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高中以上文化水平读者 随着移民问题加重,苏格兰独立思想日渐发展,脱欧进程业已启动,英国在今日重新面临民族身份认同危机。再度探寻英国在历史上凝聚整合为统一民族国家的过程,会为我们理解这些今日问题提供崭新的视角和答案。琳达·科利的《英国人:一个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一书描绘了自苏格兰与英格兰《联合法案》诞生,至19世纪30年代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之前这段时间英国的国家整合历史,该时期也正是英国的民族认同逐渐形成的时期。通过对《联合法案》、北美殖民地独立、王权形象的变化、与法国的战争、女权的发展、废奴运动、天主教徒解放运动、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等这些对于“英国性”形成至关重要事件的描述,作者向我们揭示了大不列颠如何凝聚成一个更加统一的民族国家,也通过历史维度向我们展示了“英国性”日后的发展方向。该书荣获1993年沃尔夫森历史奖。
内容简介
《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英国史前沿译丛》描绘了自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法案》诞生至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期间英国国家的形成历程。
通过描述那些对“英国性”形成至关重要的事件,如新教信仰、帝国扩张红利、美国独立、统治精英及王室形象的变化、英法战争、女权发展、废奴运动、天主教徒解放运动、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等,作者琳达·科利向我们揭示了大不列颠如何凝聚成一个更加统一的国家。同时,她也通过历史维度向我们展示了“英国性”日后的发展方向。
1992年该书第一版问世,随即在联合王国和其他地方激起一场关于国家身份的大讨论,此后常销不衰,并于2009年推出修订版。科利在书印所运用的史料十分丰富,并配有大量18、19世纪的政治讽刺画,使之趣味盎然,引人入胜。
作者简介
琳达·科利(Linda Colley,1949—),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和皇家文学学会成员,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曾任教于耶鲁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长于英国史、帝国史和民族主义问题研究。著有《挑战寡头政治:1714—1760年的托利党》(1982年)、《纳米尔》(1988年)、《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1992年)、《囚徒:1600—1850年的英国、帝国和世界》(2002)和《伊丽莎白·玛什的痛苦经历:世界历史中的一个女人》(2007年)。
周玉鹏,历史学博士,建筑学博士后。出版有《菲拉雷特建筑学论集》《可持续性建筑》《比例》《紧缩城市》《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等专、译著二十余部;主持、指导、参与规划、设计项目十余项。
精彩书评
在以所有语言出版的关于国家身份问题的研究中,本书是闪耀、有洞察力的研究成果”
——英国著名思想家、学者汤姆·奈恩
琳达·科利的文笔清晰优雅……她所具有的历史概括力使其在同辈中出类拔萃……她扣人心弦的著作势必影响深远。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E.P.汤普森
这是一部充满开拓精神且不带个人主观色彩的著作。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森
本书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的过去,以及当前围绕未来英国的塑造和身份认同所展开的讨论。
——科林·多布森
目录
致谢
再版序言
第一版序言
第一章 新教徒
尚未统一的联合王国
上帝选民的奋斗
朝气蓬勃的耶路撒冷
依仗信仰力量的政体
第二章 收益
土地、贸易、战争与帝国
詹姆斯党人与忠诚经济学
对国家投资
获益的代价
第三章 外缘
新界标
威尔克斯与英格兰性
苏格兰人的帝国?
美洲与英国的情感革命
第四章 统治
一个阶层的危机
英国统治阶级的形成
精英阶层的文化重建
他们自己的史诗英雄
第五章 王权
幽闭的皇家文化
乔治三世为何不同
王室庆典的机制
意义与魔力
第六章 女权
砸烂女性的镣铐
战争与性别
独立领域论为女性所用
妇女在国家中的位置
第七章 男权
一个武装的民族
谁愿意参加战斗?
出于个人的原因
民众承担义务的政治学
第八章 胜利?
解放天主教徒与社会分歧
议会改革和妥协
奴隶、自由和舆论
不断界定的民族
结语
附录
注释
索引
精彩书摘
威尔士性、苏格兰性和英格兰性就像地方主义和乡土观念一样,仍然是强有力的分水岭。“英国是一个被人为创建的国家”,彼得·斯科特最近写道,“并不比美国古老多少”。而且因为大不列颠直到1707年才被完全创建,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被添加在远远更为古老的忠诚义务之上。在《联合法案》之后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猜疑和仇恨都在破坏着苏格兰和英国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同样破坏着苏格兰低地和高地之间的关系。在那之后,日益增长的繁荣,共同投入新教战争和有利可图的帝国冒险,以及岁月的洗礼,一起使得这些内部的分裂激烈程度显著降低,尽管从来都没有完全消退。到1837年,苏格兰仍然保留着一个独特国家的许多特征,但它也舒适地躺在一个更大国家的怀抱之内。它既是英国的也是苏格兰的。与之相比,威尔士甚至更为独特。它拥有其自身统一的语言,城市化程度比苏格兰和英格兰更低,而且—至关重要的
是—更少热衷于军事和帝国事业,它仍然可以因为坚决保持自身的独特性而使来自其边界之外的观察者感到震惊。“如果除了外国的东西再没有什么能令他欣喜的话”,一个观光旅游的英格兰作家在1831年有些夸张地宣称,“他将发现(威尔士)居民的语言、行为方式和衣着,除了在客栈里之外,都像法国或者瑞士的那些东西一样完全是外国的”。
那么,从这个岛屿的中心坚决地把一种新的文化和政治统一强加于其外缘的角度来解释英国在这一时期内国家意识的增强,将是错误的。对于许多更加贫穷和文化更少的英国人而言,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仍然是比大不列颠更有效的召唤,只有在面临来自海外危险的时候例外。而且即使是在政治上受过教育的人们当中,从双重国家身份而不是从单一国家身份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也很稀疏平常。例如,艾洛·摩冈这位18世纪末最激进的威尔士作家,很平常地提到威尔士语和英语是他的两门母语。他具有双重国民性正如他能说两种语言一样。出于同样的原因,约翰·辛克莱尔爵士这位在1793年成为农业委员会第一任主席的凯斯尼斯郡苏格兰人,无论如何都没有在他一方面热衷于英国政治组织内的成员资格,与另一方面热爱高地社会和所有苏格兰的东西之间发现任何矛盾之处:
民族特性在激发一种雄性竞争精神方面的用处很大……联合王国保持这些民族的东西,或者现在可能被更为恰当称作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的地方特性的东西,符合联合王国的利益。
辛克莱尔在把什么称作联合王国、大不列颠和大不列颠的组成部分上的不确定性,被后来的许多评论家所跟随。而且,如果还有人继续陷入一种关于是什么构成国家性的不现实的狭隘观点,那么这种对于定义的苦恼就是必然的。从世界开始的时候,就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在文化和人种上是同质的;双重国家身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大不列颠,从其在《联合法案》签署到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之间这些年里开始冉冉升起的时候,以及其在今天的存在,都可以被看作既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国家,也是若干个较为古老的国家之间的联合—这些旧的国家与新的联盟之间确切的关系,甚至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仍然还在变化和被激烈地争论之中。
因为实际上每一个欧洲大国现在都面临着一种压力,即那些一度勉强同意成为一个更大整体之一部分的小民族的重新苏醒,因此今天分裂或者重新组合英国的号召,不应当只归因于这些岛屿自身特殊的发展。但只有我们认识到那些在过去为英国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发挥作用了,我们才能够理解当前这些争论和激辩的本质。新教信仰这个一度至关重要的黏合剂,现在对英国文化的影响有限,实际上就像基督教自身一样影响式微。与欧洲大陆国家反复进行的战争,十有八九也彻底结束,所以各式各样的英国人不再感觉有以前那样在面对来自外部的敌人时保持团结的冲动。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商业优势和帝国霸权也已经一去不复返。英国人再也不能通过与贫穷的欧洲人(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进行比较,或者通过对显然外来的民族行使权威来确证自己独特和享有特权的身份。上帝不再是英国的,天意也不再对他们微笑。
作为其结果的疑虑和混乱状态具有许多种形式。现在如此多构成英国特性的成分已经衰退,复兴其他更为古老之忠诚——回归到英格兰特性、苏格兰性或者威尔士性——的可预见到的呼唤已经出现。在英格兰,圣乔治的旗帜变得远远更为流行。而且,尽管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威尔士议会和一个新的苏格兰议会,一些人仍然还在追求一个完全独立的威尔士和苏格兰。即使是在那些想要维持英国现状的人中间,对于真正该做些什么和继承些什么的争论也显然越来越激烈。本书中所讨论的许多爱国标识(王室家族,威斯敏斯特议会和猎狐)的有效性和适当性,现在也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争论。但可能,在如此多的英国人感到正在被越来越同化到一个更加团结的欧洲这样的担忧下,国家的不确定性是最显而易见的。在德国和法国从机遇的角度而言还在期待看到一个没有国界的欧洲之时,英国人,尤其不单单只是英格兰人,反而更倾向于把它看作一个威胁。这部分原因在于英国人在历史上曾经如此频繁地与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国家作战;但他们显而易见的岛国狭隘性,也可以通过他们日益增长的、关于他们现在是谁的疑虑来加以解释。自觉不自觉地,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害怕设想一种新的身份,担心它完全湮没了他们现在拥有的已经不再牢固的身份。
所有的这一切将如何解决其自身,我们拭目以待。大不列颠可能会在某个时刻四分五裂为单独的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等国家。但也有可能的是,一个更加权力下放和多元文化的英国将最终在一个内部联系更加紧密和越来越强大的欧洲内确保其自身存在的位置。或者,英国可能会选择保持不确定和疏离的状态,其政治领导会紧紧保持与美国的不对称关系(但从历史上可得到解释)。不管发生什么,重新检验作为一个英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诘问还将继续。
即使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已经有人担心英国人的身份认同太依赖于反复进行的新教战争、商业成功和帝国征服,认为应当投入更多的思考和注意力来在后方巩固一种更加深沉的公民身份感。“对外贸易是一个好东西,我那前景光明的印度也同样如此”,一个名叫约翰·麦克芬森爵士的苏格兰籍总督在1790年代写道:
但世界正在巨大的变革和暴力革命的掌控之下,而其他国家逐渐增长的创造能力和他们对我们垄断一切的憎恶,将会在某一天剥去我们这些东方和西方的羽翼。因此,我们必须着眼于国内,而且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商业和在亚洲的统治权用来真正改善我们自己的本土和完善三个王国内部的联合……我们就滥用了我们的遗产,即先辈们为了让我们享受和完善而获得的那些精神和思想。
但是约翰爵士是一个著名的古怪之人。没人注意到他。
……
前言/序言
《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1992年初版于伦敦,本次是其平装本第五次印刷。因为流传广泛,也因其在学术界内外所引发的讨论,所以,在我最初赋予它的生命之外,《英国人》又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因此,在本书第一次面世17年之后,把它重新介绍给一群新读者,这无疑是一种殊荣、一次机会,也是一种挑战。要在一个新版中,回应在某些要点上针对《英国人》的每一个质疑或批判,既不恰当,也不现实。试着重新编排《英国人》,以与21世纪初所提出的思想和政治议程更紧密结合,也不太可能,或者我认为并不可取。从好的当然也是坏的方面而言,《英国人》带有其写作年代(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印记,当时的笔者,是一个与在2009年写下当下这些文字的我截然不同的历史学家和个人。所以,虽然我纠正了极少数事实错误,并修正了一些段落中的年代错误,但实际上,《英国人》的主要文本仍原封不动。
但这篇序言是全新的。在构思时,我脑海中想到的,主要是被本书吸引的两类读者。一类读者主要因关注18和19世纪初的英国和世界史,并对民族主义和历史上的国家形成和归属的机制感兴趣,而阅读和专注《英国人》。另一类读者主要因好奇或焦虑或怀疑英国的现状,而被本书吸引。让我首先从这两类读者谈起,当然,他们有时会重叠。
现在回想起来,本书显然是各种关注点混合的产物,并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写就。1980年代初刚开始思考这一主题时,我在剑桥大学任教,但完成这本书时,却在大西洋彼岸,那时我已离开我的出生地英国,来到耶鲁大学工作。因此,我在写作《英国人》一书时想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源于我自己的迁徙,因为我的身份认同感和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惯经受了新环境和遭遇带来的压力。但本书的学术渊源却在别处。我在198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并出版第一部专著之后,想要更往前一步,去尝试一种新的历史,这种历史与我身处其中并受其训练的历史,在类型和风格上有所不同。当我在计划《英国人》一书时,关于18世纪英国史的大部分著作,通常仍还是向内看和保守狭隘的,这一点左翼学者和更保守的从业者所写的作品都一样。研究英国国内史和帝国经历的史学家,在那时通常都闭门造车,极少相互跨越到其他人的专业领域。在更老的大学,以“英国史”这一名字统辖的学科,常常只是狭义的英格兰史,而且主要是伦敦和英格兰南部的历史,并习惯性地过多关注甚至痴迷于上层政治史。我作为一名年轻研究者,读到的大部分“英国”史著作的主角,几乎清一色都是男人,而且几乎一成不变都是白人(我自己的第一本著作也完全是在这同一个模子中倒出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上述情况的结果之一。我希望试着以一种更广泛、更富想象力和更具原创性的方式,来研究英国史上这一重要的时期,这一愿望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释《英国人》一书的结构和内容。
我在第一版序言中写到,我希望“远离……高度内向”的写作模式,在我的分析中,同时为“欧洲史和世界史”留有空间(第9页),这不仅因为我希望讨论的大不列颠境内在1707-1837年间发生的许多进程和发展,只有在与其海岸线之外的事件和变化联系在一起时,才有意义。我还特意用了一章来写妇女的体验,并在本书其他地方常常提到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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