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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陳昕同誌是當代著名的齣版傢，他將“努力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文化脊梁”的陳述，樹立為齣版企業的使命與追求。他為齣版事業奉獻瞭自己的熱誠與智慧，在他的身上，他的筆下，也都“一以貫之”地體現齣這一獨特的文化品質與鮮明的精神氣質。本書收入的書評，不僅是作者編輯生涯的縮影，也充分體現瞭作者作為職業齣版人，對今天中國齣版業的思考、理想和擔當。

內容簡介

作者從事編輯工作讀每一部書稿必認真撰寫審讀意見：首先對全書內容做簡要精到的歸納，條理清晰的辨析；隨後針對主體架構和核心觀點做客觀謹慎的評價，以凸顯這本書的學術價值和思想意義；立足於所評論的圖書，聯係與之相關的領域和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提齣自己的觀點和見解。作者在從業近40年的時間中，寫下的書評、接受的訪談文字有近百篇。作者從中精選瞭20餘篇集為本部書評選（增訂版）。對齣版業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陳昕，編審，曾先後任上海三聯書店總編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總編輯，上海人民齣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上海世紀齣版集團總裁。著有《WTO與中國齣版》《編匠心集》《中國圖書業經濟分析》《中國圖書定價製度研究》等專著，並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人民日報》《讀書》等數十傢報刊上發錶學術論文及書評文章近200篇。曾獲得首屆中國齣版政府奬優秀齣版人物奬、新中國60年百名優秀齣版人物和中國百名優秀齣版企業傢等榮譽稱號，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目錄

序一 寬帶閱讀與寬帶寫作 / 汪丁丁
序二 職業齣版人的“問題意識” / 倪為國
自序 “刻闆”的書評 / 陳 昕

認識並實踐我們新的曆史性課題
林毅夫與他的發展經濟學理論
理直氣壯地研究“中國模 式”
在曆史的煙塵中警醒
探索中國自己的現代化之路
中國經濟有長達70年的超常增長期
改造我們的歐洲文明觀
天書：《芬尼根的守靈 夜》
認真梳理我們文明的根基
《中國震撼》的齣版及其價值
一個美國人眼中改革開放的真實故事
中國的奇跡與麥迪森風格
中國實證經濟學的新突破
人麵岩畫：中國文化的源頭
現代市場體製與資本主義所有製可以分離
差彆和吸取
經濟體製改革與社會主義宏觀經濟學的新探索
首次對財政補貼的經濟學分析
經濟體製改革與通貨膨脹
中國現代貨幣金融理論的創始
建立社會主義微觀經濟理論的探索
對行政體製與雙軌體製的深層分析
社會主義經濟學醞釀著新的突破
選擇：不僅僅是“拿來”
中國對外經濟關係理論的新探索

後記

前言/序言

　　序一
　　寬帶閱讀與寬帶寫作
　　汪丁丁
　　我於1990年由夏威夷檀香山赴香港大學經濟係任教，不久，經瀋昌文介紹結識瞭正在香港三聯書店任職的陳昕。我是經濟學傢，陳昕當時已享有國內經濟學傢的“召集人”的名號。我和他幾番長談，有時在我租住的小屋，有時在他的辦公室，頗有相見恨晚之感。1993年，陳昕邀請我參加他在上海每年舉辦一次的中國經濟學傢“年會”，並提前將參會者的論文悉數交我審閱。或許因為我預先審閱瞭全部論文，順理成章，我也成為那次會議每一篇論文的評論人。陳昕主持的會議，保持瞭改革初期青年經濟學傢“圓桌會議”自由對話的風格。後來，尤其是本世紀以來，我拒絕或盡可能拒絕參加任何會議，因為這些會議大多或許早已淪為例行公事的儀式，根本沒有不同生命體驗的碰撞以及由此迸發的思想火花。大約十年前，我特意撰文探討這一現象，標題是：“我們為何要開會？”
　　其實，在現代社會，不僅開會成為問題，而且寫作也成為問題。有感於互聯網閱讀與互聯網寫作，本世紀初，我為《讀書》雜誌寫瞭一篇文章，標題是《寬帶寫作》，隱含著也探討“閱讀”問題。那篇文章發錶瞭十年之後，王爍希望我為他主持的“英文閱讀”微信群做一次“微演說”。於是，我擬定瞭標題：《寬帶閱讀》。這是一個基本事實，它既改變閱讀行為也改變寫作行為。寬帶網時代，閱讀不再是作者對讀者的單嚮敘事。每一位作者在寫作時，不論他是否意識到，在德魯剋描述的“知識社會”裏，他的作品必定要與其他人的作品競爭稀缺資源，即讀者的“注意力”。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總可嵌入於“物質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的三維理解框架。技術進步改變的是人對自然的關係，屬於我們的物質生活，影響我們的社會生活（即人對人的關係）與精神生活（即人對超越存在的關係）。以往的閱讀，即由於寬帶網和移動互聯網技術普及而導緻閱讀方式改變之前的閱讀，對讀者而言，首先需要支付的是獲取書籍的成本（查找、藉閱、購買），其次需要支付的是用於讀書的注意力之機會成本。獲取書籍的成本，就人類文明史的長期趨勢而言，是逐漸降低的，卻仍足夠高（顯著地大於零），以緻閱讀的基本方式，自古以來，就是麵對一部書籍，用心如熊十力先生描述的那樣（以讀者的全副生命體驗去撞擊文字），或不用心如茶餘飯後瀏覽陳列於客廳的書籍那樣（隻是為瞭引齣更有趣的話題）。關鍵是，麵對一部而不是許多部書籍。這一方式，稱為“作者對讀者的單嚮敘事”。
　　陳昕在其2015年新著《數字網絡環境下傳統齣版社的轉型發展》中指齣，傳統齣版社麵臨的新的時代，“邊際成本趨於零”。也就是說，知識在社會中傳播，邊際成本可以忽略，因為它幾乎是零。當然，知識傳播的“零邊際成本”方式是逐漸積纍而成的。首先是互聯網普及，大眾的聯網成本足夠低。其次是網絡寫作普及，即大眾的網絡寫作成本足夠低從而普遍養成網絡寫作的習慣。第三是存儲於數據網絡中並由大規模智能搜索隨時可得的知識，不僅有瞭足夠大的量而且有瞭足夠豐富的質。第四，我認為最關鍵，就是“寬帶閱讀”的習慣之普遍養成。就我自己而言，因為畢生自學，所以很早養成瞭寬帶閱讀習慣。我在以前的文章裏寫過，在夏威夷大學圖書館讀書時，我習慣於將與主題相關的書籍盡可能多地從各樓層的書架上取來攤在我的書桌上，少則兩個學派的思路，多則七八個學派的思路，埋首研讀，整日不去，務求寫完當天的綜述筆記。我那時的閱讀方式與後來我描寫的“寬帶閱讀”，本質類似。
　　寬帶閱讀方式，可以描述為：由於獲取關於同一議題的不同思路的檢索成本足夠低，從而讀者在閱讀一本書的過程之中即可參照其他許多書並判斷各種思路的優勢與不足。在這一意義上說，寬帶閱讀或遲或早使讀者獲得綜閤與判斷的能力而不再流俗於人雲亦雲的“宣傳”。假如一位作者預先想象到這樣的寬帶閱讀情境，或遲或早，他將改變以往的寫作方式，從“單嚮敘事”改變為“創造性敘事”。就本質而言，單嚮敘事就是宣傳，因為它並不預設讀者對不同思路的綜閤與判斷能力。與此相反的敘事不應稱為“多嚮敘事”，因為同一作者在寫作時不可能是“多嚮的”。雖然，寬帶寫作要求作者在寫作時想到對同一主題不同思路可能提齣的不同敘事並努力超越由所有這些敘事共同構成的“曆史局限性”。由此而有的敘事，我認為，隻能是創造性的。
　　換一個角度觀察上述過程，一位作者與他想象的讀者之間，在創作過程之中形成的關係，其實是一種博弈關係，或許還是一種演化博弈的關係。通俗而言，如果作者假設讀者是傻瓜或他的敘事使讀者意識到被他想象為傻瓜，那麼，他很可能失去這批讀者。另一方麵，如果作者假設讀者過於高明，那麼，他的敘事很可能轉化為純粹的學術探討。雖然，學術純粹的程度依賴於他與學術前沿之間的距離。
　　總而言之，寬帶寫作必須預設寬帶閱讀，從而寫作纔不會被讀者判斷為“重復寫作”。作者在多大程度上不再重復前人的敘事，他敘事就在多大程度上是富於創意的。
　　生活世界裏，當然還有其他類型的富於創意的敘事，不依賴於寬帶寫作，這些敘事富於創意的程度依賴於敘事者日常生活的原創性。某一時刻我在杭州西湖的湖畔居三層露颱看到晚霞，突然有瞭鞦水浮雲之感傷，於是與以往輝映寶俶塔的那種晚霞極不相同，不能名之為“寶俶流霞”。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隨著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過程而迅速變得更豐富瞭。但是市場化的生活，在中國目前的政治經濟發展階段，畢竟主要是物質的而不是精神的。這樣的生活，傾嚮於降低我們對生活的敏感性從而扼殺我們日常生活的原創性。
　　陳昕是齣版傢並且是齣版界的經濟學傢，以往三十年，他保持瞭對齣版問題和中國經濟發展問題的敏感性。因此，在1980年代中後期和1990年代初中期，由他創立的“上海三聯學派”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一代經濟學傢曠野呐喊的大本營。21世紀以來，主要由他擘畫的“世紀人文係列叢書”聲勢奪人，迅速取代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堪稱現代中國學術思想的“四部叢刊”。正是在保持著對中國問題之敏感性這一意義上，我認為陳昕的書評是富於創意的。
　　摩爾在1903年《倫理學原理》的結尾部分論證，友誼將成為能夠通過理性檢驗的或許唯一的善，至少，是他所理解的善之最終歸宿。作為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一種類型，友誼的必要條件是“可預期性”。事實上，我很難想象陰晴難測翻雲覆雨的友誼。也因此，被毫無警覺地庸俗化瞭的施特勞斯派“政治”定義，即聲稱“政治就是劃分敵友”，其實是混淆瞭政治傢的長期信譽與政客的機會主義行為。我們這一代人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文革”期間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極端不可預期性。那時，友誼成為最奢侈的情感。今天，市場利益成為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一大主導因素。友誼，仍是最奢侈的情感。
　　在我的印象裏，來自陳昕的友誼，雖長期不見麵，卻仍是可預期的。例如，若乾年前“手撕汪丁丁”事件後，我緻電陳昕，希望上海世紀齣版集團承擔我主編的《新政治經濟學評論》的齣版發行工作，當即得到瞭陳昕的承諾。當然，我這一生始終保持著“邊緣人”的身份，很少捲入任何類型的帶有政治特點的學術活動。陳昕與我截然不同，職業使然，他不能完全擺脫卻仍堅持獨立於各種社會思潮的影響，不如此便很難堅持圖書選擇的學術性和思想性。據我觀察或與我自己的性情相比，陳昕的性情具有很高的穩定性。久而久之，各種學術流派都可預期於陳昕的，絕不是阿諛奉承、趨炎附勢並且在形勢突變時陽奉陰違、背信棄義，恰好相反，陳昕不能完全符閤任何一派的要求，於是他隻能被允許保持獨立的身份，起著溝通各種學派、思潮的作用。
　　因此，當我聽到陳昕退休並辭去所有兼職的消息後，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退隱對我而言寓意深遠。這絕非是簡單一篇關於陳昕書評選的序言可以寫完的。
　　序 二
　　職業齣版人的“問題意識”
　　倪為國
　　陳昕囑咐我給他的書寫序。
　　我藉此寫下瞭這些文字，以示嚮他及其上一輩的齣版人緻敬。
　　我認識陳昕很早，雖然我們見麵很少，但他在齣版業的“傳奇”經常耳聞。這些年來，他每每有新著齣版都會送給我，閱讀之餘，自嘆慚愧。迄今為止，他已留下近二百萬的文字，這些文字，記錄瞭他對中國齣版業改革開放過程的所思、所想、所為。
　　我常想，民國時期的上海是中國齣版業的重鎮，當年孕育瞭一大批優秀的編輯和齣版傢，如張元濟、鄒韜奮、鬍愈之等人，也許今天可以說，陳昕是改革開放上海齣版業所孕育的新一代齣版傢的傑齣代錶。他的經曆是與中國齣版業改革開放緊緊聯係在一起的，這三十年中國齣版業的幾乎每個轉型發展的關鍵點，都有他的聲音和人影。他是中國齣版業改革開放的探索者、踐行者和見證人。
　　這本書就是他其中的一個足印。
　　這本書評選的文字是從他近百篇書評中選齣來的，其中絕大多數書，都是他組稿，是他親自擔任編輯。這些文字，也記錄瞭他編輯生涯許多個第一：中國第一本社會主義宏觀經濟分析的著作，第一本社會主義微觀經濟分析的著作，第一本研究社會主義通貨膨脹問題的著作，第一本財政補貼分析的著作，第一本社會主義宏觀金融理論的著作，第一本研究社會主義經濟資本流動的著作，等等。可以說，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和新一代經濟學傢的成長，他是一個重要推手。其中一個標誌性事件是，他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團結瞭一大批中國最優秀的青年經濟學者，緻力於推動中國經濟學從傳統嚮現代的轉軌，以至學界有人認為，中國經濟學形成瞭一個“三聯學派”。
　　也許是經濟學編輯齣身的緣故，陳昕平日喜歡用數字說話，文字乾淨顯白，發揮瞭文字最大化的邊際效用。他的書評像他的人一樣，沒有酒氣煙味，嚴謹，鮮明，較真。
　　這些書評不僅是他編輯生涯的一個縮影，更重要的是提供瞭他作為職業齣版人的“問題意識”，特彆是他們這一代擺脫“啓濛”狂熱，自覺中國文化的心路曆程。如今中國齣版業真正有思考、有理想、有擔當，並把理想付之行動的人不多，陳昕是其中的一個，我是這樣認為的。
　　想到書評，我忽然“害怕”起來，緣於在這個時代，書評及其書寫者已經被“綁架”在營銷的馬車上，無法“潔身自好”瞭。資本揮動著鞭子抽打著書寫者，讀者則一不小心就會遭遇“綁票”，甚至“撕票”。
　　書評作為一種獨立的書寫題材，有個基本的分類：虛構類作品和非虛構類作品的書評。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書評，對書評人的要求也完全不同。虛構類作品的評論，有個學名叫文學評論。如果一定要給書評下個定義，就是一種以閱讀為前提，由閱讀作品本身直接激發的被動書寫。或領悟、或啓發，或聲討、或敬畏。
　　寫書評的目的有二，一是為瞭嚮讀者推薦好書，二是為瞭嚮作者緻敬或聲討。前者是為讀者寫，往往要站在高處低下頭；後者是為自己寫，常常要站在低處抬起頭。
　　我以為，好的書評（僅限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應該是閱讀的一種延續，應同時具備四種特質：一、要對書的主題背後的“問題意識”給齣答案；二、要洞察作者寫作過程的思考進路和工具運用，並給齣綫索；三、要有能力點明一本書在所屬領域、所處時代的位置和意義；四、所有的給齣的答案和思考綫索應當帶有鮮明的立場和價值判斷。陳昕的書評具備瞭這四種特質，我想，在中國經濟學評論的經典文本中，陳昕自然會有他的席位，本書就是最好的“門票”。
　　一篇好書評，一篇真正見功力的書評，應該是對經典的評論。經典就是由無數書評所纍積建構起來的。當代許多的學術經典裏有很大部分就是“書評”本身。中國的先賢的書寫，大多是對經典的解讀，按現代漢語錶達，就是“書評”。
　　寫書評通常有三種不同的齣發點，一是寫給作者看的（哪怕作者已經去世瞭），或者說是寫給同道看的，這叫惺惺惜惺惺，好漢遇好漢；二是寫給專業人士看的，這叫內行看門道，知己知彼；三是寫給大眾看的，這叫外行看熱鬧，彼此彼此。這三種書評，是不同的境界，需要不同的能力。如果把書和書評人比作一場“戀愛秀”，那麼，第一種書評是僅因為“愛情”而存在，永遠是少數；第二種書評是為“婚姻”而存在，隻需要責任；第三種書評是為“生理需求”而存在，等待的隻是銷售的高潮，且永遠是絕大多數。也許這個分類和比喻並不恰當，陳昕可能也不會同意，但我認為他的書評介於上述的第一種和第二種之間。
　　當下，書評作為社會話語權的一種，正在經曆從未有過的變異，網絡作為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個巨大黑洞，正在吞噬我們固有的書評陣地。所謂精英話語權的“令箭”，像“雞毛”一樣散落一地，眾聲喧嘩中，讀者無從掇拾。當話語權散入瞭尋常百姓傢，其實意味著書評時代的結束，“速讀”時代的開啓。這是今天書評人和書本身的雙重悲哀和尷尬處境。從這個角度看，陳昕書評集的齣版顯得有著格外重要的意義。
　　書評作為一種獨立寫作，將隨著網絡、微博、微信的興起而終結嗎？我的迴答是否定的。書，與其他商品最大的不同在於，書不僅僅是為瞭“消費”，而是為瞭“教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大眾讀者永遠無法像認知一部手機一樣，認知一本好書。書評畢竟不是一紙手機使用說明書。這就是書評存在的理由和價值。
　　重讀陳昕的書評，想起他曾對我說過的一句話：“編輯不能謀食不謀道。”他把上海世紀齣版集團的使命追求確定為“努力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文化脊梁”，這體現瞭他的齣版觀和價值觀。我們在他的書評中，清晰地看到瞭他推動社會進步和文化繁榮的抱負和情結，這在今天尤為難能可貴。
　　書評在今天，是否仍能把握住作為一種社會“正能量”的話語權，取決於書評人，取決於書評人的立場和趣味。
　　自 序
　　“刻闆”的書評
　　陳 昕
　　做編輯有三種文字生活，一是讀，編輯以讀稿為業（讀書是另一種形式的讀稿）；二是評，有瞭評頭品足的意願與誌趣，稿子（書品）纔能分齣高低短長來，作者汲取編輯的評審意見，可望攀上更高的學理與文字的巔峰；三是寫，基本功就是寫評論，審稿意見本質上是一篇書評。這三種文字生活中，評論是最重要的職業本領，貫穿在閱讀與書寫之中。而且編輯的評論不同於圈內熟人的逢場作戲，不可輕描淡寫、花拳綉腿，必須實實在在讀原稿，針針見血發議論，大凡不會有什麼廉價的贊賞，相反有的是對內容和觀點的反復推敲和質疑。如果作者與編者雙方都對某一個主題頗有研習，都持有獨傢的觀點，於是兩者之間在激烈交鋒後握手言和，作品一定會氣象萬韆，給讀者奉獻一部全新的傑作。錢锺書先生的《管錐編》便是一例，他在序言中寫道：“命筆之時，數請益於周君振甫，小叩輒發大鳴，實歸不負虛往，良朋嘉惠，並誌簡端。”
　　在編輯的評審生活裏摸爬滾打幾十年，我也逐漸悟齣一些評論的路數來，一是“感”與“評”的關係，一部書稿（作品）讀下來，感觸、感動、感悟在所難免，如何述說，還得跳齣“感”，直抵“評”，如果評審意見成為一則讀後感，不直接針砭書中的內容，僅僅錶達讀稿的感動，勾起若乾新的聯想，算不得一篇盡責的編輯評論。二是“文章”（思想）與“文字”（文采）的關係，前者注重文氣（境界）的開闔、文脈（思想）的流轉，後者看重文辭的運用，或文筆生動，或用字典雅，或旁徵博引，或古趣盎然，讀來似一篇優雅的散文；但是，也有一些人片麵追求文辭、隱喻，犧牲瞭批評的犀利和直白，顯得有些小器，甚至還會以文害義。我個人的誌趣是首先對全書內容做簡要精到的歸納，條理清晰的辨析，隨後針對主體構架和核心觀點做客觀謹慎的評價，以凸顯這本書的學術價值和思想意義。我剛當編輯那會兒，學的就是這個路數的評論。三是“聚焦”與“升華”的關係，好編輯不應該滿足於對圖書內容的介紹和評價，而要立足於所評論的圖書，聯係與之相關的領域和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提齣自己的觀點和見解，繼而超越原書，打造齣學術創新的文本來，書評的最高境界在於超越原書作者的高度和深度。錢锺書先生的不少學術成果就是通過書評的文本來呈現的。
　　我寫書評完全是因為工作的原因。屈指一算，三十多年的時間中，編輯、策劃、主持的圖書和叢書竟有數韆種之多，由此寫下的書評也有近百篇瞭。我從中挑選瞭25篇文章集成這本小書，也算是對自己工作的一個迴顧吧。
　　我的書評文章幾乎都是為自己編輯或策劃的圖書所寫，之所以能寫這麼多的書評，是因為在前輩編輯的指導下養成瞭較為“刻闆”的工作習慣，讀每一部書稿都必須認真撰寫審讀意見，決不馬虎，我的審讀意見一般都要寫上幾韆字，除瞭介紹書稿組稿成稿過程外，還會詳細地評價這部書稿的創新之處，值得改進的地方，偶爾也會談點自己的思考和意見。圖書齣版後，我會將審稿意見改寫成書評送報刊發錶，算是盡一份責任編輯推廣宣傳的職責。遺憾的是，因為是為完成工作而寫的文字，所以我的書評多多少少有一些固定的套路，顯得有點“八股”瞭。由於是不同時間段寫的文章，又發錶在不同的報刊上，這個缺點過去不曾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結集成冊，便以十分強烈的方式送到彆人的眼皮子下瞭，還是先承認為好。
　　收入這本書評選的25篇文章大多是評論經濟學著作的，這不僅是因為我是經濟學編輯齣身，且三十多年來不管工作崗位發生什麼變動，經濟學編輯的底色從未褪去，每年總還是要編幾本經濟學圖書；更是因為這些書評記錄瞭這三十多年中國經濟學的進步和發展，記錄瞭中國新一代經濟學傢成長的足跡。我於1980年代策劃和主編的“當代經濟學係列叢書”至今已齣版瞭數百種，它完整地見證瞭中國經濟學從傳統嚮現代的轉型，以至有一段時間經濟學界有“三聯學派”之稱，也有人把“當代經濟學係列叢書”視為中國當代經濟學史上的一座裏程碑。我為這套叢書中的不少圖書寫過評論文章，這些圖書有中國第一部社會主義宏觀經濟學著作，第一部社會主義微觀經濟學著作，第一部研究中國通貨膨脹問題的著作，第一部研究中國資金流動問題的著作，第一部研究中國財政補貼問題的著作，等等。這些書評大都發錶在重要的報刊上，有的還被《新華文摘》轉載過。
　　隨著時間的推移，讀過的書漸多，研究的問題也趨深，我對社會科學領域的一些問題也逐步形成瞭一些自己的看法，這多少也反映到我最近七八年寫的一些書評中。例如，在《認真梳理我們的文明根基》一文中，針對轉型國傢一說，我認為從社會製度層麵，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實質不能理解為“轉型”問題，它是“演化”問題，它是在億萬人民群眾偉大的改革實踐中逐步形成的。因此，雖然我們應該學習和藉鑒西方國傢在現代化過程中好的東西和經驗，但不可能照走西方的道路，簡單地模仿西方的模式，原因就在於我們的文明基因和根基不同於西方，它早在兩韆多年前就已經形成，並且不斷完善發展至今，成為我們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礎，影響和規定著我們所走的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會在不斷的演化中走到自己的彼岸。又如，《中國經濟有長達70年的超常增長期》一文，在肯定原書作者關於中國地方政府對經濟運行的參與所産生積極效應分析的同時，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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