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研究》是对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历程的整体性与个体性相结合的研究。《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研究》作者通过多方收集到的晚清时期中国人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类英语教科书为主要研究史料,对晚清英语教科书的发展状况进行历时分析,勾画了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的三个阶段,即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以文本为基础,结合晚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各个历史事件,深入剖析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
作者简介
孙广平,浙江大学博士,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2015年获国家公派留学基金支持,赴加拿大渥太华大学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访问学习。主持及参与省部级项目三项,主持及参与市局级项目多项,获浙江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排名第四)一项、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教学成果一等奖(排名第四)一项、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教学成果二等奖两项。主要从事英语教学、英语教科书研究。出版编著一部,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目录
绪论
一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二 相关研究概念及范围的界定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研究趋势
四 研究思路与资料收集
五 本研究特色之处
萌芽篇
第一章 鸦片战争(1840)前英语学习读物在中国的出现
第一节 早期《红毛番话》类英语读本
一 中英语言接触的最早时期
二 何为“红毛番话”
三 《红毛番话》读本的前期研究成果
四 《红毛番话》读本分析
小结
第二节 马礼逊与《英国文语凡例传》
一 马礼逊与英华书院
二 鸦片战争前中国教会学塾的英语教学
三 《英国文语凡例传》文本分析
小结
发展篇
第二章 甲午战争前(1840—1894)西人所编英语教科书
第一节 甲午战争前教会学校英语教学
一 中国教会学校发展历程简述
二 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开展
小结
第二节 甲午战争前教会学校英语教科书的编纂
一 中国近代化教科书来自西方
二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及其所编著的教科书
三 其他传教士所编著的英语教科书
四 教会学校英语教科书的使用
小结
第三章 甲午战争前(1840—1894)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
第一节 洋务学堂的建立
一 洋务学堂建立的背景
二 京师同文馆及其英语教学
三 上海广方言馆的英语教学
四 广州同文馆的英语教学
小结
第二节 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概述
一 自编英语教科书分类
二 自编英语词语类教科书
三 自编英语语法类教科书
四 自编其他类英语教科书
小结
成熟篇
第四章 甲午战争后西方英语教科书在中国的流传
第一节 甲午战争后中国英语教科书发展概况
一 晚清“英语热”的兴起
二 学制的演变
三 英语教科书编写概况
第二节 英美原版教科书的引入与编译
一 由英美人士所编著的英语教科书
二 编译欧美各国英语教科书
第五章 甲午战争后从日本引进的英语教科书
第一节 甲午战争前中日西学发展之比较
一 门户开放前中日对西方语言学习重视程度比较
二 甲午战争前汉译西书在中国及在日本的出版、传播及不同影响
第二节 甲午战争后日本教育制度对中国的影响
一 中国师学日本的历史背景
二 近代日本教育及对中国的影响
第三节 英语教科书引自日本
一 引自日本的英语教科书概述
二 斋藤秀三郎与《正则英文教科书》
三 《最近英文法教科书》和《英语捷径》
四 神田乃武和《英文典》
五 今井信之与《中学英文教科书》
小结
第六章 甲午战争后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
第一节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之发展概述
一 自编教科书概述
二 自编英语教科书之发展
第二节 国人自编的主要英语语法教科书
一 陆敬科与《华英文法捷径》
二 张德彝和《英文话规》
小结
结语
一 晚清英语教科书的发展呈渐进性特点
二 晚清英语教科书的发展历程与晚清对外关系的发展紧密相联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精彩书摘
《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研究》:
一中国教会学校发展历程简述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封闭自守的大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的签订使香港对外开放;1842年更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国可派领事驻扎。第二次鸦片战争所签订的《天津条约》,使西方传教士不仅可以在中国开放口岸地区传教,更可以深入内地传教。传教士又通过建教堂、办学校、设医院等手段,进一步强化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教育传教是大多数传教士所选择的间接传教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教育,尤其是英语教育的发展。
晚清基督教会学校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马礼逊来华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在这个时期,传教士主要在广州或南洋地区传教。他们人数不多,所办的学校也非常有限。第二阶段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在这段时间,中国对外开放的口岸有香港、广州、福州、宁波、上海、厦门共六个城市。传教士们的活动逐渐由南洋地区向中国口岸城市扩展。第三阶段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天津条约》的签订,使传教士可以从沿海口岸城市深入中国内地,其传教范围扩大了许多。第四阶段,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至20世纪初,在中国开办的各类教会学校已经形成完整的上至大学,下至初等小学等各级教育体系。下面分述这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来华传教士所办学校并不多。
1818年马礼逊英华书院在马六甲建立。1835年罗便臣(George B.Robinson)与马礼逊之子马儒翰(Robert Morrison)等人筹建马礼逊教育协会(the Momson Education Society),后来还创办了马礼逊学校(Morrison School)。
鸦片战争前,传教士也为中国人开办了女子学校,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的报告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这一阶段为中国女子而开设的教会学校的情况。
据1842年《南京条约》之规定,传教士不仅可以进入香港,还可以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处通商口岸进行传教。因此,设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以及设在澳门的马礼逊学堂利用此机会迁至香港。在中国内地这五个开放口岸,传教士们也纷纷建立起各类学校,学校数量比起鸦片战争前有明显的增长。据统计,至1860年,传教士在香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六个城市所开办的教会学校有50所左右,学生有1000多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缔结更为丧失主权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条约不仅规定了中国须向西方列强割地赔款、鸦片贸易合法化,更增添了允许西方传教士深入内地进行传教的特权。由此,西方传教士借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得以进人中国自由传教,其传教活动得到空前的发展,而传教士们建立的各种学校也随之大增。到1877年,在中国所建的各种教会学校已达347所,学生人数也攀升到5917人。到19世纪末,新教学堂的学生已上升到16836人。“到19世纪末,几乎每一个差会中心都有一所小学;许多差会设有中学,少数差会则办有所谓的学院或大学”。在这众多的学校中,有私塾式的学校,有纯粹西方式的学校,也有中西合璧式的学校;有的学校学生只能走读,有的只能寄宿,有的兼有走读和寄宿;有分男校、女校的,还有男女合校的;有的只收教徒子女,有的兼收非教徒子弟;有的只教授《圣经》及中国古文,有的兼教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总之,教会开办的各类学校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没有统一的规格及政策,学校的设置完全依据实际需求以及教会自身财力水平而定。
……
前言/序言
1841年10月,英国侵略军不费一枪一弹轻松地占领了宁波城,接着任命德国籍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1851)担任宁波城的最高行政长官。1842年1月,英军船只来到余姚,向中国官员归还了几个被他们俘获的清军,同时还送来“二纸夷字”,也就是用英文书写的两张信件。浙江地方官员将此事上奏道光皇帝后,道光皇帝要求将这封英文信译成汉语,因为这位天朝上国的最高统治者不仅不认识英文,而且对英国几乎是一无所知。当鸦片战争的战火在中国沿海熊熊燃烧的时候,道光皇帝还在为这样一些基本问题而纳闷:一个20多岁的英国女子,怎么会成为英国国王的?她是否结婚了?如果已经结婚,那么她的丈夫官职有多高?在道光皇帝的心目中,一个不做官的男人,那是根本无法配上英国女王的,因为在天朝上国,一个有出息的男人一定是要做官的。
浙江省的官员接到道光皇帝要求将英文信译成中文的圣旨后,顿时乱了手脚,因为在文化昌盛的浙江,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阅读英文信。最后,浙江省的官员找到了一个名叫江彬的广东人,因为据说此人精通英文。可是,当江彬见到两页英文信后,也是干瞪大眼。江彬对浙江官员如实相告说:自己“只知夷语,并不认识夷字”。如果按照现代中国人所制定的英语“听、说、读、写”四项标准,江彬这个全国难得的英语专家实际上只会“听、说”,而不会“读、写”。与江彬不同的是,现代中国许多被誉为英语专家的人实际上只会“读、写”,而不会“听、说”。历史与现实之间,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类令人哭笑不得的雷同,不仅使人苦涩,更令人深思。
一方面,道光皇帝急于想知道那封英文信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找不到能读英文信的中国人,这可把浙江省的大小官员急坏了。万般无奈之下,浙江省的官员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代表英国侵略军统治宁波城的郭实猎,因为此人虽然是个“化外蛮夷”,但不仅精通中文,而且连中国沿海的许多方言都说得很流利。于是,浙江省的官员派人将那封从英军占领下的宁波城里送出来的英文信,又送回到英军占领下的宁波城里,并请郭实猎将其译成中文。这对郭实猎来说,当然不会有什么困难,因为这封信本来可能就是由他参与撰写的。最后,郭实猎送回了中文译稿。也有一种可能是,郭实猎干脆用中文另外写了一封信。收来郭实猎的中文信件,浙江省的大小官员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可以向自己的主子交差了!
敌军送来一封书信,自己无法阅读,最后还得请敌军帮助翻译,这样的奇事,在世界军事史上可能是不多的。可是,这样的奇事,确实发生了,而且就发生在一个自诩为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中心的国度里。这个荒唐可笑的历史事件,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鸦片战争是以清军的失败而告终的。令人痛心的是,这种荒唐可笑的事件并非仅此一件,而是以不同的形式,在中国大地上频频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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