程，称之为：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这是一个极端不幸、极端痛苦的过程，是一个极端令人伤感的结论。更不幸的是，这个结论为历史所接受，所承认，所延演，一无止境。

　　三

　　《秦始皇本纪》：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耕堂按： 博士齐人淳于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 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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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期待的书

给人一种历史参照，写着的真性情。今人无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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