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梁漱溟热经久不息。本书适合对梁漱溟及中国近现当代史感兴趣的读者。 世人以学者看待我,非我所愿接受。如其看我是自有其思想的人,而且是一生总本着自己的思想识见而积极行动的人,那便很好不过了。然而俯思自省,我认真则有之,“做人”二字还不大易谈。——梁漱溟
内容简介
书稿由1985年7月27日至1988年1月19日白吉庵对梁漱溟的24次访谈整理而成。梁漱溟是“箭垛式”的思想家与行动者,这份珍贵的记录,对于了解梁漱溟的经历、思想以及20世纪的中国历史,都是一份难得的史料。 有四种“梁漱溟访谈录”。 一种是汪东林的《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1991年再版,200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修订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新版改题《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梁漱溟问答录》),此书实为汪先生根据梁老的文章整理而成,并非对谈。梁老的儿子已多次指出此书的失实之处。 另一种是白先生的这本书。1997年山西人民只印了3000本,错误百出,且已不易得。 第三种是美国学者艾恺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后又出过天津教育版、三联书店版,系据1980年录音整理而成)。出版当年,一时洛阳纸贵,好评如潮。艾恺后又出版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人民出版社与外研社联合出版,系据1984年录音整理而成),市场业绩亦不俗。 白先生是中国学者,和梁先生的隔膜较外国人更少,梁老对其十分信任,谈得也很深入。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民、瘦民,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改造运动者。1917年至1924年在北大任教,后在山东、广东、河南等地办学,1931年赴山东邹平开始乡村建设试验,1937年后为抗战奔走努力,日寇投降后曾参与国共和谈。一生为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而思考、行动。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白吉庵,1930年生人,原名应祥,以字行。云南建水人。历史学家。1953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同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做研究生,1956年毕业后,先后在多所院校任教,1977年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治学功力深厚,有专著《胡适传》《章士钊传》等及论文多篇,受到学界重视。
目录
初版序
这份“访谈录”是我当年采访梁漱溟先生的笔记。原来是为了给梁老写传记时参考用的,并非是为了公开发表,因此没详细记录,更没有用录音,而只是听梁老在讲他过去的生平往事,我坐在一旁以膝为写字板,扼要地记下他的谈话内容。
访谈录
札记?日记摘抄
新版后记
精彩书摘
谈章士钊(行严)事
行严先生到香港是有使命去的。我记得费彝民每年一次或两次来北京,向中央接洽。来京见总理,同时看看北京朋友,他就去看过行严先生。章除正太太,姬妾至少两个,不住一起。吴夫人很多时间没同行严住,自己到上海另外过,因为行严有姬妾的关系。费彝民到北京看到章老,章托付他说,我身边姨太太新过去,你把香港那个帮忙一下,送上飞机来北京,陪伴我。这个话,费彝民当然要办了,要这样办。他向总理辞行回香港,说到这事。总理说,你不要这样办。相反地,要香港支一笔款,弄一所房子,给她在那里安家,因为我们要派行严到香港。关于要派行严到香港的话,因我常去他那里走动,行严告诉我他要去香港。告诉我他去的使命,经过香港到台湾。提了两个人,一个是黄杰,是军人,湖南人。党中央、总理要我去香港到台湾,黄杰在香港(是学生);一个在外交方面,魏道明。此二人都是我的后辈,要我去香港,再去台湾,对台湾做工作。这些话都是行严亲自对我讲的。他之所以去香港,是有意义、有使命的,使命在由香港到台湾,不想病故在香港,没有去得成。我记得他死后,香港殷夫人来过北京,住北京饭店。
访问延安
先是见张闻天总书记,后才见到毛主席。被人称为主席,打听是否是陕甘宁边区主席。答说,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访问延安,当时日本侵入中国,七七事变后第二年正月,我访问延安。经过情形在《光明报》上有详细记录。访问延安的事,我引用诸葛亮说关羽的话。张飞夜战马超,关羽知道了,向诸葛亮说,我会一会马超。诸葛亮回信给关羽,说马超虽勇,不过与张相等,“逸群绝伦”。用此话赞毛,即借诸葛赞扬关羽的话。
结束一下,为什么有“逸群绝伦”之叹?我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失望,全国崩溃,各自逃难,愁闷国家前途如何,这样去延安的。跟毛谈话后,我心中的愁闷一扫而光。谈了长时间的话,即“论持久战”的话,内容都是这些。我心里豁然开朗,日本必败,中国前途有望,可以建设新中国的。非常佩服他。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建设新中国,就是要讨论的问题,也是目前要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彼此争论剧烈,他的主张与我相反。他是以阶级斗争来建设新中国,我不同意阶级斗争。如果意见不同就争论,说不完。夜晚谈话两个通宵,彼此争论。我的话:中国社会与西洋不同,虽然有贫富贵贱,但是上下流转相通,不同于两阶级的对抗,缺乏阶级对抗形式。他就叹惜: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还是有一般性的。我说,你是强调一般性,没有认识特殊性,缺乏对中国特殊性的认识。
对胡适意见
关于胡适问题,他那个人可以说在学术、思想界有贡献,这就是他的白话文、新文学运动、新思潮,在北大开出来,他是头一个有功的。不过他这个人,所以能享大名,是因为他的头脑明爽,可是浅,浅而明,这两个字。他是不能深入的。这个人,我说他不能深入,一般。
先父所给予我的帮助
(一)帮助是消极的。中学毕业时,一面考试一面革起命来。本来在未毕业时,已与革命党人相通,毕业后便跟着跑革命,到第二年民国成立,照理当去升学,但我不去。先父完全不说,也不勉强我。 (二)后来由革命的社会主义转到佛家,自己东买一本佛书,西买一本佛书,暗中自己摸索——这也是主动的瞎撞,一直撞了若干年——先父也不干涉。我的思想转向佛学后,我就要出家,不娶妻,先父只将他的主意说我知道,而完全不干涉。但我始终固执,世界上恐怕找不出像我这样固执的人来。 (三)不娶妻。母亲临终之前告诉我,不要固执己见,应该娶亲。而先父背后告诉我说,虽然母亲意思如此,可不一定依照,还是以自己意思为主……先父信任、放任不管,这另有他的主意,即放任中有信任,给我好处极大……
我自己的长处
有两点:一点是好用思想,思想深刻;一点是不肯苟同于人。至于短处,不能用一句话来说,即自己不会调理自己、运用自己头脑,好犯失眠症,治这病就是“诚”;意思多,就是不诚。
1977年
3月30日,写完《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失败的朕兆》一长篇文章。
4月16日,袁昌来谈,因《毛泽东选集》五卷出版,有所建议于我。于是着手1953年9月事情之叙述文,将写信给党中央,而以此附件。
5月4日,访张伯驹,似禅净兼修,但文人习气,务为诗词。
10月1日,晚饭后,车来,去天安门观礼,在最下层,感叹今昔之差(昔与毛、周同在城楼上也)。早退,休息于车中,回家9时多。
1978年
5月22日,赴会,王芸生发端,对我批判,其余诸人继之。一概不答。取回我《宪政与专政》一稿,又取得大会集体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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