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梁漱溟熱經久不息。本書適閤對梁漱溟及中國近現當代史感興趣的讀者。 世人以學者看待我,非我所願接受。如其看我是自有其思想的人,而且是一生總本著自己的思想識見而積極行動的人,那便很好不過瞭。然而俯思自省,我認真則有之,“做人”二字還不大易談。——梁漱溟
內容簡介
書稿由1985年7月27日至1988年1月19日白吉庵對梁漱溟的24次訪談整理而成。梁漱溟是“箭垛式”的思想傢與行動者,這份珍貴的記錄,對於瞭解梁漱溟的經曆、思想以及20世紀的中國曆史,都是一份難得的史料。 有四種“梁漱溟訪談錄”。 一種是汪東林的《梁漱溟問答錄》(湖南齣版社1988年版、1991年再版,2004年湖北人民齣版社修訂齣版,當代中國齣版社2013年新版改題《我對於生活如此認真:梁漱溟問答錄》),此書實為汪先生根據梁老的文章整理而成,並非對談。梁老的兒子已多次指齣此書的失實之處。 另一種是白先生的這本書。1997年山西人民隻印瞭3000本,錯誤百齣,且已不易得。 第三種是美國學者艾愷的《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東方齣版中心2006年版,後又齣過天津教育版、三聯書店版,係據1980年錄音整理而成)。齣版當年,一時洛陽紙貴,好評如潮。艾愷後又齣版瞭《吾曹不齣如蒼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人民齣版社與外研社聯閤齣版,係據1984年錄音整理而成),市場業績亦不俗。 白先生是中國學者,和梁先生的隔膜較外國人更少,梁老對其十分信任,談得也很深入。
作者簡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煥鼎,字壽銘,曾用筆名壽民、瘦民,又字漱冥,後以漱溟行世。祖籍廣西桂林,生於北京。思想傢、教育傢和社會改造運動者。1917年至1924年在北大任教,後在山東、廣東、河南等地辦學,1931年赴山東鄒平開始鄉村建設試驗,1937年後為抗戰奔走努力,日寇投降後曾參與國共和談。一生為人生問題和中國問題而思考、行動。主要著作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印度哲學概論》《鄉村建設理論》《中國文化要義》《人心與人生》等。
白吉庵,1930年生人,原名應祥,以字行。雲南建水人。曆史學傢。1953年畢業於雲南大學曆史係,同年入中國人民大學做研究生,1956年畢業後,先後在多所院校任教,1977年轉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治學功力深厚,有專著《鬍適傳》《章士釗傳》等及論文多篇,受到學界重視。
目錄
初版序
這份“訪談錄”是我當年采訪梁漱溟先生的筆記。原來是為瞭給梁老寫傳記時參考用的,並非是為瞭公開發錶,因此沒詳細記錄,更沒有用錄音,而隻是聽梁老在講他過去的生平往事,我坐在一旁以膝為寫字闆,扼要地記下他的談話內容。
訪談錄
劄記?日記摘抄
新版後記
精彩書摘
談章士釗(行嚴)事
行嚴先生到香港是有使命去的。我記得費彝民每年一次或兩次來北京,嚮中央接洽。來京見總理,同時看看北京朋友,他就去看過行嚴先生。章除正太太,姬妾至少兩個,不住一起。吳夫人很多時間沒同行嚴住,自己到上海另外過,因為行嚴有姬妾的關係。費彝民到北京看到章老,章托付他說,我身邊姨太太新過去,你把香港那個幫忙一下,送上飛機來北京,陪伴我。這個話,費彝民當然要辦瞭,要這樣辦。他嚮總理辭行迴香港,說到這事。總理說,你不要這樣辦。相反地,要香港支一筆款,弄一所房子,給她在那裏安傢,因為我們要派行嚴到香港。關於要派行嚴到香港的話,因我常去他那裏走動,行嚴告訴我他要去香港。告訴我他去的使命,經過香港到颱灣。提瞭兩個人,一個是黃傑,是軍人,湖南人。黨中央、總理要我去香港到颱灣,黃傑在香港(是學生);一個在外交方麵,魏道明。此二人都是我的後輩,要我去香港,再去颱灣,對颱灣做工作。這些話都是行嚴親自對我講的。他之所以去香港,是有意義、有使命的,使命在由香港到颱灣,不想病故在香港,沒有去得成。我記得他死後,香港殷夫人來過北京,住北京飯店。
訪問延安
先是見張聞天總書記,後纔見到毛主席。被人稱為主席,打聽是否是陝甘寜邊區主席。答說,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訪問延安,當時日本侵入中國,七七事變後第二年正月,我訪問延安。經過情形在《光明報》上有詳細記錄。訪問延安的事,我引用諸葛亮說關羽的話。張飛夜戰馬超,關羽知道瞭,嚮諸葛亮說,我會一會馬超。諸葛亮迴信給關羽,說馬超雖勇,不過與張相等,“逸群絕倫”。用此話贊毛,即藉諸葛贊揚關羽的話。
結束一下,為什麼有“逸群絕倫”之嘆?我對當時國民黨政府失望,全國崩潰,各自逃難,愁悶國傢前途如何,這樣去延安的。跟毛談話後,我心中的愁悶一掃而光。談瞭長時間的話,即“論持久戰”的話,內容都是這些。我心裏豁然開朗,日本必敗,中國前途有望,可以建設新中國的。非常佩服他。下一個問題是如何建設新中國,就是要討論的問題,也是目前要緊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彼此爭論劇烈,他的主張與我相反。他是以階級鬥爭來建設新中國,我不同意階級鬥爭。如果意見不同就爭論,說不完。夜晚談話兩個通宵,彼此爭論。我的話:中國社會與西洋不同,雖然有貧富貴賤,但是上下流轉相通,不同於兩階級的對抗,缺乏階級對抗形式。他就嘆惜:梁先生你是過分強調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中國還是有一般性的。我說,你是強調一般性,沒有認識特殊性,缺乏對中國特殊性的認識。
對鬍適意見
關於鬍適問題,他那個人可以說在學術、思想界有貢獻,這就是他的白話文、新文學運動、新思潮,在北大開齣來,他是頭一個有功的。不過他這個人,所以能享大名,是因為他的頭腦明爽,可是淺,淺而明,這兩個字。他是不能深入的。這個人,我說他不能深入,一般。
先父所給予我的幫助
(一)幫助是消極的。中學畢業時,一麵考試一麵革起命來。本來在未畢業時,已與革命黨人相通,畢業後便跟著跑革命,到第二年民國成立,照理當去升學,但我不去。先父完全不說,也不勉強我。 (二)後來由革命的社會主義轉到佛傢,自己東買一本佛書,西買一本佛書,暗中自己摸索——這也是主動的瞎撞,一直撞瞭若乾年——先父也不乾涉。我的思想轉嚮佛學後,我就要齣傢,不娶妻,先父隻將他的主意說我知道,而完全不乾涉。但我始終固執,世界上恐怕找不齣像我這樣固執的人來。 (三)不娶妻。母親臨終之前告訴我,不要固執己見,應該娶親。而先父背後告訴我說,雖然母親意思如此,可不一定依照,還是以自己意思為主……先父信任、放任不管,這另有他的主意,即放任中有信任,給我好處極大……
我自己的長處
有兩點:一點是好用思想,思想深刻;一點是不肯苟同於人。至於短處,不能用一句話來說,即自己不會調理自己、運用自己頭腦,好犯失眠癥,治這病就是“誠”;意思多,就是不誠。
1977年
3月30日,寫完《社會主義革命在蘇聯失敗的朕兆》一長篇文章。
4月16日,袁昌來談,因《毛澤東選集》五捲齣版,有所建議於我。於是著手1953年9月事情之敘述文,將寫信給黨中央,而以此附件。
5月4日,訪張伯駒,似禪淨兼修,但文人習氣,務為詩詞。
10月1日,晚飯後,車來,去天安門觀禮,在最下層,感嘆今昔之差(昔與毛、周同在城樓上也)。早退,休息於車中,迴傢9時多。
1978年
5月22日,赴會,王蕓生發端,對我批判,其餘諸人繼之。一概不答。取迴我《憲政與專政》一稿,又取得大會集體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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